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巍，1983年4月生，浙江省绍兴市人，本科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2002-2006），硕士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2006-2009），师从丁峻研究员。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2009级博士研究生，师从郭本禹教授。中国心理学会会员、国际行为发展研究会（ISSBD）会员、国际格式塔理论和应用协会会员（The Society for Gestalt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s, GTA）。《心理学进展》（Advances in Psychology）（Hans Publishers）特约审稿人、编辑助理。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心理学、西方心理学史、认知科学与心灵哲学。我最近的主要研究兴趣如下：（1）神经现象学（Neurophenomenology）、交互主体性、镜像神经元与心智阅读（Intersubjectivity, Mirror neuron & Mindreading）。（2）意识经验研究的第一人称方法（first person method），如内省、冥想训练与现象学描述。（3）欧洲早期融合人文思辨与科学实证取向的心理学流派、代表人物及其对当代认知科学的影响，如Würzburg学派、Graz学派、Gestalt学派与Copenhagen学派等。（4）知觉的理论与神经（病理）机制，如观念运动（Ideomotor）、联觉（Synesthesia）、自闭症、幻肢。（5）心理学谬论（Psychomythology）对于教育实践的影响。博士论文选题为《迈向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认知科学：神经现象学研究》（Toward a Cognitive Science on Integrating Brain and Conscious Experience: The Study of Neurophenomenology）。

先后在《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SCI-E）、《Neuroscience Bulletin》、《心理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自然辩证法通讯》、《心理科学进展》、《哲学动态》等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心理学》、《高等文科学校学报文摘》全文转引7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论点摘要1篇。论著《儿童心理理论解释模型的新范式——具身模仿论述评》获2009年浙江省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二等奖。出版著作《经验的描述——意动心理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45万字，参撰10万字）（排名第三）。主持江苏省教育厅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2010）、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培养项目（2010）、南京师范大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2011）；参与201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排名第四）、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年项目（排名第三）、2010/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排名第三、第四）。Email: anti-monist@163.com

[荷] 迪克·斯瓦伯著，王奕瑶，陈琰璟，包爱民译，包爱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定价65元。

“认识你自己”：从“认识你的大脑”开始

Know Yourself: From Know Your Brain

    “认识你自己”（νώθι σεαυτόν）相传是刻在古希腊阿波罗神庙上的一句箴言，数百年来西方哲学界一直将其奉为哲学事业的终极追求。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W. 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认识你自己”开始走上了科学实证化的探索之路。近三十年来，脑科学在心理学领域内异军突起，大有期待通过破解大脑密匙来实现这一箴言的趋势。最近，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著名神经科学家、脑研究教父D. 斯瓦伯不失时机地出版了一本极具震撼力的著作《我即我脑：在子宫中孕育，在阿茨海默病中消亡》。该书在荷兰上市仅5个月，销量就飙升至13万册。纵观全书，作者试图向读者传递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信号：日常生活中，我们正常或异常的心理与行为活动都具有复杂的大脑机制。伴随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获得了大量有关大脑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原先许多困扰普通人与哲学家的有关人类心理与行为的“困难问题”（hard problem）都已被或将被渐次攻克。这又将会对社会伦理、教育、法律、政治决策、商业活动等带来一系列连锁的冲击波。

    在作者的指引下，我们先将目光聚焦于大脑的发源地：子宫。当前的大量科学证据显示，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时，就已经为出生后的生活编制好程序了。例如，性取向（同性恋或异性恋）以及攻击性程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在大脑中确定下来。这种决定性影响远比传统教育学家眼中的遗传因素要深刻的多。性激素机会胎儿在子宫中形成的大脑系统，这位日后的性行为和攻击性行为埋下持久和牢固的伏笔。由于胎儿的大脑程序设定主要以基因信息为基础，因此，我们人格中很重要的部分在母亲受孕的那一刻就已经被确定了。一些罹患大脑疾病的不良种子也同时被掩埋下来，如精神分裂症、自闭症、抑郁症和成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严苛的“遗传决定论”，因为子宫作为一个特殊的场所蕴含着外源性与内源性因素的联合力量。大脑的发育是胎儿与母亲交互作用的结果。胎儿在子宫中能感受外部环境中食物的匮乏并通过子宫的活动将神经信息递质传导到母体，以提醒母体获取更多营养的补给。而母亲在怀孕期间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会破坏大脑的性分化。比如，使得女性胎儿的大脑更男性化，或男性胎儿的大脑男性化程度降低。这种交互决定的观点深化了对人类成长中遗传、环境与教养三者关系的认识。

