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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 (2017-01-25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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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的兴衰与其交通状况有着必然联系,特别是铁路交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工作在沈阳,父母家住吉林市,每次乘火车探望父母都要途经北京至哈尔滨铁路线上的一个名叫公主岭的车站。我所坐的火车有的在这个站停上几分钟,有的则呼啸而过。即使停车我也没在这个站下过车,所以对公主岭这个地方很是陌生

动车组通过公主岭车站

    

  公主岭的名字有些来历,据说是与清朝的一位公主有关。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踏上了这个车站的站台,亲近这座小城。在公主岭我看到了许多俄日建筑,让它们产生浓厚兴趣,继而探究出许多关于公主岭的名字和这些俄日建筑有关的历史

公主岭市位于吉林省中西部的长春与四平两市之间,京哈铁路穿过城区。关于公主岭地名的由来,就与这条铁路的诞生息息相关

公主岭车站的天桥是日本人建的,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宽了

        

     清初,公主岭这块地方还是一片荒原,没有人家。光绪三年(1877年),公主岭只是一个仅有几户人家的无名小村。那时此地是达尔罕王的牧地。光绪初年,初设怀德县时,此地仍是一个小村子,当时叫苇子沟。因村中有一条叫苇子沟的小河而得

公主岭车站站台

1896年6月,沙皇俄国乘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借用巨额外债无力偿还之机,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攫取了西起满洲里,中经哈尔滨,东至绥芬河贯通黑吉两省直达海参崴的中东铁路(亦称东清铁路、中国东省铁路),并且还获得修建从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大连直到旅顺口,全长2489公里的中东铁路支线

公主岭畜牧场内的俄式建筑

 

1897年,沙俄又以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为由,也出兵侵占旅顺、大连。并于189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强行租借旅顺、大连,划为俄国的一个省关东州。1900年7月,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同时,沙俄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调集了17万军队,兵分五路入侵东北。到十月底,已占据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1901 年1 月 8 月 ,南满支线公主岭到旅顺间铁路工程竣工。公主岭至长春区间于1903年1月开始临时营业。

俄国兵营

 

1903 年 1 月 10 日,修筑旅顺至哈尔滨铁路工程基本完成。同年7 月 1 日东清铁路开始营业。7月18日,在公主岭举行东清铁路南满洲支线接轨仪式。至此直达俄国境内,连接欧亚大陆,沟通大连港与东北腹地的大动脉东清铁路正式通车。全路属于宽轨铁路,轨距 1524 毫米。

    1903年公主岭火车站建成交付使用, 同年,俄国人在公主岭建水塔一座,供铁路用水。俄国人在公主岭设站时火车站并没叫苇子沟,而称三站。当时铁路线是以长春为起点,向南每隔30公里为一站。故称范家屯为二站,称公主岭为三站。

在距三站北5公里有一道土岭,岭上有九座山峰,数中峰最高,左右各峰呈阶梯状,如众星捧月。当地人感其灵异,视之为科尔沁的地势之冠。

种种传说都有生动的故事情节,有的说是达尔罕王的独生女儿响铃公主因意中人被害而殉情后于此地;有的说是清朝一位公主在下嫁科尔沁达尔罕王的途中死在这里,葬于中峰之下,故称此山为公主陵。陵墓的四周是青砖围墙,中间是门楼,可惜日俄战争时扒掉了。进了门楼,是一条砖铺的通道,直通食殿。食殿是三间青砖瓦房,座北朝南,象个庙堂,殿堂中间有墓道通入陵墓,这些,解放后也被拆毁了。墓地左绕清溪,右环翠柳,山上峰峰谷谷,柳暗花明,美景古迹相映成趣。早年时常有游人隐士,野老贫僧,到此纳凉畅话,游人络绎不绝,一时远近闻名。俄国人修南满铁路时,原设计从公主陵的地方通过,由于蒙古族贵族同俄国人进行了交涉,才把铁路往南挪了十多里。因此,这条铁路的修通和车站建成没多久俄国人便把三站改名为公主陵。

公主岭早期的俄式房屋具有典型的东欧建筑风格特征

 

1901年6月,中东铁路南满支线南北两段在公主岭接轨,公主岭才逐渐形成城镇。后来附近和关内的人逐渐移居此地,使公主岭逐渐繁华起来,慢慢发展成重要城镇。1902年,公主岭铁北、河北沦为沙俄南满铁路“附属地”后,沙俄在“附属地”修造兵营、宿舍、剧场、教堂、面包厂等。在这个势力的范围内,沙俄拥有行政、司法、驻军等特权,不受清政府的约束。到1906年,沙俄在公主岭“附属地”面积达656万平方米。当时,沙俄曾计划把公主岭建成哈尔滨、辽阳式的城市,使之成为军事重镇和特产集散地。故当时公主岭曾有“军都”之称。沙俄在公主岭铁北和河北共筑路5条。在铁北,有东头道街、东二道街、东三道街和农研路;在河北,有大马路,总长1500延长米。

俄式建筑所在的街道已经演化成一个临街市场

1904年2月6日,日本出动海军突然袭击旅顺沙俄军舰,由此爆发日俄战争。清政府宣布在日俄交战中严守局外中立,并划辽河以东为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区。其中旅大金地区为主要战区,战争中沙俄军队节节败退。 1904年7 月,中东铁路支线旅顺至公主岭段被日军占领,日军由南向北将长大线铁路轨距改为与日本国内相同的轨距 1067 毫米。当时所使用的机车有部分于改建为标准轨距后被卖至台湾,供当时兴建中之纵贯线铁路使用(当时被编为80号型,战后改称为CK80型)

原公主岭车站公安派出所是典型的日式风格

 1905年9月5日,日俄战争结束后,沙俄背着清政府将其在旅大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租借期至1923年3月26日。

伪满时期的建筑

 

1906年5月,日本以保护南满铁路和日本侨民为借口,派军队入侵公主岭。沙俄根据与日本签署的《朴茨茅斯和约》的规定,将长春至旅顺口之间的铁路及其所有支线以及该地区所属的一切权力、特权及财产和铁路所属的煤矿,全部无偿地转让给日本。9月,公主岭日本警察署成立。12月22日清政府与日本在北京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属协定》。清政府承认《朴茨茅斯和约》中关于俄国将旅大租借地和长春到旅顺间的铁路等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的条款。

