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无法改变
9月9日，是毛泽东的祭日，有细心的网友注意到：国内各大媒体几乎没有什么反应。网友发文对此表达强烈不满。笔者以为，其实大可不必，中国人现在似乎早已没有了“以一时一事观政治风云变幻、评世事沧桑”的习惯，老人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似乎也已经不是当代人的座右铭了。现代人热衷于为自己早日过上富足的生活而奋斗，这应该是历史的进步，因为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活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你不用拿什么“吃水不忘打井人”的老话教育今天的人，其实说了也没有用。
但是，现在有人假“公正、客观”之名，肆无忌惮地贬毛损毛，就差直接说毛是古往今来比陈水扁还不如的中国第一坏人了，并且还美其名曰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
对贬毛的东西，笔者倒是看过一些，说实在的，大多数文章从立论到论证过程都缺乏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更多的不过是一些偏激的狂背之言。
其实，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过程去看，毛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毛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毛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是难以撼动的。对此，说过多的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就象秦始皇，你再怎么贬损他，它也是对中华民族有大贡献的千古一帝，就连他被后人多有诟病的“焚书坑儒”之事，也是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的，没有历史的眼光如何去正确地评价历史上的是非曲直？用今天的观点去简单地评判历史现象的本身就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毛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摒弃一切短视的、狭隘的成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其巨人的目光，拨开历史的迷雾，发现历史的必然，从而为正确认识历史和准确把握现实奠定坚实的认识论基础，这是他的同辈战友都难以望其项背的，要么，为什么历史会选择毛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笔者以为，贯穿于毛的思想中的彻底的“人民观”，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他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实的基石，有了这个“人民观”，毛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人民的心中，毛的丰碑将永远屹立在人民的心中。
在悼念胡耀邦的时候，曾经有人赋诗曰：活在人心便永生。这是一种具有相当历史高度的对于人生的达观态度，我们同样应该以此来对待毛。
毛在世时曾经说过：历史往往会有反复和曲折，是螺旋式前进的，这话充满了哲学和历史的思辨性，它是偶们正确认识现实的基础。
有人经常将毛与邓进行比较，结论简单说就是邓比毛伟大，或曰“抬邓贬毛”，当然还有什么“抬周贬毛”、“抬朱贬毛”“抬刘贬毛”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抬邓贬毛”者煞有介事地说，之所以毛不如邓，究其原因是因为邓曾经出过国、留过洋，自然见多识广，知道资本主义的好处，而毛土生土长，眼界有限，难免不犯小资产阶级甚至封建主义的错误。
其实这种比法既是极其荒谬的、也是缺乏历史和现实根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几何时，留法留苏的一大帮“海归”精英，在党内的地位都曾经高居于毛之上，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他们掌握着对毛生杀予夺的大权，更不要说随意剥夺毛的发言权了，至少在建党之初的十几年里，这种状况时有发生。结果呢？差一点把中国革命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最后，这些“海归”精英们，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还不是聚集在毛旗帜下？
为什么？不是毛的权术高明，而是毛的主张符合中国的实际。
邓曾经说：没有毛，中国革命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
这句话的画外音实际是：没有毛，中国革命能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
邓的说法不是虚妄之言，而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
毛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始终奉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所以他的主张才高屋建瓴。
当年，在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党内党外、举国上下一片“杀蒋”的呼声，毛没有从一党私利出发，而是审时度势、从民族大义出发，促使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毛如果没有一个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雄才大略，怎么能够做出“联蒋抗日”的英明决策，从而促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并最终为共产党谋求了一个“生存与发展壮大”的空间和时间？
抓住机遇，顺势而上，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办到的，那是需要胆略、气魄和智慧的。而这正是毛的非同寻常的地方。
我们不需要举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毛多少次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仅此一例亦足以说明，毛是一个极具历史眼光的政治家、战略家，没有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很可能出现夭折？
还有人说，毛只懂政治、军事，不懂经济，这也是胡说！
我们都知道，在井冈山时期，毛受到排斥，只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经济问题，写了很多关于经济方面的调查报告(什么《兴国调查》《寻乌调查》等等)，其中有很多思想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在那样艰苦的经济环境中，能够比较好地解决根据地的供给问题，保证了战争和革命的需要，与毛有直接的关系。
建国初期的一系列治国方略，都是毛亲自主持制定的。为苍生计、新中国建设大业计，毛以一个大政治家的胆略和胸怀，党内外遍访专家贤达，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真正做到虚怀若谷、礼贤下士，他的胸怀令多少民主人士感佩不已、终生不忘。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能够证明毛对经济建设甩手不管的资料。
尽管有些人对建国初的一些治国之策如“三大改造”、“合作化”等颇有微词，也依然不能否认正是这些治国之策，使新中国迅速摆脱了“一穷二白”的面貌，不仅初步解决了六亿人的温饱，而且迅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在工业、农业、科技、国防、教育、卫生、文化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这些铁的事实，有目共睹，毋庸赘言。
毛如果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建国前后对经济建设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怎么可能做得出来？又怎么能够在短短十几年内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
可是有些人对此却熟视无睹，竟说毛的新中国“建立起来的只是膨胀了的自然经济，没有改变自然经济生产力的本质。加之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使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世界几十年。”（网上文章）这简直是颠倒黑白，难道说旧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倒是毛的新中国让它落后于世界几十年？简直太缺乏历史常识了吧？
更为可笑的是，这样的人竟称自己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就是历史，不会因什么人的鼓噪而有任何改变，毛说：蚍蜉撼树谈何易？这话有些人可能没读过或者早已把它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毛不仅是一个博览群书、博古通今的人，而且是个孜孜不倦、学以致用的人，他知识渊博、眼界开阔、思想深邃、胸怀博大，他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感悟能力、他对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的把握和驾驭能力，都是他的同辈所不能企及的。
固然，毛泽东是人不是神，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完人，他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犯错误，刘不犯错误？周不犯错误？邓不犯错误？恐怕谁也不敢说自己没犯过错误！
历史地看，这种错误的出现多半并不是毛的主观意志决定的。比如，有人拿今天与毛时代对比，得出结论说毛“闭关锁国”不搞开放。其实这是一种说法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无知。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前后，毛和他的战友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主要领导人，曾轮番前往苏联等东欧国家，毛本人对苏的访问长达两个多月，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签署了一系列的政治、经贸、文化条约或协定？难道这不是开放而是“闭关锁国”？
事实上，毛在建国初期就十分注重对外开放，但限于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大部分西方国家奉行与新中国为敌的政策，使新中国不得不采取“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策略。
所以说，不是毛不想对西方国家开放，而是西方国家不对新中国开放。
事实上，毛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对外开放的机会，毛在西方不断加强对新中国经济政治封锁的情况下，积极促进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和相互交往，并得到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只是因为亚非拉的大多数国家当时都是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因此，这种对外开放得成果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国际事务方面，而不是体现在经济贸易方面而已。