    随后，作者通过大量研究材料向我们展示：天才与精神疾病患者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例如，自闭症患者中有10%是学者症候群（savant syndrome）。学者症候群患者的智力基本正常，尤其在某些认知领域表现出超强的能力。最近的研究显示，如果没有大脑（尤其是左侧大脑）损伤，那么他们的这些超常的天赋就几乎永远不会发展出来。大脑损伤会强化与其他脑结构之间的联系，导致负责数字记忆的大脑皮层功能超乎寻常。例如，可以背诵出成千上万π值的著名自闭症学者D. 塔米特就曾在4岁时患上左脑颞叶癫痫。左脑的损伤可以导致右脑功能的代偿性提升，因此激活数学天赋。这种能力也被称为“系统化”（systemizing）。自闭症个体的大脑具有一种系统化的倾向，他们热衷于通过找到控制系统运作的规则来预测和控制系统的活动。比如，自闭症者往往偏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摇动面前的绳子，当确定绳子每次摆动方式极其相似且幅度不断减小时他们会感到一种兴奋。这个过程极其类似于数学家发现“黄金比例”一直是1.61803399时的心情。

    此外，作者还用神经科学的证据挑战了在我们心中确存已久的诸多常识。例如，自由意志仅仅是一个愉快的错觉。B. 里贝特的著名实验显示，在我们的身体接受刚刚超过感觉阈限的刺激后的半秒钟，我们的大脑才能有意识地记录到这种刺激，大脑皮层所引发的行动也同样有这样的表现。他由此得出结论：出现这样的行动之前，大脑有半秒钟的无意识活动（准备电位）。这一结论是对自由意志控制行为这一常识的严肃质疑。最近的fMRI实验显示，大脑皮层的确有一部分区域会在有意识地感受到运动型活动之前出现多达6-7秒的准备电位。斯瓦伯认为，在千百万年进化压力下，我们的大脑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像一台高效、无意识的而且还能做出理性决定的电脑那样工作。无意识的、内隐的关联使得我们能快速并高效地做出大量复杂的决定，而如果这一切都要进过对于正面和反面的理由的慎重的、有意识的权衡思考，就将因为违法大脑的经济原则而变得不堪。然而，这些无意识的决定都没有给意识或自由意志留下太多的余地。这进一步对人类的理性产生冲击，因为当我们让一个人对其行为负责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假设存在自由意志，但至少就大量的日常行为而言，自由意志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景而已。如果上述设想成立，这将会彻底颠覆许多道德伦理、法律依据与社会规范的基石。

    在斯瓦伯教授浙江大学之行的三个月后，浙江大学的脑-机接口研究团队又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科学神话”。他们通过在一只猴子的大脑皮层植入了与两个与200多个神经元相连接的电脑芯片（芯片的另一头连接着一台计算机），从而使得堪比“天书”的大脑神经信号能够被解读成计算机语言，最终实现对机械手的“发号施令”。然而，当我们的经验世界被彻底“自然化”（Naturalizing）成大脑中一个个神经元的放电活动时，总会让人感觉到意义与价值被冰冷地消解。最近，浙江大学哲学系包利民组织了一场小型的讨论会来反思这个问题，笔者也有幸忝列其中。对此，我表示一种谨慎的乐观，神经科学依旧只是探索和帮助我们认识经验世界的途径与手段，通过功能实现或还原都无法取消活生生的经验本身。换言之，“认识你的大脑”仅仅是“认识你自己”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本文作者：陈巍，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致谢

        和煦的风从窗外吹来，灼灼的阳光中已经带有夏的味道。坚持梦想是如此的不容易，这是九年前那个在心理学课堂上第一次被其魅力深深吸引的“我”难以想象的。庆幸的是，我依旧在拖着疲惫的身躯沿着自己设定的道路奋力前进着，一路的荆棘反而提醒我还在路上。这个世界还在向我展示着“为我”的美妙，而我则持续地向这个世界投射着内心希望的火苗。我清楚的记得2009年的3月18日，我从南京师大参加完考博复试后刚进家门，就接到我未来导师郭本禹教授的电话，电话那头郭老师郑重而又谨慎地转达了他对我的期望：“如果你届时能考上，我希望你选择神经现象学这一新兴的认知科学取向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对此，我感到既激动又不安。激动的是郭老师的想法正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并且早在硕士阶段参加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中心的学术活动时，我就初步接触过神经现象学；不安的不仅是当时的我还不知是否能够如愿考上，成为郭老师的门生，更担忧我的能力是否可堪如此大任。为此，我几乎摈弃了所有杂念，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冒险”之中：搜集资料、翻译与整理文献、阅读经典现象学著作、学习认知神经科学基础知识。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耗尽了我所有的脑力、心力与体力。我不奢求它有多么出色，只是希望以此献给逝去的韶华，并时刻警醒自己在学术上保持那种佛家所谓的“初心”——无额外目的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兴趣。

