你是这样的人——缅怀我国著名可靠性工程专家、工程系统工程系杨为民教授（上）
一个大学教授，一个谜。
有的人不相信他的真实存在，有的人无法接受他的离去；有的人认为他高不可攀，有的人觉得他像父亲一样亲和……杨为民教授溘然长逝的消息像一股龙卷风，将许多人感情的潮水旋成一线喷涌的水柱，弥漫在大脑和双眼。
2002年1月30日凌晨，全国可靠性工程专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杨为民乘风而去，留下了他对未竟事业的无限眷恋。损失，不但在熟悉他的人的感情上，不但在北航，更在全国武器装备系统，在全国可靠性工程的研究应用之中。
“英雄就是这个爷爷……”
“他是一个将科学、技术、工程、管理与人品综合于一体的非常特殊的知识分子。”
“在事业和人生的道路上，杨老师是我的引路人；在感情上，他就像我的亲人。”
航空集团公司的一位老总听到噩耗时正在大洋的彼岸，电话还未放下就泣不成声；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栾恩杰填词痛悼杨为民，悲叹“天意何公之有”；
一座2米高的大花篮缀满美丽的白菊，带来了李鹏委员长的深情问候；
数十位部长、将军带队出席追悼会，全国各地的军工单位纷纷来人悼念；
两根长长的绳线挂在灵堂的外面，随风飘摆着各种各样的纪念文字；
一个杨为民的网上纪念馆已经办成了名牌栏目，两个月6
000人访问，400人下帖子、点歌、送花……
2002年2月5日，北京八宝山公墓第一告别室。上千人的追悼会，哀乐沉沉，泪眼婆娑。
北航教师退掉全家旅游的飞机票来了；
工程系统工程系的博士生退掉回家度假的火车票来了；
协和医院的护士捧着洁白的百合花来了；
北航的司机们穿着黑西服排着整齐的队伍来了……
亲密的友人肝肠寸断，数面之交的人也难以割舍。杨为民教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001年12月2日晚，胰腺癌晚期的杨为民给工程系统工程系副主任康锐打来电话，了解“十五”预研综合论证中可靠性学科的情况，阐述“十五”预研可靠性项目的发展重点等。
康锐一直站着听杨为民的电话，与他交流讨论。康锐心里明白，电话的那边是一个正在与胰腺癌顽强搏斗的令人尊敬的师长。
放下电话后，康锐发现已经严重腹水、每天仅靠3升营养液维持的杨为民竟与自己说了40多分钟。
6岁的女儿问他：“是谁打来这么长时间的电话？”康锐说：“是一个生病的爷爷。”孩子奇怪：“生病了怎么说话还这么大声？”康锐脱口而出：“因为爷爷是个英雄。”孩子又问：“什么是英雄？”康锐的泪水已经涌上来，他说：“英雄就是这个爷爷……”
在康锐的脑海里，英雄活生生地就在身边。
杨为民教授是北航工程系统工程系的主任，北航可靠性工程研究所的所长，同时还有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中国航空学会、中国质量管理学会等十来个组长、主任的兼职。
他是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航空工业总公司航空金质奖章的得主、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十杰之一、北京市劳动模范、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曾两次荣立我军“一等功”。
原航空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朱育理说：“杨为民是我国可靠性工程学科建设的奠基人、开拓者，他在事业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空军科技部副部长李帆说：“在杨为民的带动下，我国整个武器装备的水平提升了一个台阶。他是一个将科学、技术、工程、管理与人品综合于一体的非常特殊的知识分子。”
杨为民领导的北航工程系统工程系的青年教师姜同敏说：“对于杨老师的离去，我至今还难以接受。才67岁啊！坐在电脑前，一想起他就忍不住落泪，夫人和孩子默默地看着我一同伤心。在事业和人生的道路上，杨老师是我的引路人；在感情上，他就像我的亲人。”
与杨为民一起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同事石荣德说：“老杨是燃烧自己生命的人，他是累死的。”
杨为民的学生在网上留言：“仔细读完讣告，最大的感觉竟是语言的贫乏。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充分描述杨老师这个整体的人。如果说杨老师不是生活在我们身边，很难相信在这样的社会里还会有这样的人。”
有一天中午，采访完杨为民身边的几位教师已经将近一点了，我们下楼走出了教学区，工程系统工程系曾声奎教授又骑着自行车追了过来，他说：“刚才我想到了一个词——纯粹，毛主席写张思德是个纯粹的人，我觉得杨老师就是一个纯粹的人。”
