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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处女女博客:http://blog.sina.com.cn/annaldo
小时候经常挨打。至于原因,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多半是些莫名其妙的事。比如父亲的一句问话我没有及时回答,比如我以哥哥的威权管教了一下小我五岁的妹妹,再比如因为想看《米老鼠与唐老鸭》而跟父母耍赖。行伍出身的父亲脾气暴躁,这位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退伍军人,似乎对他短短三个月的戎马生涯很不过瘾。他骨子里的暴力因素,似乎没有尽情释放给他在战场上的那些越南敌人。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年幼而脾气与他同样倔强的儿子,便无可非议地成为了他暴力的承担对象。这不能不说是党国的一大不幸。
现在想来,我那时确实傻得可以。在我无数次地被昏天黑地的棍棒皮鞭击倒时,我似乎并不懂得向父亲告地求饶。我清楚地记得,一年暑假的午后,父亲拿着根竹棍,打得我在墙角乱窜,我强忍着痛,一声不吭。父亲越打火越大,他用力地抡起竹棍,边打边喝道:“我打你个宁死不屈!”我奋力跑向门外,沿着马路一路奔逃。夏日午后的乡间马路被晒得白花花的,我跑丢了鞋,路上粗糙的河砂和滚烫的石子把我的脚铬得钻心般疼痛。我已然顾不得这些,只想沿着这条马路永远跑下去,再也不回这个家。父亲从后面追来,在一个下坡的地方,我终于被他抓住。他把我摁倒在地,像摁倒一只羊羔,或者是一个越南俘虏。在又一次暴风骤雨之后,我被哭着赶来的母亲带回家。母亲试图擦掉我脸上的灰垢,我挣脱了她,红着眼冲她吼道:“你告诉我,他真的是我爸吗?他真的是我爸吗?”父亲木然。
后来奶奶说,只怪父亲小时候吃多了朱砂,所以脾气变得狠糟糕。你这孩子也是真傻,只要认个错,他也不会打得那么厉害。遗憾的是,等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时,父亲已经不再打我了。
奶奶是我们家族里口才最好的人,她见多识广,会交际,且记性好。当初我那走南闯北的曾祖父,能武能文能医,他把这一生的江湖本领,悉数传授给了在家里挑大梁的奶奶(我爷爷当兵去了)。奶奶常拉着我聊她年轻时的那些往事,聊人民公社吃食堂,聊父亲小时候她是如何的宠着他,聊父亲如何瞒着她去参军上前线,又聊我小时候是如何的斯文闹。我总是试图从那些遥远的故事里寻找父亲暴力倾向的蛛丝马迹,但奶奶只是淡淡地讲着她的故事,我的疑惑便随着她手中过滤嘴燃起的淡淡青烟,飘进了老屋昏暗的屋顶。
妈说,父亲的这牛脾气是从奶奶那遗传来的。据说当初我的那些姑姑们小时候也被奶奶打得够呛,我有些相信。
你也知道,人们对于班级聚会这种事情的热情度总是有着惊人的规律。如果画图,可以用一个根号来表示。在毕业后的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在新环境中遭遇种种不顺和不爽的人们用班级聚会寻找一点集体的温情和荣耀。毕业一周年,人们的这种热情到达根号的第一个高潮。而很多很多很多年后,大约八到十年,当人们娶妻生子包二奶事业小有成就感情趋于平淡的时候,闲得蛋疼的人们又开始发疯地怀念起校园时光,人们寻找诸如本班第一对狗男女成功拍拖10周年纪念日的理由进行全国范围的大串联。毕业十周年,在酒后泪水鼻涕一把抹的集体癫狂中,十年前班级散伙饭的情景惊人再现,人们的聚会热情由此到达根号的第二个高潮。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热情会长久地持续下去,直到人们老去。
现在,2001级人大新闻广电班毕业一年半,按照根号理论,人们的聚会热情正处根号最低点。
2007年的2月3日,北京。在这个十分稀松平常的礼拜六的晚上六点钟,六个来自京城各个角落的人们来到科学院南路六号附近的六合人家,一起见证了史上参加人数最少的广电班聚会。我到场才发现,除我之外的六个在京男生分别以不同的六个理由未能来到现场。在此,作为本次聚会男生召集人,我要对你们的行为表示咬牙切齿的谴责。
本次聚会的由头,是迎接归国华侨滕海龟英伦学成归国。滕海龟温文尔雅风姿依旧,身背可爱粉红小书包,基本保持当年上本科时的模样。席间滕海龟较少用到英文,偶尔吐出的几个单词都是中文难以表达的极复杂专业术语。听得我是一头雾水,不过根据其发音之饱满腔调之跌宕,想必是考究的英式伦敦腔。滕海龟的另一个特色是将修饰程度的副词断开并尽力拖长第一个音节,如“非——常”,“相——当”,这种英式讲述风格用在中文里,我觉得也颇有特色。(难道宋丹丹也会伦敦腔?)
