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在于重文轻理，对自己的文化妄自尊大，导致我们在西方近现代自然科学的高速发展中落伍，空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艺术。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矫枉过正，重理轻文，对自己的文化根妄自菲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继续“除四旧”，使我们许多今日的中国人思想中不中、西不西。中国的历史证明，社会发展模式无论是重文轻理还是重理轻文，对自己的文化无论是妄自尊大还是妄自菲薄，都是跛脚走路，走不远，走不快。

    正因为我们长期缺乏对社会科学的重视，对自己的文化也不再拥有健康的自信，所以我们在对中国国家制度和普世理想的讨论中，往往跳不出“自由、民主、人权”这些西方价值观的框框，从而在西方的思维游戏规则中被动不已。我们要真正找到适合中国的长治久安的制度设计，首先必须要敢于超越西方的价值观，而要想真正实现这种超越，仅仅借助西方文化是不够的，因为无论怎样学，我们也难以超越西方精英们对自身文化的了解、继承和发展。

    任何创新都需要新视角，在此，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的源泉。我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超越了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价值体系的完整的普世价值观体系，有待我们今日的中华子女们去复兴光大。以下是一封我近日写给一位中国留德学生的信，信中阐述了我的这一观点，谨致各道同仁浏览指正。

周坚2008年6月1日凌晨于德国柏林

 

……：

你好！

    以下是我围绕你所要作的报告题目用德语粗略写成的一篇题为《作为和平守护者的文化包容与融合（Kulturelle Toleranz und Integration als Friedensbewahrer）》的随笔短文，供你下周作相关报告参考使用。建议你在报告开头加上“包容（Toleranz）”和“融合（Integration）”两词的定义。请特别注意，根据中国的文化发展历史，我提出了文化多元融合（pluralistische Integration）的概念，她不同于德国提倡的那种“主导文化（Leitkultur）”下的文化融合，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方不同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

    今日的西方文明浸润了一神论信仰（das monotheistische Glauben）的对外扩张型欧洲中心论

德中关系的“四个月理论”

 

    2008年5月27日晚上，柏林孔子学院请来了德国曾任上海总领事、现任联邦外交部德中工作组负责人的沃尔夫冈·吕尔（Dr. Wolfgang Rhr）大使，做题为《德中同行——德中关系目前的发展（Deutschland und China – Gemeinsam in Bewegung. Aktuelle Entwicklungen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的报告。出席的听众中有两位吕尔博士的前任，曾是在1980年代的驻沪总领事。

    介绍了德国在华宣传活动“德中同行”至今的举办情况后，吕尔博士开始非常“外交”地谈起了目前的德中关系。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德中关系目前的现状无疑出现了问题。他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德国甚至偏向经济界的媒体也介入了此次实质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由来已久的西藏问题？”他用一篇《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今年4月16日的文章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新近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西藏问题使中国取代了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美国总统布什，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威胁。

    对于德中关系受困扰后的改善前景，吕尔大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四个月理论（Viermonatstheorie）”。他告诉在场的听众，在他的记忆中，德中关系自1972年建交以来一共只出现过两次“危机（Krise）”。他亲历第一次“不快（Verstimmung）”是1996年，中国政府要求当时已定于7月访华的联邦外长克劳斯·金克尔（Klaus Kinkel）推迟访华日期，不过，这一被婉拒的访华行程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就得以实现。金克尔外长于当年10月成功访华之后不久，德中关系更上一层楼，实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德国联邦总统访华，当时在任的罗曼·海尔措格（Roman Herzog）成功访问了北京。第二次“不快”始于去年的八、九月份，由于默克尔总理接见达赖喇嘛而正式爆发。他当时属于联邦外交部中最为乐观的人，预言此次危机也将最多持续四个月。他不无自得地说道，如果从2007年9月23日默克尔接见达赖这天算起，到2008年1月22日德中两国外长正式宣布德中关系解冻来算，正好是四个月。

    当然，他的四个月理论显然并没有让在座的所有听众信服。一位经常出席德中议题活动的德国老先生在提问时讲到，在近来德国一些有关中国的活动中，他的感受极像重临冷战时代。这位老人问道，这“四个月理论”是

