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南京市代市长季建业上电视节目与市民互动，在被问到房价问题时，季建业称，“说实话，以我的工资来算，大概也要十多年才能买到一个小房，还买不起大房。很奇怪，最近官员们开始流行倒苦水，把自己塑造成高房价下的悲情角色。季建业并不是发表类似“高论”的第一人，之前还有贵州省省长林树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郑州市长赵建才、广州市原政协主席陈开枝、广州市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等官员，都曾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一种观点

“不要以东宁人民为敌，不要以卵击石。”猛听此言，会让人想到文革时“红卫兵”的口号，或者是人民警察对罪犯的警告。然而，遗憾的是，这是黑龙江省东宁县一任姓县长，在棚户区改造动员大会上对“钉子户”的严厉告诫。而且，在县长的雷人话语之后，东宁县公检法等部门领导当即表态，全力支持县政府的强行拆迁。（12月17日《东方早报》）

棚户区改造的确是解决民生的实事。但是，如此上纲上线的暴力语言，从正在建设法治政府的中国官员口里喷出，着实令人惊诧。首先是任县长的狂妄无知令人惊诧。“钉子户”既没背叛国家，也没祸害人民。面对蛮横无理、兴师动众的强拆，渴望平等公正的权利，捍卫自身合法权益，怎么能算“与人民为敌”？其次是任县长的权

湖南道县县委书记易光明因涉嫌违纪被省纪委双规。得知消息后，当地群众打出横幅庆祝易光明落马。如此举动，堪称难得一见的景象，背后喻意重重。首先，不能排除民众“被庆祝”的可能，毕竟，类似的被政府操纵的虚假场景已经司空见惯。其次，在现代社会，一个贪官的落马，需要群众如此激动万分吗？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让人感到悲哀:前者说明，有人利用群众来搞虚假政绩宣传，甚至是进行权力斗争；后者则活脱脱是一副封建臣民对父母官感恩戴德的画像，是对民权没有得到尊重、公权没有得到制约的变相控诉。

道县群众庆贺贪官落马的举动，多半会被党政部门当成宣扬反腐政绩的范本。但很显然，群众的庆贺行动更多的是一种悲情的控诉，是一种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寒冬岁末，辛勤一年的农民工最大的愿望，是把辛苦挣来的工钱带回家里。这些钱，可能是面临失学危机的孩子的学费，也可能是久病不愈的亲人的救命钱。但是，越到年关，关于农民工因讨薪而遭遇悲惨命运的新闻就越多。最近一则新闻更是耐人寻味，据《信息时报》报道，12月8日，广州市人大代表质疑广州市的反恐演习总是假设“工人讨欠薪引发群体性事件”。由此点燃人们对欠薪问题的疑问，为什么欠薪问题会长期存在，为什么讨薪的工人阶级会成为假想的恐怖分子？

恐怖主义活动，一

在现代社会，株连九族是一件挺不人道的事。但是，深圳市日前颁布的《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中提出，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体官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如此规定却迎来一片叫好之声，足以引发人们深思。所谓“裸体做官”，是指配偶和子女都在国（境）外，孤身一人在国（境）内的官员。“裸官”之所以倍受关注，是因为许多贪官都以“裸”为退路，一有问题就会毫无牵挂地溜之大吉；即使外逃不成功，也算是“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据商务部的调查报告显示，近30年来，外逃官员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而且，由于法律不完善和贪官风险意识增强，“裸体为官”的现象越来越多，“裸官外逃”更是使反腐压力增大。境外追逃难，依法惩处难，挽回经济损失更难，裸体外逃现象对国家负面影响巨大。可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对裸体做官的干部，却一直缺乏

据法制日报报道，曾任江苏省六合区副区长的刘有贵，以借来的400万元起家，辞官下海不到一年，就成为坐拥1514亩住宅用地的“地主”，几年后更是身家过亿。近日，刘有贵因依仗官场人脉，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回顾刘有贵凭借做官期间营造的人脉，迅速“空手套白狼”获得上亿资产的过程，足以让许多殚精竭虑创业的商人汗颜。也再次证明人脉在中国的重要性。人脉不仅可以简化办事程序、缩短办事过程；还可以不守规矩、破坏秩序；甚至可以促使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官场如江湖，许多洞察官场世故、通晓权力寻租法则、曾经手握实权的官员，即使卸职为商，也能左右逢源、官商相护、权力自肥。如刘有贵曾经主管土地和城建，有关部门自然会为其高效运行、一路绿灯。如果刘有贵手头有现钱，不在倒腾土地上做文章，恐怕已经到手的

据《工人日报》报道，面对甘肃省224亿元住房公积金闲置的事实，甘肃的职工感叹贷公积金难，公积金管理机构却称“受商业房贷挤压，有款却贷不出去……”。于是，有学者提出，现在应该重新思考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定位，究竟是带有行政色彩的事业机构，还是办成政策性的住房金融组织。而专家则建议，应该逐步把各地分散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集中改造为政策性的国有住房银行。一时之间，住房公积金再次成为焦点话题。

实际上，全国各地都存在住房公积金闲置现象。截至2008年末，全国住房公积金交存总额超过2万亿，其中沉淀资金高达6000亿。可公积金“沉睡”并不代

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令人疑惑：一面是内需不足，消费萎缩，国民收入偏低。世行发布的资料显示，中国人均收入仍处于世界中等偏下的行列；中国消费占GDP比重约为45%，远低于国外水平。一面却是奢侈消费的火爆。据中新社报道，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并预计在2015年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9%。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两个截然不同的排名，不仅反映了中国人传统的安贫乐道和俭而有度的消费观念不断弱化，显示出构建节约型社会的紧迫感和现实意义，也暴露出中国目前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权利过分垄断、财富过分集中、贫富过分悬殊等社会问题。

据《南方日报》报道，最近，广州市人大组织代表到广州市环保局调研，在调研现场，当广州市人大代表邓成明针对热点问题向广州环保局提出疑问时，被环保局局长丁红打断话语，导致邓成明中途离席而去。一幕可供舆论多角度剖析、质疑和评判的公共事件就此上演。我们抛开环保局长中途附议叫插话，中途反对叫打断；人大代表中途离席是愤而退场，还是托故离开等细节问题。广州市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员碰撞的场景，比起前段时间频繁出现的公民质询政府，反衬出的人大代表失位现象，显然是一件幸事。人大代表的直言，显然比举手或鼓掌式表达更令人信服。起码让民众看到，部分公仆角色到位后的制度光彩。

在这一事件中，政府官员很牛气，人大代表有火气，唯独民众没有一点脾气。从人格上来说，人大代表和局长都是平等的；但是从现行体制设计来看，二者负载的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进一步重视和加强行政案件受理，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切实解决行政诉讼“告状难”问题。通常，人们把行政诉讼称为“民告官”。自古以来，“民不与官斗”就是中国的古训。所以，老百姓没有天大的冤曲是不会去击鼓鸣冤的。因为，“民告官”的过程太艰难、风险太大，从古至今都是如此，现在也没有完全改善。这次最高法院出台的《意见》，显然是针对民对官“告状难”的现状的调整。这是司法系统内部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努力，这种精神值得民众赞赏和关注，但最终效果却不容乐观。

《行政诉讼法》已经颁布20周年。虽然，“民告官”案件在逐年增多，体现出中国的法治精神和公民意识都在成长。但不可否认，“民告官”依然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