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祖文散文

                    追忆黄河浪

                                           王祖文

         我试着在百度里搜寻关于回忆、悼念作家黄河浪（张仲武）的文章，可惜少的可怜。越是这样，我越感觉有写他的必要。

         记得著名杂文家商之雍先生曾经在博客上问我：黄河浪当时去榆林出差，榆林那么宽的路，他怎么能出车祸？作家拓毅先生也和我交流过类似问题。从这些话题中可以看出他们对黄河浪的缅怀。前些年，我去榆林出差，我的老师苗保柱先生给我介绍过黄河浪在榆林出车祸的情况，并谈及鼎力帮助料理其后事的往事。

       我与黄河浪有过一次交往，是在1985年暑假。那是文学持续发烧的年月。其时，我正上大学，对文学有着狂热的兴趣。我当时知道他在《长安》文学杂志社供职。便在一个中午径直去找他。

     或许是因为我和他弟弟张仲良是同学的关系，或许是我们彼此故乡村庄很近只有6---7里远距离的原因，或许我曾经在他执教过的子洲高渠中学上过学的原因，所以一见面后话题自然就近一些。

      那天，编辑部只有他一个人，只穿着背心、短裤。个头较高，身体发胖，给人一种非常敦实、忠厚的感觉，子洲家乡话很浓。从外观看，和陕北任何一个村庄的普通年轻农民男子没有什么差别，而且是明显的圈脸胡，你很难将他和作家、和编辑这样的职业人士联系起来。

      和他交流，明显的感觉：外表很土气不修饰不打扮，非常容易接近容易沟通。

     当时，黄河浪在文坛上刚刚露头，准确地说：处于起步阶段。记忆中有几个话题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一个是如何走上编辑之路。黄河浪一直爱好文学，在西安武警支队服役期间，曾经在《解放军报》、《西安晚报》发过几篇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虽然没有什么影响、篇幅也很小，但为后来的路起了一定的铺垫作用。印象中他是这样叙述的：

    当兵服役期满后，从内心里想在文学上有所发展，但囿于当时的“农民”身份，在偌大的西安市要靠文字立足，他连起码的门路都找不见，也不知从何处下手。他不得不凭借自己壮实的身体在建筑工地打短工。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和谷，和谷成了他生命中的贵人。曾收留他干过临时工。

    后来和谷将他介绍给子页，他来到了《长安》编辑部。敲门而入后，子页被他吓了一跳：观其外相，圈脸胡，似乎怎么也与文学与编辑挂不起钩来，黄昏时分，怎么来了这么壮实的汉子？当时，由于和谷的推荐，子页很快收留了他。这些伯乐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候托起了他。在这里，他的“起点”就是登记稿件，邮寄刊物，整理内务。

   有了这样的平台，有了这样的环境，在加上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非常勤奋的努力，不错的文学天赋，很快就在圈内有了影响，不久就在山西《黄河》《文学家》刊物放出了中篇小说，再后来，他一步一步改变着自己的命运，向文学的高峰不断攀越。

    一个是关于吴山一郎的话题。吴山一郎是故乡子洲客车站的一名普通员工，有其热心、狭义的心肠，也有抱打不平的情愫，这样的性格元素在现实环境里容易引起争议。黄河浪说：他曾经准备写这个人，但是故乡很多人劝他不要写。他就忿忿不平：为什么不能写？他感觉故乡世俗文化中有一种让他不可思议的东西，他说：为写这个人，他顶着故乡一些舆论压力。他说：简单将一个人用好坏二分法来归类是不对头的，对作家而言，尤其不能。他说的这个吴山一郎恰好我也认识。虽然对其没有了解，但黄河浪对这种有“争议”的小人物的关注却给我留下了印象。

    一个是关于文学的话题。那时，文学虽然炙手可热，但是，他说：他深深感到搞文学很不容易，文学这碗饭难吃。陕西搞文学的高手如林，要闯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很是艰难，即便有一定天赋，但基础非常有限。那时的陕北，人们生活还普遍比较困难，那一代人的成长期吃饭都是问题，阅读显然有所限制，这大概就是知识方面的先天营养不良。应该说黄河浪那时逐渐开始处于创作上的向成长期过度阶段，在这样的阶段，能有这样理性的认识，是难得的，是可贵的，这样的观点后来我在原宁夏作协秘书长王洲贵那里也听到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王洲贵在宁夏已经是非常有影响的作家了。

     1988年，我在《陕西日报》上看到关于他的一个消息：他由一位农民临时工破格招为国家干部，我由衷为他高兴。

    那次见面一晃已经27年了，后来黄河浪取得了非常丰硕的创作成果，他在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了长篇小说《悲土》，中短篇小说集《荒流》、《荒缘》，报告文学集《绿色沧桑》(合作)等。中篇小说《荒流》获1986年西安文学奖，散文《大漠胸怀》获全国环保文学大赛二等奖，短篇小说《沉寂的世界》获1987年西安文学奖，其作品还获1989年庄重文文学奖。