        作为一篇理论心理学的博士论文，如何解决“理解伟大”与“建构渺小”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一场无可回避的攻坚战。让人欣慰的是，由于得到了诸多师友和同好的无私帮助，我才不至于迷失在这场战斗中。我衷心感谢我的导师郭本禹教授，一方面，他不以我特立独行的学习与生活方式为忤，反而给予了我最大的自由、信任与宽容！另一方面，他又对我的论文写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大到论文选题、确定逻辑结构以及指导每一章具体的写作思路；小到帮助我厘清概念、推敲术语翻译，无一不凝结着他辛勤的汗水。我感谢浙江大学哲学系的李恒威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主体性研究中心的Dan Zahavi教授、美国罗格斯大学认知科学与哲学系的Alvin Goldman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系的Evan Thompson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倪梁康教授，他们的睿智帮我解开了诸多萦绕心头的现象学与认知科学难题；感谢英国诺丁汉大学心理学院的汪寅博士与瑞士日内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的袁逖飞博士帮我弄清了许多神经科学实验上的数据分析与方法原则；感谢意大利帕尔玛大学神经科学系的Vittorio Gallese教授帮助我理解镜像神经系统与现象学之间的关系。我还要感谢华东师大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李其维教授一直以来的殷切期待与谆谆教诲；以及山东师大心理学院高峰强教授与我的硕士导师、杭州师大心理学系丁峻教授的鼓励与支持。我感谢刘昌教授及其主授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课程，轻声款语中总是传递出一番别样的精彩！我感谢傅宏教授、谭顶良教授、王云强师兄、崔光辉师兄、魏宏波师兄、吕英军师兄三年来对我的关照。此外，我要感谢我的师弟郑伟威、谢明星、王申连、吴杰……，他们是我论文的“第一读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挑剔性建议。对于辽宁师范大学杜文轩博士在文献提供上给予的便利，以及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中心的黄家裕兄、海南大学应用科技学院的傅安国兄在精神上给予我的慰藉，在此也一并致以谢忱！

        最后，当然要感谢我的父母与爱人，他们默默忍受着我的坏脾气与懒散，竭力为我提供衣食无忧的生活。或许，我能回报他们的只有自己依旧未曾泯灭的“初心”。对我而言，面对即将开始的新的人生旅程，一种最美好的寄托莫过于：“一个怀揣着初心的孩子上路了！”

                                                                                                                              陈巍

                                                                2012年5月10日于凌楷燃犀斋

    昨天急冲冲奔赴杭城参加了浙江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当代现象学的新发展”学术研讨会，结果在黄龙体育中心那边迷了路，唉。路盲症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到会场时还是没赶上孙周兴老师和杨大春老师的报告，真是可惜。庞学铨老师做的新现象学在徐献军老师那边曾有所耳闻，但一直没有感性的接触，也不清楚它与经典现象学之间的瓜葛。今天听庞老师的报告，感觉到依旧有些意犹未尽，新现象学倡导的身体究竟于法国现象学传统的身体或肉身之间有着何种程度的异同？或许是我特别关心的。王礼平老师有关柏格森主义对回到事实本身的阐述倒是听明白了一些，的确与胡塞尔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很大的区别。当然，就事物究竟如何向我们呈现这个话题，我想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很难回避、总希望一探究竟的话题。悬置掉这个问题，现象学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至少我是这么肤浅的认为的。

    去餐厅的路上终于结识了复旦大学的蔡文菁老师，呵呵。5年了，扎哈维的大著《主体性与自身性》这本书都已经被我翻得身首异处了。当时就感慨，北大心理学系毕业的高才生转向去做哲学，看来我也并不是那么的孤单！

    下午首先是徐英瑾老师的报告，他想对福多学派，尤其是加拿大心理学家派利夏恩的模块理论进行批评，并大量使用了类比论证（argument from analogy）。虽然徐老师给出了非常精彩的解释，但我还是对论证二中的一个行为实验得出的结论表示怀疑。暂且撇开实验假设中采用的理论预设，使用“合理性”作为解释似乎并不能澄清这个“理”究竟是什么？此外，我依旧感觉格式塔的完形观更能有效的解释这个现象本身，但这似乎与该实验的结论相反。或许这就是行为实验的弊端。此外，关于 subpersonal层面上的视知觉现象与personal层面上的个人信念现象之间是否存在着可比性，也依旧是值得思考的。因为，按照当前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的理解，personal层面上的认知现象往往受到个体主观性本身的影响更大，不同主体间对同一客观对象的认知表征也会由此大不相同。事实上，认知心理学中的场独立性（Field Independence）与场依存性（Field Dependenc）认知风格就是这样一组说明。当然，徐老师也提醒我们类比论证的效力尤其要重视前提的合理性。因此，它虽然生动，易于理解，但也往往会留下许多被人攻击的豁口。不过，或许正是这样的循环中对问题本身的认识才能得以深化。在这一点上，我感觉现象学家应该向心智哲学家或广义上的分析哲学学习。这也是徐老师在塞尔那本心智导论序言中表达的观点，对此，我完全认同。

