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需要杜尚
姜淼、郜晨木刻展序
杜尚心里说:凭什么你们就是艺术家?凭什么那就是艺术,这不是艺术?于是将一小便器放到了美术馆,杜尚接着说:“艺术,什么玩意儿,视网膜的小儿科!”于是从此封笔下棋去了。但是,杜尚却因革美术馆的命而进入了美术馆,因不耻于当艺术家而成了大艺术家。杜尚最伟大的贡献是:摧毁了一切有形的标准和无形的标准,一切作品和一切理论,自此艺术的天空变得无限地辽阔。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由两种思维方式的人促成。其一是杜尚式的革命性思维,通过否定旧的来树立新的,其二是毕加索式的探索式思维:不论新旧,利用一切可以使用的资源。杜尚的思想是值得重视的,但杜尚的作品不值一提,他是一个最蹩脚的艺术家,但又是一个最伟大的哲学家。二十世纪下半段的艺术大都受到杜尚的影响,这是虚无主义的胜利,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必然的。在理想主义(集体古典主义)让位给浪漫主义(个人主义的现代主义)以后,虚无主义就在它的阴影中生长起来了。中国近现代的艺术发展比西方滞后,但也经历了同样的形式逻辑,由传
到什么温度穿什么衣
几年前.我在接受TOM.COM网站的专访时.主持人巫鸿曾问我:“如果你的孩子将来要学习美术,你愿意让他上中央美院吗?我说:“当然”。虽然我有很多关于美院的愤怒的言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同时认为在中央美院之外,还会有什么更理想的净土。我的态度并不象平庸之辈传言的,是与个别人的个人思怨。我虽然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但也不至于没理智到认为学院完全丑陋和无用。我的愤怒原自于对艺术和学院教学深刻的爱。我把艺术和教育看得很神圣神圣到用来衡量自己的生命价值和他人的存在价值。如果说学院中有一些人仅仅把教书看成一份工作,把画画当成不得已的饭碗的话,那我却是将他们看成一种内心的信仰和在七情六欲之上的另一类情欲。对于那些不想在工作上和创作上花心思和时间,又想得到工作和创作所连带的好处的人来说,表演和作秀就是他们必然的行为,而认真工作和创作的人就会成为这些投机取巧者的天敌。
职业画家郑学武
北京的职业画家多是有名的,这说明画家在北京能活。在上海或者成都,也有不少很成气候的画家,但他们不是职业画家,因为他们大都有工作。职业画家,画家职业,这在历史上很正常,可是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却很稀罕,除了政府的画院,所有画画的人都是业余的,或做教师,或做编辑,或做美工,或搞宣传。仿佛画画已经算不上一个正经职业了。
画画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无法成为一个正经职业。谁都知道,任何职业的存在都是要依赖社会需求的,艺术作品是需要藏家和买方的。在中国特殊的年代,唯一的买方就是政府,而政府需要的是宣传而不是艺术,因此,艺术必定要成为业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一些年轻的艺术家由于找不到工作或不愿意工作而被迫住到了北京郊区的农村,他们预感到职业画家时代就要到来,于是尽管受人歧视(官方业余画家的)和饥肠辘辘,但仍然顽强开始了职业生涯。在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在二十多年中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从前,政府和百姓都口径一致地把1949年当成新社会和旧社会的分水岭。但是,我更愿意把邓小平和江泽民至今的时代称为新社会,而此前为旧社会。在这个新旧社会的新概念中,包含了中国不仅新,而且好。这好的标志就是国富民强,就是越来越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人性化、现代化。
若回顾一下这二十多年的社会变迁,就会发现一条有趣的线索:中国先是全面地西方化,接着是本土化反弹,然后是中西合璧。
在政府官员的更迭和政治体制的变化中,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在教育理念媒体导向和大众的思想观念中,都无不体现出那样一条相同的线索。
新时期以后的艺术史,也经历了“85新潮”的全盘西化(全面摹仿西方),90年代的本土化(新生代、政治波普)和今天的中西合璧(中国内容西方形式)。我认为积极方面有目共睹,功
尊敬的潘院长、杨书记:您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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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由象征的毕加索
1、 把天真留给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