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享福的人。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幼年与少年时代经受过一定的苦难，繁缛的劳作，衣食交困。我只是通过发愤图强、勤学苦读，凭借一点小聪明，适逢一场“及时雨”，才终于跳出了“农门”。吃过苦中苦，方知甜中甜。曾经的艰辛非但磨练了人的意志，而且参照出如今的幸福感来。所以我懂得知足，一个有幸福感的人。
我的幸福表现在我对它的享受。每天晨起我会伫在高高的露台上看风景，呼吸新鲜的空气；每天傍晚我会与妻子携手散步，或者逛超市；夜里可以守着电脑看网页、写文字，或者卧在床上看闲书。其间，没有无端的电话对我下达命令，没有不速的来客入门纠缠谩骂,无需在酒桌上“舍命陪君子”，然后“现场直播”，无需公众场合遇见权贵，点头哈腰，握手敬烟。至于上班，我也会视为一种享受，因为我面对的是一张张淳朴的面孔和一双双澄澈的眼睛，在文本的解读中有我的“新”得，在“问题”的碰撞中有写作的灵感。而且我所结交的朋友都是志同道合的“君子”，真性情、有品味，无狐态、少狼心。所以我的幸福了然于胸、触手可及，“诗意的栖居”不过如此。
我可以是一个不幸福的人。如果我企求太多，欲望太强，就可能使自己像一头拉磨的毛驴，像一只飞窜的苍蝇。睡在床上，我会想着那些勾心斗角的人事，心烦意乱，如窝针毡；端着饭碗，我会念叨那些山珍海味、洋烟御酒；坐在电视前，我会羡慕那些在主席台上指手画脚的偶像；走在路上，我会出神地打量身边而过的“奔驰”“宝马”，色迷迷地瞅着那些摩登的美女洋妞。于是更有可能的是，节假日我会为了增加收入开班辅导，早起晚睡，东奔西走；或者挖空心思跑官买爵，弄得一个头衔，以名利双收；甚至千方百计地巴结权贵以圈得一块地皮搞开发，一本万利。如是得陇望蜀、贪得无厌的人永远不会幸福，让太多的欲念、太强的奢望成为幸福的羁绊。
买菜琐记
假日，或者早晨上班之前，我会到小区的菜市场买菜。每天上班两点一线，朝九晚五，很单调，很沉闷。市场上人来人往，面孔各异，相互熟识的可以颔首致意，微笑招呼，很亲切，很温暖。市场上声音嘈杂，群像百出，理趣盎然，是生活，是写作的源泉。
我是俗人，吃喝拉撒睡，柴米酱醋茶，一样少不了。我说过，我是家庭“煮夫”。所以买菜之于我，是习惯，是爱好，也是生活的必需。买菜或者下厨，伟人未免如此，女有撒切尔，男有克林顿。我等下里巴人，自供自食，来去自由，感受着生活的况味。每天为生活的琐碎奔走，曾感觉那么卑微与庸俗，但如是真实地活着，真正的生活莫过于此。
买卖之间，货物入袋，兑现于平日的劳动所获，彰显着生存的自信，感觉自己并非四体不勤、不劳而获之流。而且之于我，每日面对文字，数字概念匮乏，而买卖之间钱币进出，心计口算，被凝滞的思维顿时活跃。
当然买菜的时候，偶或我还会讨价还价。有人将“讨价还价”归为小农习惯或主妇意识，不齿不屑的小家子气。“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若在蝇头小利之间锱铢必较，何称君子？我是人民教师，师道尊严，为人师表，若讨价还价，则有失身份体统，君子风度。但教师只是平民，囊中羞涩，每一分钱都浸泡着自己的汗水，既不如生意人将商品趸进卖出，囤积居奇，白花花的银两鱼贯而入，也不如开发商家将土地圈来造宅，待贾而沽，一本万利，更不如权势显赫者卖官鬻爵，坐在家里收人情，守在办公室里钓红包。不过讨价还价的过程犹签定合约，合约在前交易买卖在后，你情我愿，光明正大，合理合法。而且它可能本质上不在于“钱”字，只在于一种合理的公平心，既不肯巧取豪夺他人所有而玷污清白，也不愿意被人当做“傻冒”而背后耻笑。讨价还价的过程是规矩人自我保护的必需，彰显主人的自律与机警，既不去欺人也不被人欺，显然与那些坑瞒拐骗、敲诈勒索、损公肥私的伎俩不可相提并论。
前日在菜市场上，道旁一行乞的残废人，身边放一搪瓷缸，施舍钱币的都是一些采买者。此情此景令人同情感动，便不假思索的投了五元钱。不过此前，我因为半元一角也曾与一卖主讨还着价格。移步间，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正是早年在本地主席台与电视屏幕上频频亮相的要人，曾经每日吃请、现身于豪华包间的他如今已如我一般亲自为生计操劳。此君从乞丐面前匆匆走过，一脸漠然，迥异于他当年每每年关下乡送温暖时的镜头：右手拿一红包，左手紧握住贫困户主的老手，面对镜头，笑若桃花。此时此景，只遗憾我没带镜头。
