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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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州有悠悠千载的文明和历史，这里有古长城，有戚继光抗倭的炮台和灿烂的文化；这里有养育我们祖先的牌位、数百万父老乡亲和我们的后代。她不仅属于台州人民，属于浙江和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我们共同希望在一个安宁健康的环境下繁衍生息。
今天大石化项目将落户台州，这样重大的决策不管是谁做出的，都应该公布其中的一切相关信息，允许人民发言，让人民有充分的知情权和表达意见的权力，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力，也是人民养育的各级政府最基本的应尽义务和职责。这个关系台州和周边千百万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的项目建设与否，应该充分听取人民的意见，最终由当地大多数人民说了算！当地政府只能在大多数人民的意愿下，代表人民做最终的选择。
环境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也是每个人的问题。生存状况的好坏和健康的长久延续，既取决于每个人的态度和实际的行动，也取决于一个地方的文化。
台州同胞站起来，用尽可能的一切方式，向中国向世界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组织起来，用行动抵制环境污染！保卫台州！保护我们的子孙后代！
台州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站起来，用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力，代表人民的利益发言！
全国同胞们站起来，支持台州人民的行动，让破坏环境，损害人民健康的污染项目无地生根！
附：台州大石化地理位置图
规划中的台州大石化项目选址台州温岭市滨海镇与路桥黄琅交界处，由三座山间的一片海涂围垦而成，工程规划面积21平方公里，将是台州最大的一项工程项目，预计投资600多亿元，建成后将成为一个年炼油3400万吨、生产乙烯240万吨、对二甲苯240万吨的大型石油炼化工程。
2008年4月，台州市委专题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争取大石化项目落户台州，指出，大石化项目除了直接的税收贡献以外，更可保障台州市场的成品油供给，提供优质的化工原料；延伸现有产业链，有效促进我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核心优势区块，为沿海产业带建设提供强大支撑建设，对增强地方经济实力作用巨大。
江苏滨海14个县因优先发展石化工业成为中国化工污染重灾区。
增长的代价
江苏省连云港市燕尾港镇的一条排污口通往当地最大的河流——灌河的入海口。当地的化工园区兴建之前，经常有成群的虎头鲸从黄海游入灌河，觅食、交配、产仔。这种景象今天不复可见。虎头鲸最后一次出现在灌河是2005年的事。
盐城市滨海县头罾村。一家化工厂在中山河旁卸载和转运硫磺。中山河是当地自来水的水源地。
黄海的海水被排放物染黑。海滩上温度很高。
黄海边一条废弃的排污管道。远处是新管道的泵站，新管道一直伸入黄海深处。
11月初，冷空气南下，日夜刮风，芦苇和盐蒿纷纷向海水方向倒去。早上十点多钟，卢广脱掉鞋子，趟过齐腰深的芦草棵子，追着退潮的水线，往海里走了将近20米，什么都没有发现。往回走的时候，滩涂上的淤泥越陷越深，终于没过他的膝盖，把卷到大腿上的裤子弄脏了。
这天最低气温不到十度，49岁的卢广坐在港口边的渔船上，渔民打了水让他冲洗一下腿上的污泥。水是储存在船头的水箱里的，冰冰凉，他微微打哆嗦。但是三个小时之后，他又一次趟过同一片滩涂上稀软的污泥，沿着上午的足迹，蹒跚着朝记忆中的方向走了几十米。那时候海水的水位退到了最低，烂泥之中露出直径1米的金属管道的管口，不停地往海里排出蓝色的污水。
卢广开始拍照。
五年来，卢广就这样到过中国许多地方，拍摄到大量工业污染的画面。每一张画面都触目惊心。从遍布全国的村庄和城镇里，伸出无数管道，通过这些管道，没有经过处理的工业废水排放到任何可能的水面：排水沟、池塘、河流和大海。工业废水因为其成分不同，涌出白色、黄色、灰色、黑色、红色甚至蓝色的泡沫，烟囱里冒出的滚滚烟尘也一样色彩缤纷。如果不是刺鼻的气味提醒着其中的毒害，人们也许会为它们的色彩所倾倒——但实际上，这只是个色彩美丽的噩梦。生活用水和土地被污染，烟尘降落，在污染区工作和生活的人们头上同样染上了各种颜色的灰尘，他们开始生病：尘肺、癌症和畸形儿最常见。疾病摧残了人们的身体，让他们丧失劳动能力，他们的家庭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和绝望。并非没有过抗争——从上访、邀请媒体曝光、诉诸司法乃至暴力，都时有发生，但总的来说并不多见。少数几次抗争的结果，如果不是每一次都是悲惨的话，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让人绝望的。本地居民就这样失去了继续抗争的勇气和希望。年轻人开始离开被污染的故乡，留下老人和孩子继续生活在呛鼻的气味、烟尘、废水和恐惧之中。
如果要为这些风格直白的照片赋予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可以相当鲜明地概括为“增长的代价”。
它们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的情节从工厂的兴建开始，接下来是污染和GDP同时增长，最后的结局是空气、土地和水面都不再适合人类生活。这个故事的完整性还在于，同样的情节几乎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在上演。卢广最新发表的一组照片中，出现了将近十个省份，从内蒙、青海到陕西、山西、河南，再到山东、江苏、安徽，一直到云南。每个地方都在重复同样的故事。
但故事的悲惨结局没有给后来人敲响警钟。江苏滨海县头罾村被化工园区所包围，这里弥漫着酸臭的气味，到了晚上，随着工厂排放废水，气味更加严重，村民只能关上所有门窗。
即使从来没有看过卢广在“癌症村”里拍摄的照片，人们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2009年5月5日，四个村民悄悄从头罾出发，潜入一河之隔的响水县，从那里乘上了去北京的长途汽车，准备向国家环保总局反映头罾的污染情况。第二天一早，他们到达了北京，但是没能按计划到达国家环保总局信访办。滨海县派去截访的人员连夜飞往北京，早早就等在长途车站，直接把他们带走了。一天后，他们被送回滨海县，接着在县看守所里被关了48小时到一星期不等，理由是违反政策，越级上访。离开看守所之前，他们都按照要求写了保证书，保证不再上访。
这不是头罾村民第一次上访，当然也不是第一次被截访。每一次上访和被截，都加深了村民的挫败感和恐惧心理。
这个大约有3000人的村庄原有5000亩土地，从2002年开始陆续被园区所征用。化工厂陆续进驻，目前已经达到100多家，工厂一家连着一家，从村旁绵延到海边，铺开数公里远，其中还有许多平地刚刚做好围墙，等待新的工厂进驻。整个化工园区的远期目标是扩张到50平方公里。一副巨大的广告牌矗立在路边，上面画着整个园区的蓝图——在江苏沿海的每个县里，都能看到一张或者更多这样的蓝图——化工厂将铺满12公里内河岸线和4公里长的海岸线，直到与滨海港连成一片。到那时，头罾村或许已经不再存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整个头罾村将搬迁到别的地方。但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头罾将继续深陷在化工厂的包围当中。
即使是在早晨七点，驱车在化工园区里转一圈，也能够感受到那些纵横交错的管道和高耸的烟囱背后所追逐的东西。到处可见热电厂输出热水的粗大的管道，管道上不断冒出白色的蒸汽。河边的码头上堆放着小山一样的硫磺，一路之隔就是制造硫酸的工厂，卡车来回穿梭，把硫磺从河边运到工厂。这条河也是头罾的自来水水源。
江苏的化工园区占地广阔，沿着黄海的海岸线一字排开，从连云港延伸到江苏最南部的海滨城市南通。这些化工厂不仅为当地政府贡献了GDP，也中国经济成功“保八”做出了贡献，显然——按照实施之中的规划——还要为下一个十年的增长出力。这里看不到经济衰退的阴云，相反，大量的村庄正在拆迁，为急速扩张中的工厂腾出土地。
但通过卢广的照片，这一切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加以评估。在连云港的堆沟工业园区一个正在拆迁的村庄里，医务室的村医证实了当地的传言，在征兵体检中，当地的年轻人普遍存在肝肿大症状。同样的故事曾经在淮河上游支流洪河发生过。卢广在洪河拍的照片是一种不祥的预见：如果污染治理得不到改善，今天洪河边的“癌症村”，可能就是10年后沿海化工产业园区内居民的命运。
当卢广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南下的时候，他毫不费力地发现，黄海已经成了中国化工污染的重灾区。
多次往返之后，他对那些海边村镇里的道路比当地的司机还要熟悉。他一边指挥司机左转右转，一边介绍排污管道的位置、口径和伪装，污水处理厂在什么方位，是否正常运作，河里的水闸几点钟开闸排污，哪些工厂发生过爆炸——如同一位精通本职业务的环保局长。
三天里他跑了五个县市，不下十条河流和港口，以及分布其中的化工园区。多数地方的情形大同小异。从刺激的气味、糟糕的河水、通往海洋的排污管道和当地居民的控诉来看，化工厂的污染不仅危及水体、空气和土地，也危及人的健康和日常生活。
江苏有954公里的海岸线，无数大小河流从内地流往黄海，三个滨海的地区：连云港、盐城和南通下辖的临海14个县，无不以化工业作为发展经济的优先选项。