一旦时机成熟，还不是毛主动抓住机遇，打开了中美之间封闭了二十多年的大门，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并随之逐步恢复了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全面交往，到毛去世前，中国的对外开发已经开始逐步向经济领域扩展，比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这为后来的开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翻开共和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毛时代的很多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决策，都是出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不得不作出的选择，有些绝非毛的本意。包括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竟历时十年，也绝非毛的本意。这里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深思与探讨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文革能持续十年？为什么大家后来都诟病的一个历史事件，却那样轻易的就能发生并持续那样长的时间？文革前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究竟怎样认识？为什么毛一挥手人民群众就闻风而动？深层的历史原因绝非我们现在所做出的结论那么简单！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历史课题。
笔者也曾看过一些总结文革经验方面的著作和文章，说实在的，令人信服的不多，可能是现在的人与那段历史有着太多的瓜葛，有些“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味道，但笔者相信后人一定会找到更令人信服的答案。
正是因为建国后面临的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特别是在毛的晚年围绕权力在党内展开的不间断的斗争，使毛一直不能象他的后继者那样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毛来说，这是一个选择的无奈，也是一个历史的无奈。
毛始终一贯的“人民观”，让我们很容易地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毛领导人民浴血奋斗几十年的目的就是为人民造福，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而绝非为其自己为其家人谋取私人权利和个人利益。
如果不是这样，你就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毛为中国革命无私地献出了包括妻子、儿子、弟弟在内的6个亲人的生命？
如果不是这样，你就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毛看到人民吃糠咽菜、受苦受难时会哽咽流泪、并自己带头不吃肉？
如果不是这样，你就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毛既未给自己的子女留下高官显位，也未给毛家后人留下任何物质财富，以至于他的女儿在他离世后，几十岁了，还要自己推着带车子排队买过冬的大白菜。
正因为毛的这种贯穿于其思想和行动始终的“人民观”，让人民对他念念不忘。
有些可笑之徒，自以为读了几页破书，就有资格对毛这样一位“为实现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奋斗一生”的旷世伟人说三道四，还大谈什么历史唯物主义，说轻了是无知，说重点儿就是悖逆！
拉倒吧！要骂谁你就尽管骂吧！今天的社会给了你充分的话语自由，千万别拿什么主义扯犊子了！
对一个已经驾鹤西去的、为了美好理想奋斗一生的巨人，任何向他身上泼脏水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任何对他的贬损的言行都将被历史所唾弃，不管你以什么名义！
怀念母亲
2011年3月4日，我的母亲和我们永别了！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卧病在床两年多的母亲，走的那样平静。此前，我曾无数次想象过母亲离开我们那一天的情景，害怕看到她万分痛苦的容颜！
然而，母亲离去时却比我的想象平静安详得多。这让我的心中感到些许的安慰！
母亲这几年所遭受的病痛的折磨，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我期盼母亲走的时候能够平静些、再平静些。
一定是她老人家体恤做儿子的心情，所以才走的那样平静那样安详！
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十几岁时一个肾脏便因萎缩被切除了！在我们的记忆里，母亲一直是拖着病弱的身躯和父亲一起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在很多亲朋故旧的眼里，母亲能够走过76年的生命历程，已经是个奇迹了！许多比她健康的邻里同事都走在了她的前边。在她们妯娌四人中，她是身体最不好的一个，可她老人家却是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而且我的伯母和婶娘们去世时的年龄也都没有超过我的母亲。
我知道，是母亲对我们深深的爱一直在支撑着她，让她一次次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回到我们的身边！
为母亲守灵的夜晚，面对静卧于鲜花丛中的母亲，与母亲朝夕相伴的300多个日夜不断在我的眼前重现，泪水一次次打湿了我的衣襟，我真的不能相信，我所深爱的母亲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她深爱着的家……
母亲的病由来已久，十几岁时一个肾脏便因萎缩而被切除，她的多半生中只有一个肾脏在工作。因此肾脏方面的疾病如肾炎、肾结石、肾性贫血、肾性高血压等，几乎伴随了她多半生。人过中年，母亲又身患糖尿病，并且长时间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导致多种并发症如心梗、糖尿病肾病、心功能不全、肺内感染等多种疾病在母亲身上接踵而至，不断地侵蚀着母亲病弱的肌体。
但是，母亲以惊人的毅力与这些疾病进行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顽强抗争，打退了病魔一次次的进攻。2001年，母亲突发心肌梗塞，从病情看几乎没有抢救过来的可能，但母亲却奇迹般地被抢救过来了，而且再未复发。
然而，2006年，母亲突然出现进食困难，几乎是吃什么吐什么，靠饮食已经无法获取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营养。在老家的省市医院都进行了治疗，但几乎没有任何效果。我担心母亲会因营养不良而导致身体各方面功能的全面衰竭，于是建议母亲来北京治疗。起初，母亲不想来，怕花钱、怕给我添麻烦、怕撂在北京回不去。但经不住我们弟兄的劝，最后还是跟我来到了北京，入住解放军空军总医院进行全面诊治，结果发现母亲的肌酐和尿蛋白等指标明显偏高，医生说发展下去有转化成“尿毒症”的可能，如果控制得好，也许这个可能不会变成现实，至少可以来的晚些。
在空军总医院住了十天院，经医护人员的精心诊治，母亲的病情大有好转，进食已经完全不成问题，身体也比来时硬朗了许多。但出院的小结仍让我吓了一跳：母亲身上的病竟有９种之多，临出院时，医生给母亲开回来需要继续服用的中西药竟有１４种之多。
出院后，母亲在北京住了几个月，身体状况大有好转，我便尽可能的陪他和老父亲到处走走看看，尽管父母都曾来过北京，像这样有那么多时间转北京，还是第一次。登天安门、爬长城、上电视塔、游颐和园、逛大观园，母亲竟一点也不觉得累。
母亲的状态让我感到欣慰，当然，我心中也存在着隐忧，那就是如何避免尿毒症的发生。于是我又多次向她的主治医生咨询。
十一前我将母亲送回老家，反复和母亲和弟弟交待，哪些药必须坚持按时按量服用。
开始的时候，母亲还能坚持按时按量服药，但时间长了就有些松懈，一方面她觉得花钱太多，舍不得，另一方面药吃得太多，在心理上也逐渐产生了排斥。尤其是弟弟不在的时候，在服药这件事上便经常“偷工减料”。这样做的后果便是在短时间内，肌酐和尿蛋白的指标急剧上升，最终达到了“尿毒症”的临界水平。
2008年底，母亲第一次因“尿毒症”导致的心衰住进了沈阳军区总医院，肌酐指标已经上升到700多，无可奈何地开始了她两年零三个月的“透析人生”。
那时我的女儿正在为办理赴美留学的事大伤脑筋，两次被拒签让一家人的心情都很沮丧，不得不设法改去他国。就在女儿出国留学尚无着落的时候，弟弟来电告知了母亲住院的消息，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无比的沉重。再也无暇顾及女儿出国的事，迅速从北京返回沈阳，陪护在她老人家的病榻旁。我的心情沉重而沮丧，假如母亲不是因为心疼钱，也许就不会这么快转化为“尿毒症”？可是我能因此责备母亲吗？
整个2009年，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断断续续在医院住了大半年时间，我也数次往返于北京--沈阳之间，断断续续陪护了母亲大半年的时间。到9月份，母亲的病情才得到较大的缓解。但也只能靠“透析”来维持生命了。
每个月10次的“透析”，不仅让母亲倍受折磨，也令我们弟兄身心俱疲。尤其是三弟，接送母亲去医院“透析”的任务自然落在他头上，不管严寒酷暑、风霜雨雪从未误过事儿，这件事儿，听来容易做起来可就不那么轻松了，毕竟还要工作啊！
对母亲对我们兄弟，“透析”都是一种无奈，因为舍此我们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即使如此，也不能让母亲从根本上摆脱死亡的威胁。
然而，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在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母亲以70多岁高龄，凭着她顽强的意志，一次次战胜了死亡的威胁，回到了我们身边。
本来我是准备2010年的春节回到母亲身边与父母一起过春节的。离开故乡十几年间，只有一个春节是与父母在一起过的，始终是我的一个遗憾，因此，对这次节日相聚从感情上说我是十分期待的。
然而，春节未至，弟弟便来电告知：母亲于1月28日再度住进了医院。心急如焚的我便在2月初提前赶回了沈阳。
那次见到病床上的母亲，我的心情极为难过，母亲的面容比我上一年9月份离开的时候更显憔悴了。
我知道，母亲的病是由多年的劳累和贫困的生活造成的。
在那个漫长的年代，父母作为一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靠着微薄的收入养育着我们弟兄三人，不仅没有让我们受冻饿之苦，而且供我们弟兄读完了小学、中学、大学，直到我们成家立业。对我们的下一代人也力所能及给予照顾关爱，同时对养育老人弟妹，他们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窘况可想而知。
贫困的生活让父母自身始终过着克勤克俭的生活。
贫困的生活让父母对金钱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贫困的生活让父母在物质条件有了较大改善的情况下，仍不能改变其长期形成的省吃俭用的生活理念和习惯，对自己的生活依然苛刻。
过度节俭的生活，使父母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老年病便接踵而来，日益严重的侵害着他们的肌体。甚至对治病，他们同样采取了节俭的态度！有病也不能及时就医和有效治疗，原因只有一个“怕花钱”。
尽管我们弟兄三人对父母都有孝敬之心，但毕竟都有各自的家庭事业，而且我和大哥都远在千里之外的异乡，只有三弟在父母身边。因此我们对父母的关怀照顾都只是蜻蜓点水般的。这不能不成为我们难以弥补的终身憾事。
我们挚爱的父亲母亲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老！走向了疾病缠身的晚年！
每想到此，我的心情都极度沮丧极度难过。
如果他们能够认真对待自己的疾病，如果我们做子女的能更细心的关注他们晚年的生活和身体状况，父母的病也许不至于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
我知道，母亲的生命已经快走到了尽头！那些令我尊敬的白衣天使的所有努力，不过是稍微延缓这一天的到来！
每想到此，我心中都充满了无尽的难以化解的悲哀！
