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整理北京“教廷驻华代办公署”时就曾经有过疑问，公署在北京，后来的使馆回会在那呢？北京还是南京？后来查阅资料得知圣统制后中梵正式建立外交大使级关系，使馆设立在当时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多年来我一直对梵蒂冈驻中华民国使馆有兴趣，但一直就是死活不知道具体位置，我查了很多文献和书籍也没有见到记载。几年前曾经询问过中梵关系史专家台湾的陈方中，但他也不清楚具体位置。

   近日在查阅文献时终于发现了线索：

   1946年7月7日，罗马教廷任命黎培里为首任驻华全权公使，1946年12月14日抵京赴任，租用天竺路土地765平方米，建起砖木混凝土结构的意大利式二层楼馆舍二幢十间，西式平房一幢八间，简易房一间，共计19间，罗马教廷公使馆建筑面积共493平方米。1946年12月28日开馆，1951年9月5日罗马教廷公使馆闭馆撤走。

   看来是这个天竺路是关键，一查，天竺路还在！很是兴奋，等不起那么多日子，上周末正好有时间背起相机包买张车票就去了南京寻找这个天竺路。因为此前并未见过此建筑的照片，找起来还是真费了很大周折，我在天竺路绕了半天才

   在湖南长沙市开新区北正街（今黄兴北路），有一座用麻石砌起来的教堂，这就是长沙基督教圣公会礼拜堂——长沙北正街教堂。1904年，黄兴因领导华兴会起事反清而被当局搜捕，曾在该教堂逃过一劫。这个教堂也因此留下了黄兴的感恩题词。

　　石构教堂，冬暖夏凉　　

  王文成主教，也许很多人对此名字并不是很熟悉甚至很陌生！但要是翻开中国天主教史，尤其是解放初期到爱国会成立时期这段历史的，肯定会经常看到此名字！

   王文成（1888～1961）字彦聪、圣名保禄，四川省安岳县人。早年在成都修院神哲学院学习，1910年晋铎。1929年8月2日，教廷宣布，从成都代牧区分设顺庆府代牧区，王文成出任代牧。1930年，由刚恒毅祝圣为主教。1933年，王文成赴梵蒂冈觐见教皇庇约十一世，受教皇委托，王文成赴比利时本笃修院圣陆徵祥为神父。此事曾经轰动一时!

    四川解放后，王文成主教也曾经迷茫过，后经邓小平等入川高级将领的游说，对中共的宗教政策有了一些模糊的了解，走到了中共一方。第一次爱国会筹备会期间，王文成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在并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几乎走了半个中国才从南充来到北京开会。在当时所有参加会议的主教中，王文成主教岁数最大，其地位也只排在沈阳总主教皮漱石之后列第二位。在会议期间，王文成主教还是很坚持原则，据1957年7月3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的报道：“四川省南充教区主教王文成反对代表们揭露梵蒂冈的反动政治面目，说这是‘挖天主教的命根根’

   50年前今天，也就是公元1959年7月26日，在北京西什库教堂，由沈阳总主教皮漱石主礼，献县主教赵振生和烟台主教宗怀谟襄礼祝圣姚光裕为北京主教。

   说到姚光裕，绝大多数人都很陌生，甚至连北京教区的很多年轻神职人员对此人都很陌生，只有上了年纪的一些老教友和个别几位老神父才知道此人，我记得我在整理北京教区历任主教简历时候，范围从元朝北京开始有主教起，到最近刚晋牧的李山主教。说来也奇怪，唯独就姚光裕的资料最少，甚至连张照片都没有。好歹也是一个大教区的主教，先不说其主教身份是否合法。但至少也是一位自圣主教，从自圣到今天也不过才50年，但怎么就没人知道此人呢？我曾经询问过很多老人，大多数人没有见过此人，个别人也只是记得其名字而已。我也曾经去北京教区咨询过姚光裕，叫我很吃惊的是连北京教区都没有姚光裕的一张照片保留下来。后来随着对中国各个教区的的调查，类似没有主教照片的教区还很多，山东董文隆，福州林泉、南京李维光、保定王其威、昆明孔令忠主教等教区都没有保留下来其照片。几年前很偶然的拷贝过一套中国爱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珍贵老照片，但郁闷的是，这些照片有大量会议期间主教、神父、教友等