      他的进步是明显的，我将他这个时候的作品和1983年2月5日发表的作品《父亲》对照比较，明显感觉到前者观念的痕迹太重，后期显然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2000年7月12日黄河浪不幸遇难后。陕西省作协主席陈忠实专门发去唁电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黄河浪同志追求文学学习不已，深人生活不已，坚持写作不已，在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领域硕果累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我省文学格局中独标一帜，具有重要地位”。

    黄河浪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能得到这样的评价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与他个人勤奋努力分不开的，无疑，他是故乡的自豪和骄傲。在故乡甚至在更大的文学版图上，他的位置不可或缺的。

    黄河浪不幸遇难12年了。如果说对他的遇难与我而言是一种一面之缘的震惊和叹息的话，那么更令我震惊的是：

   由于他所效力的《长安》杂志停刊，黄河浪后来成了流浪者，其间他曾经下过海南，后来又在青藏高原的一家杂志社任职。他几乎成了一个标准的流浪者。

   黄河浪曾经说过，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在城里拥有一间茅房（厕所）在屋子里面的房子。

　 　2000年秋天，黄河浪回陕北看望朋友，就在车要进榆林城的时候，不幸发生了车祸，这位年仅40岁的小说家车翻人亡。在追悼会上，作家拓毅先生致哀辞《吊黄河浪》表达故乡作家对他的沉痛哀悼！

　　他的工作关系一直撂在陕北，至死都未能转到省城西安。

    黄河浪虽然走了12年，但他留下的200万字的作品犹如山丹丹花年年开在故乡人的心田里。

       （作者语：这是属于回乡田野考察中的一篇，当时意识朦胧，也非常忙，并未专门事之，只是随意而记，记下行进中的陕北乡村的一些最真实的原生态情形。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该文被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2012年第2期《五台山》刊登，在此鸣谢！）

                 乡村的救济户

                       那个吸烟的男子就是王永向，在他家门口

                    这是清晨出工时的王永向，看他脸上皱纹，沟壑分明

                  人生之根

                                               王祖文

          离开故乡多年，每逢佳节倍思亲，体会自知。

        逢年过节，祭祖是每家每户少不了的项目。在故乡时，每到大年三十，人们总要成群结队到先祖坟头去祭奠的。这种活动已经约定俗成，不需要号召，不需要邀请。每家每户参与，一家比一家积极，一家比一家主动，有的清早天一亮就有去的，后去的只能兴叹：这家人真勤快啊！

       祭奠实际上是人生的寻根。非常有意思的是：在陕北，这种寻根活动几乎成了男人的专利，很少看到有女人从事这样的活动，至少在我有限的人生经历内，我没有看到女人大年三十到先祖的坟头祭奠的。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形，想来也许与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意识有关，与女人未必能顶门立户有关，与女人迟早是人家的人有关。也许正是这样，别说陕北了，就是陕北之外，女人上不了家谱也不足为奇。一个更有趣的例证：考察陕北的一些坟地，男人去世后葬在主要的位置，妻子去世后随葬在丈夫侧旁右手的位置。

      出门多年，当过年回不到故乡的时候，有两项活动游子总在心里是惦记的：一项是请姊妹兄弟代自己给父母敬酒；一项就是给故去的先祖祭奠。前者代替很好实现，后者似乎总有些说不出口，不好也不便劳驾。因为家乡的人无法理解在外游子的心情，所以游子每每话到嘴边，不得不自己先行咽下。

     不好劳驾反而更让人多了人生寻根的意识。让我想起在家乡时祭奠的情形：在我们先祖的坟地，安葬了六辈人，呈一三角形以辈分顺着缓坡排开。我们家谱很全，记载着第一代人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的史实，我们晚辈每次第一个给这位老先人祭奠时，都对他充满敬仰之情，我们在想象着他从山西来这里后艰难稼穑的情形。2010年，我有幸路过山西大槐树下，那天，下着濛濛细雨，我一边跪拜在大槐树下，我一边想着陕北的先祖。我感觉每一个离开这里的后代如有机会都应该在山西大槐树下跪拜。在跪拜中我们更加明白先祖生活之不易，人类历史进程之艰难。

     我佩服乡亲寻根祭祖的精神：每年过年，人们会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在祭奠完先祖后，往往不顾疲劳，再继续走不少的山路，祭奠自己已故的和自己辈分靠的近的人。这样的行为，应该与封建迷信无关，而是一种民俗，一种习惯，一种情感的释放，是一种心灵的归依，是一种生命传承的自然回望，是一种亲情延续的自觉缅怀，一种后人对先人的自然感恩，一种血脉贯通的人性之举，一种旧的一年生活的汇报，一种新的一年人生的展望，一种对平安祥和生活的本能祈求。