我知道母亲对我们的深深眷顾。尽管我们已经人过中年，都有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事业。但在母亲的眼里我们仍是她时刻记挂着的孩子。2010年2月23日傍晚，尚在住院的母亲又一次因肺积水而导致心衰，被送到透析室边透析边抢救，死神随时可能夺去她的生命。我和弟弟守在母亲身边，望着已经神志不清、生命垂危的母亲，精神几乎崩溃，泪水抑制不住的夺眶而出！好在经过医护人员的及时输液、透析、抢救，半个小时后，几乎被死神夺去生命的母亲再一次拒绝了死神的召唤。当她慢慢恢复了神智、睁开双眼的时候，环顾着我和弟弟，似有话说，我和弟弟立即把耳朵贴在了母亲的嘴边，尽管母亲的声音极其微弱无力而且断断续续，但我们还是听清了几乎是从母亲嘴里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出来的话“我……不……想……离……开……你……们……”，那时，我和弟弟都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是的，我们也不想离开您，慈爱的母亲，相依相守，这是我们母子共同的心声。
我一直认为，母亲是个很特别的人。她从不善于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对父亲如此，对我们亦然。拙于言辞一向是母亲的性格特征之一。但在那个晚上，母亲那一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话，却是我几十年来听到的出自母亲之口的最煽情的一句话，我知道那是母亲发自心底的肺腑之言。
可是上帝能否满足母亲这一心愿？能在多长时间里满足母亲这一心愿？我不知道！
母亲自1月底入院，表面上看病情很快就有了好转，我们盼着母亲尽快康复好回家过春节。腊月二十九那天母亲的主管医生告诉我：你母亲现在各项指标基本接近正常，再住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节前可以出院了。我听后很高兴，觉得医生说的有道理。本来，母亲这次入院的起因除了心衰的之外，也因为此前肺部炎症引起的剧烈咳嗽。入院后，为消炎医生给母亲用了大量的抗生素，结果导致肠道菌群破坏，腹泻了好几天。现在咳嗽已经得到很大的缓解，被破坏的肠道菌群也已经基本恢复。从母亲的整个精神和身体状态来看，我觉得可以出院回家了，马上过春节了，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从心里不希望母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何况家里还有年近八旬的老父亲在盼着母亲回家呢！于是我与母亲商议出院的事儿。出乎我的意料，母亲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流露出对回家的期盼和惊喜，反而说她不想出院。以往住院，只要病情稍有好转，她就张罗着出院回家，不想出院，在母亲这是第一次。我告诉她：再住下去医生已经不知道还能为你做什么了！母亲说她的感觉不好，所以不想出院。我以为是母亲在心理上对医院产生了依赖，觉得在医院有医护人员在身边有安全感，所以她才不愿意出院。因此还是决定在腊月二十九下午做完透析后出院回家。我心想，以母亲的状况，回家安生过个团圆年，坚持到初二透析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不曾想，我的这一主观臆断却又一次把母亲推上了死亡的边缘。
腊月二十九下午，母亲做完透析回到了家里。那一夜母亲的状况还算平稳，但也不是很好，一个晚上她老人家基本上没有睡好。主要是躺不住，一躺下呼吸就困难。只好再坐起来，一个晚上我也几乎没有办法入睡。
年三十这一天，我和弟弟到附近的超市简单采购了一点年货，便开始准备年夜饭。说实在的，母亲一病，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心思过年了，只希望母亲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个年关，身体逐渐好起来。年夜饭母亲没有上桌，我们给母亲挑了几样菜送到了她的卧室，她吃得很少。
吃饭之前，小侄儿跑到母亲床边，和母亲聊了很长一段时间。小侄儿出来的时候泪眼汪汪的。我知道，小侄儿是奶奶带大的，跟奶奶的感情很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小侄儿与奶奶的感情甚至超过了与他父母的感情。后来我问母亲：天宇跟你都说什么了？母亲说：天宇和我说你不能死，你要等我大学毕业、结婚以后才能死，现在不能死！小侄儿的话让我的心里酸酸的。
匆匆吃过年夜饭，我们就开始包饺子，到晚会前饺子已经包好了。
春晚开始了，我问母亲看不看春晚。
母亲摇头。
母亲一向喜欢看电视，我曾戏称母亲是“老电视迷”。现在，病痛让母亲对电视也没了兴趣。母亲不看，我也没了兴趣，整晚陪着母亲。
我们没有等到新年的钟声敲响，九点多钟便开始煮饺子，尽管母亲不想吃，在我们的劝说下，母亲还是吃了7个饺子，这让我们都很高兴。
过完了除夕夜，我们都期盼着母亲能够平平安安地和我们一起迎接新一年第一缕曙光的到来。
然而，天不从人愿。
午夜一过，母亲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坐卧变化的频率越来越快，几乎是刚刚躺下没几分钟就得坐起来，尽管我们给她吸了氧，但依然不见好转，到凌晨2点中的时候，母亲的呼吸已经相当困难，明显呈现出“心衰”的征兆。我没有料到，母亲的心脏对积水的耐受力竟跌到如此低的程度。母亲很艰难地对我说：去就近的医院找个大夫来。我想，深更半夜哪里能找来大夫啊？再说不熟悉母亲病情，就算找来大夫也未必有用，还是回军区总院稳妥些。于是我赶紧让三弟打120。待我们给母亲穿好衣服，坐上轮椅推出楼门时，120的急救车已经到了楼下，前后总计不超过10分钟。看到120急救车，我的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
真的感谢现在这种医疗急救体系的工作效率。
随车的急救医生问我：去哪个医院！我说去军区总院。急救医生说：军区总院稍远，可不可以去其它医院？考虑到其它医院虽然路途近些，但对母亲的病情不熟悉，抢救起来未必得心应手，而军区总院虽远一点，可毕竟对母亲的病了如指掌，抢救起来可以更快进入状态。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去军区总院。那时母亲躺在我的怀里，虽说急救医生已经对母亲做了简单的急救处理，但母亲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脸上头上已是大汗淋漓。我不知道母亲是否能度过这一关。好在那时已经是凌晨时分，又是大年夜，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车，急救车一路疾驶，十几分钟后，母亲被送到了军区总院的急诊科。在向值班医生简单介绍了母亲的病情后，血液净化科的值班医生曹医生（也是母亲住院时的管床医生，现为血液净化科主任）也赶到了急诊科，在采取必要的急救措施的同时，各项检验有序展开，呼吸、心内等相关科室的医生依次前来会诊，提出治疗方案。经过历时两个多小时的抢救，到凌晨5点钟的时候，母亲终于脱离了危险，又回到了刚刚离开不到两天的血液净化科病房继续住院治疗。此时，病房里已经没有一个患者了！母亲是新一年第一个入住的病人。
2010年的整个春节，甚至整个春季，我都是陪着母亲在军区总院的病房里度过的。初一的早晨，在乒乓作响的鞭炮声中，在军区总院的病房里，我看到了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望着刚刚从死亡线挣扎过来的母亲，我突然想起了年前母亲说过的话：我感觉不好。看来母亲的感觉是极准确的。反而是那些所谓科学检验结果倒是有些可笑。科学有时候也会害死人啊！
重新回到病房，母亲的病情得到了有效地控制。但咳嗽却始终不能彻底好转，其根源还是肺部的炎症。抗炎治疗对母亲来说实在是个难题！
咳嗽因肺部炎症而起，要止咳就得消炎。最有效的消炎办法就是使用大量的抗生素，而抗生素用多了必然会导致肠道菌群的破坏，造成腹泻不止。同时，长期注射抗生素又会增加进水量。尽管母亲每周要做2-3次透析，日久还是难免导致积水，从而增加心衰的危险。而且积水过多反过来也会影响抗炎治疗的效果。
母亲的病就是这么错综复杂，治疗起来也就矛盾重重！
母亲就是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艰难地接受着治疗！
厌食似乎是母亲多年无法解决的问题。
2008年底患“尿毒症”之后，吃饭已经成了母亲每天都要面对的一大难题！
母亲身上有太多的疾病，心、肾、肝、脾、胃等各个脏器几乎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或轻或重的问题，极大地影响了母亲的消化吸收功能，糖尿病、肾病本身又在饮食方面有太多的禁忌。这使母亲的饮食面临极大的困难。正常饮食在多数情况下几乎没有可能，透析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营养流失。在此情况下，如何保证母亲必要的营养摄取？一直是个难题。
2009年春天，弟弟听人说食用海参对补充“尿毒症”患者的营养很有效果，便买来海参，坚持每日给母亲进食。几个月下来，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尽管母亲的胃口还是不好，厌食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但海参毕竟增加了蛋白质及其它人体必需的营养供应，使得母亲的体质有了明显的改善，到夏天的时候，母亲已经可以甩掉轮椅自由行走了。而且伴随母亲几十年的“畏寒”的老毛病也一扫而光，母亲再也不用九、十月份便棉衣加身、提前过冬了。这让我们感到十分意外也十分高兴。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并不是一个多彩的人，作为一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母亲的一生都在默默的从事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对患者，虽没有像雷锋说的那样“像春天般的温暖”，却也做到了以诚相待、尽职尽责。在矿山医院那些年，很多最基层的矿工对母亲都格外的敬重。这敬重不是源于母亲有多么高的医术，而是源自母亲有一颗善良和真诚的心。我们弟兄都记得，矿上有个老刘头，大概是个山东人，长得高高瘦瘦，孤身一人，多年以来，对我们一家一直都很照顾，经常到家里来看我们，有时带来几个馒头或者他自己用不完的食堂的细粮票（那时的粮食要凭票供应，每个人细粮定量只有十几斤），有时带点家乡特产或者几斤大米，也没有太多的话，或坐坐或逗逗我们弟兄玩。在那样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对一个非亲非故的外人给予如此的关照，实属不易。我知道，那都是母亲用真诚真心换来的。
作为一个慈爱的母亲，她与父亲在经济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倾其全部心血精心养育了我们弟兄三人，从没让我们挨饿受冻，千方百计调剂我们的生活，并且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情况下，督促我们的学习，使我们健康成长。
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才真正体会到了母亲当年为我们付出了怎样的辛苦！
当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些许的成就以后，才真正感悟到了母亲当年督促我们学习的良苦用心中饱含了母亲对我们怎样的爱。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个寡言的人。从母亲的嘴里，我们似乎从来也没有听到过什么大道理，甚至连小道理也没有。1977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母亲说了一句话：我最感谢邓小平。那好像是母亲说过的唯一一句与政治有关的话。那是因为邓小平的政策和主张让母亲看到了儿子的未来和希望。后来，我们弟兄三人没有让母亲失望，分别考上了大学，完成了学业。我知道，那时候，母亲的内心充满了自豪和喜悦。
母亲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母亲是个少有笑容的人。记得小时候，我最不愿意父亲晚上值夜班或者井下出事故父亲去井下参加救援，因为那意味着父亲将有整个一个晚上不能与我们在一起。每当那时我的心里都有一种恐惧的感觉（其实就是一种对家里的顶梁柱的一种依赖），害怕母亲因为我们的一个什么过错而责罚我们。所以，父亲不在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在我们眼里母亲似乎比父亲更严厉一些。我们与父亲在感情上似乎更亲近些。
1975年海城地震时，父亲参加抗震救灾工作队，一走就是几个月，母亲带病独自照顾我们弟兄的学习生活，却没有听到母亲一句怨言。那时候，我们逐渐知道了母亲的辛苦。开始慢慢学会替母亲分担一些家务如洗衣、做饭、收拾卫生，尽量减轻母亲的负担。
我知道母亲的寡言少欢，多半源于生活所累。以微薄的收入养育我们三个相差不过2、3岁的弟兄，还要承担赡养老人、抚育弟妹的责任，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且母亲身体一直不好，从我记事起，就看到母亲经常是药不离身。