那么，杨为民走过了一条怎样的人生道路，让人有这样的评价、这样的怀念？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研究方向！”
“个人的兴趣应服从大局的需要，我还是提倡干一行，爱一行。”
20世纪50年代初，杨为民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火箭系学习，1958年毕业后留校工作。
留校以后，杨为民下过干校。屠庆慈教授回忆说，杨为民干什么事情都要干得最好。那时他们在郊区的农场，杨为民担任了炊事班班长，屠是副班长。杨为民炒的菜、蒸的馒头至今仍让人回味。他还琢磨温度、酵量、发酵时间等的关系，画了一张表，贴在墙上供其他同志对照使用。杨为民无师自通，杀猪一刀准，并经常自己开着拖拉机去买菜。
60年代末，西方大国搞霸权主义，其高空无人驾驶飞机不断侵犯我国领空。毛泽东主席指示：“国外有的我们要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周恩来总理说：“一定要把中国的航空事业搞上去”。
为增强我国空军的实力，实现党和国家的期望，原国防科工委向北航下达了研制我国自己的高空高速无人驾驶照相侦察飞机的任务。
这项重大的无人机研制任务动员了北航的上千名师生。1968年，33岁的杨为民受命担任了无人机的总设计师兼总体研究室主任。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带领大家奋斗了近10个年头。从测绘、设计到生产、试验直至总装、试飞，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解决了大量的技术难题。虽然正处于文革期间，杨为民和师生们顶住压力，没有虚度青春。
那时的人哪里需要哪里干起来，都是多面手，杨为民也跟大家一样属于“八大员”，即设计、描图、材料、工艺、检验、试验、试飞、外协等工作样样都干。杨为民1米8的个头，穿一件飞行员的皮夹克，头戴无线通话设备，轮廓分明的脸上沉着而刚毅，在指挥塔上发布命令并亲自操作，他的身影在许多人的脑海里至今历历在目。
与杨为民共事了30多年的老同事翟光明教授仍清楚地记得，1977年，杨为民在机场指挥无人机试飞，看见用来装吊发动机的手摇吊车似乎太陈旧，他们俩就一块儿去检查、试用。果然吊车的摇把失灵，飞旋之中掀起了杨为民脸上的一大块皮肉，缝了40多针。炎炎夏日里，杨为民在机场硬撑了40多天，顾不上化脓的伤口与持续的低烧，结果脸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1980年，高空无人机研制成功并通过了设计定型，该机能在1.8～2万米的高空拍摄地面的清晰图像，使作战效益大大提高，经受了实战的检验。该机的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装备了我国空军第一支无人机部队。该项成果已被镌刻在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上，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辉煌历史的一部分。
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北航无人机研究所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方向的选择。是“等、靠、要”，还是自己开创新的事业？是做“短、平、快”的小项目，还是进攻国家航空事业发展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终于有一天，杨为民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带领同志们下工厂、访部队、走三线，通过调研瞄准了我国航空工业系统工程的研究，进而发现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制亟需的可靠性工程这个空白领域。一个快50岁的人抛开轻车熟路的专业，改行去搞新兴的边缘学科？好心人劝他别冒那个险，可杨为民有自己的战略眼光。
如果一架飞机飞得高、飞得远，作战性能也不错，但是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起飞或者寿命很短，这架飞机的作用就得大打折扣了。80年代初，我国空军就处于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我军的战斗力。杨为民因此意识到了可靠性工程的紧迫性和巨大的发展空间，不光是飞机，海、陆、空、天都得有可靠性的保证，才能使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的功能。