最近去青岛江苏路教堂考察，正好遇到青岛救世军老军官的女儿，但此人对救世军几乎是一无所知。不过经过此人介绍，我找到了青岛最后一位救世军军兵蔡先生。蔡先生的父母都是救世军的军官，早年在天津救世军效力，自己也是解放前加入的救世军。通过和蔡先生的攀谈，使我对天津和青岛的救世军发展历史又多了许多了解。据我了解，现在全国应该还有四名救世军军官在世。我曾经在两年前拜访过其中的一位老军官，详细询问了许多救世军早年的历史，收益非浅！

    教堂位于原意大利使馆内，建于1907年，属意大利援助传教会，该会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1902年来京传教并建立办事处。该会自从墨索里尼执政后一直受意大利政府控制，北京和天津的一切活动直接受意大利使馆指导，自1910年至1951年，先后有过意籍神父雷乃第、马希、彭迪、雷永明、戴茂德、步法礼等人。1951年至1954年为意籍神父马绍良，1954年马绍良离境回国。教堂从此停止活动。

原意大利使馆旧照

解放后上海张士琅代主教，是当年上海解放后第一位自选主教，但由于当时上海龚主教（苏州主教暂兼上海主教）尚在，此人未获教宗批准。但值得一提的是，当得知此消息后张士琅代主教并未接受其它主教对其“自圣”，而由后来的张家树取代成为上海第一位自选自圣主教。张士琅代主教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此照片是张士琅代主教来北京参加第一次爱国会成立大会时上台发言时照片，也是我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张士琅代主教在这次会议的照片。爱国会第二此会议时，此人已经从名单中消失，取代的是张家树主教。

   将军庙街天主教堂，位于中国济南市老城区将军庙街西首路北，门牌号为将军庙街25号，因教堂奉无染原罪圣母为主保，所以全名为圣母无染原罪堂，百姓以地名称为将军庙天主教堂，也称将军庙街天主堂等。

  该教堂属于典型的西欧教堂模式天主堂，初建于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也有说法为1651年）。

   天主教方济各会的西班牙神甫，北京教区的教士嘉伯乐来到济南，在西门内将军庙街购地13.6亩，主持建造了一座从结构布局到外观造型均为西方教堂模式的天主堂，为济南近代建筑活动最早的记录。1660年，在城西北陈家楼建立了分堂口。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正月初，法国主教江类思来山东施教，向山东巡抚提出索要教堂旧址，并重建天主堂的要求，由于当时清廷的软弱媚洋及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这里数十家民宅及湖田均被划拨给了天主堂。意大利主教顾立爵从1864年始开始重建工程，两年后主教堂建成并投入使用，高26米，建筑面积350平方米，被罗马教廷核准为天主教济南牧教区总堂（也曾为山东教区主教座堂）。
　　为防止群众围攻，在教堂建设上汲取教训，将拥有很高圣权的总堂建成仅容百余人的小堂口

北堂及其附属建筑具体建筑名称我已经标注了．

   第一次见到此照片时，对照片上的人员很吃惊！此合影不但阵容庞大而且各个地位很高．几乎是当时北洋政府和各国在京所有的外交高官．这又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聚会呢？第一次见到此照片的时候并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聚会，根据我从手头资料的考证和调查，发现原来这张照片就是1918年11月13日北洋政府在北堂举行的那此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时弥撒后合影的场景．如此清楚很少见！很珍贵！按照我的考证，把几个重要人物按照编号列出！

１北洋政府总理段其瑞

２北京教区主教林懋德

３外交总长陆征祥

４法国公使Boppe

5英国公使Jordan

6日本公使Ｈayashi

7比利时公使Ｍe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