新近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连云港市有规模以上化工企业202家，销售收入151亿元。当地政府希望到2012年，这两个数字能够分别提高到500家和500亿元。要达到这个目标，化工产业必须保持33%左右的年增长率。而位于江苏南端的南通现有化工产业的规模是连云港的4倍以上。在2012年之前，地方政府希望能够保持年均13%以上的增长率。
2009年，国务院通过了《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这份国家级的规划文件重申这一地区的发展重点为化工业和港口。
连云港是欧亚大陆桥的东端，有铁路通往中亚和欧洲，南通和上海毗邻，是传统的工业区，在江苏临海的地区中，只有盐城是传统的农业地区，但也在急切地追逐工业、尤其是化工业的增长速度。2009年的2月，一家化工厂违规排放废水导致盐城市的自来水水源被污染，政府不得不停止对20万人的供应自来水。这一事件影响巨大，也引发了当地化工产业的整顿，但并没有动摇地方官员发展化工业的决心。
不管现在的评价如何，江苏南部的工业化正是从高污染的化工业起步的。这一工业化模式是后发地区的榜样。在盐城的自来水污染事件之后，现任盐城市长李强接受采访时评价说，人们没有必要闻化工就变色。这位年轻的市长眼里，化工业投资周期短，见效快，因此，“毫无疑问，苏北经济发展也是化工起步的。”
苏南的化工厂在太湖流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因为每年爆发“蓝藻”引起供水危机而世界闻名。尽管投入了数以百亿的治理经费，西太湖的水质仍然没有起色。2007年，在一次严重的供水危机之后，中央政府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在随之而来的整治当中，许多化工厂被关闭或者迁往外地——苏北是一个主要的转移地点。
连云港和盐城地区兴建化工业园区的时间表和苏南治理污染的时间表密不可分。直到现在，承接苏南的产业转移仍然是苏北招商的首要目标。
太湖边的化工厂搬到黄海边之后，有机会扩大规模，因为这里的土地和人力更加便宜，税收更加优惠，当然，排污成本也更低。
地方政府公布的招商条件中并没有忽略这一点。和滨海县头罾村一河之隔的响水县陈家港镇化学工业园区的招商公告上特别点明：这个园区“北枕‘苏北黄浦江’——灌河，灌河潮汐落差大，河面平均宽度在1500米，自净能力强，环境容量大。”
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的简介相差不多：“东临黄海，南靠‘苏北黄浦江’——灌河，北依省级排污通道——新沂河……是化工产业集聚发展的首选之地。”
实际上，“苏北的黄浦江”已经被严重污染。2007年的数据显示，灌河河口水质为劣四类，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极差。历史上农历三月以后，成群结队的虎头鲸常常从黄海游入灌河，在这里觅食交配。2002年之后，灌河口的鱼类急剧减少，虎头鲸变得非常罕见。它们最后一次出现在灌河上还是2005年的事。
新沂河的污染更让人侧目。10月底，国家环保总局等八部委组织的海洋环境检查中，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警告说，“部分企业偷排或不正常运行治污设施，导致新沂河流域部分河段污染严重”。
检查组认为“江苏省个别地区存在环境保护工作相对滞后，监管能力不足，监督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其中包括“沿海化工园区较多，存在较大环境污染风险”。
江苏省政府印发的临海产业总体规划证实，沿黄海海岸线，21条主要河流和港口都存在尾水排放口，这还不包括“原连云港碱厂、田湾核电站和双灯集团等企业直排口附近海域”。
由于海洋受到污染，在黄海上从事近海捕捞的渔民开始弃船上岸。从2002年开始，灌河和新沂河一带的渔民在近海的收获越来越少，他们不得不购置了更大的渔船，以便到深海作业，或者离开传统的渔场，南下到其他地方捕鱼；那些无力购置大船的渔民最终放弃了水上生活，其中一些人成了化工厂的工人。他们向卢广倾诉说，尽管当地政府给予一定补贴，但这些钱很难支付从头开始定居生活的开支。
黄海并不是全部。中国的海岸线上，大型化工项目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拔地而起。投资额巨大的石油化工是各地政府争夺的目标，但即便是超大型的化工项目，也存在环境评估和设计缺陷。原计划落户厦门的年产80万吨的PX项目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支持，最后因为环评缺陷遭到当地市民的强烈抵制，不得不迁址另建。此后，大型的化工项目不断引起安全和环境方面的争议。原计划在广州市南沙落地的中国-科威特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也未能通过环境评估，不得不迁址湛江东海岛。
针对环境评估的抗议主要是针对石化项目威胁了城市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在中国，海洋环境保护还没有引起公众的足够重视。
“我们首先要自己活命，”头罾村的一位村民说，“海洋污染不污染已经顾不上了。”
卢广拍到的许多照片是化工企业违规排放的铁证。这些证据现在束之高阁，既没有被用于行政或者司法程序，也没有成为当地村民抗争的武器，但还是不可避免地给他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后果。
后果之一是他得到了当地居民的信任。在他的采访日程里有一长串人名和手机号码，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当地人际网络。
如果没有这个看不见的网络为他提供消息和其他帮助，他很难工作下去。不断有人往他的手机上打电话，告诉他潮水的水位、排污管口是否露出了水面一类的信息。这些信息是至关重要的。为了避免被人发现，他很少待在同一个地方超过二十分钟，因此合适的时机一旦出现，就必须立刻赶过去拍照片，然后快速离开。
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的原因。他尽量低调，习惯于栖身在小旅馆里，在人最多的小饭馆里吃饭，包车的时候也要挑那种不起眼的小面包车。这样做能够省点钱——他没有单位，自己必须承担全部摄影的开销，也能为他的工作提供掩护；他的长相普通，身材矮而粗壮，头发蓬乱，看上去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中年人，非常有利于他融入人群。但这一切都不足以骗过那些警惕的眼神。他至少有三次被拦住，接着被送到公安局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幸好没有受什么皮肉之苦——他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也的确有这样的风险。
提供消息的人面临的风险比卢广更大，他必须保护他们。但完全不暴露是不可能的。11月3日，在滨海县的头罾村，卢广约定的采访还没有开始，就不断有人在房门外转悠，他的采访对象只好起身哀求对方千万不要说出去。30分钟之后，卢广坐上车准备离开的时候，有人拦住了他的去路，一个衣冠整齐的工作人员模样的人隔着车窗对他说，听说你要了解一些情况，我们可以给你介绍。卢广只能催促司机马上离开。
司机往往会受到警告，尽管他们可以辩称自己压根不知道卢广是谁。离开滨海县后不久，送他离开的司机在电话中说，有人要求他提供卢广的行踪，他只能如实告诉了对方。
帮助卢广的当地人并不相信他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化工园区周围居民的要求集中在三个方面：控制污染或者动迁到其他地方，公开村级账务，解决失地农民和上岸渔民的生活保障问题。卢广不能也从来没有给他们任何承诺。事实上，在那些反复抗争、反复挫败的地方，人们觉得现状已经不可能改变。但卢广在那些严重污染的河流旁边拍照的时候，一种模糊的愤怒就会油然而生。这种愤怒让他们不由自主地站到了这个来自外地的摄影师一边。
离开滨海县的第二天，卢广进入一河之隔的响水县燕尾港化工园区继续拍摄。下午三点钟左右，他得到消息，灌河边的滩涂上有一根排污管道正在排污。他下水拍了不到十五分钟，三拨人先后来到岸边观察他，询问他的身份和目的。他取下相机中的存储卡，藏在衣服里，光着脚悄悄地从盐蒿之中离开了海岸。和他同行的人被拦截在岸边。一位乘着别克君越车的中年男人——后来被证实是灌云县环保局副局长，他同时还兼任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的厂长——要求我们交出卢广，被拒绝之后，又开着车一路尾随我们的车辆。即将离开化工园区的时候，副局长的君越车突然冒险绕到我们前面，要求我们停车。
他变换了多种措辞，试图让我们相信，卢广是他失去联系许久的老朋友。他并不在乎这种措辞是否可笑。很显然，卢广是他唯一的目标。
被关注、被跟踪、被拦截、被“请客”——常常有当地政府的人找到北京，要求和卢广见面，请他吃饭，是这些年拍摄污染问题的另一个后果。毫无疑问，在卢广孤独的工作当中，蕴含着一种不可知的风险。
2009年，美国尤金·史密斯基金会将一项年度奖项颁给了卢广，表彰他在《中国的污染》这组照片中表现出来的人道精神和社会意识。
几年前，他曾经以一组有关艾滋病的照片得到过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荷赛”）的金奖，但今年的这个奖项有一点不同。尤金·史密斯是一位美国摄影师，在特立独行的一生中，一直试图用摄影作为工具来影响和改变政治。1970年代，他在日本拍摄环境污染和抗议运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组照片的拍摄过程是当代世界反对环境污染的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尤金·史密斯深深地卷入其中，遭到排污企业的报复，暴徒几乎差一点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他去世以后，朋友为他成立了纪念基金，每年颁出一项“人道主义摄影奖”，以表彰努力抵抗“传媒界的流行趣味和利益冲动”的摄影师，以“发现并鼓励那些独立的声音”。卢广是第一个被授予此奖的中国内地摄影师。