    接下来又听了两个很好的关于现象学实践方面的研究，一个是关于现象学与书法的。那位老师谈到如何利用毛笔的物自性（比如书写捺时笔毛的弹性）来完成书写才是最佳的书写模式，而不是僵硬地临帖。我觉得，这种来自笔毛的弹性和书写者手中对笔的模糊的感知极其类似海德格尔眼中“有深意的状态”（Bedeutsamkeit）——一种混沌未开的主客杂糅。在这种情景下，书写者与笔以一种动态的、原初的方式发生互动。徐老师的现象学与太极拳没怎么听懂，可能练习过才会有心得吧。真是太有才了，从他身上感觉到了一种不一般的玩性气质，这在学界中太罕有了！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ZF、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ZF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挡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 “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2006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2008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2009年底续签增长20%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去年初学校开党代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一所大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吗？世界上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不是摆谱，实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活、宽松，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识而已。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在对待体制的业绩、考评等事情上，限于我个人的好办，不当会事罢了。近年来我从不报奖、争什么带头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几层次啥啥的……每回报奖都有人劝我，包括学校领导、好友、同事，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我感谢他们，但依然故我，解释的理由也简单：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够不着，白折腾；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当然，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也表示尊重。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有差别，价值多元是好事。

    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学校要求公事公办，报学位点、学科、团队、精品课等等，一板一眼地执行，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壮大实力、打好基础，结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关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类事情上，我从不行贿送礼，至多意思一点劳务费而已。也有人建议多送，说有的学院五倍、十倍于我们，我未接受。我的观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对于通过送重礼达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可怜他们。我不会为此而焦虑、纠结的，也决不会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业绩”，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多个点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吗？这是真学问？真科研吗？在我眼中，不少各种名义的大项目，资金上千万上亿的，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就能整个大奖来。这是在糟塌纳税人的血汗，还败坏学风。

    我这样的态度，本人身陷矛盾，学校可能也有看法。虽然我对学校领导是否满意并不在意，但最终还是存在着让我解不开的纠结，即这些考评指标与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挂钩与捆绑。如前几年的学院考评划分ABCD档，近两年的达标120%发足额奖，还有各种学科点、基地之类，皆拨下相应的经费等等。并且这都与每位老师个人的业绩、职称有关。我只能尽量跟上趟，无法做到如何出色，让大家满意。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我再次选择退出，不和体制玩了。去年上半年蒋书记问我为何不愿续聘了？我说，现在高校教育的这套做法，无法得到我价值上和道义上的认同。

对我的工作，学校如果不满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学校角度这样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变，最好的办法是请来新院长。高老师这次在海内外招聘中脱颖而出，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摆脱矛盾处境，回归原本的人生角色——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此话乃东晋名相王导的存世名言。愦愦是昏乱、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东晋那一代士人的气度，身临偏安一偶的危局，仍义无反顾地信奉玄学的“无为而治”，自觉遏制体制化儒家——礼教的回潮，以“务在清静”的文化理念“力撑东南”。我当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无为而治”理念，也听到一些徐老师不爱管事，只布置不督促、检查，重讨论不重落实等议论或批评意见。从事实上讲，这些看法都没错，提出批评也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我表示感谢。但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还是尊奉“无为而治”。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根本上讲，教师皆成年人，并具备高等学历，属于社会上最热爱学术和教学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学生时代研究玄学，饱受浸染，深信“无为而治”是自由知识分子永远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当今体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发扬的内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体制问题多多，推行、布置的东西，美曰做强做大，加快改革，说白了都是些无聊的折腾，干的事皆违背常识。在教育体制行政化的背景下，“无为而治”是最有效的挡箭牌和解毒药。如搞“精品课”，我也赞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课”。精品课的标准只有一个：学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现在的这套，千人一面：课件、作业、教材、网上互动等等，缺一不可，讲的再精彩也没用。照此标准，过去北大陈寅恪、刘文典的课亦算不上精品了。陈寅恪仅带一布包，刘文典上来先把国民政府骂它半点钟，这如何是好？教学讲求的是多元化、多样化，哪有倡导一付面孔的道理。搞科研把课题项目强化到如此程度，也违背科学精神：1、研究起点上就渗入功利因素。取经费、应考评、上职称，严重的名利取向破坏了以求道为目的的单纯之心；2、找材料盖过读书。读书本是与智者交心，体玄悟道，有了心得自成文章。做课题则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资料，立论草率，学养无从积累；3、赶时间交任务，忽视质量。要求半年、一年完工，本不合科研章法。但作者只要能对付交差就好，垃圾多多；4、成果的通过、发表过程中人格受辱。高级别刊物大家都往上挤，于是水平差不多时看谁敢送又会送，做研究还要赔上人格；5、报账做假。文科研究开销有限，找发票报销就成了少不了的节目。

    单纯的科研经过这一系列的干扰与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会道”的“为己之学”还有生存空间吗？怕是多为“凭誉以显扬”的“为人之学”了。研究已严重地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当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将项目与自己的精神需求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极大的干扰和伤害。我怀疑，在如此环境里，真正具备与古今贤哲沟通能力的学者能有几人？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

    近两年学校搞的“创新强校”，每年递增20%，更属胡闹。有的学院指标分解到人；还有自己掏腰包来填充经费的；造假也出现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计入当年，就为了拿到那点年终奖励。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评比、排名，先进教师、科研标兵，优秀党员、团员、家庭，工会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什么“一五一”还分几个层次，这个奖、那个奖、这个级、那个级。这世风如此糟糕，整体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里，居然有这许多优秀称号，还值钱么？都是自己树自己搞的廉价货，除了干扰心境没丝毫意义。每学期、每年还要把学院的老师排个名次，半斤八两的楞要分出个一二三四来，有什么意思？这是幼儿园里戴小红花的套路搬来了，把老师当小朋友对待。搞得学者一个个气局狭隘，争虚名图小利，一到年关就半分半分地算账，跟扛了一年长工似的。过去我们人文学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苏格拉底、黑格尔或孔子、李白的，现在一年到头总在脑子里纠结的是：怎么完成或多挣考评分。