我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引入国外可靠性工程的理论，但发展缓慢，尚未进入工程领域。“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研究方向！”杨为民斩钉截铁的话掷地有声，他充满信心要开垦这块处女地，大家也服气。
当时，系里的年轻人曾经跟杨为民探讨过兴趣与工作的关系，说：“工作要有激情，当然得爱一行，干一行。选自己喜欢的事做，多爽啊。要是兴趣转移了，不妨改行、跳槽。”杨为民意味深长地说：“个人的选择应该与祖国的需要相结合，这才能成大事。在国防战线上，个人的兴趣应服从大局的需要，我还是提倡干一行、爱一行。”
对于祖国急需的事业、自己精心选定的方向，杨为民一直激荡着饱满的热情。
80年代初，可靠性工程这项崭新的事业在北航从零起步，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是双拐。他们首先学习可靠性的理论，互相讲课，补充讲义。杨为民早就先行一步，他给大家划分领域，作技术指导，并身先士卒带头试讲。
对飞行服进行定寿延寿工作是他们开展的第一个可靠性工程科研项目。过去飞行员抗荷服的使用寿命为2年，更新快、浪费大，库房的衣服重重叠叠堆积。从1983年到1986年间，杨为民和屠庆慈、贺国芳等同事一起，多次到部队和湖北襄樊的生产厂家，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搜集和分析数据，做了大量的调研和试验工作。
贺国芳教授回忆说，那几年，他们经常在火车上进行方案论证和计算，最终成功地把医学上的残存比例法理论借鉴过来，用随机残存比例法解决了这一难题，使抗荷服的寿命从2年提高到5年。
1986年，该项目获得了部级科技进步奖，这也是航空领域的第一个攻克定延寿问题的实例。
杨为民在可靠性工程领域展开的第一次重大战役是对运7飞机的定寿延寿。
20世纪70年代，我国就自行研制了客机运7，并进行了小批量生产，由于缺少可靠性工程研究，生产厂规定运7飞机机载设备的寿命仅300～500飞行小时，而国外同类飞机的机载设备寿命为5
000飞行小时。为了扶持民族航空工业，每架飞机国家都要给予不菲的补贴，按当时价格，国产运7飞机出厂要带33万元的备件。但是，一到“寿限”飞机就得全面拆卸、检修和更换机载设备。因此，民航部门不愿用运7飞机，宁愿花宝贵的外汇进口外国飞机。
杨为民的心在隐隐作痛。
面对民族航空工业遇到的困难，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国内航线上的飞机要考虑自己制造”的要求，这也使杨为民和他的同事们下定了决心，积极投身到运7飞机的寿命研究中。
一个大学的老师，搞搞科研、搞搞教学，本在情理之中。杨为民却带着他的研究集体走出象牙塔，确定了“面向工程，结合实际”的研究路线，并不断提醒大家：我们的任务不只是理论研究，而是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杨为民从此将毕生的心血投在了可靠性工程之中，无怨无悔。
他的女儿说：“爸爸是个快乐的人。他以贡献为快乐，以对国家、对民族做出了有益的事情为快乐。”
为解决运7飞机中数百个机载产品的寿命问题，杨为民组织科研人员和部内几十个厂家合作，分别了解各个产品的内外场故障信息，分析故障模式及原因，研究解决途径，指导各单位进行了长期的寿命试验。经过近五年的努力，终于使运7飞机机载设备的首次翻修期限由原来的300～500飞行小时延长到2
500～5 000飞行小时，达到了国外同类飞机的水平。
运7飞机定延寿的成功，提高了国产飞机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使之成为我国航空港内最大的国产机群。据统计，仅机载设备延寿一项，“七五”期间就为国家节省经费超过两亿元！
杨为民善于总结经验加以推广。“运7机载设备的定延寿技术”成果相继在其他十多个民用、军用机种中得到应用和发展，为提高我国军用、民用航空装备的寿命和可靠性做出了重大贡献，获得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1年3月，李鹏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中国民航总局和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召开的“运7飞机安全飞行‘双十五万’”表彰大会的全体代表，北航可靠性工程研究所在这次表彰会上荣获先进集体、杨为民等十几人荣获先进个人称号。
“在国防系统，杨老师把北航的一个系办得甚至比北航更有知名度。”
“我们是‘怪物’，小系大中心。这种特殊的中心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他没有攻不下来的山头。”
杨为民教授将我国可靠性工程从萌芽状态推向了山花烂漫。