卢广的文化程度不高，不善于表达，并且刻意地远离政治。但这些并没有减弱他的作品的现实感和批判价值。在十几年时间里，他走遍了中国，拍摄过像血吸虫病、艾滋病、环境污染、吸毒、SARS和战争后遗症这样尖锐的社会问题，还关注过青藏铁路和喜马拉雅山上的猎人的生活。并不是每一组作品都能得到认可，在孤独的、体制外的职业经历中，他的工作方式还引起过同行的争议，但这些并没有真正打击他的热情。
这个矮胖的中年男人身上有一种吸引人的气质，那是一种饱经世故的随和，但并不给人圆滑的感觉。这是特别的生活经历留在他身上的烙印。在作为一个印染师傅的后代和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尽管童年时代充满了饥饿和不幸，但卢广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他先是在一家印染厂当工人，业余时间到偏僻的乡村里去帮人照相。26岁那年，他的照片在省里得了奖，他当上了当地的政协委员。现在他仍然是永康市政协常委，尽管很少回去开会。他曾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老家还有他的广告公司；如果不是执意把做生意赚来的钱用于目前这样辛苦和危险的工作，他的生活会更安全、舒适和体面。
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年轻的时候他渴望出人头地，但现在已经学会了对名气保持平常心。如果说还有什么驱使他不停地拍照，只能说是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他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地方发现了乐趣。
或许还有一种责任感。中国的变化太快了，在繁荣的背后，不难发现一种忧虑，而卢广将这种忧虑变成了照片。这也许是“成长的代价”，但是需要面对，并且有勇气去解决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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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新闻网
李坑，我们为你难过
本刊特约撰稿/陈剑杰(发自广州)
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像一个卷曲的银色铁盒子，坐落在广州市白云区永兴村的东侧，“盒子”上90米高的烟囱，吐着烟气，傲视着村庄与背后的小山。
这个焚烧厂被广州市政府称为“引进了国际先进设备的现代化垃圾焚烧发电厂”，日焚烧量1000吨，承担着全广州1/12的垃圾处理量。焚烧厂的烟囱冒出的是带着焦味的古怪气息，弥漫全村。
陈爱娣家就在离垃圾焚烧厂不足400米的永兴村第10社。进入她家时，她正在和邻居打牌。后来，这位50岁的女人说，这其实是她等待死亡的一种方式，因为她得了癌症。
她称，以前她的身体很好，但在李坑垃圾焚烧厂于2006年开始运转后，她的体质就每况愈下。2008年11月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已得了鼻咽癌。
她的回忆有些艰难。由于是鼻咽癌，她话一说多就痛，所以要靠不断地喝水，来缓解咽喉的疼痛。
她说：“我的病和垃圾焚烧厂有关系。我知道你不一定相信，那你可以去我们全社、全村看一看。”
致命的距离
在陈爱娣家斜对面，是范添仔家。范家距垃圾焚烧厂也不到400米。2009年10月29日白云区太和镇医院的检查显示，62岁的范添仔已得肺癌，是癌症晚期。
范添仔并不知道自已得了癌症。记者来的时候，他穿着军绿色大衣，佝偻着背，坐在家口门晒太阳。
从范添仔家往前走十余米，就是黄玉甜家。这是一幢3层小楼，离垃圾焚烧厂只有300多米。黄玉甜说，夜里一吹风，烟就直吹到家里，经常被熏醒。
2007年，在垃圾焚烧厂正式运行后的第二年，黄玉甜的丈夫范振标开始经常气喘、咳嗽不止。黄玉甜回忆，以前丈夫“身体很好，什么都能做”。但广州一五七医院的检查发现，范振标已是肺癌晚期。同年底，范振标去世，时年48岁。
2009年农历二十八，噩耗再次降临。46岁的黄玉甜在南方医院也被检出患有癌症——乳腺癌。
现在，黄玉甜已非常排斥一眼就可望到的垃圾焚烧厂，即使在广州40度高温的天气中，她都要关上窗户，担心焚烧厂的烟气吹进屋内。这种心理在永兴村很普遍。但即使窗关着，黄玉甜家的窗台上还是积满了黑尘。“这些烟尘都是焚烧厂吹过来的，建厂以前都没有。”黄玉甜说。
在永兴村12社320人中，与黄玉甜家同样不幸的，还有范桂发、范元彩，在2007年、2009年也因肺癌死去。
与12社混住的，还有癌症患者陈爱娣所在的10社。该社180人，已有范美容、范国彬两人，分别于2008年、2009年因肺癌去世。范美容死时也是48岁。
另有11社也混住其间，在350人中已有范记钦、范记新、徐玉萍3人分别于2007年、2008年、2009年，同样因肺癌死去。该社的范国华也得了肺癌，尚在治疗中。
这三个村社离垃圾焚烧厂均不足400米，是永兴村离垃圾焚烧厂最近的3个村庄。
这些癌症病人的共同特征是，除了住处靠近垃圾焚烧厂外，病情都在焚烧厂运转(2006年)之后发现，以呼吸道癌症鼻咽癌、肺癌等为主。
查阅永兴村10、11、12三个村社自1993年以来的死亡名单登记手册(注，由永兴村委编制，在警方开死亡证明前作为证明之用)发现，自1993?2005年这12年间，这3个村庄没有出现过一例呼吸道癌症，且只有12社的张梅英死于乳腺癌。而在2006年垃圾焚烧厂开始运转后的短短3年间，这3个村社一下子出现了13例癌症病人。
癌症高发现象不只是存在于10、11、12这3个最靠近焚烧厂的村社。全村19个社的癌症病人在垃圾焚烧厂运营后全部上升。第14社尤其严重，只有300人，但已在2006?2009年间有10人死于癌症，除了曹贵清死于肝癌外，其他均死于肺癌和鼻咽癌这两种呼吸道疾病。14社离垃圾焚烧厂不超过800米。
永兴村被广丛公路一分为二，被公路相隔的另一部分，与垃圾焚烧厂的距离超过了1公里。垃圾焚烧厂运营后，此处村民的癌症比例则较低，只有数例。
“你一定是看错了”
以前永兴村村民打井饮用地下水，村庄小山上的涟窿水库和李坑水库，水源清澈，灌溉永兴村近千亩农田和瓜果。
但1992年发生转折，其时李坑水库被选址为李坑垃圾填埋场。事后统计，李坑填埋场占地面积518亩，从1992开始投入使用，12年来共收纳约900万2吨生活垃圾。
村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回忆，当时有村民冲进施工现场砸机器。最终，抗议被“平息”。
此后，李坑填埋场的垃圾废水逐渐渗入到涟窿水库，目前唯余一潭死水，村民说，水中已没有任何鱼类能生存，也没有村民敢取地下水饮用了。
2000年，广州市决定要在永兴村附近建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村民反对激烈，没有村干部愿在约152亩的村集体土地征地协议上签字。白云区龙归镇政府越权代替村委，在2001年6月14日与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局签了征地协议。
2002年12月18日，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式开建。在村民的反对声中，于2005年11月14日试运行，2006年正式运行。
这座由广州市政府全资投入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引进了日本三菱的焚烧炉，总投资7.25亿元。“该厂投产4年来，各项环保监测表明运行指标符合规范要求，其中，二恶英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达到欧盟相关标准。”广州市城管委说。
该厂被作为样本工程，广州明年将预计建4座垃圾发电厂。作为“十一五”规划中的扶持产业，全国各大城市亦在兴建垃圾焚烧厂。
然而生活在焚烧厂附近的永兴村民，有着与上述表述不同的生活感受。村民反映，恶臭、粉尘，还有半夜的噪音，是最可见可感的污染。负责李坑垃圾焚烧厂营运的法国威立雅公司，也曾因村民的投诉于2009年8月31日写了道歉书，承诺将进行技术改进。
焚烧厂流出的废物水更是触目惊心。
在李坑垃圾烧厂外墙的一个直排渠道，恶臭外冲，水呈乳白色，管口已集了厚厚一层水泥状的垢。这些废水又流入附近农田，转而流入下游的上千亩菜地。按环评要求，这些废水都须作专门处理，不应排入农田。
村民已不敢种这些菜地。村民把菜地承包给了外地人，外地人又把这些菜销售到广州各个菜市场。
村民们更担心的是因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污染。
二恶英无色无臭，是一级致癌物，目前全世界的垃圾焚烧厂均无对二恶英的实时监测手段。李坑垃圾焚厂的运营商威立雅李坑项目助理厂长闵延军认为不必为此担忧。他称：垃圾焚烧在低温下会产生二恶英，在773度时二恶英基本分解完成，炉温的行业标准是850度，李坑的焚烧炉温高达979度，所以二恶英会全部分解。并且，通过活性炭、石灰、布袋等过滤，可以使重金属和二恶英排放达标。
然而，《中国新闻周刊》在调查李坑垃圾焚烧厂的炉渣发现，在“979度高温”中出炉的黑色残渣中，居然还残留有绳子、布条、红色塑料袋，甚至还有没烧尽的球鞋。这种类似的垃圾残渣，小山似地堆在李坑垃圾焚烧厂一侧。
记者就此采访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张建国，张建国听后愣了愣，然后坚定地回答：“979度的高温怎么会烧不掉这些东西呢，你一定是看错了！”
