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画生的BLOG

这其中一段段厚重的历史，包含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而他们的命运又或多或少地和那个叫“西口”的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历史上的“西口”到底在哪里呢？这条路是如何被打通的呢？

从杀虎口开始

西口，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

杀虎口明朝时称杀胡口。明朝时蒙古贵族南侵长城，多次以此口为突破点。而明王朝派兵出长城作战，也多由此口出入，所以起了这么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清朝统治者对蒙古贵族采取怀柔政策，将“胡”字改为“虎”字。由此杀虎口之名沿用至今。

杀虎口是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是晋北山地与内蒙古高原的边缘地区，也是从内蒙古草原南下山西中部盆地或转下太行山所必经的地段,距右玉老城仅10多公里。杀虎口两侧高山对峙，地形十分险峻，其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两山之间开阔的苍头河谷地，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至今大同至呼和浩特的公路，仍经由此地。杀虎口关城是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土筑，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砖包，城周为1公里，高11.7米。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在杀虎口堡外另筑新堡1座，名平集堡，其长、宽、高、厚与旧堡皆同，两堡之间又于东西筑墙相连，成掎角互援之势。

明代时，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这里曾驻扎了大量军队。明朝和蒙古部族关系缓和之后，它又被开辟为双方贸易的市场。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战争结束后，这里成为山西人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由于来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

其实，如果我们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就会发现，山西北邻蒙古草原，南边紧挨着中原腹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农民种的茶、纺的布，中原的农民种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养的马。这种相互的需要，必然会造成商业的往来，如果商业往来被人为阻断的话，就只能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但不论战还是和，山西可能都是连通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之间最短的一条通道。这一点，那些想在中国建立强大王朝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朝皇室入关之前，在制订他们经略中原的战略时，就把山西作为必须控制的地区之一。他们认为“山东乃粮运一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极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们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这些话并不是说说而已，清兵一入关，顺治皇帝的屁股还没有在紫禁城的龙椅上坐稳，马上召见了当时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宴便殿、赐服饰，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最终还把这些商人编入了由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

　　顺治皇帝超规格的礼遇，为清朝后几任的统治者换来了极大的回报。雍正十五年，朝廷调集九省大军，平定青海叛乱。清军进入草原深处之后，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困难。

正当朝廷上上下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叫范毓宾的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就交给我做吧。”范毓宾的爷爷，恰恰就是参加过顺治皇帝赐宴的那八位商人之一。

一个国家都很难做成的事，一个商人做起来可能就更加艰难。有一次，范毓宾运往前线的十三万担军粮被叛军劫走，他几乎变卖所有家产，凑足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买粮补运。 范家以“毁家抒难”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识，作为回报，朝廷慷慨地把与西北游牧民族贸易的特权交给了范家。这一下对范毓宾家族来说，称得上是天大的商机获取，因为在此之前，朝廷是严禁汉人进入草原和牧民进行贸易的。

走西口的路就这样被打通了。

走西口的“关口”

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不论走哪条路，首先都要穿过横亘在那里的长城设置的一系列关口。

既然是长城上的关口，最初的作用是作为军事要塞，地理位置自然十分险要。雁门关位于平均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脉之中，它之所以得名，据说是因为这里位置太高，关城建好之后，空中飞的大雁也只能从城门洞中穿过去。一两百年前，走西口的山西人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过这些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为了能在春天到达草原，他们又往往必须选择在数九寒天就开始这种漫长的跋涉。

　　在这种条件下，山西人不但走了过去，而且是一代又一代地这样走过。固关是山西东北部的一座门户。通过固关关城的路，由厚重的青石铺成，由于往来人员车马川流不息，年长日久，甚至在这些青石上，轧出了几寸深的车辙印。至今，在杀虎口那条著名的石板路上，当年晋商的车辙痕迹有十几厘米，足可见当时的繁华。

如果说，这些只是地理上的关口的话，那么翻过这里，走西口的山西人还要面对一座座心理上的关口。

出雁门关往北不到一百公里，有个村子叫歧道地。在村子边有两条大路，一条通往杀虎口，一条通往张家口。虽然两条路最终都可以到达蒙古草原，漫漫长途到底该往哪儿走呢？

对最初走口外的山西人来说，蒙古草原只是寄托着他们模糊的希望。在那里他们到底能做什么？结果又会怎样？大家心里并不清楚。那些迫于无奈，只好咬着牙忍着泪从家里义无反顾地走出来的人们，面对眼前的选择时开始犹豫了。当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就站在这处叫黄花梁的山冈上，唱起那曲悲凉的歌。

正如一位山西山阴县歧道地村民所言：“当年南面的人上来，到在这儿来说了，一爬上这个梁，就可以看见下面（两条路），这就是说‘上一个黄花梁呀，两眼哇泪汪汪呀，先想我老婆，后想我的娘呀！’这意思也就是一个顺口溜哇。”

没有把握，走西口的人们就不知道哪头去，生意好生意坏，就等于到这儿扔鞋板，扔在哪边他就走哪边。这样的做法，不是听天由命，它更像是一种赌博，和命运、和西口、和老天爷的一种赌博。

其实，走西口的人群中，也有经过千辛万苦而成功者，并出现了新的商业群体。成功者的榜样，给走西口的人们带来的希望。比如大盛魁商号创始人王相卿（太谷人）、史大学、张杰（祁县人），当康熙平定准噶尔叛乱，军队深入漠北因粮食供应困难，特准商人随军贸易时，便充当随军肩挑小贩。清军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军队供应需从杀虎口运送，王相卿三人便在杀虎口设“吉盛堂”商号，经营粮食等贸易。大盛魁结合蒙古地方特点，组织货源有针对性，经营手段有灵活性，逐渐占有了喀尔喀蒙古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内蒙古各盟旗市场，并获取了高额利润，据说逢三年分红，每股可达万余银两。大盛魁极盛时有员工7000余人，贸易额1000万银两左右，号称可用50两元宝，铺一条路从库伦（乌兰巴托）到北京。

因此，某种意义上说，走西口尽管是一次由内地向塞外的大移民活动，但其最大的历史价值与意义，就是推动了塞内外物资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