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送我曲江西 红杏园中醉似泥
——唐代的曲江游宴
曲江池位于长安城的东南近郊，是唐代最负盛名的风景游冶区，秦汉时期此地就有离宫林苑，隋唐时又疏水修葺，扩修新建了杏园、紫云楼、彩霞亭等，益发显得景色旖旎，风致佳绝。著名的长安八景中，“曲江流饮”即为其一。曲江池见证了唐代长安城的人们恣情放达的休闲娱乐生活，它的变迁繁寂，也折射着唐王朝的盛衰兴败。
“都城赏胜之处，惟有曲江”。长安的人们游冶逐胜，聚饮放怀，曲江池是当然的首选之地。每至上巳、中和、重阳等节日，这里便万众云集，“车马争先尽此来”。曲江游宴，是唐代长安人经常性的一种活动，规模
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
---唐代的春游踏青
每至春风送暖、枝发花放、莺飞草长、姹紫嫣红之际，委屈了一冬的唐代士女们此时便也春怀满襟，向往着户外明媚春日下的无边春色了。
唐代的休假制度
汉代确立的“五日一休沐”制度，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隋，一气就实行了八百余年。曾在南朝陈代当过尚书令的江总，在陈亡后入仕于隋，写诗仍称：“休沐惟五日。”而到了唐代，便成为“九日驰驱一日闲”了，由“五日一休沐”变为“十日一休沐”，即是唐代的“旬休”制度。这种“旬休”制度，先前曾在南朝梁代一度出现过，但并未形成固定的制度。
汉代官员实行“五日一休沐”，是由于当时官吏大都住宿在衙署，平时不回家，因而五天需有一天归家休息会亲洗沐。自南北朝起，官吏们开始试行“轮值”，分组轮流住在官署，能够归家的时间多了，迨至唐朝初建，事务纷繁，因而推行起旬假制。“旬休”为每月的第十天、第二十天和最后一天放假，“以宽百僚休沐”，按上旬、中旬、下旬，称为“上浣”、“中浣”、“下浣”。望文追义，可见自古以来令人放松
魏晋风度：闲适中的璀璨
在中国的闲暇文化史上，魏晋风度是一道奇异的风景，当时的士族名流所张扬出的性情和行为格调的美丽，闪烁在历史的烟尘之上，一直让后世的人们心动不已。
魏晋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时期，也是一个思想和文化异彩纷呈的时期。士族文人们遭受了离乱的痛苦、政局的迭变，身逢政治的败坏和险恶，深感前途莫测，世事难为。于是在思想价值观上，“援道入儒”，将主张积极入世的儒学高高束起，转而投向清净无为的老庄之学。他们崇尚玄学，风行清淡，不拘礼教，率性超然，以求避乱全身。因而在“越名教而任自然”，一派烟云水气的魏晋风度背后，其实是一份历史的无奈。但另一方面，魏晋风度之中个性的彰显、思想的恣纵、行为
(2008-11-26 17:51)
近日往苏州木渎、绍兴、杭州，
11月21日至会稽山游观兰亭，至园中曲水流觞处，一古装少女置酒于水旁，曰：欲饮酒，必作诗一首，颇有雅意。因思王羲之等众名流当年兰亭之会，风雅无伦，意兴恣纵，为后世追慕，即口占一绝。
兰亭偶寄
秦汉时期的休假
秦时，除了沿袭前代，在大型祭祀日官吏可以休假外，平时已有“休沐”之习。贵族官员们在浴身沐头之后，公服既解，长发犹湿，无法束冠，于是就此歇将起来，既不办公，也不会客。洗沐之日也成了休息之日。因而当时的“沐日”即是假日，亦称之为“休沐”。
及至汉代，官方的休假制初步走上正轨，休沐制度被固定下来，《汉律》明文规定：“吏员五日一休沐。”上至公卿，下至普通吏员，每五天可以有一天归家洗沐休息，全然与现今的周休制度近似，这是中国最早的“五日工作制”。
以当时的社会条件来说，并比照后来唐代“十日一休沐”的旬休制，“五日工作制”算是很人性化了。汉代的官吏，工作日一般不回家，
度假溯源说
中国的度假行为源于何时？古代的先民是否也度假？是个颇为有趣的问题。
由于文献不载，先秦时期是否有官吏休假制度，已难于追寻。上古之时，执政群体公务与休息的界限尚不分明，彼时大概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度假行为。类似于休假性质的活动，是融含于其他类属的活动之中的。
作为一个怎么看都倍显奢侈的词汇，度假休闲在其诞生之初，也自然是与帝王显贵们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最早的度假活动的端倪，显露于帝王诸侯们的巡游等诸种活动之中。自上古起，巡游疆域
访桐城文庙严凤英纪念馆，感其风华际遇，步赖少其先生所度《落花曲》以吊之。
吊严凤英----步赖少其先生《落花曲》
江淮寻芳忍顾，
香魂一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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