第二座垃圾焚烧厂
11月22日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建设情况新闻通报会上，当多名记者就李坑附近出现的大量癌症病例提出质疑时，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徐建韵答复，“这是正常的生老病死”。
他提出了证据，现在国内外有80多个运营集体，李坑有80多人全年排班，还没有因为垃圾焚烧发电二恶英引起的癌症，在国内同行当中也没有发现因二恶英单项引起癌症。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广州肿瘤专家指出，呼吸道癌症并不一定是由“单项二恶英”造成的，焚烧过程中产生的含重金属的有害粉尘，长期摄入后也可能引发癌变。并且，工作人员一天只需呆8小时，而居民24小时都身处其中。
中国抗癌协会病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教授邓大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从全国来看，癌症发生率在上升，但增高是缓慢的，“如果这些癌症名单是真实的话，从局部人群来看，就可能有环境问题造成的变异因素”。对病例中肺癌比例特别高的现象，邓大君认为：“生活垃圾成分太复杂了，现在国内垃圾分类做得不好，焚烧过程什么都可能产生，二恶英只是一部分。”
广东省肿瘤学会常务委员、广州抗癌协会副理事长、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肿瘤科主任刘魁凤认为，大范围来讲，广州市的肿瘤发病率、死亡率是在逐年增高，但永兴村2006年后的癌症发病率比之前的高太多。刘魁凤表示，排除不良生活习惯，还有基因遗传等因素，大环境的污染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尤其这么多的肺癌，跟空气污染会有很大的关系。”
多篇学术论文指出，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在293.3/100000，即大约每千人中出现3个癌症病人。永兴村全村共7000人，其癌症人数显然已超过这一全国平均值。
不管专家如何分析，受访的村民均表示，除去癌症，他们普遍出现了呼吸道感染等各种疾病，他们期望环境有改善的可能。
但现状是，广州李坑二期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已在李坑垃圾焚烧厂旁动工。
期间村民多次表示反对，但均被阻止，工程至今仍在进行，预计在2010年投产运行。
永兴村民范志辉担心，以后随着村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村民可能会病的病，死的死，搬的搬，村庄可能会日渐萧条，“以后村里的祠堂，还会不会有人去祭拜呢？”
来自http://news.sohu.com/20091204/n268679971.shtml
而在2006年以前，椒江老城区的居民，时常能闻到来自化工区的阵阵恶臭，外沙岩头化工区因此被省环保局列入重点监管区名录。2005年，城区全年恶臭累计发生352次，密度几乎达到每日一次。
为了让城区居民不再受“气”，台州每年都要拿出大量资金用于大气污染治理，经过大幅度削减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从2006年开始，椒江城区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全年恶臭累计发生99次，2007年更是下降至73次，发生率为4%。
据了解，今年1月份，我市城区恶臭发生5次，发生率为3.2%。经过多年环境整治，我市城区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可有时在阴雨天气，城区居民仍隐约能闻到化工区传来的异味。尤其是节假日和夜间，部分企业管理放松，化工臭气的发生率高于平时。
如果您闻到化工臭味，欢迎拨打本报热线88894000和环保投诉电话12369或88581155，记者将立即随同环保专家，对偷排漏排企业进行现场调查，并予以曝光。相信有您的参与，我们的城市会变得更加美好。
来自台州网http://www.taizhou.com.cn/a/20090210/content_96968.html
决策不能“千里走单骑”
2009-11-10
只顾“行政效率”，只求“雷厉风行”，却忽略了解释、沟通、疏导乃至必要的修正，这种“千里走单骑”式的决策，往往容易导致误解和纠葛，引来群众的不满甚至反对。
近日，广州番禺区一座拟建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让选址地周边的30万居民忧心如焚。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民调显示，在对1550例周边民众的抽样中，知道该项目的达到100%，表示反对的高达97.1%。
按说，在当下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常和环保、高科技联系在一起，被许多地方视为突破垃圾围城困境的有效途径。那么，素以观念领先著称的广州市民为什么会强烈反对呢？
广州市目前日产垃圾过万吨，按照这一增长速度，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到2010年就会迎来垃圾围城。所以，尽管垃圾焚烧发电被认为可能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广州市民依然对此类项目表示了审慎支持，比如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建设时就曾获得这样的认可。可以说，在垃圾处理的紧迫性方面，民意与政策的初衷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但为什么具体到番禺垃圾发电厂项目却发生碰撞呢？
从省情调研中心发布的民调数据来看，超过98%的民众对“涉及众多民众利益，但有关部门垄断行政决策，未能及时通报消息”最为不满——这一对周边环境及民众生活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从2004年确定地址、2006年通过审批、2009年开始征地，5年中没有情况通报，没有听证，甚至电厂所在的会江村村民也大多不知道有该项目的存在，直至它突兀地被民众关注。
人们还记得，曾经获得民众支持的李坑电厂，尽管主管部门表示其排放水平达到了欧盟标准，但实际生产中异味难消，民众常有抱怨。对于这样的前车之鉴，番禺电厂项目如何避免？有关部门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说明。而在讨论过程中，政府方面始终强调该项目的优越性，聘请来开导民意的专家却来自垃圾焚烧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有的专家本身就拥有垃圾焚烧的相关专利，有的更是从事这方面经营的公司副总。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调查显示，即使环评报告通过，超过90%的民众仍表示会质疑其真实性。
可以说，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上，民意和决策已经迎头相碰。这引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政府决策如何响应民意、释解民忧？
一些行政部门常常有这样的想法：只要决策的初衷是善意的，只要从长远和宏观看，有利于民众的根本利益，就无须过多地在民意沟通上“纠缠”。事实上，只顾“行政效率”，只求“雷厉风行”，却忽略了解释、沟通、疏导乃至必要的修正，这种“千里走单骑”式的决策，往往容易导致误解和纠葛，引来群众的不满甚至反对。
能否将决策建立在民主、公正、透明、科学之上，让民众和专家充分参与，让商业利益充分回避，让利弊之议充分表达，能否广纳民智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求得决策与民意的契合，令决策畅行无阻，这既是对决策意识的考验，也是对执政能力的考验。
来自http://www.xkb.com.cn/html/xinwen/qita/2009/1112/24079.html
新快报记者 石勇
特邀议员
王则楚（广东省政府参事）
李公明（第九届广东省政协委员）
彭 澎（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
本期议题
国庆已过，让番禺逾30万居民感到不安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否会马上开工？日前，广州环卫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郑重澄清”：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目前尚在编制环评报告阶段，还未进行上报。
回避关键问题何以消除居民担心
新快报：此前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要开工的消息曾引发市民关于它带来污染的普遍担心，特别是担心它可能将产生一级致癌物二恶英。这些“抵制”的声音现在仍然很强烈。但市环卫局强调不可能上一个污染项目，技术也先进，希望市民不要视垃圾焚烧发电厂为“洪水猛兽”。该如何解读市民和官方之间的这种“分歧”，在各位看来，问题出在哪里？
