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听我的高中同学李喆说，电子科技大学扬言证明狭义相对论有误的那个博士是他老师。我想，无论结论是否靠谱，真理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此君精神当值得鼓励。Aristotle错了怎样，Galileo错了怎样，Newton错了怎样，Einstein错了又怎样，只要对科学的推动意义存在，只要曾经上升到权威高度的错误不建立在排斥质疑与否定的基础上，其功绩仍旧是值得肯定的，足矣。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面对错误的态度。不能连打一个问号都要怒目以对，因为真理从来不会回避和恐惧对它的检验。相反，真理愈加

我的初中

范晓伟

 

    我高中来到实验中学，可以说是一个命里注定的缘分。

    说到这层缘分，就不得不先谈谈我的初中。我的初中学校，是与我在小学阶段的后三年所读的小学同体系的私立教育学团，这个学团的名字叫华夏学校。由于当时的政策是初中生不允许跨区就读，而南开区除了南开中学之外并无优质的中学，所以我的父亲早在小升初考试前便已做好了要我和弟弟到实验中学借读的准备工作。然而在考试后，他再次征求我和弟弟的意见时，我却表示了留在这个学团里，弟弟也没有不同意见。父亲考虑再三，也予以同意。我当时之所以选择不去实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当年，这个私立教育学团里面的实验班的教师，几乎都是市五所直属市重点的退休教师担任，即使个别不是，其能力与经验也与前者不相上下。第二个原因，则是当时我家还在南开区，与实验中学距离较远，而这个私立教育学团则离我家极近，能够节约不少时间。

    我们毕业的那一年，可以说是华夏学校黄金时代的结束。在我们走后，生源质量开始迅速下降，（这可能是由于我们那一届和之前的往届

    我也尽量避免刻薄的毛病，首先要表扬我党的这种姿态。但是，舆论监督好是好，效果却值得商榷。试问央视能监督得了谁呢？自己点烟花烧大楼的央视连自己都监督不好，你能监督好社会和我党？还是那句话，体制不改，光做这些花边摸布没有用。央视是体制的一部分，是广电总局直属的副省级单位。社会舆论监督者是监督对象的儿子，你说父亲偷了别人的钱包，有几个儿子知道了愿意去报案的？不要总“用心”打这些政治体制改革的擦边球，我智商这么低都能看出来，何况他人。

    物理学界已经证明，引力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力。根据广义相对论，引力现象之所以出现，源于物体的质量造成其周围时空的扭曲。物质与能量的存在，会使它周围的时空形成一种产生拉拽假象的扭曲，这才是物体相互靠近的真实原因。这可以用光的弯曲传播路径来证明，也同时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释地球和人的关系。

    根据万有引力定律，人之所以在地球上而不被抛入宇宙，是由于地球本身具有引力；苹果之所以落在地上而不会飘在空中，也是由于地球引力的缘故。然而事实上，引力并不存在，它仅是一种现象。地球作为一个大质量、高能量的物体（事实上能量就意味着质量，例如“光”和“人的意念”），会令其周围的时空产生扭曲。也就是说，人和苹果没有受到任何扭拽的拉力将他们拉向地球，这仅是一种错觉。事实上是因为人与苹果同处在因大质量地球的存在而被扭曲的时空里。时空本身就是弯曲的，人和苹果拥有一种天然的下陷趋势。

    因此，“万有引力定律”仅是广义相对论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在科普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小心被我预测出来，我的预测是奥运之后，而金融危机正式爆发时间是9月，可以说够准。

    这次的世界金融危机在中国演变成一场经济危机，是必然的。事实上，中国政府始终在避免“经济危机”四个字。开始时回避“危机”，仅用“金融风暴”代替；最后全世界都在用“金融风暴”了，中国政府也只好“就范”，仅是最大程度避免“经济危机”这四个敏感字眼儿而已。事实上，也许是政府在欺负中国人不懂经济常识。就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而言，经济一旦遇到经济危机，首先必然体现在金融上，这一点毫无疑问。换一个说法，只要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必然受到巨大影响，十有八九会出现经济危机。中国托了制度的福，没有酿成金融系统的动荡，但是经济的危机实则难以避免。不过还好，目前来看，通过大规模宏调与大项目带动产业链复兴，中国的经济困难比预想的要好。