    对于这些学校的制度规定、无法回避的管理内容，我的态度只能是“无为而治”，由老师本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待、取舍，反正有关个人考核的政策、结果，学校都有事先规定，学院只是执行而已。可以说，我在院长位置上有意识地抵挡体制污染，对许多事情在学院层面上作淡化和减法处理，不干强化和加法的事，目的是让老师们少受干扰，躲过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点荒唐的瞎折腾。事实上，一些明显的折腾亦长久不了，顶顶也就过去了。如“加速创新”，差不多无疾而终了吧。对我自由主义的理念，老师们认可，我欣慰；有老师不赞同，我亦含笑。这不过是管理观念有所差异而已。民主的要义，不独尊重多数，同时也尊重少数乃至个人，我从不追求所谓的和谐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远，各种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为大学应有的文化生态。对我来说，这些年真正令我有成就感的，乃是学院部分年轻教师在考评体系之外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这才叫学人正道。

    最后这段说说我今后工作、生活的设想。

    题目是杨绛翻译的兰德诗《我和谁都不争》中的一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的豁达、善良、雅致、坚韧，最令人钦佩，现在再出不了这样的人了。记得我来人文学院时还念过胡适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话：“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念着这两句话上任，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行政职务卸去了，回归到原本的角色中，当一名历史系的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也令人自足、充实。我会更投入地与学生交流，把历史的真像告诉他们。同时我又不会像以往那样深陷体制生存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论学校里的考评如何。手头还有两个课题完成后，可能也疏远课题了，除非出现与我兴趣相当吻合的机会。目前已考虑或参与的有这样几件事，实际上最近一年中已化不少时间在做了。

    1、关注环境保护。最近在新疆、杭州、绍兴等地讲学讲课，重点都是环境保护。中国近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导致自然环境破坏到了可怕的地步，全国整成一大工地，古城古风荡然，大量物种灭绝。2010年9月22日，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卫星检测全球空气质量的PM2.5数值图(2001年—2006 年)。PM2.5小于10为安全值。中国空气质量全球最差，中国东部尤其严重，PM2.5超过50接近80。中国社科院党国英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GDP 每增1%，用地量为日本的8倍。单位能耗亦长期是日本的8倍左右。北岛说，我们近一个世纪被现代化搞疯了。不惜土地、环境代价的繁荣之路，别国不是不明晓，问题在于他们已经把维护一方净土视作首要战略目标，像日本就悄悄地成了资源大国。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又输了一招。所以说，中国的环境保护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2、参与慈善事业。我在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和浙江省正泰集团基金会两个社团中担任理事，主要的工作是：推广低碳生活、关注食品安全、资助困难群体等。

    3、研究、反思百年来的文化变迁，尤其是左倾时期的文化灾难及其后遗症。左倾时期所经历的斯文扫地、道德沦丧、文化毁灭，至今没有认真清理、反思。为什么到了人们普遍失去道德底线的地步？少报一元钱事比天大，大白天开着长明灯却视而不见。2009年60周年大庆中，文艺界搞出个“特务年”影响至今，“潜伏”、“暗算”充斥银幕，连《探索？发现》栏目也大播间谍战。世间的善良、诚实不再有人相信。不找关系，不相信会被公平对待。谭嗣同说，中国之旧政，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这话发人深思。

    俄罗斯是经过彻底的文化反思了。前苏联的颠覆说到底是文化上的失败，失掉人心，今天的复兴也得益于文化整体的复兴。前些年有人怀念苏联，普金讲，把前苏联说得一无是处是良心出了问题，但想要恢复前苏联则是脑子出了问题。所以要真正恢复俄罗斯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让个人在最大程度上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而不是仅仅是吃饭、生存。

    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近几十年最值得庆幸的是解决了吃饭的事情，同时最令人困惑和担忧的症结，乃是权力在社会中膨胀到无以复加，官权与民权极不平衡。就改革力度最大的经济领域而言，民企500强的全部规模仍不及央企50强的最后一名。以官治民的社会结构没有出现大的改观，也就很难养育出具有理性精神、契约意识和公德自律的现代公民。文化重建要有人来担当，不光说，更要做。我一生最感欣慰者，乃数十年间始终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坦坦荡荡就这么过来了。当然我还有业余爱好，我曾在一篇简介里自白：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严重流失的今天，我辈忝列学人，除了汗颜，还是汗颜，让任何荣誉、名号论之无味。此生倘能在保存点滴文化火种上略尽薄力，余愿已足。再加上打篮球、玩乒乓、游泳、登山的爱好得以陪伴到老，那便是美满人生了。

