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之鳴

      （回头检查了一下文章，我发现人真的不能和小人动气，会直接降低你的产品质量和智商。因为一直有人在诽谤说我的文章不是自己写的，或者我幕后有团队帮我策划帮我创作并推广，我无法证明我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从来不辩驳，但这两天走在街上还有人问我我的团队是哪里找的，他们也想找一个。今天遇见一位朋友还问了我，你的文章到底是不是你自己写的，甚至晚上还有我的初中同学打电话给我，说年底了，要借我写作团队里的人给他写点东西。我是一个特别看重职业操守的人，这已经触犯我作为写字人可以容忍的底线。我的每一个字都是我亲手写下的，我无法证明，又特别不想回应那些人，所以我觉得非常困扰。有时候，清者是无法自清的，你不洗，也许一辈子要背着别人泼的墨。我不说清楚对不起我自己，也对不起我的读者，会害他们遭到奚落。今天我写下这篇近年最烂的文章，不得不对这些诽谤做一个总的回应。因为写的烂，几乎从不修改文章的我从1点多修改到了早上10点多，还是烂。下面请欣赏一个其实还不错的作家由于过度愤怒，发挥失常的作品。）

     

16位中共著名卧底最后结局

 

一、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

1896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本名钱北秋，又名钱潮。早年就读于湖州中学，后考入北京医专。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考入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主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后，日益得到徐的信任。1928年秋，徐恩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后，就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该局秘书。后任徐恩曾的私人秘书。所谓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1929年12月，徐恩曾正式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主任。就任前，他特意把原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私人秘书钱壮飞也一块儿带了过去，并任命钱壮飞为机要秘书。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但均被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得中 共中央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使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特大灾难，对保卫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1931年，钱壮飞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1935年，在红军长征南渡乌江时，遭敌机袭击牺牲。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曾经多次谈到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底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后对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曾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二、曾任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天津的分支机构长城通讯社社长的胡底:

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等。1905年生于安徽舒城。1923年考入中国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从中国大学毕业后住在钱壮飞家。1926年，和钱壮飞、徐光华合办了光华影片公司。当时，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上了黑名单，受到通缉。同年冬天，胡底和钱壮飞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1928年春，胡底为了维持生活，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不久，又经钱壮飞介绍，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1929年打入南京的特务机构。1930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并出任社长。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给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

1931年4月，李克农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时在天津。接到电报后，胡底马上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1931年8月，胡底、钱壮飞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到达苏区后，胡底任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科科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胡底任中革军委侦察科科长。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达维地区会师。8月间，红军总部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突然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跟随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行动的胡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不满，常在一些场合流露出愤懑情绪。张国焘得知后竟将他诬陷为“国民党特务”，给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1935年9月，张国焘竟下令将胡底杀害。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81年12月8日，国家民政部再次追认胡底为革命烈士。



三、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构特务股股长的李克农:

1898年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化名李泽田以应考方式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该局负责人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对李克农产生信任。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虽然徐恩曾对李克农很信任，但一个专供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发电报使用的密码本，绝不外传。每次外出，徐恩曾都将其放在贴身口袋里。一次，好色的徐恩曾从南京到上海开会时，李克农见其急着去找上海滩的美女，就用手指指其胸口，说:“不行!不行!徐主任，您带着这个怎么行?”徐恩曾觉得言之有理，当即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并嘱咐他小心保管。徐恩曾走后，李克农立即将密码本复制收藏。

后来，就是用这个复制的密码本，在关键时刻，帮助破译了国民党的绝密情报，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农收到钱壮飞派人从南京送来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的密信后，急忙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可这天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于是，在夜幕下，李克农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最后终于找到了陈赓。接着，两人又一起找到了周恩来，迅即对有关人员进行了转移。此后不久，李克农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后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曾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李克农这位中 共情报、保卫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李克农:“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1955年，这位从没带兵打过仗的开国功臣，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2月9日病逝于北京。