他所提出的可靠性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在航天、舰船、兵器等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同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武器装备可靠性事业的深入发展。
飞机、导弹、火箭、飞船、卫星、核潜艇、坦克……杨为民用心哺育过的装备全都听见过他铿锵有力的豪爽之声，全都见证过他孜孜以求的探索足迹。他参与了几乎所有武器装备新型号的可靠性工作，许多重大的海陆空事故都请他分析判断原因。
在国防系统，他是声名赫赫、一言九鼎的专家。从1993年起，他担任了航空工业总公司（后改为航空第一、第二集团公司）可靠性工程技术和管理中心主任；从1996年起，他担任了原国防科工委武器装备可靠性工程技术中心主任；2000年起担任总装备部武器装备可靠性工程技术中心主任和国防科技工业可靠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他还兼任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委员、总装备部可靠性技术专业组组长、国防科工委质量与可靠性专家组组长、中国航空学会可靠性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质量管理协会常务理事兼学术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可靠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技军用产品质量保证体系认证委员会委员等职。
但是，在北航，他只是一个系的系主任，而且是一个规模不大的系。
干工作关键在人。为了促进人才的培养，1985年，北航工程系统工程系应运而生，成立之时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系。尽管系统工程一度很热门，真正的大学里培养工程系统工程人才的建制是杨为民的首创。
该系坚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从开始的50多名教师、30多个本科学生已发展为现在的上百名教学科研人员、上百名本科生、67名硕士、博士生，建成了国内最大的一支可靠性工程研究队伍。这里至今仍是全国惟一的一个系统培养可靠性工程人才的基地。
空军装备部的一位负责人说：“在国防系统，杨老师把北航的一个系办得甚至比北航更有知名度。”这个知名度和权威性显见于几个一体的“可靠性中心”上。杨为民曾经开玩笑说：“我们是‘怪物’，小系大中心。这种特殊的中心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关于中心的设立，当初竞争也很激烈。涉及到的国防系统的几个领导当时还颇有一番“肥水流了外人田”的压力。原科工委的老同志说：“我们自己也有搞可靠性工程的，都穿着绿军装，为什么选个穿‘蓝褂子’的？”航空部也有同志说：“我们的信息、质量研究所照样做可靠性，可靠性中心干嘛选个北航的人？”
鉴于北航与工程型号长期结合的实践经验，管理完备，专业配置齐全，综合实力强，也应该说考虑到了杨为民的主动工作与奉献精神、组织能力与人格魅力，北航在竞争中占据了优势。这些可靠性技术中心下设元器件部、环境工程部、信息工程部、可靠性系统工程部、中心办和机关等，协调合作，善打硬仗。
当初刚刚跨入可靠性工程领域，杨为民也曾经为了见某个厂所的领导而苦等好几个小时，中午到小饭馆吃碗面条接着等。好朋友劝他：“你稳稳当当讲课做学问有什么不好？搞什么工程？何苦来？”可杨为民只有一个心愿：“一定要把我国的可靠性事业搞上去！”
20世纪80年代中期，部队的武器装备特别是军用飞机，可靠性、维修性较差，故障多，寿命短，机毁人亡的事故时有发生。对此，部队领导也很着急，而我国连可靠性的指标都没有，使用方对承制方说不出个一、二、三，提不出可靠性的要求，更别说检查考核了。
杨为民便出面出钱，将使用方、承制方和从事可靠性工程研究的同仁们首次召集到一起，在青岛开起了研讨会，介绍了国外的研究与应用状况，大家共同探讨我国武器装备的可靠性标准。
甲乙方自然都有各自的利益与考虑，使用方希望指标控制得越细越好，承制方要求内部掌握的余地越大越好。
当时北航属于航空部，是研制方的一员。但杨为民心中只有国家利益这一杆秤，他以自己公正无私的人品和学术上的精深造诣，总结出了可靠性指标，并合理地对生产与验收环节有争议的可靠性指标作了判断和区分。
经过不断努力，总装备部和国防科工委系统都下发了红头文件，规定新立项的武器装备均应有可靠性参数与指标要求。从此，可靠性工作有了制度的保证，从设计开始，可靠性就要贯穿始终。可以说，对于我国武器装备可靠性参数与指标的国家军用标准的制定，杨为民立了首功。