由于聚会的男女性别比是一比五,又由于文理生比例为二比四(也许是三比三),我理所当然地失去了话语权。射手理科女小树同学一改往日聚会之活跃,在绘声绘色讲完两部涉及外星系及特异功能的电影后,射手女与金牛女也就是滕海龟饶有兴趣地探讨起第五维的物理问题。被晾在一边的其他女人们开始互相八卦继而八卦未参加聚会的人,谈话的最终焦点则是落到一个月前新婚的天平女婆同学身上。一时间,诸如“胎动”、“胸部增大”、“无痛分娩”一类的词语放肆地飞扬在我们的包厢。在此,作为可怜的唯一的男生,我要对你们的行为表示默默的谴责。
《时代人物周报》停刊四期,前途这是我昨天得到的消息。晚上给该报的H打电话,他证实了这消息。
这是我入行以来目睹倒掉的第三份报纸。当我还在新闻学院的大教室里上新闻编辑学时,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一年前我学完了新闻学的课程开始找工作,《新周报》昙花一现。好像已经有了某种规律,媒体过冬,不仅仅是传媒经济的概念。
几周前,这份周报策划了《十大敢讲真话者》和《年度十大公开信》,在《真话》专题的导语中,该报写道,在议论更为自由的今天,大声说真话依旧是稀缺的。《公开信》专题则收入了年内震动一时的李大同信件。这两次策划在港台和海外均引起了一定反响,最终引起某相关主管部门的注意。
据说,投资方湖南电广临时撤资也是停刊原因之一。传媒市场的准入门槛如今已经变得很高,这个门槛将财力雄厚的竞争者留了下来。但做一份报纸光有钱是不行的,起码得有烧上三年人民币的心理准备。
时代人物才刚刚一年多,尽管这份报纸已经培养起一批自己的读者,资方却已逐渐失去继续等待下去的耐心。在某些人眼里,这份报纸是他们的外宣周报。资方曾数次向编辑部提出报道某某领导的要求。在这样的办报思路下,报纸一旦出事,资方只会祈求不要引火上身,慌张地撤走资金鸟兽散场了事。
唯一让人有些感伤的是,刚刚进入这份报纸年轻的人们,这些刚刚从名校的新闻学院毕业的学生们,他们一无所有。当他们从报社卷起铺盖准备离开时,不少人留下这么一句话:以后,我想我不会再做新闻了。

一
上水房洗澡,竟碰见了师兄yang。
这是一个可爱的师兄,他是130的常客。毕业三年的他已然愈加的丰满,愈加地丰满得像一个领导了。三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送他们毕业。如今,他回来送我们了。
不知道他现在离年薪50w的目标还有多远。或者,这还是他的目标吗?