四、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

祖籍安徽凤阳。1919年生于湖北武昌。原名熊汇荃。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9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1943年，熊向晖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后不久，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

　　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里面。这些人见熊向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大家坐定后，周恩来指指熊向晖，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说完，周恩来爽朗地大笑。众人大为惊讶。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周恩来看了熊向晖一眼，说:“以后我们打算让他搞外交工作……”后来，熊向晖一直在外事战线工作。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熊向晖随乔冠华首次代表新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熊向晖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五、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的段伯宇:

1904年生，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到重庆后，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长期在国民党军队潜伏，并指示他与地下党的同志单线联系。后来段伯宇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学习。毕业后经胞弟段仲宇推荐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工作。段伯宇在蒋介石侍从室(后改为总统府军务局)任少将高参后，在国民党军队内进行策反工作。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为了保存他的最精锐的核心部队--现代化伞兵三团，打算把伞兵三团调到台湾担任自己的警卫部队。

上海地下党得到这个情报后，责成段伯宇具体负责伞兵团的起义工作。经过段伯宇的周密策划，伞兵三团于1949年4月15日利用从海上撤退福建的机会，转舵北上，在海上起义，安全抵达连云港，受到了以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为首的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曾任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人。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



六、曾任汪精卫随从秘书的汪锦元:

原名汪国梁。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因其父早逝，被其母(日裔)送到日本。1929年随母到上海谋生，并改名汪锦元。后受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等人的影响，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奉命打入伪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由于其有一半日本血统，日语熟练，办事认真负责，深得汪精卫私人秘书周隆庠的信任和欣赏。1940年9月，汪锦元因周隆庠推荐去了南京，并打入“汪公馆”，做了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兼日语翻译。从1940年到1942年的两年多中，汪锦元随汪精卫参加了和日本人的一些会谈。汪锦元抓住一切时机搜集汪伪和日本军国主义“交易”的各种情报。

　　例如，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签订的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汪精卫从日本政府得到的武器，汪精卫处来往人员的情况等绝密情报。这些情报都被汪锦元迅速送交南京情报小组，又由上海情报部门经秘密电波传到延安，受到周恩来的称赞。1942年8月，汪锦元等人因西里龙夫牵连被日本警方逮捕。1945年5月，汪锦元等人获释后随新四军联络部部长扬帆来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经了解审查和上级组织批准，汪锦元恢复组织关系。1945年9月，汪锦元受命到国民党统治区长期潜伏，相机打入国民党机关，开展对敌隐蔽斗争。从此，汪锦元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上海解放后，汪锦元曾在东方经济研究所和保卫部门任职。1955年夏，他因所谓“潘扬案”被捕，关在北京。1982年8月，潘汉年、扬帆案得到彻底平反，汪锦元的问题也得到昭雪。有关部门对其的评价是:在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表现积极，认真负责，对革命事业有一定贡献。1992年3月26日，汪锦元因病去世。




七、曾任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谢和赓:

1912年生于广西桂林。1933年在北平读大学时经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党中央派他回到广西老家，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成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代号“八一”。抗战爆发后，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总参谋长，谢和赓被白崇禧任命为中校机要秘书。在武汉时，白崇禧让谢和赓写一份《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的讲演稿，谢和赓找到李克农，请求党组织给予帮助。李克农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谢经过三天三夜，终于写成，由李克农转交周恩来审阅。李克农连夜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认真推敲文句，对讲演稿进行了较大修改。

