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说外国媒体恶意歪曲、颠倒黑白。可是，事发后，中国立即禁止境外记者采访。后来准许采访了，也必须在中方陪同下有各种条件地采访。这样的举动怎么能不让人家炮制新闻、或往坏处想呢。甚至我现在看了各种媒体的报道和猜测，我还是不清楚三月十四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Dalailama的“假自治真独立的条件”又是哪些？有人说，中国在事发后24小时内奇怪地没有任何警察出面来制止暴力，好像就等着事态扩大似的，是真是假？有人引用Dalailama的英文原文说他没有要求Xizang外交和军事独立。。。

 

如果说，某一个媒体总有他们的立场和偏向。那么，面对事情，让我们邀请各种立场的媒体来采访、谈论、录像拍照片，至少事实是清楚的。不知道中国国家领导人能不能和Dalailama坐下来谈，用电视直播的方式，这样我们就都知道他控诉和要求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能不能接受和答应了。

 

奥运马上就要到来，眼看届时各国媒体将蜂拥而入，中国似乎也颁发规定，外国媒体在采访时只

昨天我遭遇一个我这辈子都将记住的严重打击。

以前看到网友深水写的文章，说中国人的一大毛病是凡事差不多就行了，一点也不追求精确。我还没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内涵。今天我算是为我的“不精确”付出了代价——那一点点钱我是根本不在乎的，在乎的是我的人格可能从此被曲解。

事情是这样。一个在美国工作的德国女汉学家，原来是炜的同事，她主动找我做家教，要我跟她一起看中文的学术书，帮她提高她的中文，一个小时15元钱。后来就这样认识了。再后来，我们去了夏威夷，不在一起了，她又写信来，希望我帮她改正她和中国教授的中文通信，一个小时的工作量18元钱。要我记录下我帮她改正每封信的时间，然后累计到100元的时候，付给我一张支票。我之所以接受这个提议，其实完全是为了帮朋友，她要我改的中文信件和中文论文也不多，去年一年总共200元，也就是冬天的一件衣服钱，而且我转手就送给了别的朋友。

我错就错在不把这件事当回事。每次她给我发信要我改，我都并不是认认真真一口气改完，然后记录下起始时间，真的跟个工作似的。我往往在电脑前玩玩弄弄，很有可能一边跟人聊天一边改，一会儿上个厕所，改完再通读

那天一个老师说，成人的恐惧心理多半跟小时候受过惊吓有关。陈讲了她小时候被舅舅吓唬的故事。

记得我小时候最大的恐惧是上厕所。深不见底的蹲坑和腐朽的搭在深坑上的木板让我胆战心惊，掉进粪坑淹死是我无法克服的恐惧想象。那个“血淋淋的手”的故事至今仍吓我。以前家住在部队大院的时候，公共厕所位于一个阴森的死胡同的最里面。去的时候曲曲折折走好远，最后要经过一个常年黑着窗的神秘住家，还有常年悬挂在巷道口上方的一大黑蜘蛛结的网，不用说厕所里各种恶心的软体动物绿头苍蝇和行动诡谲的古怪飞虫，坑道里那些红黄白的颜色，刺鼻薰眼睛的味道了，一切都让我视上厕所或早晨倒痰盂为人生最恐怖无奈的挑战和艰巨任务。然后一天我和姐姐一起上厕所的时候，就听到男孩子们飞奔过来恶作剧地描述：“看到一只血淋淋的大手”。胆子都吓破了，可厕所还得上。怕得要死，却还就这么“强悍”地活了下来，始终没被吓死，说佩服也得佩服自己。

姐姐小时候还有更多被吓唬经历。被爸爸部队里的半大士兵故意领到黑夜的菜地里，然后喊鬼来了。其实我明白他们吓唬你，心里可能还是在乎你、喜欢你的，却不知如何表达，就成了

前几日拍的雪后初霁，以为春天随着春节的到来也行将不远。

 

 

想不到今天气温又降，连绵两天的细雨转眼又变成了团团雪绒花。

不知日长夜久地浸淫在这种建筑氛围中，是否都会形成一种古典和沉郁气质。

 

 

大银杏树依旧挺立。17年前在爸妈的陪同下绷着个脸前来报到的情景如在眼前。

 寒假回家。肯定路过上海。刚想着，我的硕士老师这么多年没见，怎么也应该再去拜见一下。突听老公说，我老师现在已经不在上海住，已经提前退休，去浙江的一个乡下养老去了。

 

假如人的生命不是一场自我救赎，那就只能是一场黑色幽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