中国在经济理念上已经开始跳出西方的陷阱

    2007年伊始，德国作为G8主席国和欧盟轮值主席国，急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环境经济政策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于中国多煤炭、多人口、少农田、研发弱的国情来说，既是一种变相的对华能源遏制战略，一种通过发展生物柴油制造粮食短缺的民生威慑战略，一种以技术专利控制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同时也是从意识形态上摧毁中国形象，削弱“中国模式”魅力，在政治上转嫁西方国内危机，通过粮食援助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战略。然而，这一切在中国政府及时调整出台的“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面前，显得难以实现其原有的战略目标。中国的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中国必须依照国情，大力提倡节约型消费习惯，减少资源浪费和超额的环境破坏。

    自1999年起，国家开始对加工贸易实行商品分类管理，按商品将加工贸易分为禁止类、限制类和允许类。2004年至今，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环保总局已先后发布了四批禁止类公告。2007年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新增了184个10位海关税号商品，例如化肥、部分油品（重柴油、蜡油等）、部分石材、铅酸蓄电池、生毛皮类产品，共计有1140个税号商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2007年，为了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抑制高污染、高环境风险商品出口，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中国逐步取消了多种商品的出口退税制度，并对一些资源类商品出口开始征税。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2008年版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中，共有1816个海关编码商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

    在目前农产品市场的变动中，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从20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对小麦、玉米、稻谷、大米、大豆等原粮及其制粉共57个8位税目产品征收5%至25%不等的出口暂定关税，其中麦类和麦类制粉出口暂定税率分别为20%、25%,玉米、稻谷、大米、大豆出口暂定税率为5%,玉米制粉、大米制粉、大豆制粉出口暂定税率为10%。

    中国在农产品市场的应对措施，不能仅局限于保证自身的国内农产品供应稳定，还必须通过大力发展农业技术与农业自动化产品的出口，以我们的相对价格竞争优势战胜西方的农业战略，以确保我国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的长期稳定，从而在与发达国家争夺对第三世界资源与未来市场主导权的竞争中常胜不败。

中国为何至今没有被西方的资源控制之手所控制

    此轮资源价格上涨的初始阶段，对中国所面临的资源瓶颈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与美国不惜重金投资两场战争所带有的战略预期部分吻合。但是，美国战略家们万万没有想到，中国所拥有的国内资源储量顶住了外部安全因素带来的压力，因为他们有些低估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世界最大煤炭储量的国家，是难以通过石油供给达到能源遏制目的的。在过去几年里，中国通过提高煤炭开采量以及攻克煤化油技术，成功地化解了美国遏华能源战略的初步威胁。大家是否还记得，前些年有一阵子西方媒体特别关注中国的煤矿矿难，大炒特炒所谓生产安全标准问题，其实背景就是因为巨大的战争投入没能真正扼杀中国的能源供给，气急败坏之下，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矿难集中负面报道，意在以放大矿工生产安全条件等问题，通过国际舆论来影响和遏制中国的能源自给。以矿难为背景制造舆论，除了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之外，还企图在中国制造出社会矛盾，影响中国的政治稳定。

    在加大自给的同时，中国在互惠双赢基础上实施“走出去”战略，进一步缓解了美国军事控制与战争行动导致的中东能源紧张局势。近年来，西方媒体大肆炒作达尔富尔问题，也是同样试图以国际舆论阻碍中国在苏丹的石油投资，并企图以“人道主义危机”作为借口，犹如在前南斯拉夫内战问题上一样，通过联合国获得进行军事干涉的权力。

    多年来，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反倾销”调查，从去年又开始炮制中国商品质量、食品安全等问题，意欲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在已有的对华劳力、资源、环境、资本的全方位剥削基础上，进一步削弱中国产品的利润空间，减少中国的外贸顺差。但是，这种策略无法根本奏效，因为美欧多国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持久战，又爆发了损害基本上集中于美欧金融经济的次贷危机，要想一边打仗一边维持民生稳定，没有中国产品是做不到的。西方消费者在通胀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尽管多少受到西方反华舆论诋毁中国产品的影响，但大多在实际生活中也不得不理性选择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

    美欧反华盟国原有的战争目的未能立竿见影，他们采用的贸易和舆论遏华手段也一个都没有真正奏效。随着阿、伊两场战争进入持久战，他们反而陷入了战略被动。

    这种战略形势的逆转，其中也有西方战略家搬起石

国际分工加剧中国的资源和环境瓶颈问题

    除了潜在的金融威胁之外，中国入世后还面临着“胡萝卜”中的另一个毒素，那就是限制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环境瓶颈。