第二天，李克农便将周恩来用红笔改动过的讲稿转交给谢和赓，告诉他说:“恩来同志删的是白站在副总参谋长的地位指责政治部工作失误的部分，改为本着白的军训部长的地位讲话。同时，恩来提醒你注意不要让原稿提出的政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跟我党太相似。”按照李克农的指示，谢和赓急忙复写了两份，毁掉周恩来删改过的原稿，将完成稿送到白崇禧的办公桌上。白崇禧完全采用了谢和赓起草的讲演稿，向师以上干部和师级政工人员进行训话。1942年，谢和赓被中共中央派往美国做秘密调研统战工作。1946年毕业于美国国际事务研究所。1954年冬，和妻子王莹(著名演员、现代女作家)因“共产”嫌疑，被美国移民局递解出境。二人于1955年回到北京。谢和赓后曾任《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因“鸣放”期间提了“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改。因周恩来和董必武相继出面干预，谢和赓一年后得以重返北京。“文G”开始后的1967年7月1日被捕入狱。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谢和赓的情况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释放谢和赓出狱治病。同年5月15日，谢和赓总算重见天日，但出来时精神已近失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平反，后在外交部工作。



八、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秘书的赵荣声:

安徽安庆人。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春去延安。后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任通讯组组长。1938年2月，赵荣声受组织派遣，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部做统战工作，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刘少奇从延安到洛阳找赵秘密谈话，嘱咐赵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1942年，赵荣声到迁往成都的燕京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工人日报》文化生活组组长，1952年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吴运铎。1956年2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其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在建设的日子里》。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不公正待遇。1985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其所撰写的《回忆卫立煌》一书。



九、曾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

1898年生于直隶(今河北)藁城。1923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参加冯玉祥部队。1931年任二十九军一○九旅副旅长。1933年春，赴喜峰口抗击日军，以战功升为旅长。卢沟桥事变前夕，率部驻守卢沟桥一带，多次挫败前来挑衅的日军。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直接指挥驻军抵抗。1938年秘密前往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接见。

根据党的指示，他回到原部队工作，同新四军四师、五师建立了联系，在新四军向鄂豫皖发展和建立大别山根据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时，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根据党的指示，和张克侠一起率部两万多人起义。此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农业部副部长等职。1980年病逝。



十、曾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张克侠:

1900年生于直隶(今河北)献县。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加入冯玉祥部队。1924年前往广州，曾任陆军讲武学校教官、队长。1926年任冯玉祥部任学兵团团副。1927年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张自忠的师任参谋长。1931年考入南京陆军大学。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五十九军参谋长、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和副总司令等职。抗战后，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积极开展地下工作。1948年11月8日，与何基沣一起率部起义，对取得淮海战役的起了重要作用。起义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军军长兼上海淞沪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林业部副部长兼中国林业科学院长等职。1984年病逝。



十一、曾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参议的刘仲华:

1899年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参议，做统战工作，为促使李宗仁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政治纲领作出了贡献。当时，许多文化青年从敌占区来到五战区，刘仲华就向李宗仁建议把这些流落到五战区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活动。李宗仁接受了刘仲华的建议，开办了战时青年干部培训班。1949年4月1日，刘仲华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同张治中等飞抵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园林局局长等职。1970年，受迫害病逝。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北京市委为其召开了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十二、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科长的王启明:

1910年生于直隶(今河北)威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司令部参谋，第三十二军营长，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团长，国民党陆军大学战术教官，国民党第三十二军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科长、高参。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参谋长。1947年率部分官兵起义。起义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参谋长，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四军副军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云南军区副参谋长，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副省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2年病逝。



十三、曾任西北军副团长的牛化东:

1906年生于陕西定边。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党组织派到西北军从事兵运工作。曾在西北军任排长、连长，新编第十一旅参谋、军械官、副团长。1945年参与领导该旅于陕西安边起义。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兼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宁夏军区参谋长、银川军分区司令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95年病逝。



十四、曾任国民党一一○师师长的廖运周:

1903年生于安徽凤台县。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1928年奉派入国民党三十三军从事兵运工作。后在国民党军队先后任团部副官、师部副官长、团长等职。1933年与中共失去组织关系。后升任国民党军少将旅长、副师长、一一○师师长。后恢复中 共组织关系，在其任师长的一一○师建立中共秘密师党委。1946年任一一○师中共地下党委书记。1948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指示一一○师党组织，要做好起义的一切准备。11月26日，国民党军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决定次日集中四个师齐头并进，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