 

 伪满时期的站前客栈现为铁路房产部门的办公楼

 

1906年6月7日,日本以天皇名义发布第142号敕令,公布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之文件》,11月26日满铁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1907年3月5日,满铁从东京迁至大连,4月1日满铁正式营业。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后,长春宽城子至大连旅顺这段铁路改称为南满铁路。1933年中东铁路改称“北满铁路”。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满铁把南满铁路轨距由原来的1067毫米改为1435毫米标准轨距。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后又获得了安东至奉天铁路(现丹东至沈阳)、奉天至抚顺铁路(现沈阳至抚顺)、牛庄铁路(大石桥至营口)的路权,其铁路从奉天再向东延,直达中、朝边境的安东,与朝鲜半岛的铁路系统连接起来。

获取了长春宽城子至大连旅顺口铁路所有权的日本人觉得把车站和城镇称为“陵”很不吉利,便把“陵”字谐音为 “岭”字,于是公主陵就成了公主岭。

典型的俄式民居被私搭乱建的棚子所淹没。

当年的欧洲风情不见了,被现代的脏、乱和破旧所取代。

1908年,日本侵略者对公主岭南满铁路附属地着手规划,确定铁北为住宅区,河北为商业区、粮栈区。1914年建立满洲产业试验场,后改为满铁公主岭农业试验场。当时公主岭河南一带为中国人的商业和居民区,面积为105万平方米

曾经幽静的日式建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满铁控制了东北地区全部铁路,并在奉天(今沈阳)设铁路总局。9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公主岭。 同月,伪怀德县地方自治维持会在公主岭成立,全县沦陷。 

1936年,日本侵略者将公主岭“附属地”面积扩大到8783579平方米,是公主岭城区面积9833579平方米的89.3%,扩建了沙俄留下的东北大营,新建了南大营和北大营,还修了大型军用飞机场、军用仓库、坦克学校,并驻扎陆军部队、特兵联队、坦克师团、高射炮部队,设守备司令部,使公主岭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要地。日本侵略者盘踞在公主岭达40年。

农科院内的日式建筑

 

根据资料显示:日伪时期公主岭月产高等教练机30架,发动机100台。抗战期间,日本对苏联进行了两次军事挑衅,都是以公主岭作为战略基地发起的。一次是哈桑湖事件,一次是诺门坎事件。足见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表明了当年公主岭在整个东亚战略性的重要地位。

 

伪满时期的日本兵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满铁被苏军接管,同时将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合并,改称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铁路),由中苏合营。

1952年12月,苏联政府根据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报告》,将中国长春铁路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移交给中国政府。从此公主岭车站才真正回到祖国的怀抱。

如今的公主岭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始建于一九一三年的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公主岭农事试验场,一九五0年七月改称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农业科学研究所,一九五九年三月划归吉林省政府,更名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日俄时期公主岭作为战略要地,其铁北区从来都是侵略者的本部所在地,行政、科研、驻军、甚至伪政府时期的行政机构都在此区,那时的铁北区是不允许中国人随便出入的。铁北区的日俄建筑群有着浓郁的殖民文化的味道,这些俄日建筑,既是沙俄、日本侵华的见证,又成为公主岭建筑风格的象征。有的整条街的两侧都是日俄建筑物,建筑上和艺术上都可称珍贵文物。坐落在农业科学院、畜牧场等处所的俄日建筑高低错落有致,配合协调,具有完美的艺术造型和宏伟的气势。
    公主岭作为东北的重镇,也在不断地向现代化城市迈进,可惜的是这些殖民主义色彩的建筑在消亡,原有的葱郁和典雅消失了,铁北区异国的浓重色彩和整齐划一风光已不复存在。

   我在拍照时,有人告诉我,日本人经常来拍照……。还有的告诉我,这儿说不上啥时候就扒了,再不拍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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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为转帖 因为写的是家乡所以很是喜欢 原文链接如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cdbcbd0100eak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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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61218日《每日新报》第11版“人文新刊·讲场”:

 

“团购”来的比利时租界

新报记者  任  悦 李海燕

 

 

今日讲师:

  这次走上讲坛的是城市作家、天津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徐凤文先生。其长期致力于民国家庭史、生活史及城市史的研究和写作,著有《中国陋俗》《天津旧影》《黔东南意象》《民国风物志》《寄往童年的风筝》等图书。徐凤文从小就生活在天津的河东区,旧时的比利时租界,当年的老河东,他娓娓道来,很是亲切。

  已经是深冬了,在这样的季节里,要是能宅在家里,品一杯香茶,看一部怀旧的老电影,应该是件很惬意的事。在老电影里,总有那种响着清脆铃声,笨重却装满故事的有轨电车的影像。今天,我们请来专家讲讲天津老电车的故事。《问津讲坛》推出的“天津九国租界”的系列介绍,在2016年的最后一个月,也要推出最后一期,专家会给您说说当年不起眼的比利时租界,以及比利时人当时在天津经营的大名鼎鼎、给城市发展添上重要一笔的有轨电车。

 

 

    已经是深冬了,在这样的季节里,要是能宅在家里,品一杯香茶,看一部怀旧的老电影,应该是件很惬意的事。在老电影里,总有那种响着清脆铃声,笨重却装满故事的有轨电车的影像。今天,我们请来专家讲讲天津老电车的故事。《问津讲坛》推出的“天津九国租界”的系列介绍,在2016年的最后一个月,也要推出最后一期,专家会给您说说当年不起眼的比利时租界,以及比利时人当时在天津经营的大名鼎鼎、给城市发展添上重要一笔的有轨电车。

 

比利时“团购”来一个租界

 

  出了天津站,沿着平行于海河的河东六纬路,过了旧时俄租界,到大直沽和刘庄浮桥附近,就是昔日的比利时租界了。由于比利时国力一般,当时的比租界又处于海河左岸的偏僻地区,它就成了天津各国租界中开发程度最差、最不知名的一处租界地。如果不是刻意提及,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天津九国租界中竟然还曾存在过一个比利时租界。不只现在很多人对比利时租界不甚了解,就是当年这个租界存在时,也没有多少人知道。