    作为亚洲金融危机后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手段，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基础建设投资，从而带动了这一轮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业发展。美欧通过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将中国纳入国际分工，以不断增加中国高能耗、高污染外贸产能的途径，使中国掉入了受资源（其中包括能源）瓶颈和环境容量限制的不可持续发展的陷阱。

    依照西方自身的工业化经验教训，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中所要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瓶颈问题，其实早在20世纪末的数年中，已经被美国众多智库研究者充分预见到。一些专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的研究报告，早已经对中国未来能源、矿产资源、水资源、人口与农产品需求等多方面的发展趋势做出了详细的评估，从而成为反华势力遏制中国战略的重要策划基础。21世纪之初至今的中国外贸经济高速发展，一方面成为这些年来进入中国市场的西方金融与产业资本的高回报来源，另一方面成为加剧中国资源与环境消耗的“杠杆”因素，使中国成为容易遭受资源遏制战略冲击的国家。

    “9·11”事件引发了两场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阿富汗发动反恐“自卫战争”；美国与一些同盟国通过杜撰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预防性战争”，侵略伊拉克。在这两场战争爆发前，美国经济通过全球化实现了从和平经济向战争经济调整的准备：美国自身强大的工业产能主要集中在以军工为主导的高科技领域，民生稳定所需要的日常消费品生产则主要由新兴经济体在“高产、低价、重耗、薄利”的价值链状况下承担，其中最重要的供应商就是中国。可以说，中国成为美国一边打仗，一边保持美国国内民生稳定的日需消费品的重要供给方。

伴随这两场战争的先后爆发，世界各种资源产品价格在金融投机资本的参与下，从2004年开始持续走高，特别是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价格以及有色金属、铁矿石等工业金属资源价格升幅巨大。

    有人可能要问，资源价格为何没有与阿、伊战争同步爆发呢？原因很简单，战争期间，美国是不愿看到因为资源价格上涨而增加战争成本的。在伊拉克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美国政府频繁出访中东各重要产油国，要

“特洛伊木马”潜入“世界大工厂”

    要想对一个国家进行金融进攻，必须向这一国家送入“特洛伊木马”，而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时代的“特洛伊木马”，就是他们对华投资的金融和实业资本。美国的“互联网泡沫”被美联储加息政策刺破后，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低息政策配合下的货币创造，为其实业与金融资本大举进军中国提供了极佳的条件。

    在中国鼓励外资对华投资的政策下，美欧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一叠叠绿色的“废纸”和外资并购项目，一时间成为许多中国官员标榜政绩、企业老总证明其企业成就的指标。殊不知，不知不觉之中，不仅流入中国的美欧资本本身，而且他们所建立的外资企业很快在中国成为聚敛人民币财富的“现金牛”。在美欧被称为“垃圾食品”的汉堡包、肯德鸡、可口可乐们，早已征服了中国市场，特别是中国的青少年。

    全球采购与零售集团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们，通过他们在中国各地的扩张，一方面能够不断有效地探明和压榨中国供货企业的利润，另一方面还以“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形式，在中国消费者身上赚取巨额利润。国内外很多洋买办为这些洋“寄生虫”企业辩护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他们为中国创造了就业。其实这是一个谬论。因为，零售市场的就业根本存在，不会因为少了这些洋企业就消失。与洋买办们的观点相反，这些洋企业的发展侵蚀着中国的利益，中国的本土零售业在这种发展趋势中丢失了市场份额，政府失去了应有的财政收入。这些洋“寄生虫”企业与带有高技术含量的外资企业不同，他们除了对中国员工的劳动力剥削之外，其绝大部分利润通过其全球采购和销售中的“合理避税”手段，没有合理地贡献中国社会。

    更为可怕的是，西方各国在中国的采购和零售企业，不仅倚仗着他们在中西方贸易之间的绝对垄断地位，源源不断向西方消费市场输送蕴含着巨额商品流通暴利的中国产品，而且成为在国际市场上控制和压制中国商品定价权的垄断力量，是西方遏华经济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股力量。