廖运周立即派人潜往中原野战军六纵报告情况，并请求乘突围之机举行战场起义。考虑到四个师齐头并进，一一○师被夹在中间，不利于起义行动，廖运周向黄维建议，将四个师齐头并进改为梯次行动，如果一一○师先攻击得手，其他师即迅速跟进，黄维采纳之。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批准了廖运周的起义计划，规定了起义部队行进通道和联络信号，指示六纵做好接应廖运周师和阻击黄维兵团的准备。11月27日，廖运周率一一○师师部和两个团5000人，在解放军炮火掩护下，经六纵让开的通道迅速向指定的地区开进。黄维以为一一○师突围成功，命令后续三个师沿一一○师路线突围，当即遭六纵痛击，折回双堆集。廖运周率部起义成功，使黄维突围计划失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沈阳炮兵学校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吉林省体委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病逝。



十五、曾任汪伪政府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等职的李时雨:

1908年生于黑龙江巴彦。1931年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打入东北军，后又潜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1936年后潜入天津，在中共北方局社会部领导下，以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又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冒充国民党北方代表去上海参加了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共搜集了许多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第一手情报。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被任命为立法委员。

在取得陈公博的“信任”和“重用”后，为中共获取了许多敌伪方面的重要战略情报。在陈公博兼任伪上海市长的1941年至1944年期间，李时雨兼任过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和军法处长、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办公厅第四处处长、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李时雨又打入军统内部，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组长(少将军衔)，就在特务头子戴笠的眼皮底下搜集情报。1946年9月，李时雨被军统以“汉奸”的罪名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1949年2月被取保释放后，在上海以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从事地下工作。

　　同年4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由上海到达香港后，带着一部用线装书伪装的情报，取道天津来到北平，将情报交给了童小鹏，同时也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及统战部门工作过。1982年离休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99年12月28日病逝于北京。



十六、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秘书的阎又文:

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人。1939年11月在延安七里铺训练班第二期结业后，被中共西北局社会部安排到国民党西北军阀马鸿逵部队。后来，阎又文寻机转入晋军傅作义部。阎又文与傅作义是山西荣河同乡，逐步取得傅的信任后，升任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按照上级指示，阎又文长期不与组织发生联系。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阎又文这个高级内线一直没有被启用。

直到解放战争爆发前夕，中央情报部才重新与阎又文接上关系，于是，便有了傅作义痛斥毛泽东的《致毛泽东的公开信》文稿。原来，阎又文得到为傅作义起草电报的任务后，曾请示组织，周恩来指示:公开电要骂得狠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义愤，要能够导致傅作义狂妄自大!后来，阎又文曾代表傅作义与中共和谈。1949年1月22日下午6时30分，阎又文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的身份，正式宣布北平和平协议和傅作义的文告。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成为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办公厅主任。

贺慕群:对表象的反叛

时间，对于贺慕群的作品来说，似乎是多余的。

所以我们看到，她的所有作品，油画，版画，墨彩，速写，多数没有任何落款，有的，也只是“MoJong”，她的名字的拼音，台湾拼音法，或民国拼音法，没有画作完成的时间。如果某些画作的边框上出现了“时间”，那也是展览时用铅笔加上的，为了观众，不是为了自己的画作。时间，不是她画作的构成部分。她的作品，没有时间性，你可以把它们安置在时间长河的任何一处河岸上，甚至危地马拉的桑巴托罗（San Bartolo）玛雅文化遗址上。

名称，对于贺慕群的作品来说，似乎也是多余的。

所以我们看到，她的绝大多数画作，都没有题名，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花啊，草啊，果啊，人啊，鱼啊，等等，这些都是事物本身，叫什么，不关她的事。同样一个东西，在不同民族的语言里，有不同的叫法，更不用说，不同的含义了。贺慕群不需要语言，也不需要含义，她有一幅静物水果画，边框上被铅笔标上“红绿黑 EA”，可见，为画作命名，对于作者，是一件多么勉强的事。如果万物起源于“一”，她愿意用“二”来命名，越接近本源，似乎越让她安心。在富士苹果之上是苹果，在苹果之上是水果，在“红绿黑”之上是什么？是色彩，在色彩之上是“空”。

