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路上（2）有惊无险

    飞机在剧烈的震动中离开了地面，慢慢地爬上云端。我透过窗户远眺，蓝蓝的天空，一望无际，朵朵白云，宛如翻腾的云海，在脚下起舞。我透过云层俯瞰，绵绵的群山，银装素裹，在阳光的照耀下，分外妖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就在一小时前，那里还在遭受暴风雪的肆虐。尽管自己的肚子饿得像抽筋似的疼痛，我当时的心情却好极了！

    突然，离我不远的一位女士大声惊呼起来，“看、看、快来看哪！飞机的翅膀冒烟啦！”

    我急忙朝窗外望去，只见右边的一个发动机里吐出了一股浓烟，正在慢慢地向机身的后方伸延，留在了我们刚刚离去的地方。我的心不由地抽了一下，冒出了一头冷汗。

    紧接着，我的前后左右开始响起了叽叽喳喳的议论声，越来越响，跟着就是一连串杂乱的声音，几乎所有的乘客都站起来了，许多人不顾乘务人员的劝阻，开始乱乱哄哄地往出事的方向挤了过来。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飞机右边过道上便挤满了人，个个都伸长着脖子，想看个究竟。

    飞机快速地向右倾斜，有人开始尖叫，有人开始哭泣，但更多的人却被那突然的变故惊呆了。

    “糟糕！飞机失控了！今天要出大事！”一个念头刷地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很快地占据了我的整个思维，一种对死亡的恐惧，慢慢地攀上了我的心头。

    “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我反反复复地问着自己。奇怪得很，在那个紧张的时刻，我的脑子竟然会是一片空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只是呆呆地望着窗外，心中荡漾着一丝说不出的遗憾。

    “快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你们要找死吗？

回家路上

（1)“爱国主义”

    1993年深秋，是我来美国以后第一次回家，因为已有六年时间没有见到年迈的父母了，我归心似箭。当我登上当时中国民航从纽约飞往上海的国际班机，看到身着天蓝色制服，靓丽的中国空姐面带微笑地站在机舱口欢迎我们时，心里真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飞机原定在阿拉斯加州的首府安格力奇停两个小时，添水加油上食物，整个机组还要在那里换班，而乘客们则需要在那里验证出关。

    常言道，天有莫测之风云。在飞机还未到达安格力奇的时候，我们便得知，由于当地正在遭受暴风雪的袭击，飞机不得飞往里安格力奇不远的一个美军军用机场，暂避风雪。当中国民航班机安全地降落在那个小小的军用机场上时，已经是快到上午十一点了。我从身旁的小窗口望出去，外面的世界灰朦朦的。远处，安格力奇方向的天和地已经连成了一遍，不用猜也能知道，那儿正在下着大雪！近处，小小的机场里，停满了大大小小的飞机，从机尾上的标志上可以看出，有美国的，有日本的，有南韩的，有加拿大的，还有许多说不出名字的航空公司的飞机，简直像个小联合国。

    等到欣赏完了窗外的风景，我才感觉到自己的肚子饿了。大概其他旅客也有了与我同样的感觉吧，我听见边上有人小声地向空姐讯问，什么时候能够开饭。“不知道。”空姐轻声地答道，“机长已经与机场方面联系了，等到食物送上来，我们就开饭。”

    因为实在无聊，我靠在椅背上打起盹来，不知不觉地便进入了梦乡。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机舱里人声喧闹，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迷迷糊糊地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抬头望去，我看见一群乘客正在和机长交涉。

    “飞机什么时候能够起飞？”一个乘

盛慧珍

原文发表于2006年3月英国“自然”杂志医学分册

（Nature Medicine 12:265, 2006)

Apoorva Mandavilli文/湾松居士译

    也许，盛慧珍应该是个名人。可惜，出了干细胞领域的一个小圈子，她的知名度并不高。

    盛慧珍最令人瞻目的工作，是她2003年8月发表在一份鲜为人知的中国杂志“细胞研究”上的一篇论文，她在世界上第一个证明了可以在兔的卵细胞里让成年人的体细胞回复到原始的胚胎状态（Cell Res 13:251-263,2003）。

    盛慧珍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当时，科学家们还不知道任何灵长类动物的成年细胞能够重新进入分化程序。因为盛慧珍选用了兔的卵细胞，她的工作还提出了一个诱人可能性，人