    此外，这些洋“寄生虫”企业通过中国政府给予的投资优惠政策，在中国购置商业地产，拓展物流和零售网点，在挤压中国本地零售企业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助推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成分。他们暗度陈仓，倚仗着中国亿万消费者，成长为以虚拟外资套现人民币的一本万利的“现金牛”，从而逐渐拥有了

中国曾掉入了怎样一个战略陷阱

    基于加入世贸的需要和当时实际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国接受了美欧给予的“世界大工厂”的角色。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对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初级产品与消费产品出口高速增长。但是，美欧通过亚洲金融危机，渗透和控制了相当多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实体经济，使中国出口产品受限于亚洲周边国家的低端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压力，中国陷入了持续至今的出口加工贸易“高产廉价”的不利境地。

    中国商品的质优价廉给西方发达经济体带来了诸多实惠：

（1）资源与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2）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与其他资源输出国资源价格的低廉，导致了全球多年持续的低通胀，特别是（从消费总量而非消费总值增长的角度考量）消费强劲的西方国家能够保持二战以来历史性的持续低通胀期；

（3）低通胀使美欧央行能够通过相对温和的利率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转型，央行利率达到二战以来最低水平；

（4）低通胀以及来自中国、其他亚洲国家和中东产油国外汇储备对美欧国债的投资，使美欧等资本市场融资成本下降，市场实际利率得以多年保持在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从整体资本成本上降低了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成本；

（5）发达经济体消费者得到实惠，供给充分而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减轻了西方国家经济与就业结构转型的压力；

（6）中国输出的低端产品竞争压力，一方面通过市场促进了西方经济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给西方政治家提供了嫁祸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理由，使其能承受住经济结构升级调整导致失业而带来的社会压力。

    美欧经济在这种全球分工格局中获取的实际利益，也可以通过以下一个新近完成的经济研究结果得到证实。

    德国《经济周刊》（Wirtschaftswoche）2008年3月24日出版的第13期《全球化的iPod（Globaler iPod）》一文中，报道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美国经济学家格雷格·

美欧企图如何攻陷中国

    中国作为亚洲金融危机中仅有的几个通过资本流动控制隔离了汇率冲击的国家，在1998年8月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坚决抗击美欧金融投机资本在债券、股票、金融衍生品等市场的投机，从而保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由于人民币投机没有开放的金融市场基础，所以美欧投机资本转战香港，企图通过投机港币获得对中国的突破口。但是，美欧金融大军的将领们如同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一样，错估了中国领导层的勇气和决心。记得1998年春季，亚洲金融危机正到处肆虐之时，德国一个大银行的经理从法兰克福给我打来电话，表示他们手下的基金正考虑加入对中国的汇率投机，对此询问我这位中国朋友的看法。当时，我即表示这种投机不会在中国成功，因为他们根本低估了中国政治决策层的智慧与决心。事后，该银行投机内幕我不得而知，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西方金融资本唯一丢盔卸甲的正是在中国香港。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香港成功地击溃了美欧对冲基金在汇率、利率和股市、期指各个市场中的投机攻势，令其损失惨重。

    基于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较量结果，美欧反华势力意识到，打不开中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大门，根本没有在中国制造金融危机的可能。在这种认识下，美国开始推动中国加入在原《关贸总协定》基础上形成的世贸组织的谈判，试图一举打开中国的经济大门。

    在中国方面，作为这次金融对抗的代价，中国经济与就业也面临着空前压力，大量资金在1998年夏季援救香港股市中被困住长达数年之久。因此，一方面出于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周边和自身的经济形势压力，另一方面为了更为长远的战略利益，彻底摆脱美国通过一年一度讨论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施加的压力，中国也积极响应“复关”失败后的“入世”。

    在这一早已开展了多年的艰难贸易谈判过程中，1999年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行径，成为美国“胡萝卜加大棒”手段中的“大棒”策略。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下，中美于1999年11月15日达成了有关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之后，中国又进一步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签订了类似的双边协议。2001年9月17日，中国的加入WTO多边谈判宣告结束。同年12月11日，在WTO第四次多哈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正式加入WTO。

    在中国“入世”的协定中，美欧强加给中国的一项重要条件就是，

中国曾掉入了美欧发达国家设下的战略陷阱

 