  1900年的秋天,比利时人一直紧随俄国人的脚步:当俄国人在海河左岸的空地插牌子圈地时,比利时人找到俄国领事,说比利时商行计划在俄国人要据为租界的地方建立工厂,俄国领事建议比利时人在武备学堂以下的地段建厂。果然,等到俄租界沿海河往下的界线一划定,比利时人就在俄租界的旁边钉起了木桩子。也就是说,比利时跟着俄国,一起“团购”了一个租界,只是这个“团购”很有厚着脸皮强要的意思。

  1902年2月6日,比利时全权大臣姚士登与清政府天津河间道张莲芬、天津海关道唐绍仪等人签订了中比租地协定,划定现河东区大直沽、小孙庄、田庄一带740余亩土地为比国租界,并将租界以东到铁路之间的数百亩土地划为预备租界。相比于其他各国租界,比利时租界的地理位置是最不理想的。比租界所在的大直沽一带虽有良好的航运条件,但由于距离天津老城有些偏远,加之比利时国力孱弱,比租界水运交通的地理优势一时并未发挥出来。

 

电车围城转日进斗金

 

  比租界当局没有多少市政建设,倒卖土地征集捐税(码头捐、车捐、土地捐、浮房捐、烧酒捐)是比租界的主要收入来源,当时,生产玫瑰露、五加皮和高粱酒的义聚永烧锅即在比国租界内。比租界划定之后,仍准许原中国业主继续居住,但需按房产估值的百分之四缴纳房租,地亩则按每亩每年五角缴纳,但这方面的收入实在有限,每年大直沽一带房租收入不过千余两,维持租界当局日常开支都捉襟见肘,不得不搞些“副业”以增加营收。曾有人建议比租界当局将比租界建成北方的澳门,以此增加收益,但被比利时人回绝了。

  比利时租界在天津虽然不太知名,但比利时人在天津开办的比国电车公司却是大名鼎鼎,对近代天津城市的发展影响极为深刻。1904年比国通用银行财团取得了在天津设立电车电灯公司的专利权,转年在河北金家窑建成发电厂,1906年围城电车通车,以后陆续扩充到六条线路。比国财团垄断天津的电力及交通事业,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各路电车每日收到几十万枚铜元,据说比利时全国的教育经费完全由天津电车电灯公司负担。虽然比利时租界籍籍无名,但比利时人经营的电车公司深刻地改变了天津城市的近代化进程,有轨电车沿着北大关经北马路、东马路到今日和平路以及滨江道的商业街,带动了周边商业的繁荣及城市空间的变迁。

  虽然天津的有轨电车就是比利时人经营的,但河东这一带终究太荒僻了,比国人甚至都没有在自己的租界地开通电车的规划和设想。所以,比利时租界里,居然一直没有大名鼎鼎、“时髦”的比利时电车。

 

工厂林立的比租界

 

  比利时租界标志的风景,是海河上的轮船和邻近的铁路。比租界因毗邻铁路干线,又有大片沿河地带,加之地势较高,成为开办工厂和商业货栈的最佳地点。在其他各国海河沿岸用地紧张的情况下,比租界成为一块闲置的“价值洼地”。随着比租界的开发,河边陆续建了许多日、英、美的纺纱厂、汽油行、打蛋厂,镇上来往着洋行职员、掌柜小贩、工厂工人、警察、道士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成了这个区域独特的风景。

  英国著名的“威斯蒂帝国”旗下的和记洋行是最先在比租界建厂的企业。1922年7月,英国垄断资本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先后两次通过比利时工部局华籍文案靳云波购买比利时地产公司地块两处,总计180亩,兴建了天津英商和记洋行(即后来的食品一厂),从事冷藏和蛋禽加工产业,仅此项交易比租界当局即获利54万元。和记洋行是当时华北最大的蛋品加工厂,仅在华北设立的收购站(支庄)就有130多个,几乎垄断华北蛋品市场。

  天津比国租界原定租期25年,本应在1926年归还,但直到1929年8月31日,中比两国才签订交还天津比租界的约章。此后,又拖延了近两年时间,中比两国于1931年1月15日举行接收暨换旗仪式,比租界改为天津特别四区。

  1936年,日本退伍军官小岛和三郎,在天津第四区小孙庄海河边,靠近周公祠的盐坨地老闸口划线钉桩,圈起了200余亩地,盖起了四五间大顶脊细长条形厂房,装备了百余台新旧参差的日本机器,又从附近的小孙庄、大直沽等地招募了200余名工人,挂起了“昌和工厂”的牌子,生产自行车零部件,组装“铁锚”牌自行车。“铁锚”牌自行车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行车品牌,该工厂即后来生产“飞鸽”自行车的天津自行车厂。

  1937年,日寇为了侵华战争的需要,在海河东岸划地为界,强占了小孙庄、郑庄子、娄庄子三个自然村,圈地426万平方米,历经5年的时间,于1942年建成了一座亚洲最大的军用仓库(俗称新仓库)。

  上世纪50年代,天津市人民政府在昔日比租界的东侧陆续建起了二宫和中山门工人新村。直到上世纪80年代,昔日比租界附近日本时期留下的工厂仍然使用着日本时期的设备。新仓库附近郑庄子棉纺厂宿舍,虽然越来越破烂,各家在门前搭的小屋和煤球炉子越来越拥挤,但这些天生乐呵的工人师傅照样娶媳妇过年。

  很多“老河东”,以及当年工厂里的老工人还会常常提起,在上世纪80年代,下了夜班的工人和附近的居民,在大直沽的河东饭庄喝上一碗热乎乎的高汤馄饨,还有香喷喷的拆骨肉,一边吃着,一边就着二两直沽高粱酒,和工友们高门大嗓地谈论着厂里的逸闻趣事。

 这几年,河东区凭借自己的区位优势,加上历史、文化和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等项目,旧日的破旧早已变成今日的繁华。当年的比租界区域已经成了热闹的中心地带,破旧的宿舍区早已经成了靓丽的居民社区或是繁荣的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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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12日天津《中老年时报》第07版“岁月”:

 

刘云若的“旧巷斜阳”

朱晓剑

 

说起民国文学,常常只见新文学。但在传统文学领域,涌现出的大家可谓层出不穷。尤其是鸳鸯蝴蝶派的市井小说,不仅风靡一时,迄今也不见过时,且对研究民国有史料价值,这是新文学所不可替代的。