美国老百姓的退休金

    美国老百姓的退休金主要可分为两个部分：社会保险金（Social Security）和养老金（Pension）。后者又可以分为两类不同的退休金计划：福利退休计划（Defined Benefit Plan）和投资退休计划（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1937年，美国国会通过社会保险法（社保法，Social Security Act），并开始征收社保税。当时采取的办法是用收取的税款直接支付退休人员的社保金。1940年，美国政府开始向第一批年满六十五岁的退休人员发放社保金。在以后的四十几年里，政府对社保法作了无数次的修改，收取社保税的范围不断扩大，社保税的金额也逐年增加，最后还是跟不上日益增高的社保金发放的需要。

    1982年，美国的社保金发生危机，美国政府不得不对社保法作出重大修改。政府通过向二战后生育高潮中出生的青壮年大幅度增收社保税额，挽救了即将破产的社保计划，并将多收的钱放在一个社保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里面，以便日后入不敷出的时候有个缓冲。根据1982年的社保修改法，这笔钱一不计入当年度的税收，二不可变为流通的国债券随意买卖，只能闲置一旁，必须专款专用。到2006年底，社保基金的账面上有盈余二万亿。事实上，钱到了政府手里便成了一个符号。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有这样一大笔钱闲置在一边，对限制通货膨胀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尽管政府有责任偿还这笔钱，但真要让一个有九万亿赤字的政府来还这笔钱，羊毛还得出在羊身上。假如政府不能继续靠借外债来偿还这笔钱的话，他们只能多印些钱，这样的直接后果将会是通货膨胀。当然，他们也可以通过增加税收来填补这个窟窿。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最后遭殃的都是老百姓。

    在连续十二年出生人递减的情况下，美国2004年的出生率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14/1000）（我没有查到最近三年的资料），而二战后出生高潮中诞生的人们已经开始退休。换句话说，是缴钱的人越来越少而用钱的人则越来越多，美国社保计划危机再现。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美国的社保基金将在2016年

    2001年，我结束了三年的内科住院医师生活，前往纽约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专科医师训练（有点类似国内的进修医师）。纽约大学医学院的几个附属医院都在曼哈顿的中城，也就是所谓纽约市的黄金地段。因为值班时（由三个医生轮流24小时值班）随时有可能要被叫到医院里处理病人，我希望自己能住在离医院近一点的地方。

    在曼哈顿第一大道十五街的地方有一个叫做“史大埃文生村”的小区，离我工作的几个医院很近。“史大埃文生村”建于上世纪末二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安顿一战老兵，特地建照了一批廉价房，此小区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史大埃文生村”由二三十栋十五六层高的老式公寓组成，深褐色的墙，给人一种沉闷和压抑的感觉。因为年久又未经改建，那些公寓大楼没有中央空调，也没有门卫，远远看去，几乎每个窗下都杵着一个窗式空调，那在中央空调普及的曼哈顿中城，也算是一道风景。那些廉价公寓和如今上海新建的高层相比，质量是差远了。

    我当时的年薪是四万五千美元（在美国都讲税前工资），因为兜里没钱也知道纽约房贵，所以在找房子的时候就没敢去看那些中高档公寓。我想，凭着我的经济能力，租一个100平方米两房一厅的廉价公寓总还是可以的吧。等我到租赁处一问，立马傻了眼，人家要收三千五百元一个月，我挣得那几个钱，就是山姆大叔把税给全免了，还不够付房租的！

    没办法，那就远点吧。纽约皇后区法拉盛是华人集居的地方，那里也有许多五六十年的老公寓。尽管每天上班，来回在路上要花两个多小时，也只好忍了，谁让咱没钱呢？！我网上找报上查，倒是有不少公寓房出租，月租一般在一千二到一千五之间，那个数尽管要花去我收入的一半以上，为了工作，只好勒紧裤带啦。

    于是，我便开始往各家租赁处打电话。一连几天，我得到回答是千篇一律，“你的年薪多少？”“......”“对不

求学三部曲（三）申博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的学子们开始走出国门，到海外留学，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1979年，我回到上海，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生涯。那时候很少有自费出国的，公派出国大多为一年或者短期进修。所以，上海第二医学院已经有人陆续学成归国了，他们在学院里做报告，向学生们介绍国外的情况，他们的报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准备出国留学了。

    那时候，我的英语非常差，只有一年自学的底子。为了赶时间参加研究生考试，我没有在听和讲方面下过任何功夫（因为1979年研究生英语考试不用考听力和口语）。所以，我一句英语听不懂，半句也不会说。对我来讲，要想出国，英语是第一关。