王则楚：市民与官方之间的“分歧”首先就出在是否环保的“标准”上！面对不把灰霾列入空气质量的环境标准，面对引进了最先进技术、排放符合环境标准的李坑垃圾焚烧厂“臭死了”的居民反映，面对世界上“垃圾焚烧炉就是产生二恶英的途径之一”的研究结论，市民怎么能相信“通过了环评”的垃圾焚烧厂是“不臭的”呢？
其次的“分歧”是垃圾焚烧处理是最先进的吗？为什么原先大量采用垃圾焚烧技术的日本在大量减少垃圾焚烧发电厂？“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是罗兰·韦伯在垃圾处理问题上给中国的一句忠告，市民希望在垃圾处理方法上有发言权。
彭澎：官方与市民的争执表面在于对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否带来污染有不同看法，其实，无论垃圾焚烧发电厂会否带来污染，市民都不愿它建在自己住宅小区附近，就如公厕、变电站、垃圾处理站等一样，谁都离不开它，但又不愿离得太近。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虽然市民都是垃圾的生产者，但都希望远离垃圾的处理系统。李公明：问题很简单，公众担心的是真实的结果，政府部门强调的是设备与技术的先进性。
政府部门试图避开真正关键的问题：据专家介绍，不管从理论上或国外的实践上讲这项技术与设备如何先进、如何成熟，在国内就是因为在运行、管理上存在缺陷而产生问题。
因此，光谈设备与技术的先进和国外的例子并不能让公众信服和放心。几十年来，这种设备先进但是由于管理水平的落后、监督机制的不完善而造成的损失,甚至灾难的事例难道还少吗？！
环卫局只“指导”的表态恐是卸责
新快报：广州环卫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环评如果通不过就不会开工，更不会强行开工”。但同时又表示，番禺区并不属于中心城区，广州市环卫局对其只能进行业务指导，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详细事宜还是要由番禺区市政园林部门具体负责。各位对此作何评价？
李公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环境保护、评价的相关法律规定在很多人看起来是软弱的、缺乏制裁能力的，因而才敢于像广州人所说的，“当你没来”。“环评如果通不过就不会开工，更不会强行开工。”但是，为什么征地、补偿工作可以先做呢？而且，在环评报告审批的过程中，是否必须召开听证会？
我认为，第一，严格执行相关法规，在没有通过环评、没有充分听取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之前，停止所有涉嫌动工建设的行为，并且追究已造成既定事实之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第二，尽快公布环评的进度和所有结果，召开由专家、居民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参加的听证会；第三，在选址问题上再广泛征集意见和方案。
王则楚：“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详细事宜还是要由番禺区市政园林部门具体负责。”这句话等于没说！老百姓反映意见到市环卫局，就是希望你能够在“进行业务指导”时，否定它的可行性，或者说明它的可行性！用“环评如果通不过就不会开工”，把责任往环评上一推了事，其实是一种不负责的态度，就不要自称是“有关负责人”了。
选址不该忽略居民声音和责任界定
新快报：对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选择在楼盘密集的居住区，相关部门强调选址艰难，选址大石已经是最科学的方案。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选址在某个地方，无疑给某个地方的居民强加了污染的风险，无论如何对于他们都是一种损害。这种“分歧”是否忽略了居民是利益相关方的结果？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官方的主张和居民的反对得到平衡？
李公明：什么是最优方案，不能只凭官员说了算，专家的意见尤其是公众的意见也必须要在程序上有明确的地位。从根本上说，只有当地居民是最关心自己利益的，因此他们的声音应该是最重要的。
事实上，即使退一万步讲，如果当地居民的反对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非理性的、不应该的，只要他们一致反对，这个项目还是不应该建的。
因为：第一，政府绝不应违背人民的意愿，哪怕这里的“人民”只是一片区域的居民、哪怕看起来这件事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第二，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讲，政府与选民的关系也决定了它无法违背人民——哪怕只是一方选民的意愿。
在这种极端的境况中，官、民的对立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平衡的，尤其是无法在一方已经要将生米煮成熟饭的情况下获得平衡。而且，这种性质的项目的合法性、合理性也不应该是通过“平衡”来获得，而是要通过严格的法治来获得，包括程序正义、实质正义和民意等。
彭澎：使双方立场得到平衡的办法就是：
第一步,要明确番禺本地是否应该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可不可以不在番禺建，而把垃圾焚烧发电厂都建到花都、增城、萝岗等地，后者又持什么态度，进而能否把广州的垃圾都迁到外地去处理，这正是某些发达国家的做法；
第二步，如果番禺产生的垃圾应该在本地就近处理，甚至中心城区的一些垃圾也要放在这里处理，那么，全番禺哪里才是最佳选址，如果经过科学论证大石会江村就是最佳选址，居民就没有反对的理由了，但如果只是因为会江村选址不需征地，其他地方选址可能更好但要征地，那么就不是以人为本的决策了。王则楚：“不可否认的是，选址在某个地方，无疑给某个地方的居民强加了污染的风险，无论如何对于他们都是一种损害”，但“目前番禺区生活垃圾的年增长率约12%，到2010年预计垃圾年产量将达到73万吨，2020年沙湾水道以北地区生活垃圾日产量为2330吨”，才是要命的事！
因此，要消除“分歧”首先是告诉居民，这些垃圾是你们带来的，建垃圾焚烧厂的罪魁祸首是你们自己！
如果明年番禺区生活垃圾能够负增长，在十年内通过净菜入市、取消过度包装等方法减少垃圾量，通过再次使用减少一次性废弃垃圾量、分类回收及循环使用减少需要焚烧的垃圾量，那么就不需要建设垃圾焚烧厂了！做不到，就要为自己排放的垃圾付出建垃圾焚烧厂所造成的代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就是谁产生的垃圾不能拉到别的地方去处理！既然是日处理2000吨的垃圾焚烧厂，其处理量是“沙湾水道以北地区生活垃圾日产量”，那么选址应该在整个沙湾水道以北地区。
这可以提出几个方案，由番禺区人民代表大会表决确定选址。同时表决给建设垃圾焚烧厂的地区居民以适当的补偿（这是有国际先例的）。只有这样才会促使我们的居民在垃圾减排上有所进步！
主流媒体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聚焦番禺垃圾发电厂
(访谈记录）赵章元、司马平邦：聚焦番禺“垃圾门”
主 题：聚焦番禺“垃圾门”
访谈时间：2009年11月18日下午14：00
嘉 宾赵章元：
男，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已退）。1943年10月生，河北定兴人。1969年于北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先后任湖泊环境研究室和近海环境研究室主任，兼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常聘专家。
一生热衷于我国的水环境保护事业，先后考察了中、美、俄、泰等国的湖泊海湾五十多个，曾率团赴泰、俄等国参加制定联合国环境署关于“东亚海地区(EAS)和西北太平洋地区(NOWPAP)防止陆源污染海洋行动计划”，并承担国家“七五”、“八五”科技攻关项目部分课题研究。在我国地下水污染状况、污染源追踪及其防治对策研究中，结合北京市主要垃圾填埋场和石油储存罐（管）地下渗漏污染深入探讨了我国垃圾填埋场和石油加油站点地下渗漏污染规律、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及快速检测方法，获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并及时向有关政府部门和全国政协提出了重要决策建议，受到了国务院及北京市市政管委会的高度重视。
发表了有关古地磁应用、湖泊海湾富营养化、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污水海洋处置管理及河口海湾规划、水环境容量开发利用等方面的论文共五十余篇。主要著作有《交通环境学概论》、《中国近岸海域环境分区分级管理战略》、《中国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和《生态文明六讲》等。
司马平邦：
曾服务于平面媒体十余年，做过《当代歌坛》、《当代体育》、《电视剧》、《电影世界》、《新青年☆财富》等杂志的主编及博客中国网站副总编辑，现为中国环境报道网站执行总编辑；新浪网、凤凰网的千万点击量博主。
主持人：
韩长青：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
舆情背景：
因为风景优美等原因，从2001年开始，广州碧桂园、锦绣半岛、海龙湾、洛溪新城、广州奥园、星河湾、锦绣银湾、华南新城、江山帝景、绿茵岛生态别墅、东海花园……一个接一个高档小区在广州番禺区落成。