细部，对于贺慕群的作品，似乎还是多余的。

她画的“玩具系列”里的人，基本上没有面孔，好不容易露出面孔，也没有表情，比如“玩具系列，99cm×72cm, 1975”的那幅油画，我们只知道画中的那个主题是个人，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不知道是他，抑或她，是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或红种人；也不知道他或她生活在哪个时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她或他甚至五官不全，面颊两侧，没有耳朵；怀中抱着一个大南瓜，那南瓜似乎是他或她的全部世界，从面部或体态上，看不出喜怒哀乐悲恐惊，没有七情，也没有六欲。

没有时间，就没有生死；没有名称，就没有分别；没有细部，就没有万象。生死，分别和万象，都是事物的表象。贺慕群要画的，不是作为表象的世界，而是表象背后的世界。她的画，是对表象的反叛。在古代东方哲学，特别是佛教哲学那里，表象背后是“空”；在古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古希腊哲学那里，表象背后是“原型”。“空”是无时空的，能表现空的只有“色”。贺慕群的画，最好地诠释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禅意。“原型”，是静寂的，所以，在贺慕群笔下，动物被画成静物，静物被画成色彩。由动到静，由静到空，是贺慕群的画笔始终指划的方向。某些评论家们从她的画作里读出了“寂静”、“沉默”、“孤独”和“坚强”，但没有读出她对表象的反叛。

她和她的画笔，要逃避的，是喧哗与骚动。

这不难理解。贺慕群的一生，遭际离乱，国分家破，4次出离：从宁波出离，到上海；从上海出离，到台北；从台北出离，到巴西；又从巴西出离，到巴黎。世界似乎一直在她脚底下摇晃，她的现实世界，充满了战乱时的死亡，以及接踵而来的动迁，和无休止的变化。变幻不定的时髦和潮流，对于她，不是构成幸福的要素，而是痛苦的来源。她巴黎时代的一个朋友，提到一件往事：她有一次出门，穿了一件新外套，一路上浑身不自在，直喊“难受”。她要的，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返璞归真。把贺慕群归于任何画派，都是勉强的。事实上，她一个人，就是一个画派。

当人们无法接受动荡不安，或没有归属感的外部世界时，通常会梦想一个寂静不变的世外避难所。如果现实中没有，特别有创造性的人，比如陶渊明，会为自己创造一个“桃花源”。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贺慕群并没有为别人在画画，而是在创造自己的“桃花源”。她的桃花源里，无论花草树木，瓜果面包，还是动物人物，都充满了永恒的神圣、静穆、质朴和庄严。它们是永恒的摹本，不朽的剪影。

                                吴稼祥，2010年12月25日于北京

我的车开在路上经常叮铃桄榔的响，朋友常问，是不是排气管松了？我说，不是，是钱在晃。我一般都在车里放很多一元硬币，在红绿灯口或者目的地停车的时候准备给那些乞讨者的。我对乞丐有着很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我知道他们很多都是假的，因为我出门一般比较晚，路上冷清，我看到过不止一次乞丐被人用车接走，另外一方面，不管真的假的，有些人真是看着可怜，所以，一般来说，只要遇上我都会给几枚硬币。但是到后来，我就完全麻木了，完全不是处于内心的怜悯，只是习惯。我国的乞丐都是出动出击的，儿童占了很大比例，有时候会跟你一路，尤其是你身边有姑娘的时候，你不给吧，显得你衣冠楚楚毫无爱心，你一给吧，瞬间小孩子都簇拥着你，这下你有再多零钱也不够了，你要是给大面额吧，又显得你作秀特别装逼，而且很多时候你明知道其实是助纣为虐。我就经常被簇拥，有一次我给了一张二十给一个小孩，说小朋友，你负责给你们七八个同伴分一分，我没零钱了。那小朋友看了我一下，嗖一声跑了，我瞬间就被剩下的小孩子爬满了，腿上都挂着一男一女，真体会到了儿女绕膝。不过通过乞讨者，我知道最近的确通货膨胀了，几年前给一块钱和现在给一块钱，得到回馈眼神的都不同了。

