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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放:男人,1977年生,河南太康人.人生坚持的理念是:生命不止,奋斗不息;多做人,作多种人,体验各种生活;我爱生命,我爱世人.河南大学文艺学硕士.已发表各类文章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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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大街和夜晚 (2008-09-06 08:26)

 

情感的大街和夜晚

 

 

    你用了一个我最喜欢最感亲切而且从来都十分着迷的比喻,这就是那个有关蛾子和发出致命诱惑的火焰的比喻。如果你安排我当那飞蛾猛扑的火焰,那么不论事物如何变化交替,我依然是那燃烧着的、为了燃烧而捐躯的蜡烛,我也是那一头扎进火焰的蝴蝶,这是一个关于牺牲生活和肉体,使其转化为精神的比喻……我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牺牲品。

                                 —— 歌德

 

    那个夜晚是值得怀念的,因为,那个夜晚有你皎洁的

 

董非:一个诗歌的青年赤子

 

 

    给青年诗人写诗评本身就是一件很具冒险性的行为。给董非这样的青年人写诗歌评论就显得更为冒险。但是,就诗歌本身的意义而言,我的具有偏执性的观点是青年人通过诗所要展现的仅仅就是诗,而一个所谓的成熟的诗人通过诗所要表现的更多的是诗以外的事实。诗,就是一种情感的言说。青年人具有的朝气和活力,促使他们更少的受到现实以及历史的影响和羁绊。可是,成熟的诗人所做的恰恰与此相反。在他们的手里,诗已经成为了一种载体,一种工具,一种技术性的工艺流程。诗,一旦被纳入机械化的操作性过程,诗的真实的情感性,也就大打折扣了。所以,我更多的关注青年人的诗,其实,也就是关注诗的源头和真实性。

 

《千里走单骑》:一种跨国性的电影体验

 

    2005年,导演张艺谋把目光转向了国际合作。当然,寻求国际性的合作在不同艺术形式中,导演张艺谋已经表达了这种国际性夙愿。比如,意大利歌舞剧的成功上演等。为了这种国际性的合作,导演张艺谋可谓挖空心思。他在演员上请来了日本国偶像老牌明星高仓健。电影故事的发生地横跨中国和日本。张导还在电影中融入了中国元素——云南丽江小戏(千里走单骑)。我们不可否认,这是一次导演张艺谋试图走向国际的商业电影尝试。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尝试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些粗糙和失败的因素。

 

     就故事的立意而言,《千里走单骑》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跨国性的父子情愿。十几年前,父子之间的一场误会导致了

一种来之于心灵的忧伤 (2008-09-01 16:55)

 

一种来之于心灵的忧伤

 

 

    忧伤以及所有忧伤的象征,都是一种潜入内心的无法寂静的暗流。美,我不知道伸出你的手指以及所有伸出的优雅的动作,到底对于你意味着什么?一种无法克制的小心似乎在昭示着某种过去或者未来的某种伤痕般的记忆。在我所有的深思中,这或者根本就不是什么可以成立的条件。然而,所有的忧伤以及忧伤带来的某种忧虑,几乎在所有不明的时刻突然就会造访我的脑髓。甚至很有可能正如一阵极度的寒风抚摸我的肺腑,一种满身的恐惧以及这种恐惧掩盖的自我的惩罚,从心底蓦然地抓紧了我的心。我的忧伤来源于某种被“大众化”的身份的确认。这种确认正如一个父者把自己的孩子视为一般的孩子一样。在爱情的意义中,我

 

论张艺谋电影中的民俗意识(下)

 

 

 

    1994年,张艺谋拍摄了电影《活着》。它改编于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但是,电影改编却带有更为明显的张艺谋特征。这种特征被构置在电影主人翁富贵的皮影戏上。皮影戏是一种具有中国民间特征的艺术形式。电影《活着》通过皮影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展现了“弱民”的现实命运。活着,对于历史中的“弱民”而言,其实就是一场无奈而心酸的皮影戏。电影《活着》,导演张艺谋更多的表现出了对于民族生存状况和历史一种担忧。这种担忧更多的具有了文化的意义和象征。皮影戏和粗狂沉郁的民间小调相配合,构成了整部电影的基本元素。这就给电影《活着》打上了深深地民族烙印。