关于番禺区生活垃圾处理系统规划于1999～2001年编制完成，2001年通过专家评审，2002年由番禺区人大常委会审批通过。规划中，选出番禺的11个地点，作为未来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可能的选址地点。
2004年8月，番禺区拟将大石街会江村的原简易垃圾填埋场和简易垃圾焚烧厂全面改造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用以处理辖区内的生活垃圾。2006年8月25日，广州市规划局批准了番禺区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的选址为番禺大石会江村与钟村镇谢村。2009年9月番禺市政园林局接受采访时表示，番禺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已经基本完成征地工作。当番禺拟建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消息传遍网络时，一场质疑建厂的自发签名行动也在各受影响小区展开。2009年10月30日番禺区政府召开了解释垃圾焚烧疑问的新闻发布会。媒体报道量大幅增加，据我们对国内135家报纸的监测，中央级媒体、市场化媒体、地方媒体11月份关于番禺“垃圾门”的报道篇数，分别是10月的3倍、9倍和6倍。同时，有消息说：鉴于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原因，番禺房屋成交量自2009年9月份以来下滑了2～3成。
目前，华南环境科研所承接了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评工作，海景博士表示：“这种在广东省前所未有的项目一定会开听证会，即使没有，我们也会要求开。”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访谈题目是“聚焦番禺垃圾门”，欢迎两位嘉宾——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常聘专家赵章元先生和著名博主、中国环境报道网执行总编司马平邦先生来到人民网做客！请二位先跟网友问个好吧。
赵章元：向各位网友问好！当前垃圾危机已涉及到我们的每家每户，垃圾危机影响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成为民众的焦点问题，我为了广大民众的健康，为了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我愿意给大家回答我所了解的有关问题！
司马平邦：大家好，我是司马平邦。
网友“202.91.185.*”：司马平邦先生也热心环保了，关注中。
主持人：番禺“垃圾门”涉及到垃圾焚烧，所以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有专家说，国外技术较好的垃圾焚烧厂旁边就是小学和幼儿园。但是我看到报道，上世纪90年代，日本垃圾焚烧厂周边的居民的发癌率大大上升。我们想请嘉宾简要介绍一下，就你们了解的，目前发达国家垃圾处理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普遍采取什么措施？
赵章元：这种说法已经是早已经过时的广告词，根据国外许多垃圾场都建在大都市中心，这个教训是非常惨痛的。由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污染了周围的环境，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焚烧大国，据国际二噁英会议报告介绍，日本全国的二噁英浓度平均值高达0.51P/m3，它超过了欧盟许多国家浓度的五倍多。
赵章元：据98年4月份研究人员在大阪近郊一个焚烧炉周围的土壤取样，二噁英浓度高达8500P/m3，为全世界监测的最高纪录。记者还调查出，在东京都附近的所泽市牛乳二噁英浓度要比婴儿允许的标准高出12-20倍。
冈山县的一个港口海底取样二噁英浓度高出全国普产标准的十余倍。距东京三十公里的一个生态农业市，它的农产品是东京市场上很受欢迎的绿色食品，然而99年2月份，日本新闻台报道了他们的菠菜中有毒，引起了东京居民的巨大恐慌，他们发现附近的几处垃圾焚烧设施在释放二噁英，土壤检测二噁英超过三百倍。一夜之间，农产品再也没人购买。
所以说，把垃圾场建在居民区中是有血的教训的。
网友“常德赌徒”：专家您好，我关注这个事件很久了，我发现有这样一个问题，广州附近垃圾生产量非常巨大，而各个县都不同意把垃圾场建在自己的地面上，所以广州附近反对的声音出奇安静。我们是不是能够认为广州是真的需要这样一个垃圾场，而谁都不愿意担当这个“重任”呢？垃圾焚化发电一举两得，可以解决一定的问题。两位是意见领袖，我们能不能在大众愤慨的同时引导大家正确的看待这个垃圾场呢？愤怒是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我们需要科学理智的处理废气排放问题。可以说，不建这个垃圾场，广州市民将更加痛苦！
司马平邦：你的话有道理，但不是眼前必须解决的。垃圾虽然肮脏，但并不可怕，你说的那种科学理智的处理方法是要建立在透明的机制之上的，符合民意的，我们不能离开老百姓的需要谈科学理智，而广东番禺的事，没有迹象可以证明老百姓是无故愤怒，我觉得有关部门该做更多的消息释放，举行听证会。
这次番禺的事件发生后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有国内专家说，国外技术好的话，幼儿园和学校都建在垃圾处理厂边上，国外有好多好的方面，我们不学，偏偏拉来这些当例子，专家们说话要讲讲良心。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有一种观点——垃圾焚烧是“唯一”、“最好”、“最先进”的办法，而且我国大型垃圾焚烧炉的技术水平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据此推理，番禺垃圾进行焚烧处理就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我的了解，11月2日，吴江市政府就宣布停建了垃圾焚烧项目。嘉宾怎么看？
赵章元：垃圾焚烧是不是最好最先进的办法，要看实践的结果。据多种文献报道，最好的焚烧也是会把部分垃圾由固态转换成气态，每吨垃圾焚烧后，会产生数千方的废气，还会留下体积半数左右的灰渣，其重量和总体积不仅没有缩小，还会增加。焚烧炉的尾气排放中有上百种污染物，其中有许多是温室气体和有毒物。
司马平邦：有人说：垃圾焚烧是“唯一”、“最好”、“最先进”的办法，这种说法本身有问题，太绝对了，用让这样的方式说服老百姓，缺少智慧，我觉得这不是垃圾本身而是政府在处理百姓意见方面方法和态度不对。
网友“中宵劳梦想”：隆重推荐北风的观点：番禺居民不应把反对建设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作为既定的立场，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决策的透明公开公正及垃圾处理方案的最优选择上。把发电厂赶到别人家门口只是私利而非公义的胜利，也难于得到外界支援。
司马平邦：我个人认为，就现在的情况看，番禺居民并没有把反对建设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作为既定的立场，而是事情本身正向这方面发展，这是必须正视的，当然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更公开透明。
网友“番禺人民戴表”：其实，不只是日本，广州的李坑垃圾发电厂附近也已经成了癌症高发区！！！救救我们吧，主持人，救救我们吧，赵教授！！！给您下跪了
司马平邦：李坑的事，如果真的“水深火热”应诉诸法律途径，在论坛里只能提供参考，相信法律。
网友“二月天”：请问两位嘉宾，关于欧洲日本的垃圾焚烧厂的以下数据是否属实？
专家说：在1993年时，欧洲的垃圾焚烧炉是415个，1997年变成275个，中间有所减少；但是1997年之后一直在增加，到现在又到了400多个。目前垃圾焚烧厂的数量与1993年大体相当，但处理处理规模增加，不能光从焚烧厂的数量上来看。
而日本在1997年以后也关过一批小型垃圾焚烧厂，应该关闭了近千个左右，主要是小型焚烧炉。日本的问题是在1997年爆发的，主要是非正式运行的小型焚烧炉，也有一批大的焚烧炉比如日处理200-300吨的，水平不行，也有关的。但是，日本的垃圾焚烧规模一直在扩大，单个厂规模在扩大，总量还没有变。
司马平邦：对不起，我没去日本数过数，不知道。
网友“我心你心”：作为番禺的居民，我们反对的不是不要建在番禺，而是反对垃圾焚烧这种高污染又是被淘汰的技术。
司马平邦：我个人觉得，焚烧垃圾是不是完全被淘汰，也不能一概而论，但这种技术是不是适合番禺一定要经过认真论证，绝对的好和经绝对的坏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主持人：从2009年10月30日南方日报的报道上看，拟修建的垃圾焚烧厂与周边楼盘最近的举例是一公里。我们想了解，有没有垃圾厂设置与居民区的相关方面的规定？比如距离，据说是300米？焚烧会产生烟尘和气味。
赵章元：垃圾焚烧厂与居民区的合理距离。这距离需要计算，取决于排污量、烟囱高度、气象条件等多因素。原来总局对危废评估时出文掌握在1000米，后来嫌选址难又先后改成800米、700米，当时就很担心可能有风险。后来总局又出文说不要定出距离，让环评单位去算好了。奇怪的是总局出文不久又突然出现了个300米？这是国内外从未见过、十分冒险、而又极其不负责任的数字！初步推测原因为，北京市为了绕过环保总局对六里屯行政复议的缓建决定，绕过原定700米的障碍，由清华大学起草了一个300米距离的意见，请国内知名专家通过评审，但无论如何设计议程，怎么也通不过。但我们的国家机关办法多，竟然敢不顾一切的巧妙地制作出一个标准，突然出现。可见管理上的盲目、不规范程度和漏洞之多有多严重。严格说来，对于在填埋场做垃圾焚烧排放POPs类污染物而言，国内外实践表明，1000米都有风险。我国应当认真论证为好。