张元卿新近出版的《刘云若评传》(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10月),为民国通俗小说家刘云若立传,对其一生做了细致勾勒,如其生活的环境,写作的志向,都有值得叙说的地方。刘云若曾期待写出狄更斯一样的作品,但终究没有写出,是跟当时社会环境分不开的。

刘云若一生卖文为,最多时给十多家报刊写连载小说,当天写了,第二天见报。这看似急救章,却因精心谋划,而有出奇的效果,如《春风回梦记》记述下层劳动人民生活,津味十足,天津人爱看一张小报因他的小说销量大增。

那时代,在天津,读刘云若小说的读者比鲁迅的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那是因为阅读小说是消遣,而鲁迅的作品,只有知识分子爱看,走的是精英路线。这也没有错,但研究民国小说,只看见新文学,不见这传统的通俗小说,也就无法窥视民国文学的全貌。

读刘云若的小说,堪比看好莱坞大片,这是读者喜爱的原因。据张元卿统计,刘云若先后写出50部小说,此外还有大量杂文诗词,其作品对研究天津民国文化极有价值,不同的小人物在他的笔下呈现得活灵活现,让人读了还想再读。抗战时期,张恨水南下,刘云若的作品相继占领上海、北平和东北市场。不仅如此,戏剧演绎其作品的,就连电影界也介入,这样火爆场景出乎意料。

刘云若以世情小说,写尽天津小人物的种种,既开拓了都市言情小说的写法,又继承了鸳鸯蝴蝶派的传统,被研究者称为民国小说的一代宗师但刘云若的小说在报纸连载,也就不能不受报纸影响,报纸一旦发生变故,就不得不使小说寻找新的发表园地。刘云若的小说,一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神龙无尾者也是有的

近年,我在研究成都都市文化时,注意到新文学作家可能更强调内容上的新,揭露时代的恶,以显示批判性。但这类小说常常只有一种腔调。与此对照的是,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固守诗词歌赋领域,今天看来极有价值。然而在新文学史中,很长时间对此是不屑一顾的。也正因如此,刘云若才日益引起重视。

张元卿为刘云若写评传,是贴着刘云若在写,既有理论阐述,也有故事记录,但其态度是严谨的这就能客观呈现刘云若的日常生活和写作历程。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城与人”章节的书写,从刘云若小说中看天津市井文化演进,虽是“旧巷斜阳”,却足堪玩味,那也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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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问津书院

天津有个问津书院,是坊间书人向往之地,也是天津的一处书香地标。隔一段,我就会收到他们寄来的书刊,都是有关天津的,有关文化的,有关历史的。

在网上查,这个书院是有历史的:“乾隆年间,清廷命令各省会成立官办书院”,“于学宫之外,另建肄业之所,礼聘名儒掌教”。乾隆十二年(1747年)盐商查为义捐出运署旁(今鼓楼南大街)废宅基地一块。经盐运使卢见曾请准,用银2400余两建成讲堂、山长室、学舍等共64间,取名“问津书院”。书院是以“汛海问津”勉励青年学生刻苦学习。卢见曾在《问津书院碑记》中说:“孔子之道犹海也……学者因文见道,譬如汛海者……不能达者皆不得其津者也。”

问津书院的王振良是一个书虫,他办事认真,生性正直,藏书3万余册,其中中国古代小说专题藏书约10000册上下。由其主编的问津文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出了十六种。他办的《问津》小杂志,是小小的方形开本,古色古香,让人爱不释手。有时出些专辑,也是小散文、小掌故、小诗集,像是“口袋书”。王振良书室取名“饱蠹斋”,他的博客叫做“天津记忆——饱蠹鱼的博客”。他的问津文库,像是一大文化工程,他是设计师,也是砖瓦匠,亲手用一砖一石,建筑着一座文化的大厦。

书院在历史上是一种民间教育机构。最早出现在唐朝,正式的教育制度则是由朱熹创立,发展于宋代。原由富室、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当时,著名的书院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上饶的鹅湖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的石鼓书院、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阳书院等。书院是古人的高等学府,是知识的传播道场,是人才的荟萃之地,是文化的名人讲堂。问津书院的书香,从津门飘向全国,飘向世界,使人感受到了天津的文化底蕴,天津的历史余温。每当收到问津寄来的书刊,我就感到一种文化的温暖。愿问津书院香飘四季,问津书库永续书香。


来源: 黑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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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 07:20)

2016年10月11日北京日报》第18版“深读周刊·阅读”:

 

一刀万象任纵横

王振良

 

    2014年4月,侯军先生偶尔回津暂住,我们应诗人张永生之邀,在杭州路某店小酌。那次的“小酌”,对于我来说是有实质性成果的,就是侯军先生答应给《今晚报》的副刊开专栏——集印诗话。

    2014年8月,“集印为诗——侯军·陈浩·李贺忠书法篆刻展”在天津著名的文化地标智慧山举行。我作为“集印诗话”专栏的催生者,有幸受邀前往祝贺并参加“集印为诗理论研讨会”。正是受这次理论研讨的启迪,我对“集印诗”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集印诗”是侯军先生把玩艺术并推陈出新的成果,即整合所藏篆章印文连缀成诗,这真是非常有趣味的一种“玩法”。众所周知,中国传统艺术非常讲究综合,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之间既融且通,其中诗、书、画、印就是关系密切的“四胞胎”。 不过,如果深入地来考察这四者之间的六组关系,可以明显看出诗、书、画是大体平衡的,它们之间的三组关系——诗与书、诗与画、书与画,都是双向互动、彼此交融的。可是,再加入印我们就会发现,印与书、印与画之间的两组关系也较为平衡,在艺术实践中彼此渗透交融得很好,但印与诗这组关系就颇有些尴尬或者说是失衡——诗句可以入印,这一点例子不胜枚举,无须在此饶舌;但是反过来呢?印对诗的影响恐怕就十分有限了,除极为鲜见的咏印诗,恐怕再也难以找出什么实例。 而侯军先生把玩藏印时偶然触发的“集印为诗”灵感,将诗对印的单向输出转换为印与诗的双向互动,使得原本相对疏远的诗印关系,第一次实现了理论意义上的平等,同时也让印在四者之中略显边缘的地位得到改善,进而彻底平衡了诗、书、画、印四者之间的关系,其理论的指导意义和实践的示范意义都是十分重要的(当然在实践上还需要大量时间来累积成果)。