陪你一起看草原
怀疑与批判（随感）
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初次接触，表象观察，常有人这么评价：平易谦和，宽厚仁爱，恍然一个十足的大儒。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有自我才清楚体内所有的怪癖。我是一个敏感而细腻的人，敏感得近乎多愁善感，细腻得等同入木三分的“犀利”；也是一个率性而随便的人，常常桀骜不驯、忘乎所以，或若麻木不仁、宠辱偕忘；又是一个惯于沉默的人，有时近乎木讷与呆滞；兼是一个尖酸刻薄、一针见血、见解怪异、好放厥词的人。凡此种种，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怀疑论兼及批判主义者。
庄子的'大人文精神 '
曾几何时，国人一度执迷不悟，在所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的口号下叫嚣“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一改远古依赖自然、敬畏自然，把自己视为自然的儿子，对天地有着一种由衷的亲切感戴之情。完全凌驾于自然之上，把原来相亲相近的自然万物当作可占有的财物任意践踏役使，由此而导致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一种种资源告罄，一个个生物灭绝等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切的忧虑和思考。
痛定思痛，如今西方人试图找到一剂良方，将目光转向东方，中国的庄子哲学成为西方人的热门话题。蓦然回首，国人也幡然醒悟，亡羊补牢，重新审视起庄子。原来在两千多年前的庄子那里，其自由观思想不仅推崇人，人的精神，人的价值，而且普照整个人类生存环境，包含普爱万物的“大人文精神”。
人是自然化育恩养的万物之一，人类社会是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都是自然系统中的一个成员，彼此之间是互为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除了人之外，地球上各种有生命、无生命的物质，不仅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对人类都有积极意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自然孕育万物，生生不息，作用无限而伟大，“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庄子·天道》）古代的先哲无不崇尚自然，赞美天地。天下万物都有各自的本性，有自己发展变化的特定规律，人们正确的做法是顺应它们各自的本性，遵循它们各自的规律，不要刻意妄为；天下最纯正的道德就是听任万物自然而然地生长发展，保持它们自然的禀赋和天真的性情；否则，必然会违背事物的规律，扰乱自然界的秩序，给原本和谐的自然界带来纷乱，甚至造成灾难。
人与自然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所谓对立，是说人类要生存发展，就离不开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与其他生命体在资源利用上的竞争；所谓统一，是说在终极意义上人与自然万物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离开自然环境，人类将无以生存，更谈不到发展。在对立过程中实现统一，在统一中又不失去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为此，庄子不仅把与天地和谐视为人生最大最美的追求，还把它视为人生最大的欢乐。要实现“天和”、“天乐”就要下番“原天地之美”、“明天地之德”的功夫，修炼具有“知止”之德、“天和”之美的圣人之心。只有具备了朗照天地、洞察道体的圣人之心，才能做到“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庄子·大宗师》），从而平等、宽容、仁爱地善待天下万物，做到与自然万物和谐融洽，实现人生终极追求和最大欢乐。