然而，当我们弟兄各自独立走上社会、成家立业后，母亲的笑容似乎多了起来，尽管她和父亲仍然过着克勤克俭的生活。但儿子、儿媳，尤其是孙子、孙女，不管谁回到她老人家身边，她的脸上都会立刻绽放出灿烂的微笑，哪怕她刚刚还在与父亲怄气。与儿媳们相处十几二十几年，从未与任何一个红过脸、拌过嘴，婆媳之间如此和睦相处，并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这一切首先得益于母亲对儿孙们的宽仁厚爱，对晚辈她老人家从来也不苛求什么索求什么，而只有无怨无悔的付出。
我的女儿在6岁时随我远走他乡，此后只见过几面，母亲经常叹着气说：还没稀罕够呢，就走了！母亲就是这样，心里记挂的永远是她的儿孙们。
我自己17岁离家外出求学，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所有记忆几乎都是童年少年时代的。
我已经无法知道父母的生活如何演变成后来的状态。我只知道，父母在供完我们的学业之后，又继续为我们弟兄的婚事操心，自己依然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甚至达到了完全不顾自己的身心健康的程度。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并未给我们留下太多的物质财富，但为儿孙他们的确是倾尽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他们自己的生活，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与时俱进，得到根本的改变。长期缺乏营养的生活，导致父母的身体健康日益下降，各种慢性病、老年病悄然袭来。而且在对待治病的问题上，他们同样采取了“过度节省”的态度。例如，两人在50多岁时先后患上了糖尿病，却从未到医院进行过正规的积极的治疗，只是随便到药店买一点最便宜的药敷衍了事，对血糖变化也从来不进行检测。这样的治疗其盲目性其效果可想而知！！！
身为医生的他们难道不懂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怕花钱。
好多年以前，我就常听父亲说：等到孙子们上大学的时候，他要给每个人攒1万块钱，那时他们的工资只有几百块钱啊！他们要过怎样节俭的生活，才能攒够那几万块钱啊！记得有一年我回老家，我领母亲去看胰岛素注射笔，在药店为她老人家测了血糖，血糖指标竟超过了20，她自己却浑然不知。做一次血糖测试也不过是几块钱的事儿，可他们就是舍不得花这几块钱。
那时我的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真的不是个滋味。
由于糖尿病得不到很好的控制，父母先后患过心梗、脑梗、心衰等糖尿病并发症，让晚年的父母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是节俭过度的生活毁了父母晚年的生活！而节俭的背后就是要给儿孙留下一点他们辛辛苦苦赚来的活命钱！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疼爱子女的，但像我父母这样一心只想孩子唯独没有他们自己的父母，实在也是不多见的。
每当父母住院时，同室的病友前来探视的亲友都夸我们弟兄孝顺，听到这话，我的心里总是羞愧万分，无言以对！
扪心自问，我们为父母究竟做了什么？不过皮毛而已！与父母为养育我们的付出相比，我们对父母所尽的那点孝道简直不值一提。
假如我们做得更好些、对父母的照料更细心些，父母的晚年会是今天的样子吗？
有时在外地，看到别人带着自己的父母观光旅游，其乐融融，我真的很羡慕，心中也难免生出深深地遗憾。恐怕今生我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孝敬自己的父母了！上天再也不会给我这样的机会了！悲乎！
守在母亲病榻前的那些日子，望着窗外日升日落云卷云舒，我时常陷入一种悲凉痛楚的境地不能自拔。
为人子我却不能挽救生我养我的母亲！哀哉！痛哉！
为人子我亦不能让母亲没有痛苦地度过所剩不多的日子！惜乎！悲乎！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守在她老人家的病榻前，尽一点为人之子应尽的微薄之力，让她老人家病中的苦痛少些再少些，让她老人家的生命长些再长些！
这是我的痛，也是我的悲哀！
守在母亲的病榻前，我时常在心底呼喊：留下来吧，母亲，哪怕就这样！有你在我们才有一个完整的家！
屈指算来，2010年，母亲竟有200多天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尽管我也曾期待奇迹的发生！但是我知道，母亲留在我们身边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新年过去了！
春节过去了！
我期盼着春暖花开、大地回春之时，母亲还能像以往一样战胜病魔，与爱她的儿孙们多享几日天伦之乐。而且，从2010年6月底出院以后，尽管母亲中间又住过三次院，但总体状况还是比之前好了许多，大半年的时间里病情都比较平稳，甚至连一次心衰也不曾发生。
在2010年那个无比漫长的寒冷的春天，母亲在医院的病榻上躺了72天，其间多少次心衰几乎就要夺去她老人家的生命，可她不是一次次都挺了过来吗？
谁能断言母亲就不会再创一个奇迹？
然而，人间有爱，病魔无情！
我慈爱的母亲终于还是选择了我最放松的时刻离驾鹤西去了！
母亲走的比我千百次预想中的情景要平静得多。我知道，是她老人家体恤她的儿孙们，不愿让他们看到撕心裂肺惨状，才走的那么平静安详。
我也知道，直到最后一刻，她老人家的心中仍然充满着对父亲对他挚爱的儿孙们无限的眷恋与牵挂。
母亲走了，去了天国，天国的路平坦顺畅。
去了天国的母亲终于可以不再经受病魔缠身的苦痛了！
去了天国的母亲一定会佑护她所有的儿孙亲人健康快乐的生活！
去了天国的母亲一定会在那里营造一个温暖宁静的新家，等待着终将要去与她团聚的至爱亲朋！
母亲的葬礼办的很隆重，那么多亲朋故旧前来为母亲送行！
九泉之下母亲应该含笑了！
在此，我代表已经去了天国的母亲、代表我年迈的老父亲及我们全家向所有为我母亲送行的亲朋好友表达深深的谢意！是你们让我的母亲走的安详顺畅！我的母亲在天国会保佑你们的！
在此，我还要代表已经去了天国的母亲、代表我年迈的老父亲及我们全家向沈阳军区总医院血液净化科的全体医务人员、以及在我家和医院陪护母亲的保姆、护工表达深深的谢意！是你们的精心治疗和照顾，延长了母亲的生命，减轻了她老人家最后一段生命历程的痛苦！我的母亲在天国会保佑你们的！
最后我要告慰母亲，请您老人家放心，我们会照顾好父亲的，不让他受半点委屈！
母亲，昨天您还与我们同属一个世界，今天我们已是阴阳两隔，但您永存于我们的心中，海枯石烂、地久天长。
母亲，我知道您从来不信神，但我还是要说，若有来世，我们依然做您的儿子！
拿一生的心血换房--值吗？
笔者相信，很多人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而只是习惯性地或者说从众性地潮涨潮落的房市中行动着......似乎目标明确却又稀里糊涂地行动着。
其实，这既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无奈。
笔者知道，眼下，对多数身居北京、上海、深圳（即所谓一线城市）的人而言，“房子”无疑已经成了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
不管是已经买了房子的，还是正要买房子的，亦或是根本就买不起房子因而也没打算买房子的，似乎是集体患上了“买房恐慌症”。
这绝非耸人听闻。
别的地方不说，以北京为例，自2005年以来，其房价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短短几年就翻了倍！而且，至今人们仍看不到止涨反跌的任何迹象和希望。据北京近期一块天价“地王”的价格，有人预言：北京四环内房价很快就会进入4万元时代。
现在，任何关于房价下跌的预言，在民众眼中不过是又一个“狼来了”的故事，除了对报纸深信不疑的迂腐之人，没有人会相信。
节节攀升的房价虽令北京人的心情大相径庭，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为房价而“担惊受怕”。
不是吗？
已经买了房子的虽不免心中窃喜，但同时也担心“房市崩盘”、“房价大跌”，自己的资产大幅贬值。
要买房子而一直犹豫不定者，看到房价如此上涨，难免不在懊悔不已的同时担心“泡沫破灭”“误入歧途”而愈加彷徨不前。
至于自知买不起房子的，则因始终看不到房子的前途儿更加悲观失望、怨气冲天。
笔者不禁要问，房子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尤其是对没钱的普通百姓而言，房子究竟是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痛苦？
笔者不知道每个人的答案是怎样的，但笔者知道，对谁，这都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房子早已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之一。
自从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群居生活，走出洞穴、走出森林、走出大山，房子就成了他们遮风避雨防雪御寒所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然而，我们的先人何曾为此付出像今天这样巨大的代价？
在几千年漫长的农耕时代，一个茅草屋、一座土坯房、一所破窑洞，都曾经是我们先人的栖息之所，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只能勉强维持人类繁衍生息基本需要的条件下，我们的先人对于其自身的栖息之所既无法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应的也没有付出太大的代价！
当我们怀着憧憬，告别农耕社会，跨入工业乃至信息时代，庆幸自己终于可以充分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时候，又有谁能想到：为了一个栖息之所，我们却要付出比我们的先人大得难以想象的代价。
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文明的倒退？
不是吗？
在北京，当四环以内的新楼盘每平米售价早已经破2万奔3万，甚至涨至4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时候，但开发商们为了追逐利润而竞相追求什么大户型超豪华的时尚住宅理念的时候，真正买得起房子的普通百姓还有几人呢？当我们越来越多地高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口号时，北京的普通百姓还有多少人可以从容面对、笑谈房子这一栖身之所呢？
或许你会说，即使这样的价格，北京的房子依然是供不应求。
这或许是事实，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北京是一个达官显贵云集的地方，北京也是一个吸引着全中国全世界富商大贾的地方，
然而，除了达官显贵富商大贾，北京也要有普通百姓。而一个普通百姓为此付出的是怎样的代价不是一目了然有目共睹的吗？
笔者是一个数学水平极低的“数盲”，当年高考的时候如果数学能考及格就有上北大的可能。然而，关于北京的房价与一个普通北京人生活的关系笔者还是可以算一个不太复杂的粗帐的！
按时下北京的房价，一所100平米的房子至少也要200--300万元，假如一个月收入10000元的家庭（有很多家庭尚达不到这个标准）要买这样一处房子，即使不吃不喝也要20-30年。在北京，一个三口之家每月正常的生活用度，不用笔者说大家也都清楚。那么扣除最基本的生活费用，为买这所房子，需要付出大概30年以上的劳动，而一个人就算20岁参加工作，到60岁退休，满打满算的工作时间也不过四十年。也就是说你要拿出一家人（夫妻俩）一生劳动所得的75%以上才能换取这样一套住房。
75%，这是一个怎样的比重，大家都清楚。仅从这一点上看，做了“房奴”，还有幸福可言吗？
经济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本来，用你的劳动所得，你可以去登山、你可以去下河，你何以去看戏、你可以去听歌，你可以寄情于山水之间，你可以遨游于五洲周游于列国，然而，做了“房奴”，你不得不放弃这些本该属于你的多姿多彩的生活......
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本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发展、更轻松地生活、更自由地娱乐，然而，做了“房奴”，我们却不得不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拼命地工作，过度的工作榨干了我们的血汗，过度的工作让我们过着索然寡味、呆板无聊的生活，过度的工作令我们未老先衰、青春早逝、英年夭折，最后只留下一首传诵千古的“长恨歌”......