司马平邦：300米肯定是不行的。我打个比方，哈尔滨的卷烟厂就放在市中心地带，那一地区周边一公里偶尔都会闻到烟草味。
还有风向，也很重要，我没在当场，不知当地风向，下风头肯定有问题的，所以，常见的1000米安全距离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也很奇怪这个300米的标准，建议我们顺着这个300查下去，是谁搞出来的。
网友“常德赌徒”：请司马先生给广大义愤填膺的网民指出一条明路，引导大家应该如何正确有效的找到一个要害机构，解决此事件。否则此事已经旷日持久，政府和民众打起了拉锯战，如此以往不知何时才能解决。群众的呼声虽大，但是仍未能找到垃圾场的死穴。单单是说危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能解决的话早就有效果了。民众的呼声好似弱势群体的求救，不能转化成强势的冲击，改变决策。比如整顿重庆从打黑入手，清理足球从抓赌切入，难道没有一个好的“软肋”值得我们去捅一下吗？请教您们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捅”哪里？and怎么“捅”？
司马平邦：我觉得现在以单纯的对立方式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要一步一步来，还要相信法制，不过我有一点不明白的是当地为什么急于建这个项目，这么斩钉截铁。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聊这件事就是个很好的办法，抒解和引导是必要的，要利用言论争取更多的机会和支持。
网友“娜哖咚天”：请问司马老师，政府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公众利益，是科学选择，却在居民家门口建垃圾厂，您对此有何见地？
司马平邦：为了公众利益和在居民家门口建垃圾厂理论上并不矛盾，我们也不能天然认为这两件事就是矛盾的，番禺的事的主要问题不只是这个矛盾，而是有关部门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态度和方式，缺少透明，我建议举行听证会。
主持人：从目前报道看，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从2004年确定地址、2006年通过审批、2009年开始征地，5年中没有情况通报、没有听证。广东省省情调研中心搞了民调，超过98%的民众对“涉及众多民众利益，但有关部门垄断行政决策，未能及时通报消息”最为不满。嘉宾对此如何评价？
赵章元：真正的公众参与，真正的尊重民意。国家领导人多次有关尊重民意的批示和环保部对于重视公众参与的精神，都是想让人民群众协助政府把好关，政府代表人民利益，而决不是走走形式而已。我国环保污染事故已积涝成灾，没有公众参与协助政府把好关，单靠现有机构有限人力是难以胜任的。如此严重的污染项目5年中没有通报、没有听证，表明可有可无。可见，其所作所为能否代表人民利益？
面对我国目前十分严峻的环境污染态势，我坚信，惟有群众的觉醒，惟有群众的参与，环境的改善、生态文明的建设才能得以实现，惟有公众参与，中国的环境保护才有希望。
司马平邦：我相信并支持民意。
说实话，此事发生在广东，一个改革开放前沿地带，让人挺不理解的，至少在这方面我们的改革还没有进行得很好，现在这件事不只是一个广东的事，全国皆知，这样严重的污染项目5年中没有通报、没有听证，证明其操作环节有大问题，这未来会成为解决这桩事件的关键之处。
主持人：2007年推出的《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中，提到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项目要“加快设施建设”，但要“严格把关”，这两者的关系怎样理解？在垃圾焚烧之外有没有别的方法？例如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提交了一份关于“分类处理垃圾”的提案。
赵章元：国家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一直是持谨慎态度。尽管是在当时对垃圾焚烧认识程度，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中并未见到一个“垃圾焚烧”字眼。而是十分慎重地提出了“开展固体废物在社会循环与生态循环中的转化形态与污染途径的研究”；“研究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的产业化经济技术政策和管理机制，建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和资源化技术评价体系，形成我国完善、合理的固体废物管理的技术、经济政策体系。”
至于在发改委组织制定的《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所提出的“鼓励选用先进的焚烧处理技术”文字，也是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在同时提出了“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地热能发电”、“海洋能发电”等多种发电方法中，有条件地提出一些垃圾发电原则性意见，并同时提出了技术路线的选择原则是要“在坚持因地制宜、技术可行、设备可靠、规模适度、综合治理和利用等，合理选择不同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并明确指出“目前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技术标准体系还不够健全”，要求“针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的关键技术问题，组织技术创新、示范和推广应用”
。并非一味地、盲目地稿大锅轰，一哄而起，全面开花。我国一些管理者有时片面理解这一政策，喜欢普遍上马。这是他们多年来养成的一种盲目追随的惰性恶习。
网友“妞妞妞”：司马前辈，作为环保人士的社会评论家，如果垃圾焚烧发电厂通过环评，这对国内的环保前景说明了什么?
虽然番禹只是广东的一个城市，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番禹事件来看整个中国的环保发展前景。如果，番禹此举得成，是不是说明，我们的环保事业环保行为都也只能局限于此？那么，今天的番禹人民会不会就是明天的全国人民？
司马平邦：垃圾焚烧发电和通过环评之间并不完全对立，垃圾焚烧只是一种方法，其实也不一概说过时，只是番禺并不适合于此。
网友“我爱我家520”：如果番禺能实行垃圾分类回收，我愿意做志愿者，可惜，平台呢？？？
司马平邦：垃圾分类回收这恐怕以后不是番禺一地的事，而是全中国的事，这就又涉及到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也要改变，很多从没有垃圾分类的习惯，这是不好的。
网友“偶滴”：请司马平邦以社会评论家的身份评价一下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用社会的语言诠释群众心中的污染和环保。
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最大的问题有两点，一个是污染本身，另一个是此事布之于众后，有关主管部门与居民之间的沟通存在明显缺位。
主持人：城市面临垃圾围城之灾，破解这个困局，需要凭借政府、科研机构、公民与企业的通力合作。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一起关注事件的进展。感谢两位嘉宾，和广大网民参与。再见
赵章元：各位网民再见！
司马平邦：我觉得聊天本身就是种民意释放，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汲取，番禺的事件不只在于事件本身，还有居民对有关部门单方面不对称决策的强烈反感和不信任，所以真希望政府部门能参与这种方式的“网上听证会”。
云游：官员的架子太高了,下不来啊,而且这么多尖锐的问题,如何回答。
新港西：要是真有网络听证会该多好！！
云游：对构建沟通渠道,您有什么建议?广州还是比较开放的,这个事件是最好的例子
61.140.167.* ：这种形势不错！ZF和人民相互可以沟通一下！了解对方关心的事情！
海珠桥一日游：同意司马先生所言，望有关部门有关领导能真的做到“倾听民意”！
将心比心：唉,希望政府能广泛听取民意!
119.130.0.*：但是官员听不进反对的声音啊，反而要求管辖内的媒体都禁声。好在还有网上可以交流。
海珠桥一日游：不是没有方式让官民沟通，而是有关部门有关领导想不想和有没有诚意~~ homefocus：专家的立场左右着政府
202.96.184.*：有些官员听不进民意,知错不改。
感到民众对经济的分析,民生的分析,环保的分析,技术的分析,对番禺仍至广州未来发展经济的分析都精辟过政策,政策的决策是怎样制定出来的呢?
政府不面对公众的反对意见,不组织几十个组走形式参加工地,说什么100%人员支持,这种自欺欺人的做假,真令人恶心.很无耻.
在面对个事件时,政府部门的一些做法明显太低估了番禺居民的智慧和智商.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所面临着的是怎样一个局面.所以还在走形式,做假,压制民意.这样令公众对相关政府部门失去信任和信心.更是产生严重的对抗.
对于在合法范围内,表达不同意见的行为,采取高压手段,让我们心痛.更激发我们的反抗情绪.我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在企业任高层管理职位的,
很清楚自已在做什么.有必要派10多辆警车来压制吗? 损害几十万人民身体健康的事,瞒得了吗?