     一个人，不时回顾生命来时的路径，有利于走好自己前行的路。淡忘我们承上的生命链条，我们怎么更好地开启生命下面的链条呢？因此，每逢佳节时人们摸摸各自人生的根须，那是非常必要之举，也是很有意义之举。

    我感动这样的场景：不少远离家乡的游子，在佳节到来之际，他们在夜深人静时，主动面对故乡的方向，烧几叠纸，燃几柱香，深情地叩几个头，表达祭奠故去亲人的心情。还有的游子将故去的亲人的照片摆在家中桌上，燃上袅袅不息的香火，用心语和已故的亲人低声对话。这些举动感染人心，深深触动人心中最柔然的部分，让人感受到他们各自灵魂中共同美好而动人的声音。

    这样的举动让人自然而然想到了如此的意象：一辈辈的人生犹如一株株树挺立在人世间，这树花开花落，就犹如逝去的一辈辈人和新生的一代代人。我们后来者在佳节祭奠、寻根，不就是来在大树下自然而然用各自的手摸摸大树的根部，凝望大树的根须，查看自己来到世上的路径吗？树高千尺不忘根已经早早深入到我们民族的心灵了，这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共识，要不然每年清明节黄帝陵祭祖已经上升到政府甚至国家的层面，要不然海外的华人年年岁岁回到祖国怀抱不断祭祖寻根啊！这不仅仅是个体人性使然，情感使然，它早已上升成为一种集体的意识、民族的情感，在这样的层面上俯瞰个体寻根、祭奠的举动，更显示出动人而美丽的情怀，我们就会为自己，为更多的同胞寻根的举动而感怀、而自豪。

    在我远离故土后，我获悉了这样的事实：自从我记事起，到远处山头祭祖每每都是我们孩子的事情，我的家父很少主动前去。去年春节，年逾七旬的父亲，出乎预料地独自跑了不少山路，祭奠先祖，让我很是吃惊和感怀。我的父亲从来不善言语，他几乎十几年、二十年没有这样做过，这次这样主动做，确实让人吃惊。这究竟是父亲情感的寄托，还是心灵的觉醒，还是人活到这样的年龄，对人生明白了更多的东西，还是过上好日子后对先祖的缅怀，我想兼而有之。他和所有的人一样：他认为他自己必须摸摸自己人生的根须，就是这样朴素的愿望。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绝对真诚的事情，是灵魂自愿的事情。只有这样做了，心情才畅达，整个人才舒服，如果不做，就感觉漏掉一件重要事情，就感觉有一种人生的缺憾似的，就好像领导春节不举行团拜会似的。他明白：这件事连一丝敷衍了事的心情都不能有，只要有一丝，就是对先祖的不敬，就会受到老天的惩罚，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就得不到先祖的保佑。他想：今天过上好日子，得益于社会，同时应告慰先祖，是社会这个大家和自我这个小家共同努力，才使他这样一位人世间最普通的农民心顺情畅啊！

     我大胆设想：父亲跪在已故亲人的坟头，他最想说的三句话是什么呢？想来是：今天，终于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专门前来报告；感谢养育之恩，永远不会忘记；保佑全家大小平安，愿你们在另一世界安好！

     每逢佳节倍思亲，以往我理解的只是活人对活人想念而已，现在我突然明白，还应该包括：活人对已故的亲人的深深思念，节日的祭奠是一个集中的写照和反映。

    我在外地无法做到的事情父亲在家乡自己默默做了。我想：当他为先辈祭奠的时候，他一定还想到了很多、很多，他会想到过去，想到今天；想到家庭，想到社会；想到先辈，想到晚辈；想到家中人，想到出门人；他会有很多很多的话要和先祖独自交流。

    不用问，春节期间，我的远在家乡的亲人们一定走过那弯弯曲曲的山路的。祭奠和往年是一样的。在黄土地的每一道褶皱里，每一道山梁上，每一位乡亲用心灵回望过各自的先祖了吗？触摸到人生的根须了吗？

     摸摸这人生的根须，是过年的一桩宿命，是人生的一种仪式。有了这样的意识，有了这样的行动，走在新的路上，自己的主体意识会越来越清晰，自我生命坐标的位置会越来越清楚，这年才过的有一种厚重的生命意味、情感意味。

                                                      （转载敬请告知）

                        我的出书情结

                                           王祖文

     “你该出书了！”

     每每见到一些作家、总编、老师和友人们一片好心督促我出书时，我总是一笑了之。

    “出书没有？”