 

    1995年,

 

论张艺谋电影中的民俗意识(上)

 

 

    艺术的特性是民族性,还是国际性?其实,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很难以断定的。但是,我们可以说成功的艺术作品都必须深植于自己本民族的独特性之中去。民族性可以说是所有成功的艺术作品都必须坚守的一种理念。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民俗代表了中国的独特品质。张艺谋在对于中国民俗文化的展现中,融入了自己的观念和意识。这种带有明显个性色彩的民俗意识充斥着张艺谋电影的各个方面。张艺谋电影的民俗意识具有这样几个特征:其一,民俗意识的张扬性,也就是说民俗意识的展现具有浓重的过分展示的成分。其二,在民俗的展现中融入历史以及民族的精神气质。其三,在民俗的融入个人的思考

  

  一种信仰的坚守

        ——对诗人纳兰容若三首诗歌的慢读 

 

 

    其实,理解一种精神性的价值存在一种无法调和的悖论。这个悖论一方联系着诗,一方联系着人。诗的灵性在于一种切近事实的书写,人的意义在于一种现实完整体贴。二者的矛盾就是这个悖论的形式。这种具有悖论的意义在诗人纳兰容若的诗歌中得到了某种清晰的痕迹。诗人宣言到:“用诗歌的形式完成一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诗歌的现实的意义和价值。用诗歌的形式来修饰美化人生,这本

(一点说明:我关注河南80后诗歌以及其他人的诗歌,在我的博客中将陆续刊发这方面的评论以及研究性的文章,他们是王东东、刘旭阳、刘良伟、马东旭、衣水、阿北、纳兰容若、高野、余子愚、董非、贺双、丁东亚、崔澍、秋临等等,还有桑克、凌霜、叶舟等等。欢迎关注,欢迎指导,欢迎交流!)

 

马东旭:孤独的情感洪流(下)

  

 

写父亲时,在我的笔端滑落着漂泊,眼泪

寂寞的疼痛,艰涩,浮世苍生

                               —— 马东旭《七月写一首诗歌送给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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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东旭:孤独的情感洪流(上)

 

 

    作为河南80后诗人中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代表,马东旭的诗歌表现出了自己某种正在形成的诗歌特色。马东旭的诗歌正好和诗人的实际年龄形成了某种事实上的误差。在性格和个人风采上,马东旭表现出了更多的青年人的特色:帅气、激情、时代。然而,在诗歌上,他也表现出了更多的老道、成熟、圆润的特点。这种误差恰恰预示了诗人的某种完善的未来。这种完善的未来在诗歌上必将表现出更多的时代、自我、社会等等意义。

 

    马东旭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我的眼睛是两汪明澈清幽的溪水,我躲在时光的罅隙,细数手上纵横的掌纹,只有文字慰藉忽明忽暗的伤口。

 

 

略论张艺谋电影的人生视角及意义(下)

 

 

    就人生的意义而言,《摇呀摇,摇到外婆桥》给我们传达恰恰是一个在黑恶势力的严重猖獗的社会背景下,个体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观都将受到严峻的考验和歪曲。这种意义完全寄托在水生的眼睛中。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水生观察的眼睛就是这方面的象征。阿娇也是这方面的代表,可是,在阿娇的身上我们更多的看到了一种在这种势力下人性的觉醒的征兆。可惜,这种征兆被整个黑恶势力所包围所扼杀。

 

    《有话好好说》给我们传达了一个都市下层人的社会矛盾。一场错误导致了一个矛盾的爆发。李保田成为这场矛盾的调停人。姜文一直深陷在无法自拔的爱情里。李保田解决矛盾的基本原则是“有话好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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