    侯军先生的《集印诗话》结集出版,不仅是旧体诗词实践上的巨大创新,更是传统艺术实践上的珍贵突破。我一直认为,艺术应该是小众的。侯军先生的“集印诗”,则堪为小众艺术的典范。我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摘录其“集印诗”中的句子,凑成七绝一首:

    曾经沧海松巢客,说到人情剑欲鸣。

    浑厚华滋追墨趣,一刀万象任纵横。

 

(作者按:本文为《侯军先生的“传奇”——〈集印诗话〉序》节录稿,原文刊于侯军著《集印诗话》,北京:线装书局,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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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问津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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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问津学术年会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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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问津学术年会签到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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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文史学者、资深报人王振良先生主持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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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问津学术年会于2016年的最后一天即2016年12月31日在天津市河北区创意产业园内的天津市问津书院举行,来自天津文史学界的70余位专家学者、文史爱好者参加。9:00举行开幕式,在天津市问津书院二楼的集堂,由知名地方史专家、资深报人王振良先生主持。他介绍了2016年天津市问津书院的工作情况,并就《九河寻真2015》的编辑情况向大家做了一些说明,同时也就今年所提交的论文情况做了一些说明。然后由天津市档案馆副局级巡视员于学蕴研究员做了主旨发言,主要是介绍了天津市档案馆有关天津文史资料的征集和档案整理情况,以及今后将要开展的工作,并希望在座的专家学者给予支持,共同开展合作。然后,与会人员在一楼院内合影留念。摄影家张建先生还特别进行了创意摄影,他在三楼俯拍,而大家则仰视看他,拍了几张。我想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纪念。

参加开幕式的与会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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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小组部分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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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小组讨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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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主持第三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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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点开始分组讨论,全部与会人员分为三组,第一组由文史学者尹树鹏先生主持,成员为30人:郭凤岐、陈克、方兆麟、于学蕴、华敏、刘恒岳、李炳德、高成鸢、严孝潜、张绍祖、甄光俊、仇润喜、章用秀、姜维群、吴裕成、张利民、尹树鹏、王凯捷、高惠军、葛培林、李学智、任云兰、刘运峰、刘国有、张献忠、叶修成、任吉东、王振良、张建、李海燕(记者)​,在三楼学海堂进行。第二组由地方史专家王勇则先生主持,成员为23人:卞学诊、高伟、何德骞、侯福志、金彭育、李树德、李瑞林、刘景周、罗文华、倪斯霆、曲振明、孙肇净、王海冰、王和平、王杰、王勇则、阎伯群、由国庆、张世轶、周利成、周醉天、朱国成、鲁培雄。讨论在四楼的止月轩。第三组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万鲁建主持,成员为23人:陈鑫、方博、冯智强、管淑珍、胡艳杰、吉鹏辉、金惠仁、井振武、刘礼宾、刘利祥、刘欣、齐珏、宋文彬、孙爱霞、万鲁建、杨仲达、尹忠田、张博、张诚、张辉、张金声、张立巍、于霁丹(记者)。讨论在一楼的巷肆书吧(双槐书屋)。不过从实际到场人数来看,可能有所减少。按照规定,没人发言十分钟。由于其他两组讨论的情况不太了解,不敢妄言。由于第三组由我主持,了解情况。我们从10点开始分组讨论,首先由各位老师发言,限定时间10分钟。本组张辉先生家里有事,提前离会,未能参加小组讨论与发言,但是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罗艳春老师和第二组的阎伯群先生因为来得晚,便都在我们小组发言,故我们小组共计有24人发言。由于不限于所提交的论文,因此大家主要是谈一谈个人2016年的收获,也因为如此,大部分人都没有用完所限定的时间,因此两个小时内就有19位学者发言。再加上其他小组陆续有一些学者离会,故下午原本至三点半的小组讨论前提了一个小时,至两点半结束。下午我们小组有5个人发言,然后是自由发言。作为主持人,我最后发言,除了谈了谈自己提交的论文,也谈了谈自己2016年的工作,当然很多事情都是这几年一直做的。没有太多成果面试,还是很惭愧的。会后,在胡艳杰老师的提议下,我们第三小组的与会人员(不包括提前离会的人员)还合影留念,这是第一次,是值得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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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良先生主持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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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闭幕式上,我对第三小组的讨论进行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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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40开始为闭幕式,由于不少学者提前离席,故在三楼学海堂举行,仍旧由王振良先生主持。首先是由三个小组的主持人尹树鹏、王勇则、万鲁建汇报各小组的讨论情况,大约每个人有五分钟的发言。最后,由王振良先生做总结,除了接着我所谈的口述史问题外,再一次强调了提交今年学术年会论文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并向大家做了要进行一些筛选的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明年是天津市问津书院成立五周年,想要搞一个纪念活动,或许和年会一起进行。因此,现在向大家征稿,根据各自的情况,写一点纪念性的文章。全部会议大约于3:30结束。会后,部分专家学者还赏析了阎伯群先生上午在古籍书店所拍得的其祖父所画的画。著名收藏家、学者章用秀、罗文华、曲振明、倪斯霆、周利成、王振良等人还做了点评,都认为物有所值,最重要的是旧物回后人,更是一种缘分。最后,王振良先生还与三位主持人合影留念,这也是第一次。

赠送给与会人员的两本书:万鲁建编:《九河寻真2015》、孙爱霞编:《三津谭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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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度的问津学术年会,如今已经成为天津文史学界迎接新年的一道大餐,很多人都非常期盼,也以能参加年会而高兴。每年与会人员的人数比较稳定,基本都在70人左右。除了第一年没有进行分组,最近三年都进行了分组讨论,而我连续做了三年的分组主持人,经过这三年的锻炼和学习,也让我本来学习到了很多,并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每年的年会论文集都会结集出版,除了第一年是由王振良先生亲自编辑外,另外两年都是由我负责编辑,此外每年学术年会的综述也都是由我执笔,也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通过通读论文集,不但学习了知识,也让我更加了解天津,认识天津。作为一个在津生活的外地人,能够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参与研究天津、记录天津,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缘分。如今,我也算是一个“天津人”,更加有义务和责任去为天津的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无论未来如何,我想热爱天津的一个心是不会变的吧。