     在我的博客上、在QQ里，经常有人这样问我。

     面对这样的提问和关心，我想到我的出书情结这样的话题。

     我最早的出书梦其实很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大学时期，我对现代文学科目兴趣颇浓，当时萌芽过出《现代文学作品赏析》、《现代文学鉴赏》一类书籍的梦想，那时，出书的目的和现在颇为不同：就是为了张扬自己，给人一种印象：你看我多能行，我会写书出书啊！这样的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命运的列车已经将我运到一个与现代文学科目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里。我的出书梦很快便进入长期的冬眠状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的工作时间宽裕，工作任务伸缩度较大。那时，全国各地省市一级的税务报刊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每天，我的办公桌上都能收到一些税务报刊，我在那张办公桌前待过五年，究竟发了多少文章，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了。每次在搬家时，妻子总是说：“快把这些东西扔掉吧，你看好多纸张都泛黄了。”但我总是舍不得扔。样报样刊装了一大箱，依然装不完。

    2005年，我想出书了。我将目录、前言、后记都写好了，将文章也编排好了。专门找了当地文坛的一位要人，到他家里请求出丛书时将我列入，当时已经答应，后来说泡汤就泡汤了。

    此后，又有两次需要自费出书的机会，书号、印刷费下来3万元，我一算账，就感觉实在没有多大意思，这不是成了自己花钱满足虚荣心吗？这样出书有什么意思。我又不需要评职称，为什么要花费这3万元？书自己掏钱出了，然后再求人售出，这不是等于自己花钱买个紧箍咒然后把自己结结实实套紧吗？在这个问题上随世俗走有必要吗？

   再说，这年头，只要舍得掏钱，只要符合主旋律，多家出版社巴不得你出啊，这和买房有什么区别？多少房地产商等着你赶快掏腰包，掏的越利索越好啊！也正是这样，现在几乎成了只要有钱，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出书的时代了。也正是这样，现在一些书的质量、价值如何，明眼人心中自会有数。

    2010年，有一个送上门而且不是自费出书的机会。国内有个80后作家叫施晗，说我的文章适合中学生读，欲编一套丛书。不需要我出钱，公开出版，但只给我10本书，没有稿酬。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是我考虑到丛书收入量太有限及其他原因就主动放弃了。

    不久，友人好心帮我，说只要出2000元书号费，他帮助弄到丛书里出一本。但有人说好像在国家出版署的网站中查不出书号。我一听，就没有兴趣，那不是成了“黑户”吗！

    2011年，又一次出书机会来临，但依然是自费。我一听是自费，我当即打消念头，惹得好心人百思不得其解。我说我的出书梦越来越淡了，就像八十岁老人对风月之事淡漠一样。花一万多元弄个书号，无非两个作用：一是名誉好一些，二是评奖有资格。但细想，这些东西都靠不住，都是自己喂饱自己虚荣心的做法。没有价值的东西即便镶上金边，照样没有什么价值，有价值的东西即便散失在原野，照样有价值。

   我仔细学习过一些没有公开书号的书籍，看了后感觉价值有的远远在有公开书号的出版物之上。这让我萌发出两种想法：一种，有的公开出版的书籍真的是应了一句俗语：驴粪蛋面面光，里面受恓惶；一种，这样的做法未尝不是一种选择。当然，什么人选择、什么时候选择，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话题，至少，我现在没有时间精力更没有一点兴趣思考这样的问题。我如果有整块的时间、精力，我会坐下来思考一些其他问题，或者读点东西，写一些文字我感觉更符合我的内心所需。

    就这样，出书梦一次次破灭，一次次推迟。出书的热情一次次趋冷，到现在，越来越冷淡，很少有什么兴致的。

    那么，是不是到现在还没有出书而很没有面子很丢人呢？没有，我真的没有一点这样的感觉，相反，我如果说出我的真实想法，可能会让外人感到惊讶:

    我庆幸的是我多亏没有出书，因为之前公开发表的东西虽然出 N 本书也绰绰有余，但是，缺乏一种思想的深度，缺乏对人性的深度探测，缺乏一种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批判视角和批判作为，所以，如果真正出了书，哄外行人可以，哄年轻人可以，哄爱虚荣的人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可以，走到人面前打肿脸充胖子可以，除过这些，别的恐怕已经没有多少真正的意义了。相反，却有不少副作用，那就是稀里糊涂浪费数万元左右，如果将这个钱用在乡村修桥筑路，用在植树造林，都是不错的举措；如果将这钱用在供养家庭贫困的大学生，也是一桩有社会意义的事情，这样，钱花出去还有点意义。

    我真的庆幸自己没有那么早出书。我更庆幸没有虚荣到请几个所谓的名家胡吹乱吹一番让我飘飘然，我知道这样的书出出来多的是：对纸张是一种浪费，对文化环境未必有多少益处。纸张源于树木，需要毁坏多少树木，我不好测算。但有一点我能测算来，我不出没有多大意义的书，是对植被的本能保护，在克制自己虚荣心的同时，实际上对保护生态环境做了一桩善事、好事。