    中国自1970年代末开始实施经济改革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也遇到了资源和环境瓶颈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除了自身的意识落后、改革过程中知识经验不足以外，还与美欧发达国家设置的经济全球化陷阱有关。中国曾经短暂陷入过这一战略陷阱，要搞明白个中来龙去脉，需要我们把时光至少倒转二十年。

 

西方虚拟金融资本在自身危机中膨胀

    20年多前发生的很多大事中，着重要提的是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和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

    冷战中美国扶持起来的消费品大工厂日本，科技发展，经济在1970年代成功转型，在多数制造业领域开始成为美欧实体经济的有力竞争对手。而且日本通过外贸顺差，积累了大量美元，构成了对美欧的金融威胁。根据日本银行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1985年日本对外净资产为1298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为了遏制日本的经济发展，美欧联手对日本施压，于1985年9月迫使当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受美国控制的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一方面诱使日本在日元升值产生的虚幻的财富创造中大量投资价格虚高的美欧资产，特别是较难灵活交易兑现的不动产，另一方面美欧金融资本也大量流入日本，助长日本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这正是美欧联手通过金融手段成功阻击日本崛起的战略，使日本1990年初股市和楼市泡沫破裂后，陷入了至今未愈的经济萧条。从此，日本被边缘化，无力再扮演世界经济的领导角色。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骤然暴跌508点，跌幅达22.6%，引起整个西方金融市场的恐慌抛售。当时刚上任美联储主席职位不久的格林斯潘通过迅速降息，放松银根，一方面挽救了股灾蔓延成经济衰退，另一方面却开始形成了宽松借贷下超额创造的货币。而这些超额创造的货币，也正是美国进军日本市场进行投机的虚拟资本源头。冷战结束伊始，美国随日本的金融泡沫破裂，于1990和1991年陷入了一次短暂的连带性经济危机。格林斯潘再次迅速降息，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美国轻松走出经济衰退。

    作为这种超额创造的货币的蛰伏平台和金融投机主力军的对冲基金

    拓展学识，认真钻研，独立思考

    反华势力这次是有备而来，在藏独问题上，他们早已绞尽脑汁，不断在西藏的历史问题上、国际法领域中，制造似是而非的观点，甚至凭空编造所谓“事实”，企图利用狡辩与谣言的混合剂去影响西方乃至中国的善良民众。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敢于捍卫自己的权利，捍卫祖国的尊严，这的确并非一件易事。这需要我们拥有敏锐的辨析能力、充分的知识基础和犀利的辩论能力。

    “阿空”那种近乎唐僧式的“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在国际政治历来的残酷现实面前显得虚无缥缈。他的“要问我什么政治观点，我现在可以说我没有观点”的自白并不诚实，因为他的字里行间已然表达了他的观点，而且还给自己加上了“或多或少是个理想主义者完美主义者”的桂冠。“阿空”那句“我始终觉得，我们应该从全人类全世界的角度看问题，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是多么地空洞而造作。他缺乏对世界、对达赖和对藏独的深入了解，当然无法理解他的同胞“在藏人面前‘战斗’”的真正意义和目的。

    我相信，“阿空”自己的确是认为他“做了一件很充实很有意义的事情”。他写出这个帖子的目的，为的就是向大家证实，他“在这种Experience of ‘ONCE IN A LIFETIME’的关头”，做了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正因为他没有脚踏实地地去钻研西藏问题，所以他“努力的思考”只能陷在“直到现在的迷茫”之中，除了含糊不清地“列出了很多种可能性”之外，不敢“掺杂任何评价”。

    “阿空”如果想将“这两天里太多的经历”变成他人生中真正的财富，那么，他需要的不是那些他尚未搞懂却在滥用的华丽词藻。他“对所有关于自由、民主、平等、对话以及最最难以描述和评判的人性”，除了“有了最直接的面对和思考”之外，要想让他的“思考”得到有益的“结果”，而不是心智“疲惫”的话，他应当去看书，看很多的书，还应当去听取不同的观点及论据。

    从“阿空”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并非像其所写，“世人怎么评价，我无所谓了”。他发现周围不少同胞不认同其观点，但又陷在他自己的固执中，所以在他眼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每个人都想压倒反对意见，每个人又都想用自己的意见代表‘大家’的意见。”“阿空”轻易做出“有的问题，根本无解”的论断，实际上是在掩盖他在西藏问题上肤浅应对却又自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