可靠性工程在我国“九五”预研中，只是一个项目的分支，经费也有限，经过杨为民等同志的多年努力，到“十五”预研时，已经成为一个“可靠性共性技术预先研究”的专项，包括几十个小的专题。
杨为民所在的工程系统工程系和可靠性中心与国家的可靠性工程事业同步发展，不断创新。
他们已经将产品的可靠性发展为五性，即可靠性、维修性、测试性、安全性、保障性。
为了科学严谨地做好可靠性试验，杨为民带领一班人建起了集机械、电子、计算机、控制于一体的高新技术密集型复杂系统“温度、湿度、振动、低气压”四综合实验室、失效分析实验室、软件可靠性实验室。其中四综合实验室耗资4千万元，用以试验各产品在不同温度、湿度、振动以及低气压或真空环境下的工作状况。
这些国内一流水平的实验室，在国防和国民经济主战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海、陆、空、天的武器装备，现在许多民用产品，包括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杆，也来这里做试验。
2000年9月至年底，杨为民带着中心的一批精兵强将，协助国防科工委进行了重点型号诸项目的质量与可靠性检查，通过全面的调查，总结了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向科工委主任刘积斌做了汇报。在2001年5月举行的全行业十大集团的质量工作会议上，检查专家组所做的这份质量可靠性工作报告获得了普遍的好评。
2001年初，这一班人马协助总装备部进行了重点工程的质量可靠性大检查，涉及到各军兵种海陆空天的数十个大项目，他们设计方案，确定检查大纲，安排实施计划，举办培训班并派出专家到重点型号深入检查，然后将数据统计汇总，认真分析，提出了共性问题的分析、解决办法，历时七八个月，影响面很广。
工程系统工程系党总支书记刁怀军说：“杨老师工作起来总是充满信心，精益求精，他没有攻不下来的山头。”
有两个跟了杨为民30多年的老部下甚至肯定地说：“杨为民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每次开会，他总是先从世界形势、国防大事讲起，再剖析到我们目前的工作。他信息灵通，大局在胸，这样的人怎么会打败仗呢？”
“推广可靠性，育人用才最关键。”
“世界上好地方多的是，哪儿好你往哪儿去，这不算本事。真本事是把不好的地方办成最好，让大家都想来。”
“其实，我给杨为民穿过小鞋的，他竟然这样待我！”
为了将可靠性工程的重要性在国防系统广为宣传，将可靠性的标准严格地推广执行，杨为民亲自主持，组织国内十几位专家编写了近200万字的《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一套9本的技术丛书，还先后为全国有关部门举办了200多期培训班，培训了上万人次可靠性工程技术人才。
杨为民说：“推广可靠性，育人用才最关键。”
上至中南海的领导、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国防十大集团的部门负责人，下至各厂所的工程师、技术员，都被杨为民生动的语言所感染。
他说，一个孩子聪明可爱，但是身体不好，病病歪歪，甚至很快夭折了，行吗？武器装备的可靠性就是给武器看病、治病的，很多装备没有经过可靠性设计和检验，要补课。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再治病，那是没办法的事情，最好是防患于未然，优生优育。所以，飞机、导弹在设计和生产当中就要贯穿可靠性的思想。
一支航空、航天、兵器、船舶、核工业、以至于民品机械、电器行业的可靠性工程的队伍，就在理论培训与工程实践中渐渐成长。杨为民走到哪里，都有人亲切地称呼他“杨老师”。
1982年6月，空军驻北航无人机项目的代表冯延光刚认识杨为民时，还是一个对可靠性一窍不通的热血青年。那天，杨为民在总装车间第一次见她，问了两句，马上给她写了张条，让她去条上的地址听可靠性的课。当时，冯延光简直一头雾水，心想：我受军方领导，这人是谁，一见面就派我去听课？什么可靠性？及至听了课，才知道自己这个代表必须把可靠性从头学起，才感到杨为民讲课的魅力与他平时的寡言形成鲜明的对照。
杨为民在系里为硕士、博士生讲课，十分生动、透彻，受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尽管杨为民那么忙，当“可靠性系统仿真”课的老师因故不能讲授时，他立即替上去，代课半年。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各高校都遇到了一个同样的难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如何在比较清苦的条件下把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人才留住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杨为民领导的工程系统工程系将难题解决得较好。