98级是新闻学院几年来经典的一代人。这群内敛的愤青们,以一种远超乎于他们年龄的成熟,不温不火地塑造着他们的神话。我们记住了神话,又把神话传给我们的师弟妹们。
与我们以及所有的男性一样,他们喜欢美女。在文字里,他们时常畅快而艺术地相互宣泄调侃着男性本能的冲动,他们视此为人生一大游戏并以此为乐。
但他们又是有职业游戏精神的,游戏有时间地点规则限制。在游戏之外,他们会马上变得很冷静而严肃。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就应该去看他对理想和现实的差距的理解到什么层次。而如何丈量差距,有个办法很简单,就是去看这些文青们在离校时和他工作两三年后的文章。比如“1979”,“隐秘的河流”。你会叹服于这些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两三年的青年们,他们如今在不经意间谈及这个问题时,竟然神奇地暗合着三年前他们毕业时一些想法。这是理性而内敛的理想主义者们的伟大成功。
回头看我们跟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很多时候我们把游戏和非游戏搞错了位。
四年来,我们很少对以后的人生有过多少想法和理性的预测。如今要毕业了,我们却彷徨了。
我们中间不缺少理想主义者,却是狂热甚至带些偏执的。狂热理想者最大的毛病在于火气大而境界低。狂热者仍有望成为理性者,这需要跟规则妥协,但不是沆瀣一气,不是被规则慢慢消磨成庸人;需要冷静下来,但不是心如死灰,不是在感叹规则难撼后逐渐麻木。
二
上述议论有感而发,却与我无关。我从来就不狂热。不仅如此,天生的慢性格时常让我疑心自己有没有做新闻的资格。去年我曾参加过心理健康课的性格测试,
我的镇定度竟然达到满分十,所以我注定是不会被吓着的。心理老师分析说我这种性格是天生的,此种性格症状表现如出生时不哭,事实上我恰恰如此。不难想象如此镇定的宝宝是如何吓坏了我的爸爸妈妈,于是在我幼小的屁股挨了几下巴掌之后,我被迫大哭向他们证明我是祖国健康的儿童。
实际上小时候哭得还是很多,主要原因是我做错事而受到爸爸的武力惩罚。现在我依然能记起那时某些哭得精疲力尽而饿得慌的情形。但在我上初三之后,爸爸一下子变得和善了许多,我也似乎失去了哭泣的理由。对于这事,我的想法是毕竟我开始长大成人了,老爸老让我哭不利于儿子的健康成长;或者由于我那时已经开始变声,在暴力胁迫之下发出的公鸭般的嚎叫俨然不如清脆的童声哭泣来得好,于是爸爸在遭遇严重审美障碍时明智地放弃了武力。当然另一方面并不悦耳的哭声让我自己都觉得难为情,我不哭了。
在以后很长时间里,我竟难以找到让自己大哭一次的理由,我已然忘却了哭泣为何物。我慢慢以沉默和不停的思考代替了情感的宣泄。再再以后,我冷静到让人感觉残酷的程度。我曾跟女朋友说,有没有觉得我有时冷的让人窒息,请原谅我是冷血的人。她点点头。
初中毕业,我没哭。
高中毕业,我没哭。
大学毕业,我依然没准备哭。如我前帖所言,在整日为生计的奔波中,我没有酝酿起足够的毕业情绪。我总是很清醒地在思考每场毕业聚会后我要如何为下一天的工作做准备。
我并不是什么另类,生存的压力让我们真的来不及为四年的大学生活做结,我们多少都有些麻木。毕业典礼上,刘同学看着泣不成声的研究生姐姐,疑惑地说:她至于么。我苦笑。
至于。
我懂那个哭的女生。那一刻,我觉得我也许还不至于太麻木。
晚上谢师宴。
酒过三巡。
我很快就有些昏昏然,喝得猛了。
借着酒意,我向小周老师提问:为什么两个学期都给我良?
......十分程序化的回答表明他很清醒。
我再问:你是一个真诚的人,为什么要被系统同化?
他告诉我现在按部就班地工作,是为了力所能及地为大家服务。他也曾经另类过,却被撞得头破血流。
到邻桌敬酒,却发现上铺的蔡趴在桌上,拉起来一看,这厮竟眼圈红了。
他明天离校。
接下来便热闹了。老师哭,女生哭,男生也哭。
这种场合下很容易醉酒,而醉酒的场合里必然要有人会借酒兴说说平日里不太敢说的话。今天这个角色被灌晕我的蒋扮演。他跟马拍起了桌子。
马蒋大吵。
马蒋拥抱,同哭。
我静静地看着这一切。我看着他们哭。脑袋有些晕,但没有醉意,我没哭。马哭了,他是班主任,我大学来最信赖的朋友。这个我原本认为心肠很硬的人居然哭了。
我坐到马身边,拿起酒瓶灌满我俩的杯子。干了三杯,什么也没说。
马像我告诫要主动适应规则,但不要放弃理想。我近乎蛮横地朝他吼到:你的理想哪里去了你他妈现在天天在干着传达宣传精神的勾当!
马很平静地说,没有,我从来没有过。
我哭了。哭得让任何人没有准备,包括我自己。
马把我抱住,拍着我的肩膀说了很多。我却越哭越凶,怔住了所有的人。
大家都认为我醉了,梁和吴过来安慰我。我却止不住。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哭,为什么会哭成那样的呼天叫地。在大家哭成一团时,我没有半滴眼泪,大家哭完了,我却成了哭得最凶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