    尽管生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甚至还会碰到、经历很大苦难，我仍虔诚地认为，上苍待我不薄：一生基本没有受冻挨饿，工作、生活于本人最喜爱的新闻与历史专业中。傅聪说，上帝让我此生与音乐为伍，这已经足够。我亦十分知足，惟感在上苍面前索取多多而无所回报，心存愧疚。因此，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将伴随在我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步中。

    总之，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英] R. 邓巴，L. 巴雷特，J. 莱希特著，万美婷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定价：26.00元。

石器时代的心灵与社会化的大脑

The Stone-Age Mind VS the Social Brain

    早在1859年，达尔文在其旷世名著《物种起源》的结尾处写道：“在遥远的将来，我会看到许多更加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此展开，心理学将会拥有全新的基础。”这一断言预示了进化心理学的雏形。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心理学系的D. 巴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L. 科斯米德与J. 托比等确立了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 EP）这一取向。该取向尝试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运用进化生物学的原理和方法来探讨人类心理的结构、起源与演化。近三十年来，进化心理学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并积累了大量基于实证的科学论据。近期，由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三位进化心理学家邓巴、巴雷特与莱希特联袂撰写的《进化心理学——从猿到人的心灵演化之路》一书为我们一窥进化心理学全貌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纵观全书，我们可以将进化心理学的观点浓缩成两个看似矛盾的隐喻：“石器时代的心灵”与“社会化的大脑”。

    “石器时代的心灵”大致是指人类拥有三类由进化习得并被一直保留至今的知识。即，朴素物理观、朴素生物观与朴素心理观。朴素物理观是指人类一直生存在相对稳定的物理环境中，产生了对物理世界的直觉认识。人类从婴儿期就开始了解现实世界中客体的运动规律，并能迅速而准确地把握物理世界的特点对其生存和繁衍有重要的意义。例如，人类会对周边大范围的环境形成地图状的心理表征，而且这种能力最早在3岁的时候就产生了。对人类而言，探究物理世界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长期的发展。人类的这种能力已经发展到工具使用的过程中。18个月大的婴儿已经能够懂得如何使用简单的工具，并且能够学会如何更有效的使用工具。朴素物理观使得人类可以简单化地理解复杂的物理现象，从而有效地逃避天敌、成功地生存和繁衍。

    朴素的生物观是指人类需要进行狩猎和采集活动来维持生存和繁衍，在生活中渐渐积累了对生物体知识的积累。这种朴素生物观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圣安德鲁斯大学的D. 佩雷特等开展了大量有关面孔吸引力的研究，他们发现，女性在月经周期中的不同时刻存在着队男性面孔特征的不同偏好。研究者将经过电脑修饰的照片呈现给正处于排卵期（即可繁殖的阶段）的女性，结果显示她们更容易被那些具有雄性特征的照片所吸引，这暗示了她们更喜欢上述特征。如更宽大的下颚、高耸的颧骨和突出的眉脊（这些特征体现出更高水平的雄性荷尔蒙）。相比之下，在其他非繁殖阶段，她们表现出喜欢具有女性化特征的男性照片。

    朴素心理观是人类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的直觉认识，包括他人的观点、意图与想法等。朴素心理观的发展与人类的群居活动有关，群居使人类之间产生了竞争、合作等现象。男性的狩猎活动和女性的采集活动均需要不同个体的配合，这就产生了人际合作。在食物不充足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就会因为食物而竞争。男性之间也会因为争夺与女性性接触的机会而竞争，这些都导致了人际竞争。在与生存环境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如果个体能够理解他人的行为、意图和信念，个体就能获得更多的生存和繁衍机会。这种朴素心理观在婴儿时期就已经出现。例如，婴儿越会回应成人的动作或表情，则成人也就会化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他身上，从而使婴儿获得更多的刺激并增强其回应能力，并最终发展出“读心”（mindreading）能力与社会化的心智，即“棘轮效应”。

    与“石器时代的心灵”相对应的是“社会化的大脑”。“社会脑假说”（Social brain hypothesis）试图解释人类大脑的特殊形态和复杂特性是由一些进化的压力塑造而来。这些压力主要指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行为方式。例如，通过欺骗到获得食物的方式来确保子孙繁衍。在这里，进化心理学家尝试追问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悖论：到底是强大的认知能力和智慧驱使着我们的社会认知，还是社会认知让我们的智慧更加强大和全面？然而，不管答案如何，人类大脑的尺寸进化到1.3千克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尤其是，在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大脑的进化速度是以往任何进化历程所无法比拟的。比较而言，虽然其他灵长类近亲（如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身体体积与人类相当，但其大脑体积却只有现代人类大脑的25%-35%（这一体积与四百万年前原始人类的大脑相当）。大脑容量越大，其母系在扶养后代时所要付出的就越多，且为了维持这样一个大脑新陈代谢的消耗也多，由此带来的迷惑是：为何需要如此巨大的脑容量？这又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邓巴等在书中对社会脑的形成作出了大胆的假设。他认为，在固定的社会群体中生活需要自然选择出一种智力，这种智力要特别熟练于追踪自己和群体内部其他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还要能够追踪群体内部其他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大脑新皮层的相对体积与灵长类各种社会复杂性指标存在相关性。这些指标包括：社会群体的大小、社会性游戏的数量、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比如，给出虚假信息来错误诱导对手等）。为了适应这些进化的压力，并在社会化的情境中获取更多有利于个体生存与繁衍的技能，人类的大脑开启了超速增长的模式。

