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家家,是那个年代院子里小孩常玩的一种游戏,游戏的内容就是模仿大人们过日子。要过日子，首先就得结婚。于是，小女孩头顶一块不知从谁家拿来的红色抹布，在孩子们“呜喱呜喱哇，新娘子到家了”的呼声中被送到了男孩家门前，男孩掀开破抹布，女孩就成了妈妈，男孩自然也就成了爸爸。有了爸爸，妈妈，也就有了兄弟姐妹，大家在一起模拟买菜洗衣做饭抱娃

  我们家和隔壁的教授家，共用一个后院。后院里种着无花果树和香椿树，还有缠满了葡萄藤的葡萄架。每到收获时节，教授负责采摘，教授老婆就小心翼翼地扶着梯子，眼睛紧盯着他，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他万一有个闪失。当年的教授，四十开外。之所以年纪不是很大就被评为教授，倒不是因为他在学术上有多么出色的贡献，而是因为他所学的专业在学院里属冷门。教授身材魁梧，剑眉星目，满面红光，姓刘，院子里人都叫他小刘，而非像叫其他家男人那样喊什么“大王”、“老张”、“大洋马”，皆因教授面相上要比老婆年轻。教授的老婆名字很好听，叫李淑兰，相貌其实亦挺好看的，浓眉大眼，颇符合那个

我们家对面有栋漂亮的欧式洋房，高高的石台阶、白色的法式百叶窗、白色的雕花大门及尖屋顶，看起来就像是童话故事里的白房子。走进白房子，四面窗纱微风中轻曼，空气中弥着淡淡的木质家具散发出来的暗香；客厅中央的沙发上铺就着与窗帘同样浅啡色的垂了长长流苏的沙发巾；棕褐色的长条木地板，虽然岁月已磨损掉其原有的光泽和紧密，走在上面还会匡匡作响，但正是因为那种由于木板疏松发出的声音令人陶醉，它让人感到怀旧，闲适和来自遥远的从前的神

马台街有间专卖早点的铺子，铺子天不亮就开门了，使得整条街道都弥漫着烧饼油条的气息，一种热腾腾的至今令我想起来都倍感温暖的非常亲切的平民化气息。铺子里边的师傅皆身系白围裙头戴厨师帽，看上去颇为职业。里边俩个四五十岁上下的男人，一个负责和面揉烧饼扯油条，另一个则飞速地朝烧得火热的煤炉壁上贴烧饼取烧饼，负责炸油条是个胖大妈，店里只有胖大妈是坐着干活的，她边炸油条边卖早点边收钱边和大家闲扯，手和嘴皆忙得不亦乐乎。这条街的人大多数都到这儿来买早点，久之，都成了熟人。买早点的队伍总是排得很长很长，因为人多，人多了就热闹，热闹了就会有故事看，这是必然的。我爱吃

一个穿着白色的确凉短袖衬衫的胖胖老妇，总是在盛夏的午后出现在我们大院里。她满脸的横肉，小小的三角眼，像极了电影《黑三角》里卖冰棍的老太太。院子里的小四曾是红小兵，警惕性很强，她怀疑老妇是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特务，于是便提醒我们不要去买老妇的冰棒，小心上了阶级敌人的当，中了她的圈套。小四所说的圈套便是在冰棒里投毒或是下迷魂药之类的，小

当年，巷口的馄饨摊亦是我常光顾的地方，爸妈的工作总是很忙，忙到没法按时回家给我们做饭菜，于是，很多时候，我中午放学之后就去吃碗馄饨。摊主是个嗓门超大的妇人，大家都喊她“叫鸡子”，她也不恼，反倒是将嗓门扯得更大地应着。“叫鸡子”个头很高，骨骼粗大，头发炸开来一样，就像她说话的声音，当然，这种特别的头发并不是去理发店烫出来的当年新潮时髦的发型，只是因为太忙欠整理造成的蓬乱。叫鸡子是山东人，小时候随家里人逃难来

后记

老侉子走后，刘妈妈总说夜里能听见他回来翻五斗橱抽屉的动静，自是没人信她。

梅及梅尖嘴猴腮的男人在香港过得并不怎么顺心，梅在那边只是个制衣厂的女工，男人军医大学的文凭在香港得不到承认，所以很多年都无法领到行医执照，只能干些地下郎中的事。最后还是找老巴子在南京托人花钱买了个地方院校的文凭才得以出头之日，两口子打算攒点钱回南京养老。兰依然时常出其不意地回来，回来的原因依然是两口子打仗，青梅竹马业已被生活磨砺地失去了与其叙旧情的兴趣，失去了这么一段情缘，兰多少有些落寞，不过很快就想开了，值当回家修养顺便陪陪老母亲了。菊和丈夫物质生活上倒不缺什么，并且两人的职位也越升越高，只是没有孩子的维系，夫妻关系很冷淡，菊想离婚，刘妈妈不准，于是就那么耗着。菊其实很羡慕香，也许想法简单的人活得最为幸福，香抱定了当贤妻良母的主意，跟老公孩子移民到加拿大过着幸福的美满生活。老巴子因为妻子总不回家，又因为倒腾乱七八糟的买卖手上也有点富裕的钱，竟然也带回来个情人，情人是他的麻将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