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民的博客

“黑五类”是文革发明的专用名词之一，我认为它可以归入中华民族大耻辱的词典中。

人类一般是以肤色、民族、种族、宗教、国籍等等来进行分类的，而在文革中，中国发明了用“政治血统”来划分人群，以此相对应的是差别极大的社会待遇。所谓“黑五类”，就是以每个人的“出身”来划分“政治血统”，按照“出身好坏”，人为地把中国民众划分出各种高低贵贱的社会等级。“黑五类”就是指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庭出身的子女，后来泛指所有“出身不好”的孩子，包括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民主党派人士、反动知识分子、私营业主、两劳人员的子女，等等。一旦被划入了“黑五类”，这些孩子在就学、就业、参军等方面就会受到公开歧视，失去公平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以至成为社会孤儿。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害，十分丑陋与不堪，与希特勒的“排犹运动”相比“毫不逊色”。

记得“文革”中很流行的一句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不过，在文革中这不过是一句矫情的口号而已，“中国的无产阶级”们不仅

大约在1966年至1967年之间，我刚上小学。每天上学出门，要穿过一条很长很窄的弄堂，然后九曲十八弯，绕到一条从城里穿行而过的小河边，再翻过一座摆满菜农小摊的水泥桥，在桥边一家早点铺子买上一个烧饼一根油条，开始了我一天的读书郞生活，周而复始。

我生活的那个城市叫湖州，位于富庶的江南水乡，过去叫吴兴县。如今我对家乡印象最深的，是家门口的那条弄堂，细细长长的，纵深大约有150多米，但宽度只有1米左右，两人迎面相逢必须侧身避让。一块块石板铺成的路面走在上边不时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小巷两边都是江南水乡那种古老的建筑，大多是晚清和民国年间遗留下来的，白墙黑瓦，如同水乡乌镇的建筑一样。其实吴兴距离乌镇也不过几十公里的路程。

今天回想起来，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多么美丽而古朴的城市里啊。但当时，我全然没有这种感觉。文革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环境与今天是完全不同的，我记得家门口这条150多米长的弄堂里，白墙上到处都是“毛主席语录”，是那种用红油漆刷出来的又大又红的字迹。人走在弄堂里，实际上就是行走在一排排鲜红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居住在一个当地干部和居民混住的大院里，有几十户人家。记得在一个夏天里，红卫兵抄家突然盛行起来。我家斜对面的楼下住着一位在当地剧团工作的乐师，有天下午突然传出一阵阵男人的惨叫声，我趴在窗口往下看，只见几位高大的青年闯进了这位乐师的家中，用自行车轮胎制成的皮鞭猛烈抽打这位四十岁左右的乐师，惨叫就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家里大人告诉我，这是红卫兵在抄家，叮嘱我千万别出门！我十分害怕，但还是忍不住从窗口往下窥探，只见乐师家被翻腾得一片狼藉，不知红卫兵们要查找什么东西。他家的两个小女孩吓得魂不附体，躲在屋角瑟瑟打抖。那个中年乐师蹲在屋中间，光着膀子，身上有一道道鲜红的印迹，显然是红卫兵们用皮鞭留下的。这个情景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忆里，至今难忘。

    我当时不明白什么叫抄家，只知道这位乐师肯定是一个“坏人”，他家的“出身”肯定不好，肯定藏着“变天账”之类的“谋反罪证”。从此，就不敢跟他家的任何人来往了。

    在那个夏天里，我们居住的院子里，先后有十几家被抄家了。红卫兵说来就来，说抄就抄，说打就打，说拿走什么就拿走什么，全然没

前段时间到美国夏威夷采访，有天从位于威基基海滩的喜来登酒店20层楼放眼望海，俯瞰整个威基基海滩，留下了相当难忘的印象：沿着海湾的海水无比清澈，从高处望下去，居然能够看清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深处海底的珊瑚礁！哇哈，如此清洁的水质，如此清洁的海滩，让我过目难忘！

参观刘永福在广西钦州的故宅“三宣堂”，感触良多。

在中国近代史上，刘永福的命运最具有传奇色彩，他可算是在体制外“个人奋斗”的成功典范了。他的人生完全靠自己一笔一划去认真书写，没有出身豪门，没有贵人相助，没有官府依靠，却走出了一条自我升华之路。