人类作为一个从自然环境中剥离出来而又须臾离不开自然环境的物种，不管智能多么发达，工艺技术多么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过去是，现在乃至将来仍然是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人和任何生物一样永远摆脱不了自然规律的制约。因此，人类要从自以为地球主人的误区中走出来，自觉地将人类生存与发展纳入到大自然的普遍和谐之中，在大自然庄严统一的秩序中，发挥人类的智慧与创造力。任何践踏自然、破坏自然的行为都是无知和罪过，最终导致的是人类生存质量的降低。
行为代偿之唯物论
在乡村，见过给人“算命”的瞎子，生辰八字念念有词，天干地支滚瓜烂熟，虽然天生失明，不曾认识一文半字，“命理”都是来源于他人的口授，但其记忆力很是令人惊讶和佩服。
也还见识聋子，是本村子的一个青年。他少年失聪，读书并不必同伴逊色，似乎能一目十行，尤其令人惊奇的是他十分擅长捉鱼。霜降或严寒时节，他能随时随地在一条沟渠里轻易地摸到许多大鱼，仿佛那鱼经他一接触就乖乖就范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即便是一个残疾人，造物主若损失了他的某种行为能力，必然从另一方面或几方面予以弥补——上面的例子曾给我这样的认识。后来读书，这一信念似乎更强化了。譬如盲人阿炳用二胡演绎了千古绝唱“二泉映月”； 海伦·凯勒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小说《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凡此一切该是造物经意的安排吧？
日前读书有了新的结论。
据科学研究：盲人尽管失去了视觉，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失去了感知和理解世界的能力；他们的其它感觉会异常灵敏，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其视觉缺陷。失去视觉的盲人往往伴随着行为代偿，如听觉和触觉能力的提高。盲人行为代偿的神经机制之一是大脑皮层的跨感觉通道重组，即盲人的视皮层并没有因为视觉剥夺而失去作用，而是广泛地参与了其他感知觉任务。原本暂时的神经联结由于受到新的感觉信息传入方式的持续激活而固化，从而形成新的神经回路，可能是此类跨通道重组的神经基础。盲人如此，聋哑人则如此类推。
由此可见，发生在残疾人身上的行为代偿现象是唯物的，而不是唯心的。也无论如何，作为教育者该得出一点启示，那就是一切人才的可塑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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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相随倍觉亲
——纪念《枞阳杂志》发行五十期整
二十多年前，我还是一个懵懂的文学青年，一份名为《枞阳文艺》的小报（随后更名为《蒲风》）让我喜出望外。她所刊发的文字多为文艺作品，除了小说、散文和诗歌，还有歌词和民间故事，因为多出自本土作者之手，又包含地方风土人情，读来分外亲切。这份小报，是我最初亲近文学的伴侣，强化了我的文学梦。也曾面对小报，心里窃窃地想，什么时候她能变成一份厚实的杂志？
终于迎来《枞阳杂志》的面世，大概在十多年前。杂志创办之始，就陆续刊发了我的一些文字，使我分外喜爱，一直珍藏着，胜似任何大型期刊。回想起来，如果说文学是我心灵的鸡汤，那么《枞阳杂志》无疑有渗入其中的几滴甘霖与几缕芳香。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提高，《枞阳杂志》与时俱进，不断改版。改版后的《枞阳杂志》内容不断丰富，受众面更广泛，既是文艺的园地，又作为政策宣传的窗口、经济发展的桥梁和乡情的纽带，真正成为一份“枞阳人自己的杂志”和“枞阳人的名片”。她每期主题突出，贴近读者，贴近生活，贴近时事，图文并茂，灵动活泼，深受众多读者的喜爱，深得外地朋友的赞赏。