后来我也打听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小孩在乞讨。据说这是一门生意。所幸我看见的大多还是健全的孩子，最近微薄上看见说有人将小孩拐走以后弄残，专门用于乞讨，突然间想起几年前老是在街上卧在木板小车上的残疾儿童沿街乞讨，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看到网上有人提出，其实法律早已规定，禁止胁迫儿童乞讨。公安部也表示，看见有人胁迫儿童乞讨要报警，但问题是，我也算有丰富的被乞讨经验，但我还真没见过有人当场胁迫者儿童乞讨。所以，我觉得法律应该禁止任何儿童参与乞讨，不管他有没有收到胁迫或者是亲生父母生计所迫，凡有，儿童参与乞讨的一概违法。而且这不难实施，因为所有的乞讨地方都是人群聚集地或者交通繁忙路口，按理有着足够的警力。只要你立法，我相信人民群众有足够的觉悟和愤慨让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儿童行乞。

但可能真正带着孩子乞讨的父母会认为，只要不是被拐卖或者胁迫的儿童，我带着自己的小孩要饭是我的权利，是种自由。诚然，我们也许没有出版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游行的自由，但我们绝对享有行乞的自由，但那是对于成年人。自由也总不是绝对的，国家大型盛会时，政府形象工程前，你还是不能随意行乞的。其实这都是乞讨儿父母衡量了效益以后的决定，他们觉得两人打工加起来一两千，肯定没有带着小孩行乞的效益高。我认为他们的申张可以忽略不计，国家保障不力，但健全父母带着自己的孩子行乞，由于他们的劣性，让政府有借口不立法或者修法，会导致别的父母孩子被拐卖。虽然有时候，有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在我国并不重要，很多人觉得我们的法律不健全，其实法律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不健全，该有的基本也大差不差，取决于谁要使用，有权势者要行事时，法律就是不健全的，你要侵犯到有权势者时，法律就是健全的。但无论如何，有，总比没有好。

其次，真的有不少人身有残疾，甚至孩子残疾，或者的确无路可走，必须乞讨，这就牵涉到社会保障和福利的问题了。否则你让那些人怎么办呢。低保根本不够活的，如果是农村户口，更没有保障。孩子国家不可能帮你养。人肯定还觉得，你乞讨我没有收你乞讨税和管理费已经很开恩了，怎么还要反过来给你钱养活你孩子呢？说句题外话，大家都知道，我们政府很有钱。很多人在嘲笑美国金融危机了，美国某州政府财政都是赤字，某州政府要破产了。但如果人家可以随意就开征一个税种，马路一拦随意收钱，房子随意拆平整出来的土地随意卖，人家政府肯定也不会破产。其实以上这些都不用，你只要让人家政府收一样的税然后给予中国人的福利，就可永葆任何政府不破产。所以，只有政府常常破产，人民才会不破产。很可惜，有些国人一看见别国政府破产了，就乐不可支，激动的摇醒自己积劳成疾但又不敢去医院看病的老婆，说，还是我们政府牛牛牛牛牛牛牛……住桥洞回声有点大，没办法。