    当然，我没有出书和我对出书的冷淡与我的思维、与我的价值观、与我的心态有关，至于别人，能出的是比不出好。出，说明其人尚在追求中、在进取中，对自己是一种总结，一种推广，一种宣传，对出版业，是一种扶持、是一种支持，只要双赢，只要快乐，自然不错！当然，如果文章太没有思想、韵味、价值，那这样的书少出为对。任何东西多了就不值钱了。这样的东西放在卫生间，都未必有人用的。

     不过，自己不出，绝没有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的意思，如果那样，近乎小人做派，更是不可理喻啊！

   我的书究竟什么时间出，出不出？我真的不知道。

   此刻，我想到延安的一位年长诗人关于出书的事去信请教过著名诗人梅绍静女士，她是《诗刊》编辑，她这样回复：爱好诗歌很好，经常发表也很好，但是，让自己花费辛辛苦苦攒下的几万元自费出诗集，那是多么没有必要和没有意义的事情啊，太不值得，何苦来着？

   她道出了我的心声！我向她竖起大拇指！

   细想起来，我自己都不由得暗暗笑自己：如果出版社遇上我这样啬皮的主，那十有八九要见着绕道走的！我的出书情结，似乎有点和世俗逆着对立的意味！哈哈，人没老，似乎有种老怪货的感觉；人本来没半点本事，说下这话好像充当有本事人说下的一样！权当笑料，就此打住。

         遵义行

                                                         王祖文

     踏上遵义市区的街道，内心立刻就涌出一种神圣的情感来。

    进入遵义会议旧址景区，看到那座翻修的建筑，看到众多游人寻找最佳的角度合影的场景，我在探究着会议本身的秘密。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告诉：这栋洋楼当年是国民党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府邸。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就发生在这里。遵义会议期间，“柏公馆”是红军总部的驻地，1月15号到1月17号三天，遵义会议就在这里举行。

     在这里的3天会议，大都是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开始，一直开到深夜，有时到拂晓。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4项决定，毛泽东当选为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最高指挥权。取消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结束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

　　遵义会议能在此时解决党内问题，周恩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恩来有意识地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安排在一起，便于他们交流商量。周恩来为什么这么做？周恩来是当时的旧的三人小组的成员，曾是那时博古李德那条军事路线的参与者，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周恩来非常坦诚地在这种情况下和真理站在一起。

　　遵义会议开的并不平静，据当时站岗的同志写下的资料，当时会议争论很激烈。博古在会议上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报告，把原因归结为敌人的军事力量过于强大，未从自身角度找原因。张闻天做了个“反报告”，提出了不同意见，周恩来对博古、张闻天的报告发表了看法，自己在会议上主动承担了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在军事上的失败的部分责任。在人的思想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毛泽东觉得，先解决军事上的问题，这样就很策略地避免把政治上的有些同志划到李德、博古那边去，团结了政治局、团结了当时党中央的很多同志。

　　据介绍，毛泽东在发言中，用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用粉碎敌人前四次“围剿”的事实，说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党在制定战略战术上犯错误的结果。

　　遵义会议之前，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来都是尚方宝剑。中国共产党被强加了“两个百分之百”，即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百分之百地忠于国际路线。这两个百分之百，给苏区和红军几乎带来了百分之百的损失。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发挥出这么巨大的力量，其实还与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相关：这里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况，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跟国际联系的一个电台中断了，地下组织又遭到破坏，怎么办？中国革命以前都是靠王明与共产国际设在苏联的执行委员会的意思来进行的，在长征到遵义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了，下一步怎么走，由于跟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以后，才有了这样一次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来解决自己党的问题。

    毛泽东与李德的斗争在李德的《中国记事》中有直接的明确的反映：“......从这时起，他（指毛泽东）把斗争公开地继续下去了。他对每个作战方案都加以非难，特别是我提出来的每个建议，他都表示反对。他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毛泽东的正确。

    在这里，我特别看到一个声像直观的演示图，遵义会议后，蒋介石用重兵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形成一个完全包围的态势。事实确实如此，两军对垒的战局发生了变化，史料记载蒋介石在1935年冬春里的行踪：1935年3月24号，飞到贵阳，督帅剿共；4月5号，在贵阳东南发现红军活动，彻夜未眠，后由贵阳飞回昆明；4月9号，急令各路追剿军驰援贵阳；4月10号，飞回贵阳，又急电龙云防堵红军入滇；5月10号，得知红军度过金沙江，急忙再由贵阳飞昆明，命令中央军和滇军向金沙江追击红军。

　　面对重围，中央红军新的领导集体指挥红军东西南北，虚虚实实间，牵着敌人的鼻子在贵州和云南来回调动，最终跳出包围圈，给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征途，让后来者感慨万千。

    走出纪念馆，来到遵义小龙山上红军烈士纪念碑处，看见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金色大字，远望山下河中的流水，忽然觉得：这山这水年年月月都在诉说着遵义会议的故事，诉说着大转折的丰功伟绩。