弹指间，《枞阳杂志》已经发行五十期整。回首来路，她成为我一如既往、每期不可或缺的必读之物，感念亲切之余，道声祝福与珍重。是为记。
校长去哪里找“怪才”？
可现在看来，这个担忧已成现实。校长们有的全以成绩论断，有的请来公证处公证，有的搞前期面试，才挑出这些名单上的孩子。其目的是公平公正公开，让别人挑不出毛病来———“非不能也，是不敢也”，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宋璞的话具有一定代表性。对校长们来说，这次推荐实在两难：以任何量化标准衡量，那些成绩优秀的“好孩子”们必然占上风；想挖掘真正的怪才偏才，校长们则要担太大的风险。
而公众之所以不满足“校长推荐制”只用来保险“主流”好学生，主要是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某些人在不少方面可能并不优秀，但其优秀之处则极为惊人。根据现行高考制度，他们难进好大学，但如得到因材之教，他们将成为高段人才之上的顶尖人才。
的确，从小到大，我们听过太多这样的事例。爱迪生、达尔文、达·芬奇，从小都调皮捣蛋；吴晗当年数学考0分，钱钟书稍高一点，15分，照样被名牌大学录取———这些提醒着人们：换到今天，这些大师岂不是连大学都读不上，最后要去修车、炒菜？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高中校长们固然担负着重要的责任，要将沧海遗珠般的怪才偏才找出来，推荐他们上大学。可再进一步说，在中国大学生“读书”的能力仍至为重要，这些怪才偏才们在大学里也未必能拿到量化的好成绩———其实，这才真正构成了推荐的风险与校长的担忧。
而从更广大的意义上来说，怪才偏才并不仅在高考的门槛上难出头。事实上，这反映了整个社会需求与教育诉求间的脱节———若是把钱钟书放在今天，一个从小不会读数学的孩子，要不就是连高中都考不上，早早去找工作，要不就是拼命读数学，以致文学天赋被虚耗。我们的教育体系，实际上令怪才偏才们大多在走到高考独木桥前就已被淘汰，留给高中校长的又有多少？
说到底，甚至连如今的社会，很多时候都不需要偏才怪才。读名牌大学，找一份体面而高薪的工作，已成这个社会年轻人们的主流追求。这不需要怪才与偏才的灵感，也不太允许一个人放弃功利心，只追求自己最强点的决绝和理想主义。
街上的马自达
闲言说话
常见一些人，在会场的主席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在众宾团坐的宴席上神采飞扬、妙语连珠，在局促的车厢内说东道西、插科打诨。此等能言会道者谓为“有口才”,是领导者谓为有水平，是职员者谓为有能力，是男士者谓为有魅力。人类说话的最初目的只为了便于生存的交流，渐渐异化为某种企图和效应。由主席台上的传达政策、指示精神、明确任务，变为显示水平、突出地位、加深印象。或则将宴席巧变为讲坛，任将唾沫播撒在碗碟上，但得成为宾客的中心和焦点，等等。
有水平的领导能服众，有能力的职员被重用，有魅力的男人讨女人欢心。《红楼梦》中的凤丫头“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所以在大观园里人缘极佳。大学士和珅一生能言会道，观言察色，蒙得乾隆帝的赏识，青云直上、飞黄腾达。
语言功能的发达使人成为万物的灵长。造物赐予人一张能言善辩的嘴，便于交流，便于展示，便于倾诉，便于发号施令。在这个世界上，有厨工就有食客，有抬轿子的就有坐轿子的。饭菜烹调的好坏在于食客的口感，轿子抬的好坏在于坐轿子人的感受。说话者说话，大都自我感觉到有说话的可能与必要，但自我的感觉未必等于他人的感觉。在共众场合说话本来量其所需，有人偏不甘寂寞与平庸，偏要唱主角，将自个作为众人的焦点和中心。说话若成了自我的炫耀与对他人的折磨，则可能遭人厌恶或被唾弃。
有个叫子禽的问墨子：“话说的是多好，还是少好？”墨子说：“这要看情形，青蛙整天叫个不停，没有人去注意，反而叫人讨厌；而公鸡只在每天天要发亮的时候鸣叫几声，却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说话要说得有用处，并不在多。”由此看来，沉默也是一种处世哲学，一种艺术，一种智慧，一种涵养，一种自信，一种风度，一种力量，更是一种福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