刘永福早年投靠天地会和太平军，靠反清起家。在那个“唯有读书高”的科举年代，无缘受教育的穷苦孩子要想个人发迹，唯一可走的“革命道路”就是造反。那时没有“全民经商”，想做个小买卖自寻生路都难上加难，相比之下，现在的“城管”比那时的“官匪”宽容多了。太平天国失利，刘永福率部撤到藩属国越南避难。当时在中越边境一带有多支流窜的中国民间武装，也可以叫他们“土匪”，有“黑旗军”、“黄旗军”等等，他们靠垦荒种地、收保护费、在河道上“非法收费”等等办法存活。偶尔，他们也替越南国王卖命，去帮助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和土匪等等，维护一方社会稳定，既可挣点外快，也搞好了“国际政治关系”。

没有独立司法就没人是安全的

    ……最后，我要对重庆公安局王立军局长说几句话。2010年11月，你被西南政法大学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我恰好也是母校的兼职博导（查简历，还获悉你也是北大法学院刑法研究所的研究员，足见我们的缘分不浅），所以这里不妨做些学者间的交流。虽然只是公安局局长，但由于重庆当局将“打黑”运动作为工作的重点，你的角色就特别凸显，可谓举足轻重。对于你主导的这场雷霆万钧的运动，我颇有一些担心。一是指导思想上如果存有净化社会的观念，结果可能是危险的。人性总有某些无从改变的特性，一个健康的社会也许只能对于某些人性的弱点采取容忍的态度。况且秩序与自由有着内在的紧张，过于重视秩序，未免偏于一端，令自由受到减损。

    第二，尽管我们都痛恨黑社会，也赞成以法律制裁这类犯罪行为，不过还是要看到，黑社会在重庆能够发展到你们喜欢声称的那种可怕程度，那一定是我们的“白社会”出了严重问题。例如司法不彰，企业界只好依赖法外手段保证交易安全。打黑固然必要，但治本之策却是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和司法正义

    今天看了美国04年的一部电影《女权天使》，内容是上世纪初一群美国妇女为了争取女性选举权的故事，这是一段女人与强权、司法、保守力量勇敢抗争的历史。为了得到与男人平等的政治权利，这些中产阶级女性走出家庭跟总统和议会叫板，她们无私无畏，宁肯受辱、绝食、坐牢也不屈从统治者。在这其中，美国的新闻独立和舆论监督，对妇女最终获得选举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见，只要有独立的第三种力量——新闻自由的存在，任何强权暴政、司法黑暗都是能够战胜的！因此，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称得上是全世界“第一良法”。

    中国掌权的改革者是世上日子最不好过的一群人，从清末的恭亲王、李鸿章一直到胡耀邦等，从来没有善终，或者得到过好名声，尽管他们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最大。他们永远受到左右两面的夹击，且夹缝中生存，很难左右逢源。保守派永远骂他们是卖国求荣、汉奸走狗，改革派永远骂他们软弱妥协，像小脚女人一样走路。但是中国保守派永远占据某种“道德高度”，他们身披一面“爱国”大旗，身后会跟着一大批盲目的暴戾的群众。最后的结果，只能审时度势，为了保住权力，回归保守，任其左潮泛滥。于是，中国又开始原地转圈，苦苦等待或寻找下一次社会改革的动力。这是专制社会和中央集权国家无法摆脱的社会发展定律。如果要摆脱社会发展这种左右摇摆的震荡，真正不折腾，出路只有一条：民主。就像毛泽东在延安时对黄炎培所说的。民主是核心表现，就是变暗箱政治为公开政治，实行多党竞争、言论开放、宗教自由。换句话说，就是今天台湾。民主的道理很其实很简单。

    头一次到温州的瑞安县，感觉还是蛮震撼的。这种震撼首先来自于县城大街上川流不息的世界名车，瑞安如同一个世界名车博览会，各种意大利、法国、德国的名贵跑车比比皆是，宝马、奔驰在这里就太不起眼了，仿佛在北京开一辆桑塔纳2000似的。瑞安与温州其它县区一样，全民经商，民众极为富裕。全国眼镜、汽配等行业一半以上的市场，是控制在瑞安人的手中。

    刚来温州时，向朋友打听当地有什么可看的景点和文化景观。他们说除了雁荡山、楠溪江等自然景观之外，在温州地区少有文化景观。戏称温州是“经济强盛、文化疲软”。但是在瑞安，我发现了一处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玉海楼，是一片保护很完好的清代建筑群，典型的南方木质建筑物，尤其那些雕刻精美的木窗棂、布满青苔的天井……让人沉浸在一种江南特有的文化氛围中。虽然是春节的假期，但来这里参观的人极少，也许当地人对它太熟悉了，不稀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