我们扪心自问：这样做真的值得？
看看吧，那些买了房子的，没有一天不担心房价下跌、资产缩水！那些准备买房子的，既担心房价上涨（自己得多付出)，也担心房价下跌（买回来就贬值）！而那些买不起房子的，难免不用越来越恶毒语言诅咒黑心的开发商......
人生不过几十年，何为栖息付心血？若肯放浪形骸去，浪迹天涯又如何？
笔者还是要问：拿一生的心血换房子，值吗？
房地产新政难以让房价降下来！
1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当前房地产业现状提出所谓的“国四条”，舆论对此反响不一。连日来，各种媒体上各路专家、学者、名流乃至政府官员纷纷登场，各种解读、分析的文章连篇累牍，各种观点五花八门。
那么，明年的房价能否出现大的跌势？
依笔者愚见，根本就没有降的可能。无需长篇大论，理由有四：
其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房地产新政表明，中央政府对明年房地产市场的调控目标非常清楚，那就是“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而不是“让房价下降”，这个政策的基本面奠定了明年房价只升不降、更不会出现大跌的基础。相信随之相继出台的具体调控政策也会严格按照这个目标来调整。
其二.明年的我国经济增长目标尽管尚未明确，但相信GDP的增长速度不会低于8%。这一增长目标对房地产的高速增长客观上仍然存在着较强的刚性需求。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政府把调控目标定在“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而不是“促进房价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财政、税收、银行、国土等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以及钢铁、水泥、建材等相关制造业，仍需房地产业高速增长的支撑。因此，从相关利益主体的需要出发，也必须维持房地产业的基本稳定，这就决定了明年不可能出现房价大跌的局面。
其四.更多的二线、三线城市，相对于一线城市而言，其房价还有相对较大的上涨空间。因此，明年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压力很可能会更多地在这些二线、三线城市释放，因此，即使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速度有所放缓，整个房价也会因二线、三线城市的拉动儿保持稳定中的上涨。
其五.这些年房地产业追求豪华的发展模式，已经把国人的胃口调得很高了，买好房买大房几乎成了全体城市民众的共同追求，为此，舍上几代人的心血也在所不惜。从这个角度说，老百姓对房子的需求仍然会呈现刚性增加的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助长房价的进一步上涨。
凭此五点，足可断言，期望我国明年房价大跌，几乎没有可能，明年房价的基本走势是“稳中有升”。
马光远关于房价的自说自话
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结束后，马光远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题为《“国四条”会使房价大跌吗》，此文一出，各大网站争相转载，一时间成了各门户网站的热帖。全文如下：
12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目前房地产市场投机浓厚，房价飞涨的态势，提出了四条针对性的政策，这样，房地产政策在经过一年的放浪形骸之后，从终点回到起点，老老实实“回家吃饭”。以下是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播和《中国之声》对此表达的观点：
一、国四条的亮点
我们的政策从来不乏亮点，如，明确表示要遏制高房价，明确表示要改变目前土地招拍挂制度，明确表示要抑制投资，还有投机性购房，明确表示要实行差别利率政策等等。可谓抓住了房地产的很多深层的弊端。意图也很明确：一、稳定市场预期，告诉老百姓房价不会像开发商宣传的只涨不跌；二、遏制房价上涨；三，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
二、正式宣告房地产政策拐点的到来
从12月7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主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到12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终止二手房营业税的优惠政策，再到12月14日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房价过快增长的态度，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政策组合拳紧锣密鼓，说明高层对房地产的过度投机，过高的房价对经济健康的危害和金融安全的关注提升到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也意味着从08年底开始的鼓励、促进房地产发展的政策已经被目前调控政策取代。这是非常及时正确的，对于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降低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让房地产回归消费和民生，保障绝大多数民众的住房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房地产政策正式从“保增长”转型为“调结构，压房价，抑投机”。政策的导向和意图极其明显。
三、房价会大跌吗
我相信房价肯定会大跌，但并非基于对政策的信任，而是基于房地产发展的“魔咒”，凡是房地产泡沫，迟早都会破灭。政策很显然不希望大跌，但政策也很显然不希望再涨。但这样两全其美的政策只是一个乌托邦。但我认为，房价的大跌其实是必然，“国四条”只是提供了一个借口，不管政策调控不调控，房价都会下跌，只是时间问题。
四、政策肯定会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打折
历史告诉我们，2005年开始的调控政策，越调越高，根子在于地方政府根本不执行。出现了可悲的两个“凡是”：凡是调控房价的政策，从来都是不执行；凡是推动房价的，都会过度执行！“国四条”也不会例外。所以，对于“国四条”，要看是“真打”，还是“假打”，毕竟2008年底房地产政策的突然转型已经让政府在房地产公共政策上失去了民众基本的信任。
研读马文，我们不难发现其逻辑轨迹：国四条会使房价大跌吗？回答是肯定的，但跌的原因并不在与政府的政策。
暂且不说马先生的分析有无道理，仅就马先生把“国四条”与“房价大跌”连在一起去分析就可以断定：这完全是马先生“关于房价的自说自话”。
道理很简单，找遍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报道，我们看不出会议及出台的房地产一系列政策的目标是要“让房价大跌”，相关报道说得很清楚，这次政策调控的目标是要“遏制房价过快上涨”。
明白中国文字的人，一看就应该清楚，政策调控的目标不是让房价大跌，而是不要过快上涨。
马先生似乎根本就没搞明白会议的精神，就在那里把什么“国四条”与“房价大跌”捆在一起一锅搅马勺地胡说一气，实在是有失水准！
另外，马先生在文中理直气壮地把地方政府指责一通，大有说“歪嘴和尚念经”的意味，对此，笔者实在不敢苟同。在中国这种政治体制与吏治管理模式下，如果中央政府真要想办什么事，就全局来看地方政府的官员是挡也挡不住。
问题的核心是，中央政府就没有想让房子价格大跌的意思。既如此，马先生的高论不是自说自话吗？
政府平抑政策何以成为房价上涨的助推器
今天，新华网发了这样几条快讯。
新华网快讯：温家宝总理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全面启动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
新华网快讯：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强市场监管，稳定市场预期，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12/14/content_12645804.htm
其实，笔者历来不想说房价的事。作为一个已近知天命之年却仍居无定所的人，房子对笔者而言似乎永远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因此，这些年笔者不看、不听、不参与一切关于房子的新闻、报道、议论。
笔者痛恨一切“说房价”的人。尤其是那些整天在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侃侃而谈煞有介事地预测房价升、涨、降、落的专家、学者、教授、资深地产人士，别看他们坐在电视机前、站在“地产论坛”的讲台上西装革履、油头粉面、装腔作势、煞有介事、人五人六的侃侃而谈，在笔者眼里，他们不过是一些拿“地产、房价话题”混饭吃的东西，他们的话就是“狗屁”，没一句有用的，没有一个有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真本事。
中国的“房价”就在他们喋喋不休的鼓吹、呱噪声中以超过GDP数倍的速度节节攀升不断高涨，高到“超英赶美”的水平，涨到了老百姓恨不得再闹一次“革命”的程度。
笔者害怕各级政府出台任何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因为在笔者的记忆中，近5年来，每一次政府“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甭管是开发政策、土地政策、还是税收政策）一出台，似乎就拉开了房价新一轮上涨的序幕。这些平抑政策的实施结果，就是开发商一波接一波迎接一轮又一轮房价上涨的高潮，赚个钵满盆满。
中国的房价就是在政府一次次的抑制措施中，以势不可挡之势完成了一次次有惊无险的飞跃，上演着一个又一个神话，在造就无数的亿万富翁的同时，让普通百姓陷入新的更大的对房价的恐慌之中。甚至连危及全球的金融危机都无损于中国地产业的毫毛。笔者近年客居北京，亲眼见证了北京房价鹊起的历史。短短几年内，北京四环内的房价就已经从均价6000元左右涨到了20000以上，而且其上涨势头正劲，有人预测北京房价将进入30000元时代。可北京民用建筑的直接制造成本（钢筋水泥加人工）几年间几乎没有什么上升，据说绝不超过2000元。今天，站在任何一家地产中介行情版前你都会发现，那上面已经很少有200万以下的数字了，动辄500万、600万，甚至上千万，让人以为中国真的已经进入富人社会了！
其实，对每一次政府出台的政策，笔者都不抱任何期望。道理很简单，当今中国，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一统天下，利益驱动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推动力，政府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他们有平抑房价上涨的能力？不要说平抑房价，就连房地产市场的真相都不能告诉百姓，人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你?况且，几年来房价飞涨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政府在“房价”面前无所作为、无能为力！不仅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府反而成了房价上涨的助推器。
为什么政府无所作为、无能为力？
为什么平抑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却屡屡成为房价上涨的助推器？
道理很简单，这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政府及其在政府里工作的人都或明或暗地是这个利益链条中的受益者。因此，决策者阶层谁都宁可看其涨不愿看其跌。否则，为什么经济危机刚刚让房地产回归理性，政府就要匆忙出台政策救市，让百姓刚刚看到的希望迅速破灭？