最后，我们都希望禁止儿童行乞能最终被写进法律，能最终被严格执行，虽然孩子被拐卖，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去乞讨而是被卖给别家，但无论如何，总要从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开始。这么多人为了所谓的国策，为了给国家减轻负担，只生了一个孩子，如果政府还保护不了那一个孩子，那么就算你永不破产，你都无颜以对那些无言以对的顺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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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有朋友提出了两个很好的问题，问题之一是问我支持随手拍照解救被拐儿童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推动的过程和重要的起始点。真从中找到了孩子那当然再好不过。但我不喜欢看见它变成一个狂欢，乞讨的儿童中，我相信身边是亲人的还是居多，真要是恶人，到时候万一给作为道具的儿童毁个容或者索性毁个灭，你拍了也没用，而那些乞丐的亲生孩子也有其尊严，他一定不希望自己长大以后看见自己乞讨的照片还留在网上。所以，如果发起大规模这样的行动，要有足够的能力去推进核实和面对一些误伤。当然，你不能指望每个丢失孩子的父母都开微博，所以最好能够有办法促使各地公安部门通知已登记的失去孩子的父母及时辨认，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如果在公安部门确认受害父母都已经看过照片，但没有找到疑似丢失的孩子的情况，那些公开的照片则最好删除，只存档保留在公安系统的内部档案中。其实更好的方法是丢失孩子的父母上传自己孩子的照片，然后网友找，但恐怕这样大家又都没有热情。但热情总会过去。就看冷清的时候，是不是大家还能坚持默默做事。

如果有人说，警察不作为，我并不同意，因为警察的主要任务是忠于政权，然后才是服务人民，最近维稳工作比较艰巨，主业都有点忙不过来，所以保护人民做的有点不到位，也是可以理解的。从邓飞的微博里一路看到彭高峰的寻子文章，你可以看见，警察虽然寻找孩子不得力，但是在如何截访等方面，还是非常到位的，有勇有谋，张弛有度，所以总体来说，还是精于主业，忠于业主的，是大有作为的。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38607。

 

第二个问题是，不能幼稚的相信立法，还是应该提高国民的经济水平，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有些孩子就是自愿乞讨，有些父母就是穷，乞讨的时候孩子只能带在身边，如果立法禁止儿童乞讨，那么那些孩子们和其家庭就会饿死。

 

首先，的确不能幼稚的相信立法就等于被执行，尤其在我国。但不相信便是另外一种幼稚。如果向善民意体现推动立法或者修法，从本身上就有它的价值，而其价值不光光是在于保护儿童。所谓的提高国家经济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本质改善，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才是一个空的命题，它可以被套用在被强拆甚至被强奸上，它需要不可预计的时间，有个不可执行的标准，一个空泛的愿望是不能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更不能用于阻碍解决问题。拐卖孩子一般有两个用途，一个是用于乞讨，一个是用于卖给其他需要孩子的家庭。后者至少可以基本保证孩子的生命生活，而且由于家庭稳定，寻找起来难度也相对小一点，属于不幸中的幸运，而前者是不幸中的不幸。如果能立法禁止儿童乞讨并执行，就能从根本上杜绝前者的发生。如果说伤害到了自愿乞讨的儿童或者自愿带儿童乞讨的家庭，会导致饿死很多人，那就必须伤害到，任何法律的制定一定会伤害到利益群体，哪怕这个利益群体是弱势群体，否则我们无法进步，无法真正的保护到弱势群体。儿童乞讨的自由不应该被申张，中国还有很多真正需要申张的自由，结果该有的自由一个没有得到，反而争取到了保证儿童可以自愿乞讨的自由，那就很悲哀。儿童不应该有乞讨的自由。儿童是国家需要严格立法保护的，而不是自由意志的第一照顾对象，否则大部分儿童都是自愿不上学的，自愿在外面混的。如果携带儿童乞讨永远合法，那么也将是政府不积极推进社会保障的一个借口，因为三百六十五行，你就算行行不行，你还能乞讨，带儿童乞讨明显收成更好，既然你能带儿童乞讨活下去，政府就会自然推卸自己的保障责任，对于政府，只要你能活下去，他们就不会保障你，理由是很多活不下去的人都还没有得到保障。而且这个理由居然很能被接纳，因为我们总是乐于看见更惨的。所以，我认为禁止儿童乞讨，也许不能杜绝儿童被拐卖，但可以杜绝被拐卖儿童遭遇不幸，也可以迫使政府考虑更多的社会福利保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