司马平邦：我非常关心这个聊天室里是不是有官员在场，这是多好的官民沟通渠道啊。
云游：根据您的了解,外地对番禺的事情看法如何?我在广州的时候,广州人好像很冷漠。
司马平邦：我相信公正和道义自在人心，我们也不必让全天下的人都参与到这种讨论中。
云游：您真高。
云游：不过我觉得我们这次的抗争影响太大了,只能成功,不然,中国的环保事业可能要倒退很多年。
云游：请问司马先生,您知道中国有哪些影响比较大的环保组织吗？
凌波儿：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台湾反对焚化炉,民间环保组织起了很大作用!越来越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我们都想成为环保组织的一员。
司马平邦：我们每个人都是个环保组织，其实回头看看，自己在环保上做是也不咋地，还是从我做起。
执政当为民：请问法律途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司马平邦：(嘉宾)先找到证据，然后确实被告方，民告官也不是不可以。
执政当为民：哎，这个太虚无缥缈了，中国应该建立完善的公益诉讼渠道。
凌波儿：其实有人已经想走法律途径了(这个项目又多处违反国家法规的)可是律师都不敢接这个案子啊!这还是在开放的广州呢,其他地方不知道有多黑呢
我心你心：如果请国外的律师，或是香港的律师呢？
详细信息请点击:http://v2.epanel.com.cn/panel2/answer_epanel.do?id=3581&sinaid=1557462070&vid=e3809311ef3622d75c74ec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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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24 15:19:00 评论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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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地居民强烈反对兴建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23日,广州市番禺区召开工作座谈会,广州市政府表示，将依法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项目最终决策者是市民.这一表态将持续了近三个月的垃圾焚烧厂之争带入了新的阶段。
近期，广州市番禺区计划在大石镇会江村原垃圾填埋厂基础上建设日处理能力2000吨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引起了当地群众的强烈争议。23日,部分番禺区居民和村民前往广州市城管委和广州市政府集体信访，要求停止该项目的建设。 上访者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健康等方面。他们认为，在知道垃圾焚烧会产生二恶英等致癌物质的情况下，有关部门还坚持要在居住集中区附近建垃圾焚烧厂，显然有悖情理。还有人提出，这一项目与该地区原有的城市规划不相符。
对于上访者提出的现有垃圾焚烧发电厂带来较多负面环境影响的问题，广州市城管委有关负责人对外表示，广州现有的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生活垃圾1000吨。该厂投产近四年来，除按规定每年一个月停产检修外，其余时间全天24小时不间断运行。历年环保监测情况表明，各项运行指标符合规范要求，其中，二恶英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达到欧盟标准。
虽然双方各执一词,但是引发公众热议的垃圾焚烧问题已是城市不得不面对的头疼难题.有关垃圾难题在深圳、北京等地都曾引发争议。
你对广州番禺要建垃圾焚烧场怎么看？垃圾焚烧场建还是不建？谁说了算？类似的公共项目该如何倾听民意？ |
| 编辑： 廖洁 来源： 央视网 |
2、在当下，台州大石化项目从政治事件已慢慢发酵成敏感的社会事件，媒体在报道，网络上的热议不停有新意义注入：石化项目的环保疑问、政府决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科学决策与公民参与、官员独断与公民觉醒、政府决策的纠偏机制、城市发展方向的问题----这些已成困局，人人都在关心。面临数百万市民的反对，我会如何处理？
3、既然从了政，我一定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权力的路上越走越高，以台州市长为踏板，进而成为书记，并向省部级迈进。
4、明眼人都知道，在以民营轻工业著称于世的台州上马大型石化项目，这根本就谈不上是否科学。轻率地变更城市发展规划，作出把台州建设成“石化之城”的决策自然有不妥之处。同时，作为台州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并且是涉及环境安全的高风险项目，不报台州市人大常委会批准而由政府自行决定，这违反了民主决策程序。更要命的是，这么大的项目，未经国家发改委的立项和环保部的环评批复就把“台州百万吨级乙烯项目核心厂区黄礁涂区块”“隐身”为水产养殖用途，征地开工了。国家发改委还没开具“路条”就已上路，程序不合法，为了脱责，前期操作者会希望把我拖进去共担风险，我要怎么办？台州大石化已成我从政路上的一次决战，危机转化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在权力之路上能走多远。
5、那么，如何让台州大石化项目转化成对我有利的事情，以至于我可以写进履历，成为我的竞争力？
6、暴力机构、解释权发布权都在我手里，我尽可以管制言论、强行打压、抓捕反对者、在媒体上发布有利于官方的宣传、制造为我所用的环评报告，然后强行上马，这套传统路数，每一个市长都会用，成本很高，焦头烂额之余还后患无穷。况且，在目前情境下，台州大石化能否获批尚存疑问，环评稍认真一下该项目就会被否决。毕竟现在台州还戴着五顶帽子，全省11个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地区台州占了3个，大石化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较大，只能在省内统筹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不是明知环境负荷早已超过而强行上马高污染项目吗？而且事件已经公开，市民、代表委员、网民全都知情，或明或暗，全在反对，强压方案太过凶险。再说，怎么管制？面对日益提高智商的民众，让政商利益集团的代表----市石化办自说自话，拍胸脯说“污染完全可控”，谁信？这是技术问题，一定要科学对待，政府又怎能打包票。
7、即便拿到了发改委的“路条”，面对民众维权，我如果集台州市政府的力量，动用警力，强行上马呢？试看厦门PX、南沙石化、广州垃圾焚烧厂等项目，环境问题已升格为重大政治议题，与民众对着干必败无疑，打压民意极可能把简单的环保问题升级成恶劣的政治问题，同时让人觉得政府很虚弱，证明自己无法做更大的事。民众势必与我积怨，他们看到下跌的房价，就会诅咒我。这种不信任与愤怒持续加温，我接下来成为不受欢迎的市长，做的每一个决策，不论对错，都可能遇见嘲讽与阻挠。即便大石化投产了，如项目危险源的厂区、码头中转罐区和输送廊道出现火灾、爆炸、泄漏风险及码头溢油事故，让民怨找到一个突破口，则需要更大的力量进行打压，这种恶性循环可能让我身处险境。
8、其实如按程序出牌，把搭建一个政府主导、专家论证、公众参与的制度平台当作大石化项目最重要的前期工作呢？前任以为依照长官意志快速上马就是有效率，实在是对效率一词的重大亵渎。民主一定是最有效率的。因为只有确保了民主，才能保证项目不会在未来发生某种意外。目前正值民众维权的高涨期，各个群体舆论、思想层面的失稳。大石化项目已成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当矛盾激化，有关政府部门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无论怎样处理都将承担高昂的社会成本。那么，何不依照法规、启动公众参与程序，让民众参与大石化项目的决策，这符合“科学发展观”，赋予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而决策权仍不会旁落，这才是高招。到时，我承诺的不会是“污染完全可控”，而是环评不通过绝不动工。
9、一个共识是，不管怎样，决不能起冲突。在官权与民意的博弈中，必须讲求策略，勇气、克制与智慧缺一不可。到了某个时刻，危机引发关注，那么危机化解更会让我加分。
10、如台州大石化无法获批，这对我的确是一大挫折，施政者对GDP的对追求就像有些女人对乳房的追求一样，总是希望越大越好。若能建成，仕途光明。但还可转换思路，将阻力变成助力，以“节能减排”、“低碳经济”为抓手，乘势治理台州这个环境重症病人，让市民更自觉地承担更多环境责任。如果他们的环境责任感、公民意识有效推动解决了环境难题，这个模式又是我的政绩之一。
11、敬畏民意，顺势而为，在千丝万缕的集团利益中善舞长袖，在复杂的乱局里化解危机，这从来是为政的最高手段。
昆明螺蛳湾上千商户拒绝拆迁堵断主干道
中国新闻网 2009-11-23
11:26:11
中新网昆明11月21日电 (史广林 刘冉阳) 二十一日上午，昆明市区大型商业区--螺蛳湾批发市场发生上千商户上街堵路事件。
记者上午十点钟左右赶到螺蛳湾商场，商场门口已经聚集近千名商户。昆明南北向主干道青年路延长线和和东西向主干道环城南路均已实行交通管制，数百名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双方未发生肢体冲突。
昆明今天一早下起了小雪，但在现场聚集上千商户丝毫没有欣赏的心情。人群中不时传来喊口号的声音。据现场一名商户介绍，今早八点钟开始，上千商户就一直聚集在双龙商场门口，抗议拆迁。
一位在螺蛳湾经营箱包生意的商户告诉记者：“今天实在已经是没有办法，我们螺蛳湾市场一共有上万家商户，从业人员超过十万，这样大的一个市场政府要在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强行关闭。而之前拆迁听证会上作为业者代表的二十一人我们都不知道，政府也强行通过了听证会，市场里平均每个商户的租赁及其他投入平均五十万元，可政府拆迁却没有任何赔偿，我们无法接受，我们拒绝拆迁。”
“螺蛳湾市场在二〇〇六年公开拍卖一批租赁权十年的商铺，平均费用二百万左右，许多人当时都是把身家性命都捆在了这间铺子上。现在政府让我们拆，却没有补偿，说是让业主退还我们租赁费，可市场马上就要被强制拆除了，我们的补偿在哪里，我们都要生活啊。”一位二〇〇六年开始在螺蛳湾经营的商户一脸愁苦的说。
中午十二时十分，聚集在青年路延长线与环城南路的人群开始涌向螺蛳湾隆盛门。紧接着，人群开始发生骚动。停留在螺蛳湾里修理下水道的工程车辆被砸，现场用钢管搭起的围挡被人群推向环城南路路面上。十二时五十分左右，现场开始有人向维持秩序的警察扔石块，正常营业的商户也纷纷开始关门停业。
中午十三时，警察开始释放烟雾弹驱散人群。一辆广播车开到商业区中心道路上向被驱散的商户喊话：“螺蛳湾所有有诉求的商户可以到五华体育馆，现场有昆明市政府官员与商户直接对话。”
地处昆明南市区的螺蛳湾本是一个小渔村，一九八九年被开辟为日用商品批发市场，是中国十大日用商品批发市场之一，并被中国商业联合会评定为“四星级中国品牌市场”(全国仅二家)。市场产权由包括国有改制企业、港资企业、台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内的二十多家企业合法所有，现有商户一万余户，从业人员近十万人。(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