今年的年会已然结束,留给我们很多值得回味的地方。未来的年会将会更加精彩,更加值得关注。我们期待着明年年会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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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0日《每日新报》第11版“人文新刊·讲场”:

 

 

美国人没管过美租界

本报记者 任悦 李海燕

 

  这一段时间,美国又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因为那里的大选刚刚结束,借着大家都对美国的事儿挺感兴趣的这个“热乎劲儿”,我们来探寻旧日天津租界的历史之旅:百年前的美租界吧。

  想当初,美国是最早在天津设立租界的三个国家之一,但是,当年天津的美租界,在近代历史上却是一个“迷之存在”,它没有像其他的租界一样经过大规模的建设和完善的管理。虽然美国人对划定的租界没怎么“上心”,但是,美国侨民数量曾一度居于各国侨民前列。这里边有怎样的原因?当年美侨在天津过着怎样的美式生活?一起来听专家说。

  从问津讲坛的“租界系列”一开讲,走上讲坛的,都是男讲师。这一次,我们要热烈欢迎一位知识型女性走上讲坛,厉害了,我的姐,她就是现任教于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女博士耿科研。耿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研究工作,现已发表有关近代天津买办阶层、美国侨民社会、英租界等研究的多篇学术论文。跟着这位女讲师,我们一起“穿越”回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岁月吧。

 

抢了块租界地却根本没利用

 

  英、法两国于1860年在天津划定租界。当时,美国政府因在其中调停“有功”,也获得了在津设立租界的特权,天津美租界由此划定,位置在今开封道以北至彰德道,毗邻英租界,面积131亩。在天津有了租界以后,美国人并没有进行建设和管理,因为,几乎在天津美租界确定的同时,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一直持续到1865年4月。美国政府根本无暇顾及租界事务,开发计划搁浅了。在划定之后的几十年内,美租界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开发。相邻的英租界、德租界的管理已步入正轨,不能私设摊点,卖东西的小贩就都涌到美租界,搭起临时房屋做生意,后来又慢慢滋生了酒馆、烟馆、赌场、妓院等地下交易。英德两国工部局不能到美租界执法,美国不管,中国不问,这131亩地越来越乱。美国还曾于1896年6月27日,将天津美租界退还中国。然而,庚子事变中,各国以保护本国侨民人身财产安全为名,在津拥兵施政,原本并无租界的俄、意、比、奥等国都相继在津划定租界。看到这种情况,美国人又觉得“太亏了”,1901年,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照会外务部,要求“将美租界复行拨给”,未果。

  此后英、美双方进行协商,并征询了德租界当局的意见,议定美租界由英租界工部局接管,并由英国公使萨道义照会袁世凯。萨道义提供了明晰的理由以及合并方案,提出了这种合并对租界管理及天津地方社会治安都有好处,因此,袁世凯批复,同意将天津美租界并入英租界。1902年10月23日,津海关道唐绍仪遵照袁世凯指示发布告示,称原美租界并入英租界内,为天津英租界“南扩充界”。不过,直至1911年10月2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才正式将津海关道告示及相关修正内容补充入《1898年天津英租界扩充界土地章程》。天津美租界并入英租界,从动议到形成事实管理,再到进入章程、以租界根本法的形式正式确认,前后耗时近10年之久。

 

美国人也流行“男主外女主内”

 

  美国人根本没有管理过美租界。后来,美租界也就不存在了。不过,当年在天津生活的美国侨民数量不少。当时,英租界里居住的美侨最多。因为,自1900年开始,英租界前后实现三次扩张,租界面积和空间容量大大拓展,上世纪20年代,加速开发建设,界内涌现大片高档住宅,成为当时的高楼居住区。在天津的美侨,经营、聚居以及社团活动重心逐渐向这里转移。除英租界外,当时的德租界也是美侨相对集中的区域。美军第十五步兵团总部设在这一区域内,大量军官及其眷属居住在美国营盘附近。

  1927年,天津英租界进入酝酿收回阶段,大量侨民离津返国,非驻军美侨骤减2/3以上。政治形势的严峻带来了另一类外侨人口的显著增加,那就是军人。为防止中国局势动荡危及其在华政治经济利益,各国争相加派军队。1927年驻津美军突增至4497人,为1926年的4.75倍,1928年降至2375人,其他美侨人口略有回升,为878人。1929年驻津美军进一步撤离,恢复千人以下规模。现藏于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文化遗产与教育中心(USAHEC)的两份英文档案,为了解上世纪20年代末的天津美国侨民社会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两份资料所记载的在津美国侨民人口都在700人以上。

  一战之后,美国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迅速超越了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上世纪20年代,美货和美国影片如潮而至,美国形象和观念源源不断流入多元文化交织的近代天津。这时的天津美侨社会相对成熟和稳定,其中绝大部分为举家侨居,与男性单独闯荡淘金、流动性较大的其他外国侨民群体有显著不同。当时,在津的美国男性侨民多属商业、驻军、宗教、外交、海关及教育、医疗、法律等专业技术领域,商人居多,驻军其次,而女性多为家庭主妇。以1928年为例,347名女性侨民中,单人户的50名女性分别从事驻军医护、传教、教师等职业,家庭户的女性除宗教人员外,仅有极个别在商业机构任职。

 

各种社团组织服务于“美式生活”

 

  当年,在津美国侨民组织完善程度更高。除依靠美驻华公使馆、驻津美国领事馆保障侨民群体安全外,在津美侨还组织了服务于侨民公共利益的社团或机构,如天津美侨联合会、天津美国商会、天津美国学堂、天津美国大学同学会等。这些机构从侨民共同体利益出发,一方面发挥上传下达的信息媒介作用,另一方面则为群体成员提供各种现实的帮助及侨居异乡所必需的心理归属。而且,侨民社团兼具民间外交的功能,通过多种渠道加强美侨社会与在津其他外侨群体及本土华人精英阶层的联系,为创造更好的商业氛围和侨居环境服务。例如:天津美侨联合会中商界巨头居多,另有律师、医生、传教士等,除日常联络职能外,联合会还与领事、商会领袖等协作,负责重大节日庆祝活动的组织,安排大型宴会、舞会、体育竞赛。届时不仅美侨政、军、商、民齐聚,还向中外官绅遍发请柬,盛况每每轰动津门。