    当然，人类的心灵是否尚处于石器时代依旧缺乏直接的衡量指标，大脑是否已经社会化也无法通过化石般的实体证据予以检验。这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依旧有赖于进一步的探索。不过，神经科学家詹葛尼扎却道出了这两个隐喻之间的辩证关系：“也许那些觉得人类和其他动物只有些许不同的人是对的。就像其他动物一样，我们受限于我们的生理。但认为我们具有希望自己能变地更好的能力也是不容忽视的，没有其他的物种会想要比目前更好。毕竟，冰块也不过是比有些液态的水冷了一度而已，但两者却出现了质的差异。”

                                                      本文作者：陈巍，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心智科学时代的“赫尔墨斯”：弗朗西斯科•瓦雷拉  

陈巍1，徐燕2，郭本禹1，李恒威2
（1. 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2. 浙江大学 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310012）

摘要：弗朗西斯科·瓦雷拉是智利著名生物学家、神经科学家、心智科学家和哲学家，也是自创生、具身心智、生成认知以及神经现象学等观念或理论的倡导者和提出者。本文就掌握的史料从瓦雷拉的生平、学术贡献以及评价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再现了其作为心智科学时代的“赫尔墨斯”形象。

关键词：瓦雷拉  自创生  具身心智  生成认知  神经现象学

A “Hermes” in the Era of Mind Science: Francisco Varela
CHEN Wei1, XU Yan2, GUO Ben-yu1, LI Heng-wei2
（1.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2. Language and Cognition Research Center;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2）

Abstract: Francisco Varela is a famous biologist, neuroscientists, mind scientist and philosopher, as well as a man who proposes and spreads theories of autopoiesis, embodied mind and enactive cognition, neurophenomenology. Based on the related materials, this article present and interpret the Francisco Varela’s “Hermes” figure in the era of mind science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his lifetime,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evaluation and influence.

Keywords: Varela; Autopoiesis; Embodied mind; Enactive cognition; Neurophenomenology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现象学对认知科学的意义” （10YJC720052）；南京师范大学2010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养项目（2010bs0018）； 江苏省2010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迈向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认知科学：神经现象学研究”（CX10B_085R）

作者简介：陈巍（1983-），男，浙江绍兴人，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理论心理学与认知科学，anti-monist@163.com；徐燕（1987-），女，浙江余杭人，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生命与认知，564203812@qq.com；李恒威（1972-），男，湖南宁乡人，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现象学、心智和认知科学，lhwei@163.net；郭本禹（1964-），男，安徽肥西人，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理论心理学，gbypro@yahoo.com.cn.

拙作《神经现象学运动二十年：辨析与厘定》（陈巍，郭本禹）一文被《高等文科学校学术文摘》2012年第1期学术卡片转载。原文发表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神经现象学：整合神经科学与现象学的新学科

陈巍

    神经现象学（Neurophenomenology）是一门联合了神经科学与现象学的前沿交叉学科，它酝酿自现象学的自然化运动，并由意识的“困难问题”直接催生。按照其创始人、智利神经科学家Varela的理解，神经现象学尝试回答一直困扰当代认知科学的如下难题：我们如此丰富绚烂的主观经验或心智生活（mental lives）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在大脑中出现的？如何借助现象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来洞悉、描述并解释我们的主观感受本身？一种精心打磨的（fine-grained）现象学分析如何有效地融入到那些以探索大脑产生意识经验为目的的神经科学研究之中？

主观经验向认知科学回归

    澳大利亚哲学家Chalmers提出了意识的“困难问题”（hard problem），即为什么认知或心智事件不可以完全在“黑暗”中进行，而必须伴随着主观的体验？它揭示了人类意识与心智活动中最核心、私密的部分，即意识的主观性。涉及主观性的意识层面也被称为“现象意识”（phenomenal consciousness）、“意识经验”（conscious experience）或“感受质”（qualia）。这种活生生的主观经验几乎伴随着任何一个意识活动，如知觉到一阵剧烈的牙痛而产生钻心的体验、聆听到蓝色多瑙河圆舞曲那熟悉的旋律而激起的舒畅感受、得知朋友的父亲去世这样的噩耗时胸口沉甸甸的压抑感等等。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意识的神经科学理论或取向都在主观性这一“困难问题”面前折戟臣服。这促使一些研究者反思，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也许决定了当代认知科学必须走出操作主义的泥潭，只有这样，才能有望理解经验与大脑中的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因此，认知科学家Thompson指出，当代认知科学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即是构建一个能同时阐明意识的主观性及其神经生物学基础的研究纲领。