房价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在巨大的利益驱动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渺小，即使是以民为本、安居乐业这样的口号也一样显得乏力和没有意义。中国毕竟已经跳出了靠美好理想生活的时代。
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根本出路在于对利益结构的巨大调整，依笔者之见，政府如果没有调整利益格局的雄心与气魄，就拿不出什么行之有效的、持之以恒的政策措施，与其这样不痛不痒的掺乎其中，还不如袖手旁观，让市场法则自发地去调整，这未必不是一种选择。
(2009-12-08 18:21)
梨园常青树“谭门艺术”--京剧杂谈之九
在梨园行中，大概没有哪一家哪一派会像“谭门艺术”那样，薪火相传，历时近150年，已经到了第七代传人，创造了梨园行的一个奇迹。毫不夸张地说，谭家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京剧发展史”。
小子晚生，自无缘目睹“谭门艺术”鼎盛时代的辉煌，却也有幸身处“谭门艺术”再度崛起的盛世，感受“谭门艺术”崛起的盛况，享受“谭门艺术”带来的感官和精神愉悦，这也算是一种偏得吧！
“谭门艺术”源远流长，人所共知，它的鼎盛时代肇始于谭鑫培时代，但追根寻源还是要从谭鑫培的父亲谭志道说起。
谭志道（1808--1887）：“谭门艺术”的开山鼻祖，湖北江夏人（今武昌）。说起来他也算梨园行的一个传奇人物，既不出身于梨园世家，没有家学渊源，亦非出身科班，可以说是个没有专业教育背景的非专业人士。去因为年轻时爱好戏曲(汉戏)，随由票友而“下海”，从此成为职业演员，应工老旦，但亦能演老生。因声狭音亢，犹如鹨鸟（俗称“叫天子”）叫，遂得“叫天”之艺号。今天看这个艺号，大概除了表明他的嗓子比较尖之外，并无更多的褒义。1853年，因太平天国运动，武昌变为战场，谭志道偕妻及独子谭鑫培，由水路乘船先至天津一带，以搭草台班子走乡串镇为生。后辗转进入了北京，改唱京戏，搭程长庚主持之三庆班。其代表剧目有《断后》、《辞朝》、《钓龟》等，曾与程长庚合演《朱砂痣》，时称“双绝”。谭富英曾说其曾祖父谭志道，唱念字音多用湖北音，似今日汉剧唱念字音。实事求是地说，从艺术角度评价，谭志道似乎并没有太多可圈可点之处，但造就了谭鑫培这个京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表演艺术大师并进而创造谭门艺术传世七代，这倒算是他对京剧艺术的一大贡献。
谭鑫培（1847--1917）：谭志道的独生子。为“谭门艺术”的第二代，
但却是“谭派艺术”（老生行）的真正创始者。因为他的父亲谭志道虽也可唱老生戏，却是专工老旦的行当。从后世“谭派艺术”的角度说，作为谭门第二代的谭鑫培才是它的创始人。作为京剧初创和第一个繁盛时期的杰出代表，京剧老生行“后三鼎甲”领军人物，谭鑫培师承余三胜、程长庚，穷其一生的精力和心血，博采众家之长，在全面继承和发扬民族戏曲艺术传统与精华的基础上，巧妙融合徽腔、鄂腔，深研发声、吐字技巧，以其卓越的艺术才华，确定了京剧生行唱念的基本风格，使京剧老生艺术进一步规范化、体系化，并创造了京剧老生行当的第一个流派--“谭派艺术”，京剧生行“无腔不学谭”的局面就是从谭鑫培开始的。
在60余年的舞台生活中，谭鑫培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的曲折坎坷真是一言难尽：工老生的他曾因嗓子倒仓，发不出音来，只好改做武行（幸好他有一身好功夫）；可没一副好嗓子，想在京城梨园行混出个样来绝非易事；二十多岁的他也曾独闯江湖，几年下来并未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困顿时他甚至曾给大户人家当过看家护院，也曾经混迹于乡野的草台班子。但艰难困苦并没有消磨他对京剧艺术的执着，反而成为对他的一种历练，在嗓子逐步恢复后，他学艺更加刻苦，且勤于思考，终于在而立之年后逐步鹊起，终成一代宗师。谭鑫培在艺术上文武昆乱不挡，一生的拿手好戏有几十出，能戏则多达三百多出。其代表剧目为：《空城计》、《乌盆记》、《当锏卖马》、《李陵碑》、《击鼓骂曹》、《捉放曹》、《洪羊洞》、《桑园寄子》、《四郎探母》、《武家坡》、《汾河湾》、《定军山》、《战太平》、《阳平关》、《战长沙》、《乌龙院》、《打严嵩》、《清官册》、《连营寨》、《南阳关》、《珠帘寨》、《琼林宴》、《打渔杀家》、《八大锤胭脂褶》、《南天门》、《坐楼杀惜》、《清风亭》、《战宛城》、《别母乱箭》...等等。三百多出戏，得有多少段唱、多少句台词、多少个动作啊？谁能想到，能演这么多出戏的谭鑫培竟是个不识字的“文盲”！谭鑫培成名后，不论在民间还是在宫廷都迅速走红，红到令你难以想象的地步：他的艺术曾经占领过当时中国上至宫廷王府、下至乡镇村野的各种样式的舞台，赢得了宫廷与民间不同阶层的观众，他曾经获得和拥有的辉煌与成就，在梨园行实属凤毛麟角、空前绝后。据说在他那个时代，很多梨园中人都有过为慈禧老佛爷唱堂会的经历，人家从老佛爷手中得到的奖赏最多10两银子，而谭鑫培却经常可以拿到50、甚至100两银子外带其它奖赏，可见其地位之高，无人能够企及。连不可一世的西太后对他都另眼相待，其他王公大臣就更不在话下。据说，他与许多王公大臣朋友相交、兄弟相称，一时间，“谭贝勒”“谭状元”“谭大王”“谭教主”......京城上层社会管他叫什么的都有，真可谓盛极一时！在民间，谭鑫培被称为“伶界大王”，他的戏份（大概就是每场演出他个人的分红）由最初的一场几十吊涨到了几百两。梁启超当年曾如此描绘谭鑫培的影响：“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廿纪轰如雷”，可见其影响之大。当年的另一知名报人狄楚青有诗云：“国自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国家的兴亡都无人管了，大家争着在那里说“叫天”的儿子，也就是谭鑫培，其胜境不难想象。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就是谭鑫培主演的京剧《定军山》。但谭鑫培晚年的命运却也令人唏嘘。进入民国后，艺术上已经达到无人能望其项背这样一个高峰的谭鑫培，却无可奈何的开始了他人生的下坡路，终于在那个属于他的王朝被推翻后的第五年即1917年的5月，走完了他71年辉煌的一生。
谭鑫培的入室弟子不多，他最有名的入室弟子“余叔岩”却并非出于他的本愿，而是被袁世凯的大公子胁迫所为。但私淑者不计其数，其影响甚至也不局限于老生行当。所谓“无腔不学谭”的说法绝不是虚谈。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一代宗师谭鑫培驾鹤西去之后，“老生行当称霸京剧艺术舞台”的格局逐渐被打破。十年后，“以梅、尚、程、荀四大名旦为代表的男旦行”开始在京剧舞台上与原来的生行霸主平分秋色,并最终取得京剧艺术舞台的首席地位。
“谭门艺术”的再度辉煌是在“谭门”第四代即谭富英的时代。它的第三代传人谭小培（1883--1953
）：是谭鑫培的第五子，也许是由于父亲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超越的艺术境界，而自己似乎在天时地利的诸多方面都不具备超越其父的条件，谭小培对谭派艺术的传承更像是一种过渡。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全心培养其子谭富英成才上，于是才有了“谭派艺术”的再度辉煌--出现了京剧生行艺术的“谭富英时代”。
谭富英（1906--1977）：作为谭鑫培的孙子、谭小培的儿子，他自然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除了家学渊厚，他还具有嗓音清亮甜脆这一极佳的天赋。他6岁入富连成科班，向萧长华、王喜秀、雷喜福等学艺，工老生。坐科六年，12岁出科后又拜其祖父谭鑫培本不愿收却不得不收的入室弟子余叔岩为师，在其父谭小培和其师余叔岩的严格教导下，开始学习“谭派”和“余派”艺术，并在此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艺术特长，秉持朴实自然之风，逐步形成自己简洁、明快、洗炼，朴实的唱腔艺术特色。他的行腔吐字绝不过分雕琢或追求花哨，用气充实，一气呵成，听来韵味醇厚，情绪饱满，痛快淋漓，如行云流水般流畅，他的演唱被称为“新谭派”艺术，不仅是当之无愧的“四大须生”之一，也是迄今为止“谭派艺术”最优秀的传承者，他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似乎也是后人难以超越的。
谭富英从6岁初次登台到1964年告别舞台，在其50多年的舞台艺术生涯中创造了大量鲜活的艺术形象，谭派的骨子老戏几乎都是他的拿手绝活。他留下了大量的音像资料，那委婉细腻、如行云流水办的唱腔，令多少谭派戏迷沉醉其中不能自拔！
谭元寿（1928--）：“新谭派”艺术创始人谭富英的长子，也是“谭门艺术”的第五代传人，他六岁便登台唱戏，如今已经八十二岁高龄，却依然活跃在京剧艺术舞台，颇有些老当益壮的劲头。六十年代中期他在现代京剧《沙家浜》中塑造的郭建光这一艺术形象，已经永远铭刻在那一代人心中。
作为“谭门艺术”的第五代传人，谭元寿在其超过70年的艺术生涯中，可谓“饱经沧桑、历尽坎坷”，既赶上了新中国成立后京剧艺术历经战乱后的第一个复兴与繁盛时期、也遭遇了“十年文革”传统戏被打翻在地只有一出样板戏可演的荒诞岁月，还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京剧逐渐式微与艰难复苏的三十年历程。谈到自己的艺术生涯，谭元寿先生曾经自比为祖父谭小培（其前辈技艺太精，其后辈赶上了好时代），虽说这是老先生的谦逊之辞，却也多少道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真实状态，毕竟那个年代对他而言还是造成了无可挽回的荒废。但不管怎么说，谭元寿毕竟是“谭门艺术”传承人中活跃于舞台时间最长的一位优秀艺术家，特别是在京剧摆脱颓势、重现辉煌的艰难历程中，作为一名卓越的艺术家，他始终站在京剧艺术舞台的第一线，发挥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不可替代的旗帜性作用，这是彪炳京剧艺术史的历史历史贡献。如今谭先生已经是耄耋老人了，却仍然未离开京剧艺术的舞台，并且还在做“奖掖后辈、提携新人”的努力，每当人们在舞台上看到这位老人时，总是对这位功勋卓著的艺术家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人们对他的崇敬。祝愿他的艺术生命再长些、再长些！
谭孝曾（1949--）：谭富英的孙子，谭元寿的儿子，作为“谭门艺术”的第六代传人，他本有得天独厚的家学条件。但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他既生逢其时又生不逢时，他的启蒙时期，京剧艺术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与其祖辈甚至父辈大相径庭，他既没有像他的祖辈父辈那样很小就开始独闯江湖，为日后发展积累大量的舞台实践经验，又赶上了“文革十年”的荒唐岁月。1968年他从戏校毕业时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时候，与他的前辈后辈相比，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却并无多少舞台实践的机会，当他能够活跃于舞台时，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就这一点而言，他可能是“谭门艺术”传承人中真正活跃于舞台时年龄最大的一个。文革十年京剧艺术样板戏一花独放的畸形发展和改革开发之初京剧艺术一蹶不振的衰落状况，对他的艺术成就难免有些影响，尽管他现在仍活跃于舞台，但毕竟已经是年逾花甲，要想取得艺术上的突破，似乎已经没有可能，但他仍在舞台上辛勤耕耘，担负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任。