    关于我在2008年初所预测的中国金融危机，为什么会被世界金融危机所掩盖，是今天首先要谈的一个问题。我当初的理由主要是围绕国际热钱与国际金融环境而言的，事实上也都与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密切相关。不断渗入中国的国际热钱自2007年

    暴雨时至，径流泛野。数川并流，若有洪貌。鼠国大乱，徙之全民避以高山之窑。鼠王享乐如故，遣人遍植罂粟，制毒以贩。或有不解，王曰：“此‘大生产’耳。是山无人以盗，非比以往。若无自己动手，焉有丰衣足食？”

    坝之既溃也，殃及城人，饿殍遍野而饥民无计。朝廷济以钱粮，遣壮士、匠人往治。数月之后，洪退而困解，人畜始以复兴。

    鼠王闻之，遂领万民归于故地。鼠之太史录于书曰：“是年有灾，洪水之烈，未尝有历。夷人皆惧，然不思治，反欲灭我。鼠王有理、有利、有节，领军民数万以抗，浚河而开渠，家国遂安，堪称抗洪之中流砥柱也！”王悦，赏之，遂告于天下。既而山呼万岁，东方既红。

    百鼠置洞于仓。人恐病，不日而驱之。逾百年，鼠又至，人复驱之。鼠王不悦，亲往而察，见有铁门，无孔以入。怒曰：“仓廪者，自古为我之属，吾祖久居于此，诚乃鼠国不可分割之一部。今复讨之，焉有过乎？”遂绘图，名仓廪为鼠界。又遣太史，录于书曰：“是年，夷人百万入侵我仓。王领神兵数千以敌，夷兵败走”。乃还。

    晚饭时，十三妹给我们一小撮的QQ群里发来这样一段话：“重庆大学的毕业生黄治中，被分到青海石油管理局的地质研究所工作。反右时他在北京进修。结业回到戈壁滩时已是1958年2月，反右已结束；可石油管理局没有完成抓右派的指标，黄所在的地质研究所也分到待抓右派份子指标一个，于是他被划为右派。黄申辩道：‘我一张大字报没写，一句话没说呀！’党委的结论是：典型不说话的右派，从骨子里反党。”这并不新鲜。当年，我的姥爷在公安局做警察，便是个圆滑者，从不多言政治。公安局为了完成指标，便只能要他读报，读到可以做文章的地方，你便右了。

    我记得胡适说过，“大陆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特别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说话的自由。”这句话说的很到位。不能说真话，又不能不说话，便只能说假话了。然而从上面的事例来看，就算真的不说话，却还是有罪。这个罪，似乎就是与生俱来的天然品，像基督教的原罪。

    今年的六月五日，我在《继之青年》的沙龙里谈到过有关言论的问题，主要针对的，就是混淆视听的逻辑。人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基本前提是逻辑不能出现太大的漏洞，观点可以有差别，甚至可以截然

    南京的张明宝先生酒后驾车，国人一片喊杀。我个人认为，他作为一个凶手剥夺了他人的生命权利，这不对；但是我们如果也作为凶手剥夺他的生命权利，就一定毫无疑问吗？

    对于故意杀人罪，我认为应当施以终生监禁。在这一点上可以借鉴西方的罪行累计法，除罪大恶极者之外，将绝大多数杀人者施以终生监管，而非一杀了之。我们之所以要对杀人犯设置死刑，是为了维护生命的尊严，那么，基于这个考虑，我们同样也应该给予那些并非罪大恶极的杀人者生命的权利和尊严。

    同理，对于那些贪污犯、政治犯、走私毒品犯等等，则更要回避“杀”字。杀人，是最简单处理问题的方式；暴力，是最直接、最肤浅的解决方法。二者都无法在终极意义上解决问题。用杀人来施以惩罚，无法体现出法律的理性与目的，尤其是以“杀”惩“杀”。法律的终极目的不是惩戒，而是避免。惩戒凶手，终极目的是为了避免死亡。

    对于死刑，要予以最大程度的重视与限制，而不能滥用，更不能拍脑门。而尽量避免死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冤案、政治案与一些特殊犯罪给予一个得以挽回的机会。前两者不多做解释，单说

    鼠民昼伏夜出，惊扰于人。人遂制毒食，欲以灭鼠。媒体闻之，有访鼠王者，问以策。王嗤笑不止，仰首而侧视，目有蔑。曰：“是猫，纸为之。焉有惧哉？”媒体走，王汗流浃背，面有惧。遂召群臣，谋于暗室。期年之后，鼠国亦有纸猫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