      我的2011年

      息烽集中营

                                                    王祖文

       参观了贵州息烽集中营，那种感受是特别的凝重，在其他地方少有的。这种感受用一时缓不过劲来形容不为过。

       走到集中营门口，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会给我们什么情感冲击，当走进去，我久久凝视着一张照片上的文字说明：

      息烽集中营位于离息烽县城6公里的阳朗坝，设立于1938年，军统内称“息烽新监”，对外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最初关押的是从南京江东门新监转移来的政治犯，以后又陆续接收川黔各地特别是重庆白公馆看守所成批解来的人员。息烽集中营自设立起到1946年7月撤销，前后关押政治犯约1200人，8年中杀害和折磨致死600多人，下落不明的400多人。幸存者约100余人，在监人数经常保持在300---400人，1943年高峰期600人，是西南地区政治性最强、规模最大的集中营，按军统术语，称望龙门看守所为“小学”，白公馆为中学，息烽集中营为“大学。凡从其他地区转来的都称为“升大学”，留学则是处死的代名词。

     对于下落不明的400多人，在前些年终于有了答案，在集中营后面的一个石洞里，当地的老百姓在洞内深处挖掘时，发现了300多副死骨。这些落泪的灵魂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才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人们泪水模糊的视线。

    这里曾经关押过杨虎城将军一家：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由法国经香港回国，踏上国土即遭监禁。1938年10月6日由南昌转息烽集中营囚禁。1939年夏，戴笠到此地视察，认为这里与公路太近不安全，便命令将杨虎城将军转押息烽玄天洞，囚禁达8年之久。对杨虎城的监视之严，在张学良之上。

    1938年1月14日，杨虎城妻子谢葆贞，年仅8岁儿子杨拯中到南昌看望正在囚禁的杨虎城将军时被捕。同年10月6日转息烽集中营（玄天洞）囚禁，在玄天洞囚禁期间生下幼女杨拯桂。她因受刺激过度，有精神失常状态。1947年2月9日，被特务强行注射毒针死去。

    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和儿子被杀害于重庆戴笠住所。

    张学良将军也在这里关押过，开始住在息烽邻县修文的阳明洞，后来为监管方便，才移到息烽来，陪他同住的有赵四小姐。军统对他监视很严，除武装警卫外，还特派一人同住监视，非经他许可，不能接见任何人。他偶尔去过贵阳，是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请示的。在他押禁息营期间，有两个人来看过他，一是东北要人莫德惠，一即宋子文。戴笠到此地，也探看一下，不过只是看看，好向蒋介石报告而已。他的物质待遇尚好，但精神则苦痛异常。据息营负责人说，张学良经常发怒，往往不吃饭，并且将饭桌推翻，将家具打碎，苦闷、愤怒异常。杨虎城原住在息营左近的白鹤观，后来又移到另一山上。两个随从人员，都关在息营本部。

     至于刑讯的残酷，曾在这里关押过的李任夫回忆到：更是一言难尽。一般体刑毒打，固属家常便饭，即水火交攻（用开水烫、铁火烧）亦时有所闻。他自己就亲身经历，从镣铐到毒棒，都曾尝过滋味。此外经常所见的毒刑尚有几种：如灌辣椒水、钻刺指甲和上电刑等。灌过辣椒水的人，大都眼鼻同时红肿，一身辣痛，呕吐不止，往往造成吐血或精神失常。受过钻指甲的人，则更为痛苦：在用刑时，全身捆在架子上，将双掌合十紧缚，用锥子从指尖钻下，随钻随问，虽血流如注，仍不罢手。晕绝之后，又用冷水喷醒，再次用刑。凡受过这种毒刑的人，指甲全脱，不易再生。在息营犯人中，最少有10人以上是没有指甲的。至于上电刑，在用刑时固然惨痛发狂，即几天之后，仍然神经麻木，不能饮食。

     参观即将结束，在一个缅怀被害者的厅室里，所有参观者自觉地购买了白纸花，未成一个圆圈，没有人领喊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但是大家自觉地默默地予以三鞠躬，我在一旁将这一行人的自觉行动用照相机以最快的速度连续进行了捕捉，将此凝固成一个永恒的瞬间。