自然化运动链接现象学与认知科学

    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现象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隔阂正伴随着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兴起而逐渐消弭，两者正迈入共同致力于探索意识本质与起源问题的快车道，这主要体现在认知科学与现象学的相互靠拢上。一方面，以Varela、Le Van Quyen和Damasio为代表的一部分神经科学家极力恢复并巩固主观经验在认知科学研究中的地位。1991年，Varela、Thompson与Rosch合著了《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一书，初步论证了在认知科学领域如何借助现象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主观经验的构想。随后，Varela于1996年发表了《神经现象学：一种应对难题的方法论补救》一文，系统确立了神经现象学的研究纲领。Varela去世以后，其弟子Lutz与同事Thompson继续推进这一工作。另一方面，以Petitot、Gallagher和Zahavi为代表的现象学家酝酿并发起了“现象学的自然化运动”（Naturalizing Phenomenology）。1999年，Petitot等人主编了《自然化的现象学：当代现象学与认知科学中的主题》，该专辑开启了现象学与认知科学合流的大门。2002年，由Gallagher和Zahavi牵头主办的《现象学与认知科学》（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s）杂志创刊。2009年，Schmicking和 Gallagher 主编了《现象学和认知科学手册》，对认知科学与现象学交融的研究取向和主题进行了详细阐述。这些工作都为认知科学与现象学联合攻关意识的“困难问题”铺平了道路。

迈向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认知科学

    目前，神经现象学是所有现象学自然化运动中最为系统也是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方案之一，也被视为最有望破解意识“困难问题”的研究取向。按照神经现象学的设想，任何一种意识活动都必然包含结构的窗口（涉及神经生理学、神经内分泌学与神经心理药物学等）、行为的窗口（涉及人种志、实验心理学与习性学等）和经验的窗口（涉及现象学描述、内省报告以及经验的跨文化记录等）。例如，我们若要研究手的抓握，则必须同时获取生理学资料（结构）、手部运动的所有范围（行为），以及一个抓握者通过内省对抓握过程的体验（经验）。然而，这三个窗口在当前的意识研究中是不平衡的，大量研究倾向于意识的行为和结构方面，而忽视意识的经验方面。在具体的实验设计中，神经现象学的“工作假设” （working hypothesis）表现如下。首先，采用内省与现象学描述等第一人称方法来严格限制与意识有关的生理过程的分析和解释，使其产生现象学意义上精确的第一人称数据。其次，与之相应的第三人称数据也会限制第一人称数据，使得两者达成一种动态的“互惠约束”。遵循上述理解与工作假设，Varela与Lutz等人开展了一系列实验研究。在视觉意识实验中，他们首先通过训练被试，使其发现视觉活动中存在着稳定的现象学不变量（phenomenal invariants），并以此来标识其视觉经验。然后记录被试的EEG信号和按键反应时（第三人称数据），而且在被试按键后立即要求他使用之前习得的现象学不变量来归类自己的视觉经验（第一人称数据）。研究结果发现，在视觉意识过程中大脑动力学的连续/不连续性是与一种连续/不连续性的视觉经验紧密相关的，而且两种数据之间可以互相启示和约束。

    神经现象学的工作体现了认知科学迈向整合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时代精神”，拉近了主观经验与大脑活动之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距离，为整合两者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研究纲领。正如哲学家Rowlands评价的那样，在探索意识的奥秘上，由欧陆现象学与神经科学结合形成的取向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英美分析哲学与神经科学相结合的取向，这将是一种“意识的新科学”。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拙作《进化认知神经科学：人类行为研究的新视域》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2期论点摘要。原文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11年第5期。

    坚持！加油！   

    我不是德约与纳豆的球迷，他们出道的2002-2003年，正是我极度痴迷网球的时候。那时的星空还有阿加西、库尔滕的余辉；以及逐渐升成皓月的费德勒、萨芬与罗迪克。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时光将记忆侵蚀得支离破碎。在我的印象中唯一能和昨天的比赛相提并论的是2004年那个炎热的初夏——高迪奥与科里亚的法网决赛。就精彩程度而言，这场比赛与昨天的比赛相比差若干个当量。然而，这毕竟发生在那一段我如火一般喜爱网球的日子里。

    后来，耳畔总是回响着纳达尔如狮子般的咆哮与费德勒落寞的眼神。在大满贯的决赛场上，神与人只一线之隔。费德勒这般，纳达尔亦然。明日的小德估计也难逃岁月的掌心。然而，无论如何，曾经的热血沸腾，总是会如犀利的刻刀镌铭在脑海与心灵的最深处，并且在他们剩余生命旅程的困境中不时地涌现出来！他们都曾在赛场上健步如飞，他们都曾经在烈日下挥汗如雨，他们都曾在荣耀与失败之间如履薄冰。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在那一个瞬间牢牢地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看到昨晚纳达尔沉重的步履，聆听到小德呼哧的喘息声，我也仿佛回到了那些年，想到了那些人、那些事。很多记忆已然模糊，但内心的感动、自信、坚定与倔强依旧。在这即将告别春节的午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掩面为自己加油：2012，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