  为便利美侨子弟入学,美国商会于1922年春出资,在英租界马场道(今马场道和浙江路)与董事道(今曲阜道)拐角处创立天津美国学堂,程度从幼儿班直至7年级(1927年秋季起开办8年级班),英美籍学童约占3/4。每学年分春、秋两学期,全英文授课,教学计划与美国本土同步,保证学生随时回国或转至东方其他美国学校时,都能保持学业连贯。

  天津美国侨民社会既具有高度的共同体认同,同时对外开放度较高,与在津其他外侨群体及华人精英阶层联系广泛,甚至共组社团,集聚社会资本。据《张伯苓年谱长编》记载:“1927年1月20日,天津美国大学同学会在松亭饭庄召开成立会,中美人士百余人出席。”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及驻津代理美领事伯克当选为理事。次年,张伯苓被推选为会长。

  当年,美侨群体在天津的影响力和主导性较强,原因固然得益于美国国家势力的扩张,同时也离不开在津美国侨民的努力经营。虽然没有专管租界,但在使领馆外交人员、驻军,以及侨民联合会、美国商会等侨民社团的纽带作用下,美侨群体活跃津门,也成为一种有代表性的生活模式。

 

 

下期预告:仓库、电车与工厂:比租界的历史演变

 

  问津书院与《每日新报》联袂打造的“问津讲坛”,11月的现场讲座,将于11月26日举行。本期内容是天津九国租界中最小的一个——比租界。本次讲座由天津地方史专家徐凤文先生主持,题目为《仓库、电车与工厂:比租界的历史演变》。讲座具体时间为15时至17时,地点在问津书院(河北区四马路与元纬路交口巷肆创意产业园内)。讲座免费开放,不需提前领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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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23日《每日新报》第10版“人文新刊·讲场”:

 

 

老天津的“德国制造”

本报记者 任悦 李海燕

 

本月讲师:

  今天,我们请来的主讲人,是天津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编辑研究部副主任周利成先生。周先生著有多部专业著作,近10年来,一直致力于老画报研究,收集清末至民国时期画报近200种,从中寻找到很多天津的老故事。

 

 

  在深秋的艳阳里,70多岁的市民老陆和爱人坐在起士林餐厅,在他们看来,这里还是那么幽雅,心里升腾起的,还是那份甜蜜。在老陆夫妻这个年龄的天津人记忆里,四五十年以前,能到这里请对象吃一次,那绝对是奢侈而相当有效的“撩妹”方式。时光流逝,这个带着德国味道的老建筑,知名度犹在。除了这家西餐厅,当年天津的德租界里建成的学校、洋行、报馆、俱乐部、电影院、医院等设施,都充分发挥了德国人在城镇建设规划方面的天赋。我们在这个月就请专家来说说德租界的往事。

 

著名的瓦德西在德租界待过

 

  1895年9月,德国在天津设立租界。东临海河,北接美租界(今开封道),西至海大道(今大沽路),南至小刘庄庄外小路(今琼州道),总面积共计1034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期间,联军司令官、德国人瓦德西曾一度在德租界梁家园北洋西学学堂校舍内(今海河中学)设立司令部,并在德租界及其附近的三义庄、桃园村等地安营扎寨,放养战马和存储军械、粮草。德国人遂乘此机会,将三义庄、桃园村一带地区划入德租界范围,称之为“新界”。1901年,“新界”正式确认。扩张后的德租界总面积是原来的数倍。经过历史变迁,到1921年5月,天津德租界被当时的北京政府收回。

 

见证两次世界大战风云的俱乐部

 

  德租界一经划定后,开发较快,在德租界存在的20余年间,租界当局主要致力于老界的建设,铺设了整齐的中央大道威廉街(解放南路)。德国侨民大多居住在威廉街两侧,它的最具代表的建筑,也多在威廉街的两侧,如德国驻津领事馆、驻军司令部、租界工部局,以及德华学校、德美医院、起士林餐厅、光陆电影院、东光大楼等等。至今解放南路两侧仍然保留着一幢幢优美的德式风格建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德国俱乐部了。

  1896年,德国侨民成立了康科迪娅俱乐部。俱乐部成立伊始,主要活动都是在英租界,因为当时德租界还没有设立。1905年春,俱乐部开始征集设计方案,最终德国设计师罗克格的设计方案被选中。经过一年的建设,1907年德国俱乐部建成,它成了在津德侨的社交中心。从德国诸位王子、德璀琳、汉纳根、瓦德西、拉贝,到法国总理、美国议员;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到亲王贵胄、下野军阀等等诸多社会名流,都曾光临这座俱乐部。

  可以说,这座俱乐部的兴衰起落,正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中德乃至世界历史的写照。早期,德国王子频频造访俱乐部,俱乐部接连不断搞庆典、舞会、演出,显示着德租界一时兴盛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德侨遣返,俱乐部被中国政府接收,转而成为中英美商业俱乐部,成为世界大战胜利者交往的中心。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重返东方,俱乐部变得更加开放,成为德侨对外交往的中心。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俱乐部再次经历历史的转折。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度成为驻津美军俱乐部。天津解放后先是作为人民政府交际处,1954年成为市政协机关大楼,1992年正式成为市政协俱乐部。

 

几代“吃货”舌尖上的起士林

 

  阿尔伯特·起士林出生于1879年6月11日,他年轻时曾是远洋轮船上的厨师,随船环游世界,熟悉西方各国名菜的风味。1904年,他随船来到香港,在一家德国人开设的西餐店任厨师,同时寻找着自己的创业机会。1905年,起士林来到天津。同年,他在法租界开了一家小西餐店,并以自己的名字“起士林”命名。1906年,又在今解放路北京影院对面正式开设了起士林西餐店。当时,各国租界里的西方人很多,身在异乡他们能吃到正宗的西餐,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起士林自然也就有了一批固定的常客。因此,起士林的生意非常红火。

  随着回头客的不断增多,起士林很想扩大经营规模,于是在1913年,他给德国的好友弗里特希·巴德写信,邀他来津一起合伙经营,巴德欣然应允,店名遂改为“起士林·巴德”。起士林精通做菜和做面点,而巴德则是一位烤制西点的专家,他们精湛的技艺和珠联璧合的配合,得到了更多新老顾客的青睐,也为该店赢得了可观的收入。1915年,又在天津旧法租界24号路天祥市场后面(今和平区长春道)开设分店。由于地处繁华,日日发达,使得起士林的资产越来越雄厚。

