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YY姐的要求，把去瓜拉大汉雨林旅游需要准备的东西发给大家参考：

Jungel expedition, kit list

The items listed below are purely recommendations. Try to use your equipment before you go – particularly your rucksack, walking shoes

波波刚刚去川航的营业厅把10月7日深圳飞成都的免票换了，这样国庆马来西亚之行的六飞机票全部搞定了。

6月换国航成都飞深圳的免票，附加税费才150元，一过七一，就涨成200元了，想想去年去尼泊尔换成都往返拉萨的机票，税费才130元。-----通货膨胀厉害啊！

算了算，六飞的机票目前花了2384元，预订兰卡威和吉隆坡的住宿花了560元，总计用掉了近3000元。这样，只有去瓜拉大汉热带雨林的时候才会有大笔的支出了，其余开销应该都是小钱了，希望整个行程的花销能控制在5000元左右吧！

目前我们一行人有波波的同事、朋友，还有记者编辑，一共12个人了，不知道临行前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加入我们这个MINI自助旅游团呢？

去昆明出差的时候，李嵋向波波推荐吃绿A螺旋藻，说是对过敏性皮肤非常好，她和她妈吃了后效果很显著，皮肤被太阳晒后很少再发炎了。

波波当初在川大新闻学院读书时，曾参与了川大三康螺旋藻的上市策划，因而知道螺旋藻对免疫功能有一定调节作用。但是不知道对过敏体质有帮助，于是回到成都就买了一桶来吃。

现在吃了一周，对皮肤究竟有没有帮助，波波说不清楚，不过波波的过敏性鼻炎倒是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以前波波早晨一起床没多久，就会觉得鼻子痒，然后开始连续打喷嚏，流大量清水样的鼻涕，这些症状一般要持续整整一上午。但是吃了螺旋藻一周，这些症状基本消失完了。

波波刚才上网看了些学术论文，才知道螺旋藻的这一疗效，早已是被中外医学界的实验和临床证明了的，只是作用机制不详。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2004年08期

中文摘要

五个主持人，波波只认识成都台的胡晓（右），听说他已经混成制片人了。他那条鲜黄的领带可真是.....，衣如其人。

主持人采访尤勇、胡军、张震

波波刚从武侯祠《赤壁》全球首映礼晚会回来，拿Alpha 700拍了很多照片，心情很激动，完全回复到了震前的水平。今天先发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等周末有空整理出来再贴出来。

由于坐的远，感光度开到了800，DT4-5.6/55-200的镜头基本都是用最长端拍摄的，幸而Alpha 700的防抖效能十分显著，照片基本没糊，大家先将就看吧。

这几天，好多人问波波，为什么最近不更新BLOG，是不是变懒惰了啊？

所以今天特地上来告诉大家，波波最近晚上都在学中医，很忙，没空写BLOG。而且地震这种不开心的事情，波波也不愿意去回忆；去灾区捐赠不是做秀，所以波波也没拍照片，也不打算在博客上写。地震死了那么多人，更没有必要去找以前拍的灾区的照片来做个新旧对比博下点击率。还是跟着自己的良心行事好了！

而且波波发了五六篇帖子都被SINA给删除了，最后警察还深更半夜跑到波波家里来找波波谈话，让波波感觉《1984》里面的那个Big brother真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波波现在也在考虑要不要把BLOG搬家，搬到一个有liberty of speech的地方去。

     这段时间上班等电梯的时候，波波总是非常期待看到BRAVIA W380系列的电视广告，除了想看到仪态优美、色彩艳丽的火烈鸟，也非常期待听到那让人热血沸腾的广告配乐，波波对这首乐曲有一种似成相识的感觉，总觉得以前好象在哪里听过。今天问了冯大姐，才知道这原来是法国印象派音乐的代表作，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Bolero）。

     该作品创作于1928年。全曲以单一主题反复，自和缓推向激昂的终曲，曲中多变的管弦乐法，尤其是长笛竖琴的发挥，配上合唱团的微妙音色，一种若隐若现的典雅

记得波波去年找成都中医院的牟春彬老师看病的时候，曾问过他，抓药去哪里好呢？牟老师回答说，他开的药都很便宜，即使不公费报销，病人自己承担也没啥负担，医院药房容易抓错药，所以他还是建议波波去北京同仁堂抓药，一来北京同仁堂的药材质量比较有保证，二来北京同仁堂肯定不会抓错药。------至于为什么北京同仁堂不会抓错药？波波当时也没详细问。

结果今天中午，波波拿了牟医生开的处方笺去楼下的北京同仁堂熬药，下班的时候药熬好了，波波拿了药就回家了。

等吃过晚饭，波波没事就开始看北京同仁堂打印的小票，居然发现处方笺上黑底白字写的“鲜皮”到购物小票上就变成了“鱼腥草”，波波吓得魂都要飞了----波波虽然不懂药材，可是也知道这“鲜皮”绝对不是“鱼腥草”的学名，这是两种不同的药材嘛。

By Joan Chen

Wednesday, April 9, 2008; Page A19

I was born in Shanghai in 1961 and grew up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uring my childhood, I saw my family lose our house. My grandfather, who studied medicine in England, committed suicide after he was wrongly accused of being a counterrevolutionary and a foreign spy.

Those were the worst of times.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ded in the late 1970s, however, I have witnessed unimaginable progress in China. Changes that f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