    令我更加沉重的是墙上不少镜框没有死难者的照片，照片用几笔剪纸图案代替，有的简历只有一句，也有的就成了无名死难者。

    走出监狱大门，太阳正在中午，周围的绿树花草姿态昂扬，但是游客的表情显然有些僵硬。

                      走进天坑地缝

                                   王祖文

   重庆武隆县的天坑地缝有名，天坑三桥位于武隆县城东南20公里处，有名到短短几年功夫，靠这景点旅游业的支撑正在改写着武隆贫困的面貌。

   车子在高速路上行进，过桥费是我们其他地方高速路的2倍，导游介绍说这与这里隧道多，修建成本大有关，我们一车人就有些吃惊，从吃惊中解脱出来后想象着天坑地缝的模样。

   武隆有“三桥夹两坑”的奇观。天坑的名称是天龙天坑，神鹰天坑；三桥的名称是天龙桥，青龙桥，黑龙桥。由于桥为天然岩石，“桥”字实际在这里为“硚”。

   天空飘洒小雨，雾气遮盖了山顶。心想：我们看不到这景观了吧，很快便到达一个峡谷边。我走在最前，乘观光电梯下去，到了谷底，迎面而来，是一个巨大的洞。这就是天龙桥的桥洞。问及导游成因：说是多少亿年的沧海桑田，山崩地裂，自然形成这样的奇观。顶天立地的一座石桥有两个穿洞，桥中有洞，左面一个主洞是大洞、右面一个侧洞是小洞，壮观又神奇。巨大石壁上的千沟万壑，更增添了其雄伟的气势。走出桥洞，就是天龙天坑。站在“坑底”，向上四望，拱孔高壁立千仞，大叹大自然之鬼斧神工，犹如一个平展的石崖上，开了一个巨型的门。人在下面，犹如蚂蚁大小，山崖四围，围出一片空间，与外界隔绝。山谷中的藤竹花草随意自然，茂密丛生，颇具野趣。再往右看，就是侧洞，如果把左边的比作丈夫，右边的就是妻子，这一大一下的两洞给人无尽的联想。你在这里不由地会对着石洞倒退着走，每走几步，你都会主动取景摁下照相机的快门。再往前走，天坑腹部开阔起来，这里山崖更加陡峭，山势险恶。天龙天坑的末尾，便是青龙桥。桥高281米，为三桥中最高，桥洞形态随步移而改变，两边山体呈现三面对峙的壮美，这里有多条地下暗河，流出地表形成潺潺小溪，飞泉流瀑，但它再美也难以吸引众人的眼睛，因为山太高、谷太窄而深，只要一抬头，上面的景色更险更吸引人的眼球。黑龙桥其实不像桥，却很有味道，就像一座山遇到强震后裂开的一道深沟。沟里幽深昏暗，顶部岩石如黑龙蜿蜒，走在里面，犹如走在地球的心脏。

    置身其间，你会生出多叹：一叹坑大洞大；二叹这么好的景致藏在这么不容易发现的地方；三叹满山满沟的石头被树、草覆盖。石头上开花不是稀奇；四叹这种景观以前未见、独生此处。连声叹：值得一看！

     出了峡谷，是一个山谷平湖。它是筑坝蓄水而成。绿水萦萦，流水潺潺，高岩飞瀑，深草茂林，独峰孤石，悬崖绝壁，山的倒影，草的芬香，人的欢语、鸟的鸣叫，把天坑三桥景区装扮成一幅完美的自然山水画。



    武隆的地缝，与天坑处同一峡谷，相距不远。它们的形成原因类似，只是一个粗犷雄伟，一个亭亭玉立。犹如一个为兄，一个为妹。它长1公里，两侧高80—210米，谷底宽1.3—1.5米，大多为2—5米，峡谷深宽比为20：1，属地缝式喀斯特峡谷，构成“一线天”景观。之后渐宽，变成一般河谷。

  游览地缝，也是乘电梯下去。电梯高度为85米。出了电梯，人处半山腰。旁边有一个观景台。在台边往下一看，真是一条缝，一条急忙看不到底部的缝。

    沿着级级石阶跑下去，终于下到地缝底。地缝里很多崖壁上有水滴往下滴。崖壁上的绿色植物，吸收着通过地缝投射下来的阳光，顽强地生活着。它不停息地进行光合作用，产生氧气，和着细细水珠，让人心旷神怡。地缝很窄，有几处只能一人通过。随处可见潺潺溪流，穿过幽曲小径，欣赏沿途景色，如竹溪鹤鸣，玉龟出山，圣象戏水，罗汉苦修，一线天，孔雀开屏等，但令人印象最深的是银河飞瀑。在观景台看到的小溪挂下，在这里竟是瀑布从天而降，气势磅礴，水雾飞出几十米外，让人很想探清这水从何而来，一种好奇感油然而生，周身的疲惫全部褪尽。再往上走，就是深深的蛟龙寒窟，溪水从黑幽幽的石洞狭缝中流出。从岩壁到石梯，湿润非常，人在栈道上走着，水在脚边流着，间或有阵阵雨淅淅沥沥从天而降。

    走出地缝，一方面叹大自然美丽奇观，一方面叹武隆人开发之妙。突然就羡慕：就这么样的坑就这么样的缝就这么偏偏在这地方，怎么不生在我们家乡呢？让我们那可爱的家乡也赚旅游的钱多好？

