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都有过青春，都会不自觉地去记忆青春期中发生的某些事，遇到过的某些人。有些习惯被保留下来了，有些玩伴非常幸运地保持了联系。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即使你已对你的青春一无所知，也会有种种手段让你重拾记忆。大多数人认为青春是美好的，即使干了点傻事说了些傻话，也因为其已经成为一段朦胧的记忆而被充满感情地加了分。也正因为如此吧，我发现青春是最容易被情绪化的，对青春的认识也很容易被情绪化，青春成了人们共有的隐痛或者精神的隐蔽所，没有什么人愿意还原它本来的面目。我们，作为他人的旁观者与自己的当局者，当我们必须面对人类共有的那么一段时间及经历时，我们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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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像她这样奢华的写作。”

                          ——阿城

    阿城的这句评语，一直被视为评价朱天文的点睛之笔。何谓写作的奢华？我把它理解成为一种极致。一个作家，能创造一种极致，这本身就是莫大的成功了。比如朱天文在文字上的功力，向来为人津津乐道，得了老师胡兰成的真传，华而不艳，丽而不俗，看了只让人觉得活色生香，香气袭人，却不知道这香从何而来。朱天文善用感官调动语言，《荒人手记》中多次出现关于色彩的词汇，且堆砌组合，满天席地，气势壮阔却心细如丝，就像沾满油彩的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是作家沈从文写给当时的恋人，后来的妻子张兆和的一封情书。在我更年轻一些的时候，是很艳羡这样的语句的，直白，实诚，饱含深情。很难想象这是一个老师写给学生的情书，总觉得太“过”了些，虽然在爱的面前，身份，特别是符号化了的身份，是很虚弱的。在我的感觉中，师生之间的恋爱似乎并不应该是如此，特 别是男老师和女学生。川上弘美的《老师的提包》讲的也是师生恋，我也是因着这题材才决定阅读它的。很幸运，这是一部符合我趣味的，或者说是能诠

关于旅行，总会突然冒出很多文字在脑海里，最先想到的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阿兰•德波顿的《旅行的艺术》，还有波伏瓦的《美国行记》等等。作家们写旅行总是不太满足，不是挖掘旅行的意义就是考量当地的民风民情，我看了觉得太累。从云南回来后我常想，旅行的状态和日常的生活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无非是睡在不同的床上，听着不太明白的异地口音，买东西的时候会发现因为自己是外地人而被大宰了一刀。这就是旅行的乐趣了吧，一种与肢体与生理习惯息息相关的，仿佛从脚底心冒出来的不一样的感受，好像换了一身刚买的，还没有落过水的衣服。即使对着这身衣服，也谈不上好看与否，因为还来不及总结概括，只是一味的愣愣地感受着，感受完了，回来了，一切就结束了，至于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就像写这些文字的此时，都是一些和旅行本身无关的事了。如果说旅行让我着迷，那只是因为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匆忙的莫名其妙的感觉，说不上好坏，说不上喜不喜欢，光是感觉，就足够了。

    据毕飞宇自己说，在写完《青衣》的近一年时间里，他一直在等待一个人物，正是这个人物促成了《玉米》的诞生。那么，我是否可以推测《青衣》和《玉米》存在着某种联系？筱燕秋和玉米同为女人，同样承载着作者关于人的宿命及存在的思考，她们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被作者叙述的呢？她们的存在是否暗示了某一种生存方式？

    这两个中篇的气质太不同了，《青衣》有着浓重的色彩感，《玉米》则内敛得多，筱燕秋是个“一根筋”的女人，她身上存着一股冲动，甚至有

    在文学作品里，总有这样一种女性形象，她们自私霸道，自说自话，不讲道理，她们拉拉扯扯地活着，不知道在和谁较劲。她们是一类易患歇斯底里症的女人，并多少有些神经质。筱燕秋也属于这一类，整部《青衣》事实上只是筱燕秋一个人的一台戏，她是个戏子，她演的是嫦娥。她，戏子，嫦娥，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同构关系，她们重叠在一起，只是为了让彼此更一致。

    说起《青衣》，很多人会不由地拿李碧华

    很多人看完《小王子》后都会突然从脑子里迸出一个问题：你是玫瑰？还是狐狸？作者圣埃克苏佩里的妻子龚苏萝就有一本回忆录，叫作《玫瑰的回忆》，显然，她确信她就是作者的玫瑰。也许龚苏萝在这样认为的时候，她是很愉快的，她很为自己能成为圣埃克苏佩里的夫人而自豪，当他以坠机作要挟威逼利诱她答应求婚的时候，她心里其实是很自得的。她爱他，这毫无疑问，但她更需要用她那过分的自矜自怜来他换取他爱的表现，比如那个别出心裁的求婚仪式。就像玫瑰，她需要那个玻璃罩，不是出于生存的实在需要，但更胜于任何生存需求，这不是虚荣，这只是一种需要（欲望）。从这个角度来看，龚苏萝作为玫瑰当之无愧。

崔卫平的《正义之前》中有一篇文章叫《站在失败者一边》，举了波兰诗人米沃什为例。米沃什的故乡曾在50年中被多个不同国家占领，每一次的政权更替，都伴随着大量令人难以接受的各种制度。就是这样一个在短时期内被无情的轮暴摧残得体无完肤的民族，把人轻而易举地置身于完全失败的境地之中，人们甚至搞不清楚自己的母语应该是哪国语言。但崔卫

    很久前接触胡兰成时，我就不是一个“张迷”，虽然极爱看她的小说，但并非到了迷恋的地步。我固执地保持着对作品作家的客观态度，即使仅能做到尽可能地客观。听说“张迷”们满心热望从他的文章里看出一心半点对于张爱玲的描述，没想到《今生今世》里就有，且颇为详尽。胡已竭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却反过来仍厌弃

    通常，人对书的情感是复杂的，就像人对人一样， 伟大的作品并不一定喜欢读，喜欢读的却不一定伟大。比如《红楼梦》，一部公认的伟大作品，我却独爱它的林黛玉，至于其他，我坚持认为都只是附丽。因为只有林黛玉是横空出世的，她是一个女人，也可以是所有女人，你绕不开她，除非你视而不见。由此，我渐渐发现要找一部能彻底地塑造一个女人的作品并不多，即使是一部很伟大的作品，它的中心也不会是一个女人，女性的魅力和痛苦不易被察觉，特别在男性作家当道的时代里。可即使后来女作家群体越做越大了，也仍没能好好把握住只属于女人的形象，也许因为同为女人，太在意自我的感受了，执拗于小我必将失却对这个性别群体的掌控力，直到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