谭正岩(1979--)：谭元寿的孙子，谭孝曾的儿子，1979年出生的他接近80后，以他自身的各方面条件，按一般人的理解，也许选择一个与梨园行不相干的职业，未必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他出生的年代正是京剧式微的时候，许多已经有了相当名气的演员选择了离开舞台。但作为谭家人，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京剧。也许，他压根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就如谭正岩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切都有爷爷给我安排好了。我的童年是在姥姥身边度过的，我跟京剧的接触很有限，但是跟着爷爷（谭元寿）就能见着京剧界的老人儿。著名的武生杨少春，我六七岁的时候看过他演的《闹天宫》，管他叫“猴子爷爷”。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京剧好看，孙悟空这个猴子真威风！爷爷还让人家给我勾上猴脸，戏服都拖着地，帽子比我肩膀还宽，觉得特别好玩儿。后来去了戏校，随着年龄的增大，感觉担子挺重的，更主要的还是责任，一定要干下去的信念更多的是出于责任。现在，我还是真爱上京剧了。我不但不会改行，还想干好。谭派艺术传到我第七代，如果因为我自己的几十年而毁了谭家150年、整整六代人的努力，我自己太自私了！为此，尚未婚配的谭正岩曾经诙谐地说：为了谭派艺术的传承，我必须生个儿子。看来，生在那样的家庭，想不承担责任都不行。不过话又说回来，就谭正岩自身的条件而言，他又最适合继承祖业，在梨园行创造一番属于谭家也属于他自己的事业。至于是否生儿子，依笔者之见倒也未必，假如能生个“女老生”出来，开“谭派艺术”传人之先河，也未必不是谭家故事和“谭派艺术”的又一佳话。
欣逢太平盛世，笔者有幸看过谭家祖孙三代同台献艺的盛况。就谭正岩而言，笔者觉得他天生就是块唱戏的好料，除了家学渊源之外，他还有其独具的天然优势：1.83米的个头和非常好的身材，兼收父母（其母为著名青衣）优点的清秀外貌，酷似其祖辈的嗓音条件，这一切为其继承和发展“谭派艺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笔者看过几出谭正岩的戏，不仅唱功很好，武戏在同龄人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可谓“文武兼备”，笔者相信，若假以时日，刚刚三十出头的谭正岩也许能够在其漫长的演艺生涯中再创一个谭派艺术的辉煌。我们期待着！
文中插图自上而下分别为谭派艺术的六代传人谭鑫培、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
“谭门艺术”剧照：
谭门艺术三代传承人祖孙三辈同台献艺联袂主演《失空斩》后谢幕
2009年，八十二岁高龄的谭元寿先生在纪念马连良从艺100周年名家演唱会上
谭孝曾在长坂坡中饰刘备
谭正岩在《长坂坡》中饰赵云
谭正岩在《汉津口》中饰关羽
谭正岩在《赵氏孤儿》中饰赵盾
“与国际接轨”的实质就是对百姓的掠夺
“与国际接轨”似乎已经成了流行于所有地区所有行业的一个最时髦的口号。在任何一个搜索引擎上嵌上“与国际接轨”几个字，搜出来的相关信息让你不免喷饭：粮食价格要“与国际接轨”，石油价格“要与国际接轨”，钢铁价格“要与国际接轨”煤炭价格要“与国际接轨”，住房价格要“与国际接轨”，几乎所有产品不管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都在高叫着要在价格上“与国际接轨”；高考要“与国际接轨”，公交运营要“与国际接轨”，发行彩票要“与国际接轨”，旅游餐饮要“与国际接轨”，社区文化要“与国际接轨”，中式养生“要与国际接轨”，连一个戏剧白玉兰奖颁奖晚会也要高唱“与国际接轨”的调，真是举国上下一片“与国际接轨”声。
那么“与国际接轨”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早有人指出，在某些人口中喋喋不休的所谓“与国际接轨”，实质上就是各种产品与服务的全面涨价，即把国内产品与服务的价格，涨到和国际同等的水平，更确切地说是涨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所谓的国际化、全球化。
例如，每当百姓们对房价增长过快表现出不满时，总有那么几个所谓地产界的精英站出来说什么“中国的房价与美国比以英国比还低的多”，可从没听他们说中国人的收入比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收入还差的远呢！
因此，国人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种意义上的所谓“与国际接轨”，不过是一些利益集团掠夺和盘剥广大人民的手段和工具而已！
何以见得？
其一，众所周知，所谓国际，本是一个多元社会构成的世界，其中有发达的欧美国家，也有不发达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凭什么一说“与国际接轨”就往欧美发达国家那边接呀？
其二，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呼声：那就是让自己的产品涨价涨价再涨价，相反的声音却绝无仅有，难道发达国家的价格只涨不降？例如汽车，怎么不与发达国家接轨？
其三，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一个利益集团大声在口头上呼吁、在行动中做到让百姓的收入与生活水平实现“与国际接轨”。恰恰相反，各级政府部门也好、企业也好，动辄把劳动力价格低作为一种竞争优势加以大肆宣传，似乎在向国际社会暗示：在中国可以永久使用廉价的劳动力。看看中国那些进城的民工吧，十几年里，在买方市场的压力下，他们的实际收入几乎没有任何增长，这一点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这样的接轨究竟是代表了谁的利益不是不言自明了吗？
正如有人指出的，如果凡事都与国际接轨，恐怕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异议了，与国际全面接轨，不仅国家像发达国家一样先进、一样强大，而且百姓也像发达国家的百姓一样有钱、一样享受较好的社会福利，这样的接轨，人们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但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所谓“与国际接轨”，实际上就是产品与服务的涨价，一个产品一个产品的“与国际接轨”，一项服务一项服务的“与国际接轨”，凡是国际上价格比我们高的，无论如何必须实现接轨，至于百姓的收入、众生的福利，就不要妄谈什么“与国际接轨”了，即使接，也是和越南、柬埔寨这样的国家接，而决不能和欧美国这些发达国家接，国情不允许嘛！其结果就是：广大百姓为同样的生活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
结论：不管你的论调多么美妙、多么动听，都改变不了“与国际接轨”的实质，那就是对百姓的掠夺。
官员们不该如此无视“新闻发言人制度”
2003年底，中央政府在其下属的各部门陆续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这一制度的建立，为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政府的公信力，保证媒体和公众得到权威的、完整的公共信息，提供了制度性的保证。几年来，在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使这一制度得到逐步的完善，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的、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中，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正确引导舆论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员无视新闻发言人制度，擅自就政府重大决策和具体工作部署披露一些自己职权和职责范围之外的公共信息，有些散布一些无中生有的假信息，妖言惑众，不仅给政府工作造成被动，而且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近日，关于水价问题，有关媒体先后披露两条出自同一政府部门官员之口、前后相左的新闻报道，充分暴露了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现将有关报道摘录如下：
报道一：住建部调查水价
重点研究外资在华水务业务
2009年08月22日08:34 经济观察报 李平 等报道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及有关专家正在就水价在部分城市调研。消息人士称，此次调研的重点之一，是外资在中国水务市场的影响，以及外资与这一轮水价上涨的关系等。
外界视之为官方对最近民间关于水价论战的一种回应。中国多个城市上调水价，外资水务企业被认为是涨价的操纵者，并被指垄断了中国水务市场。
住建部多路调研
“住建部这边主要由我们司在负责，这几天一直在开会讨论这件事。”住建部城建司一位人士说。按照他的说法，此次调研“主要是水价的问题，外资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部门”。
此前，已经有多个城市上调了水价，还有部分城市正在酝酿进行水价调整。一些官员和学者曾经认为，今年的水价改革有充分的社会共识，但最近一个月来舆论的反弹表明，水价已经从经济问题演变为民生问题。
据一位了解调研行动的业内专家介绍，国务院高层已多次过问水价问题，“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这次调研很可能与相关领导的指示有关。”这位专家说。
记者获悉，住建部已经指派一批官员和专家前往一线实地调研，截至目前他们的目的地包括东北、西北和华南的几个城市；另一方面，来自地方省市水务主管部门的官员则不断被召集到北京，汇报当地水务行业情况。
一些水务企业和业内专家也接到了住建部的电话，被要求提供意见。据介绍，建设部官员的问题涵盖水价上涨的合理性、外资在中国水务市场的影响，以及外资与此轮水价上涨的关系等等。
另外，住建部下属的政策研究中心、城镇供排水协会等智囊机构也在进行相关调研。城镇供排水协会已经到宁波等多个城市调研过，将在
9月上旬向住建部呈递相关报告。这些报告可能成为官方调研报告的一部分。(以下略)
报道二：住建部否认调研外资水务对中国影响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住建部官员和有关专家正在全国多路调查水价，调研重点是外资水务对中国市场的影响。对此，住建部住宅产业化促销中心（“促销中心”应为“促进中心”之误）发展处处长章林伟25日表示：该报道不属实，住建部没有开展此项调研。手机报转自《新京报》
看了这两则报道，笔者相信所有人都会和笔者一样如坠五里雾中，弄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因为两篇报道中的消息来源都缺乏足够的权威性。
前一篇报道中的消息来源于住建部某司未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和几个同样不知名的所谓官员和专家，至于这些个消息人士、官员、专家身居何职、担当何责，一概的不得而知。怎么看都像是来源不清的小道消息。
后一篇报道中的消息来源则是住建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发展处处长章林伟，且不说笔者在住建部网站上没有查到该中心下属的二级机构中有“发展处”这一机构，就算有这个机构，它的处长能代表住建部吗？显然不能，以章的身份，至多只能代表他所在的那个处（如果那个处真的存在），甚至连那个中心他都无权代表，更何况部里？他离部里还差着好几格呢！
一群住建部只看见后脑勺没看见脸的官员披露了一个信息，另一个住建部直属事业单位下属的一个处长站出来代表住建部辟谣，岂不咄咄怪事？
这些人谁有权利代表住建部？依笔者之见都不具备这样的权力！因为你既不是住建部的领导又不是住建部的新闻发言人，又没有住建部授权，你凭什么代表住建部？就象我说“我代表全体中国人民”一样滑稽。
就是这样的滑稽事居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而且几乎成了一种常态，岂不咄咄怪事？
《经济观察报》、《新京报》，说来也都不是一般的街头小报，不讲如何遵守新闻纪律也罢，竟连起码的职业道德也不讲了！把自己混同于街头小报！岂不咄咄怪事？