    上二医为研究生开的英语课全部用英语授课，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我根本听不懂，本来课堂上该学会的内容，仍然要靠课后自学。研究生班要上口语课，为了便于分班，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念一段“新概念英语”中的小故事，来了解大家的口语水平。没想到经我口中念出来的英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听得懂。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学习，老师只好取消了我上口语课的资格。

    为了学好英语，不走弯路，我特地去拜访了复旦大学外语系的胡教授。教授告诉我，学习英语就和我们从小学习自己的母语一样，要从听开始，循而渐进。婴儿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天起，便开始聆听周围所有人的话语，一直要等到能够听懂大部分的内容后，他们才会开始张口呀呀学语。很多年以后，我从女儿那里真正体会到了胡教授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我女儿到澳洲的时候已经快五岁了，尽管在出国前学了点英语，能说些“你好”“再见”之类的简单对话，而对外国儿童生活中的日常用语，她基本听不懂。当我们将她送进

求学三部曲（二）考研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我正在齐齐哈尔市第三人民医院毕业实习。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接近尾声，我的女朋友已经和大部分知青一起随着大返城的潮流回到了上海。想想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最终却落得孤身一人，留在了黑龙江。想想以后的日子，我心里空荡荡的，即使是在乡下插队最艰苦的时候，因为和那么多的知青朋友在一起，自己从来也没有那样孤零零的感觉。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后招收的第一批七七级新生已经进校，“工农兵学员”作为文化革命的宠儿，眼看就要退出历史的午台。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已经感到了一种压力，对于今后的前途，也有了一种危机感。就在那个时候，七八年高校招生工作开始了。 

    我是一个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六六年小学毕业，因为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只好待在家里。由于无事可做，便开始自学起中学的数学和物理课程来。不知不觉地，我竟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将初高中的数学和物理全都看了下来。尽管当时题解得不多，也没有做过任何实验，但自己觉得是看懂了。在那段时间里，我也看了许多闲书，为自己打下了一点文史的底子。 

    下乡以后，我曾经在一所农村的“戴帽中学”里当了两年半的代课老师。在那段时间里，我除了担任初中两个年级（那时初中只有六、七两个年级）的政治课和物理课外，还要给其他老师代课。所以，在短短的两年半中，初中的代数、几何、语文、化学，少则代几星期课，多则教上半年，一个农村“戴帽中学”的课程，让我全上了个遍。

    我想，凭着自己的文化基础，好好准备一下，按照当时高考的要求，自己还是有希望考取一个上海的大学的。那样，既可以圆了我回上海的梦，又能摘掉自己头上那顶“工农兵学员”的帽子。于

求学三部曲 （一）上大学

    一九六六年，我小学毕业。因为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我只好待在家里。我自幼喜欢学习，并养成了很好的自学习惯。由于无事可做，我便开始自学起中学的数学和物理课程来。不知不觉地，我竟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将初高中的数学和物理全都看了下来。尽管当时题解得不多，也没有做过任何实验，但自己觉得是学懂了。在那段时间里，我也看了许多闲书，为自己打下了一点文学的底子。

    中学的那两年过得很快，我没念过几天书，也没受过什么教育，就赶上了上山下乡的浪潮，莫名其妙地变成了“知识青年”，成了接受再教育的对象。

    一九七零年，我来到黑龙江省爱辉县爱辉公社外三道沟大队，开始了历时五年的知青生活。我从小体格就不强壮，不光没力气，而且做事情慢。刚到农村那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和大家一起参加大田劳动。尽管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我总和那些干活好的同学有很大的差距。记得那时生产队一年要评四次“六好社员”，我是一张奖状也没有得到过。

    好在那个年代讲究“政治挂帅”，无论是知识青年点，还是生产队，都要搞政治宣传。我喜欢写写画画，正好让我在那方面发挥了自己的才干。

    一九七二年底，根据几位出版局插队干部的建议，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我们几个在爱辉县插队的上海知识青年，准备集体撰写一部反映爱辉县上海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记得当时写作小组里还有爱辉公社的梁国伟和一位姓庄的女知青以及新生公社的顾勇进。除我之外，其他几位都是青年点或者生产队的头头脑脑。那时，大学已经招收了一批“工农兵学员”。所以，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就是上学的事。因为他们几个怕留在上海写书，耽误了上学，影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