  1920年,起士林招收了两名年轻人,一个是来自奥国的陶必治,一个是来自德国得瑞斯顿省、曾受中等教育及制糖果点心业专门教育的制点技师瑞却尔。在以后的日子里,陶必治以其出色的经营管理赢得了起士林的信任,起士林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而瑞却尔出色的制点技艺也得到了顾客的普遍认可。1934年4月1日,起士林和巴德将“起士林·巴德”西餐厅转兑给了陶必治、瑞却尔。陶、瑞接任后,于1934年在南京开设分店。1941年,天津总店楼顶上建成了屋顶花园,每至夏日,华灯初上,繁星满天之时,屋顶花园上婉转乐曲,缠绵悱恻,舞星歌姬,轻歌曼舞,游人如织,举扇成幕。之后的若干年,起士林经历了战争与权属纷争,其实,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成了几代“吃货”心目中和舌尖上割舍不下的记忆。

 

天津的德国名人

 

  当年,在德租界里居住的人,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其中有不少德国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迹。

  先说一位叫德璀琳的德国人,他参与了多项天津早期的城市建设。1892年,德璀琳募集了1600两白银,修建了当时的津京大道。

  1886年,德璀琳以开赛马会名义圈占大片土地,建成了“具有远东无双的跑道和设备”的天津赛马场。1887年,在德璀琳的倡议下,英国于1889年在维多利亚公园内开始兴建英工部局,取名“戈登堂”,据称,它是当时中国通商口岸第一座租界市政大厦。德璀琳提出并实施了海河整治的工程,经过整治,海河除了为一般中型船舶和军舰直达市区疏浚了河道,还在大沽口修筑了拦江沙坝,增设了灯塔、雾角、灯标等助航设施,一些由于航道原因而改航青岛、大连等地的船舶,重又回到了海河。这次海河整治工程,客观上巩固了天津港的贸易地位。德璀琳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友谊”,共同主宰着中国的外交命运达25 年。德璀琳一生无儿子,生了5个“善交际、爱运动”的女儿,1913年1月4日,德璀琳死于天津。

  德国人汉纳根当年在德租界海滨路(今台儿庄路)上买下豪宅,与黎元洪做了邻居。他先后在李鸿章、袁世凯手下任职,与大总统黎元洪交往甚密,因参加过甲午战争和“小站练兵”而被清廷封为将军,被人们尊称为“韩大人”。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汉纳根担任教习官,按德国操典训练“新建陆军”。他曾经是津城屈指可数的大富豪。但是,受到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最终却落得客死他乡、没钱安葬的下场。

  时光荏苒,岁月沧桑。旧时的德租界早已成为历史,现在,天津德式风情区正以新的容颜迎接八方来客。作为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人文价值,反映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建筑,展现着它们特有的魅力和品位。

 

 

下期预告:美租界和美侨

 

  问津书院与《每日新报》联袂打造的“问津讲坛”,下一期将于10月29日举行。本次讲座由天津财经大学教师耿科研博士主持,题目为《美租界和美侨》。美租界历史独特,也发生过很多变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来听听。讲座具体时间为15时至17时,地点在问津书院(河北区四马路与元纬路交口巷肆创意产业园内)。讲座免费开放,不需提前领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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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津学术会议稿约之

 

纪念陈诵洛诞辰120周年

陈诵洛与沽上诗坛学术讨论会稿约

 

陈诵洛(1897—1965),名中岳,字诵洛,又字颂洛、嵩若,号侠龛、侠堪。浙江绍兴人。1913在浙江省第五中学(今绍兴市第一中学)与杜尔海、陈之亚等创办《叒社丛刊》。1919年五四运动时,任杭州学联会长。1920年夏浙江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本科毕业。1921年起先后任直隶省(1928年后改河北省)满城(代理)、肃宁、三河、玉田、密云、磁县、蠡县、天津等地县长。1922年加入天津城南诗社,曾任社长。抗战期间,展转河南、四川、两广、福建等地盐务部门任职。抗战胜利后为京津沪盐务专员,1946年辞职并息隐沪上。有《侠龛诗存》、《侠龛随笔》、《转蓬集》、《今雨谈屑》、《南归志》、《蟫香馆别记》等。外天津图书馆有《陈中岳信稿簿》第四、第五册。搜集、编校、整理有《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严范孙先生遗墨》及《偕梅集》。作品由后人整理出版的有《陈诵洛集》《陈诵洛集续编稿》。今人张元卿著有《陈诵洛年谱》。

    陈诵洛作为天津县长和城南诗社社长,对天津传统诗歌发展和城市文化建设卓有贡献。为更好地挖掘陈诵洛的生平和作品,更好地继承其艺术精神,问津书院定2017年1223日举行陈诵洛与沽上诗坛学术讨论会就,以此来纪念陈诵洛诞辰120周年和问津书院成立五周年。现向国内外师友方家征集有关文稿。字数不限,可长可短,既欢迎高屋建瓴宏篇大论,亦接纳微观解读考证辨析,但均须言之有物,具有创新性。尤其欢迎配发历史图片和档案资料等。所有作者参会,并负担外埠作者在津期间食宿费用。

截稿时间:2017年1031

投稿邮箱:jwbwzl@sina.com

 

参考题目:

1.陈诵洛家世生平

2.陈诵洛津门交游

    3.陈诵洛家族与天津

4.陈诵洛的文学创作

    5.陈诵洛的诗学思想

    6.陈诵洛天津慈善

7.陈诵洛天津教育

8.陈诵洛天津文化

    9.陈诵洛天津城市发展

    10.陈诵洛的遗物遗迹

    11.陈诵洛的文献资料

12.其他关于陈诵洛的内容

13.民国天津诗人

14.民国天津诗社

15.民国天津诗坛

16.民国天津诗学

 

                                               天津市问津书院

                                               201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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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问津书院

      组织问津讲坛、学术年会,编印内部资料《问津》《开卷》《品报》,编辑出版“问津文库”,运作问津读书俱乐部(双槐书屋),打造天津地方文献研究中心(雅雨堂)。关注天津,探索天津,宣传天津!详情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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