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他者的盗版

                                       ——海盗党的兴起与网络时代的公民政治

 

一、事件

    今年6月9日，瑞典海盗党的支持者们在斯德哥尔摩走上街头，挥舞着骷髅与骨头交相辉映的黑色“海盗旗”，庆祝海盗党在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突破性胜利。瑞典在欧洲议会中共有18个席位，此次海盗党在瑞典以7.1％的支持率夺得一席。兴奋的党员和支持者们大喊“我们要与布鲁塞尔共享资源”，西装革履的领导人们高唱着“宽带颂歌”，而作为海盗党副主席和新一任欧洲议会议员的恩格斯特罗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欢快地说：“做个海盗真好！”为互联网自由的梦想而狂喜的年轻人们给予这位貌似平凡的政治家数之不尽的头衔——“伟大的自由主义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世界文件分享运动的先驱

结构与能动性：人类学理论的钟摆

一、             引言

    埃德蒙·利奇在《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一书中描绘了一个动态的社会，即缅甸克钦人的政治制度在贡萨和贡老之间游移不定，就像一只挂钟的摆针，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其变迁的原动力来自于克钦人对个体利益的盘算和争夺，利奇据此建构起他所谓的“钟摆模型”。

    利奇的钟摆模型虽来源于遥远的克钦社会研究，但对学府大院里的人类学者而言，此模型也颇具解释力。在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前，人类学的思想家们总想提炼出某种全能的理论，企图将人文世界的众生百态框于其下，进而对人类生活给出某种终极的解释。基于此种包打天下的雄心，那些拥有理论报复的“贡老”，都对其时占据“贡萨”位置的学界大家感到不满，便往往站到其对立面，提出某种全新的“万能”理论。其结果，往往是原先的“贡老”变成了新的“贡萨”，鸡生蛋的问题变成了蛋生鸡，从而掀起一场思想革命或范式转换，也引起新的“贡老”们新的不满，如此世代更替、循环往复。

  

声明：本文属个人劳动成果，译自Ember的《anthropology》第十版321页至325页。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们习惯于认为一次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事，即一夫一妻制，但人类学发现，多数已知的社会容许一个男人同时娶多个媳妇，即一夫多妻制。然而，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刻，许可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的多数男人还是只娶一个媳妇；很

    人类学理论总在结构与能动性之间徘徊，孰优孰劣，孰高孰低，难以定论。潘师讲交易行动理论（transactionalism），引出了人类学理论的颇多论争，给人以混乱的人类学之感。

    交易行动理论不是人类学的内生物，而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舶来品。该理论强调自私、自利的行动个体通过对社会制度的操弄，达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它关注社会成员的利益选择如何生成和维系社会本身。在此，个人犹如游戏玩家，在游戏中做出不同的策略抉择。游戏规则仅仅限定了人们的策略选择范围，而不反映实际的社会生活，也不能通过观察游戏规则来预测个体的实际行为。

    交易行动理论在人类学里的代表人物是弗雷德里克－巴特，他有两个精彩的个案研究。

    在位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的斯瓦河谷地，帕坦人在传统上是一个无国家的社会，没有高于家族之上的权威存在。他们在一次远久的战争后确立了土地传承规则，将肥瘦不一的土地在家族之间每十年流转一次。土地流转期间的家族与家族之间成为对立的二元，因此家族内部是一个团结的整体。然而，单个家族内部又有许多支系及家庭，单个家族得到流转的土地之后还要继

    07年初，我下定决心重回校园。一为兑现毕业时的诺言，重拾经典；二为鞍马劳顿的江湖生活打个逗号，检点一下田野中的所思所想。经过半年的复习和半年的等待，08年9月，我回到了这个实际上不曾离开过的校园。入校两月以来，我的“实践”却远离“生存心态”，游走在学校各部门之间，做些忙乱而琐碎的事情。

    忙乱的间歇，我总会出现在可能出现的讲演场合，聆听前辈或是同道的言说，对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同道羡慕不已。虽说我坚信人类学是“野人”的学科，书本必须溶于社会，特别是那些“遥远”的“异域”社会。但在校园里，本应是书斋时刻。

    除了聆听，我也在夹缝中闻点书香，但基本上都是匆匆而过，根本没有心思细细研读。

    布迪厄的读书计划一直迟迟难以启动，从国图借出了原版的《the logic of practice》，也只是装装样子，还没来得及看上序言就又还回了国图。至于那本大名鼎鼎的《th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连国图都没有库存。这也让我意识到学科原版书建设的重要性。如果说思想也可以看作田野，对于布迪厄而言，我只能做个摇椅上学徒，看些二手资料而已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鼓楼，二十七层。

在三江县林溪河游泳

程阳侗寨

 

怒江第一湾

第一湾全景

怒江沿线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