从1990年至今，该系因照顾两地分居、出国，先后有10余位教师离开，但是调进来的却有40多人，而且主要是青年人，其中硕士、博士占40％以上。同时返聘了20多位老专家。该系的凝聚力从哪里来？杨为民说，一个集体的凝聚力，其实就是个情字维系。年轻人说，杨老师和系领导班子像强大的磁铁，用兴旺发达的事业，用诚挚的感情，把大家紧紧地吸引在一起。
对于培养出的可靠性工程的好苗子，杨为民尽量要挽留和稳定他们，把他们用在刀刃上。
系里的年轻人牢牢记住了杨为民的一句话：“世界上好地方多的是，哪儿好你往哪儿去，这不算本事。真本事是把不好的地方办成最好，让大家都想来。”
现在的中心常务副主任王自力，一直珍藏着恩师杨为民送给他的结婚纪念品——一对情侣表，这是杨为民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时得到的奖品。
1988年，王自力硕士毕业想分回老家四川工作，杨为民觉得他有发展潜力，就不厌其烦地找他谈话，希望他留校发展。
“杨老师的那份真诚感动了我，让我能够继续从事可靠性工程研究。”王自力说，“杨老师无形中总有一种人格的魅力，不管是学生还是同事，都心甘情愿跟他干，尽管他有时很严厉、脾气较大，大家都没有怨言。其实，他这样都是为了事业。他对年轻人的发展都有规划，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特别适合于年轻人的成长。”
“杨老师经常跟我们讲，可靠性系统工程要求各专业必须协同作战，没有主角和配角之分。”年轻的系副主任康锐教授说，“他总是要求我们站在国家和行业的高度看待和研究问题，鼓励我们勇挑重担，把我们推到重大项目的第一线，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杨为民求贤若渴，胸怀坦荡。”元器件实验室的郑鹏洲教授尽管不是党员，却打电话给《支部生活》杂志，强烈要求报道杨为民作为一个党员、干部的优秀事迹。他说，先进典型我接触过不少，杨为民跟他们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郑教授是杨为民从航天部某单位引进来北航的，那是1996年，郑教授56岁。飞船、飞机、导弹等，每个产品都离不开大量的电子元器件，元器件的可靠性与整体设备的可靠性密切相关。
郑鹏洲是全国有名的电子元器件专家，为了将郑教授尽快调来学校，杨为民多次找学校人事处、校后勤和航天部某单位火速协调，亲自过问对郑鹏洲住房的装修情况，让郑鹏洲立即乘飞机回去善后、搬家，10天之内居然全部办妥了。
据说，后来杨为民有些难为情，琢磨着：怎么好意思见航天部的老总呢？因为挖了他的人。
郑鹏洲动情地说：“其实，我给杨为民穿过小鞋的，他竟然这样待我！过去，我和老杨是竞争对手，我总竭力防止杨为民占我们的饭碗。有一次，杨为民在北京组织召开一个失效分析的会议。航天部失效分析的主任是我，我就说，大家注意了，给他穿个小鞋。开会的前一天，我派人买了张机票把会议专家押上飞机去了成都。我以为他会对我生气，一见面，他就握着我的手说：‘都是为了工作。’”
事业留人，感情留人，有杨为民这样的核心，集体的凝聚力经得起风雨。
曾经有个企业来挖王德言教授，热情地接王教授去考察。对王教授来说，这是个技术上不难的任务却有300万人民币的年薪，不过王教授还是谢绝了。他说：“要想发财，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杨为民不是没有那个能力与条件，他早可以发了。可是杨为民说过，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享受了又如何？可靠性事业离不开我们哪！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能理解，有时就这么想。”
“你们不能光看到自己的小集团，应站在国家装备的高度想问题。他们高层做得不到位，我们就有义务做工作促进！”
“工作是集体做的，功劳是大家的，都记在我头上，有愧呀。请不要让我脱离群众。”
杨为民是一个传统的人，也是一个现代的人；是一个勇于进取的人，也是一个低调内敛的人。
有时候，不必他做的事，他要力争；有时候，该他享受的待遇，他要力辞。
当可靠性工程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杨为民“伙同”航空航天部门的干部，将全国有关厂所的老总在召开年会之际“扣押禁闭”起来，8天里给他们连续讲课，力争给他们注入可靠性工程的思想意识。当然，课程生动而紧密联系实际，不少人豁然开朗。
可靠性保障耗时、费钱，交货的当时反映不一定明显。因此，有些人也常常有“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有时候就不要”的思想。
发博文
加载中…
添加到我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