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官场和媒体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司空见惯时髦，政府官员热衷于随意讲话，以政府新闻发言人自居，新闻媒体乱发消息，把自己混同于街头小报，二者联手，误导观众、混淆视听，已经到了令广大读者、观众难以忍受的程度。曾几何时，关于医改、关于房价、关于油价、关于教育等等等等，我们几乎在所有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上，都曾耳闻目睹过官员们擅自向媒体发布和披露相关信息的怪事接连不断地发生，甚至已经到了极度混乱的地步。
这一现象应该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从三个方面切实加强对公众信息披露的管理：
一是进一步完善和强化政府各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切实改变“信”出多门的状况；
二是加强对各级政府官员的管理，教育他们慎用话语权，对无视“新闻发言人制度”，擅自披露公众信息的官员要给与相应的处罚；
三是切实加强对各级各类新闻媒体的管理，严格新闻纪律，提高媒体采编人员的素质，加强对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教育。
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彻底改变公众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混乱局面，发挥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
(2009-07-23 19:44)
角儿是京剧艺术的灵魂—京剧杂谈之八
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今天已经40多年了，京剧界不仅没有出现新的梅兰芳、马连良似的大师级的艺术家，而且也没有产生独立于前辈艺术流派的流派，已有艺术流派的传承、发展也是七零八落、参差不齐。京剧发展现状不容乐观，这是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
放眼中国京剧界现状：文革前业已活跃于京剧舞台的老一代艺术家，在文革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多数备受身心的摧残，虚度了自己艺术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文革结束后，早已过了出成就的最佳年龄。除极少数外，他们中的大多数如今已是风烛残年，按照自然法则已经陆续退出了京剧舞台。
目前活跃于京剧舞台的中坚力量，基本上是生于50-60年代、而在文革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演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已接近或过了知天命之年，至少目前还难以看出谁可望成为大师级的人物，至于更年轻的所谓“80后”“90后”的新生代，是否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就更不得而知了。
这种状况不能不令人慨叹。
我们知道，京剧艺术不过200年的历史，它的鼎盛和黄金时期恰好都在上个世纪。
上个世纪对中华民族而言是一个悲喜参半的世纪。
整整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内忧外患、战火硝烟，中华民族终于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对京剧艺术而言，正是在这个不平凡的世纪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间京剧艺术舞台异彩纷呈、繁花似锦、群芳争妍、万紫千红。仅生旦两行的艺术流派就多达十几个，更出现了四大须生、四大名旦为代表的十多位大师级的表演艺术家，用流派纷呈、群星璀璨来形容这时京剧艺术发展的盛况，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然而，自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京剧艺术似乎进入了停滞状态。文革后，虽也新戏不断、新人辈出，但始终未能出现大师级的艺术家，也未能产生新的艺术流派。
这是京剧艺术的悲哀，也是京剧人的悲哀。
难道京剧艺术真的已经发展到了顶峰？
难道京剧艺术的后来人只能做前辈艺术家的传人？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究竟何在？
京剧艺术创新的出路何在？
这是许多业内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思考问题。
但似乎至今未有成熟的一家之言。
近读《中国京剧》2009年第6期刊载的“本刊专访”《对国粹应怀敬畏之心----访京城名票王铁成》，颇受启发。
这篇专访显然不是一篇应景之作，铁成先生在专访中的所思所言，表达了铁成先生作为一个老艺术家、一个京剧名票对京剧艺术未来前途的真诚关切。
专访中，铁成先生在对时下艺术圈内存在的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恭的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之后，就京剧这一国粹艺术面临的问题和出路发表了许多中肯的意见。
铁成先生指出：京剧是角的艺术，而不是导演艺术。
此话一语道破了京剧艺术的本质。
纵观京剧艺术发展的历史，正如铁成先生所言：京剧中的优秀剧目，能留传下来的唱段，都是靠角演出来的，不是靠导演导出来的。京剧的辉煌是角的辉煌。
笔者相信，铁成先生此话绝不是随口说出来，如果不是深谙京剧艺术的特殊本质、熟知京剧艺术的自身规律，是断不会说出这番话的。
强调角在京剧艺术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就是尊重京剧艺术的客观规律。
京剧艺术的历史不过200年，却创造了流派纷呈、群星璀璨的艺术辉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粹，靠的就是角。梅、尚、程、荀、马、谭、奚、杨等之所以能够形成各具特色、独树一帜艺术流派，无不是靠角唱出来的，这是不言自明的，没有梅兰芳何来梅派？没有马连良马派又从何而来？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京剧就是角的艺术，没有角就没有京剧，角是京剧核心，角是京剧的旗帜，角是京剧的灵魂。
不讲角的核心作用的艺术是大合唱，不是京剧。大合唱是不能产生出流派的，大合唱也是无法产生大师的。
过去京剧界为什么要给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冠“老生三杰”“三鼎甲”等等称号？为什么要评几大名旦、几大须生？这种做法说到底就是对角在京剧艺术中的核心地位的一种肯定。
要促进京剧艺术的发展，就要维护角的核心地位，发挥角的核心作用，这本来不该成为问题。
但曾几何时，极左思想统治了艺术的殿堂，京剧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深受其害，大批名利思想，大批三名三高，大讲洗心革面，片面强调集体作用，否认角在京剧艺术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严重违背艺术规律，破坏了京剧艺术发展的环境。文革结束后对极左思潮虽有所批判，但对角在京剧艺术中的核心作用仍然强调的不够，各种政策也不到位。至今仍存在着角的核心地位得不到承认、角的核心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角的待遇得不到合理的提高，剧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能按此进行到位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期待艺术大
家的脱颖而出？怎能期待新艺术流派的应运而生？
角是什么？
角是流派的领军人。
角是剧院的顶梁柱。
角是观众的翘首期待。
角是票房的可靠保障。
没有角一切都无从谈起。
亲临过剧场看戏的都清楚：角一出场就是一片雷鸣般的掌声。那是对角的核心作用的最好的诠释。
过去剧团、剧院、剧场可以说都是围着角转的。
过去的流派没有一个不是角创的。
过去角的收入足以养活一个戏班、剧团，甚至连剧场也要靠角来养活。
所以大家都自觉维护角的核心地位。
这样一种地位客观上让角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去投入角色的创造，从而也就形成了造就大师的土壤。
当年的大师级的艺术家，在成为大师的过程中，有哪个不曾是戏班或剧团的核心？有哪个不曾是一呼百应的角？
试想如果梅兰芳每日要为衣食而奔波，他是否还能创造出流光溢彩的梅派艺术？
纵观京剧发展的历史，京剧鼎盛时代也就是“出流派”“出大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从剧团体制上看，正是从“班”向“社”转变的时期，其最重要的变化就是
剧社内部逐步形成了“名角挑班制”，说白了就是确定了角在剧社中的核心地位，并逐步形成了与此相适应一系列新规，尤其是在艺术地位和收入分配方面，逐步拉开了距离，挑班的名角在剧社中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有很多就是剧社的主持人，他们不仅有自己的琴师、鼓师、化妆师和专用的行头、专用的化妆室，而且在艺术上、业务上都有较大的发言权甚至最后决定权。当然，名角的报酬也是极高的，与其下的头路、二路、三路以致普通群众演员的收入差距在几倍十几倍几十倍上百倍甚至数百倍之间。这使得名角不仅能够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且可以购房置产，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中。同时，丰厚的收入还使名角有条件结交一大批具有较高专业水准的从业人员，有条件邀请各行当的名家名角加盟与合作，从而形成比较稳定的艺术创作集体，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
这样一种体制和机制想不出大师也难。
后来的革命把这一切都打破了。
把京剧艺术团体逐步办成了人浮于事、平均主义盛行国有事业单位，让名角排队上戏，以长官意志代替艺术规律，把具有较强个体性的京剧艺术当作大合唱来对待，把真正的艺术家陷入诸如评职称、涨工资、分房子等繁琐的事务中去，磨得没了一点脾气，那还有什么心思去思考艺术创新去实践艺术创新？在造就艺术大师的土壤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期待艺术大师的出现，无异于痴人说梦。
前些年很多优秀京剧艺术家被迫弃艺从商的现象不正是这种破坏的直接恶果吗？
要发展国粹艺术，逐步改变京剧舞台“有新人而无新流派，有新戏而无经典唱段，有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无艺术上的创新发展”的发展现状，我们就必须痛下决心，进行一系列的变革与创新，一句话，就是要建立以角为核心的京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不这样就难以形成造就大师及艺术家的土壤，就难以再现流派纷呈的发展盛况，就难以从根本上遏制京剧艺术的颓势。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倒退。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什么是前进？什么是倒退？
顺应历史和时代的要求而动就是前进，否则才是倒退。
否定之否定是辩证法的内在规律之一。
京剧艺术发展的现状呼唤着某些传统的回归，这并不意味着倒退，恰恰相反，理性的回归说明我们对艺术规律的理解更加透彻。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思想解放，也是一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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