    （博主按：前些日子，我外出行走，归来后写成七篇文字，意在让所见、所感凝固起来，让所得、所思弥漫开来。感谢老师们光临、指导）

                           渣滓洞之叹

                 王祖文

      知道渣滓洞很早，待实地走进时，给我的震撼很久挥之不去。

      渣滓洞，位于重庆市郊歌乐山下磁器口、五灵观一带，原为人工采煤的小煤窑，因煤少渣多而得名。渣滓洞分内、外两院，内院有一楼一底的男牢16间，另有两间平房作女牢，外院为特务办公室和刑讯室。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纵火焚烧了渣滓洞，仅逃出15位被囚禁的革命者，其余皆不幸牺牲。

      在渣滓洞，我的脑海出现四个“感叹点”：

     “女犯”的难言之隐

     “ 女犯”和“男犯”一样，不仅没有任何优待，而且有着更苦的一面---这便是共同的艰难“月经”。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到在监狱会成为“女犯”的一大困难。这里曾经有过“小卖部”，出售过草纸类物品，大家互相照顾必须用的草纸。可时间太短，相当长时间草纸没有来源，有钱也难买到手，大家都是拖一月算一月，五花八门的又脏又可怜。

     有几个“女犯”痛经厉害，其中胡芳玉最严重，在床上痛的乱滚。可她连热开水也喝不上一口。

      狱中的五星红旗

    我在渣滓洞墙壁照片上看到一面特殊的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升起一面五星红旗，白公馆平二室的罗广斌、陈然等同志通过难友获悉后，当即决定：自制一面五星红旗，在重庆解放那天，打着红旗冲出牢门，迎接胜利。罗广斌拿出自己的红色绣花被面作旗面，大家动手找材料做成五角星，根据想象，将一颗大星放在中间，四颗小星放在四角，象征全国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红旗做好后藏于地板下，可惜未能如愿打出去。重庆解放后，在大屠杀中脱险的罗广斌回到牢房，取出这面五星红旗。当时，难友有诗为证：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星，贴在墙上。

    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

    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

    鲜明的旗帜，猩红的旗帜，

    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呀！

    等解放大军来了那天，

    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

    洒着自由的眼泪，一齐出去。

        血腥屠杀

     1949年11月27日晚8点，渣滓洞看守所管理员李福祥杀害进步人士24人。

     11月28日凌晨1时，看守所分头将楼上“男犯”集中到楼下1--7室，“女犯”集中在楼下8室后，射杀大屠杀开始了，扫射完毕后，又进行了补枪。在逃离前，将桌椅板凳等家具集中到一起，点火烧之----这次大屠杀共计杀害180人。

      渣滓洞脱险志士”盛国玉同志对此有准确的回忆再现：

      在机枪响的同时首先呼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弹的姐妹们东倒西歪地倒下后，有的同志还用最后力气呼喊：“共产党万岁！”有的还狠狠地咒骂敌人。左绍英和彭灿壁忙把两个孩子往右边床下死角里藏，她们和其他同志用自己的身体遮压在孩子身上，企图保护这两个细小的生命。当时左绍英的孩子“监狱之花”还不到一岁，彭灿壁的孩子才七个月。机枪打射完后，有几个特务走进来补枪，对倒在血泊中的姐妹一阵乱打。突然在床下死角的孩子哇哇哭叫起来，大门外的特务——监狱所长李磊，听到孩子哭叫声，恶恶狠狠地吼道：“斩草除根！”于是敌人从床下把孩子拉出来打了一梭子弹，孩子就再也没有声音。

    这次屠杀的惨烈程度在随后的群众的悼念中得到了反映：

     1950年11月15日，重庆各界在青年馆大礼堂隆重举行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青年馆大礼堂到外面，用白布搭成的祭棚遮断了整整一条青年路，从路上到礼堂内放满了成千上万人们送来的花圈和祭品。

    追悼会上，礼堂内外一片哭泣声，地面都被泪水渗透了。

    在上述文字中，我特别注意到了“地面都被泪水渗透了”，刽子手的罪孽有多深重，受害者死的多冤屈，家属亲人亲戚和广大老百姓有多悲痛，这一句将无以言表的东西都包含了。不要小看这句话，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我反复品味这句话，我的心无法平静啊！

     坚定的革命气节

    国民党军统在审讯张长鳌、尚承文这两位烈士的时候，两个烈士就是不招，最后敌人急起来以后用电刑来打他们，当时两个人被打得浑身抽搐，当时两个人抽搐得身体都开始缩小了，但他们仍然是咬紧牙关不说，一个军统特务凶残地操起旁边的一个十字镐，把两个人的头给劈开，这是在渣滓洞白公馆中死得最惨的两位烈士。但他们却宁死不屈。

     渣滓洞的英雄中绝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共产党员。甚至是出身于革命对立面家庭的子女。如出身于豪门望族的党员刘国鋕，他一个哥哥是四川经济交通厅长，另一哥是国民党经济部长的女婿。他们都十分宠爱这一幺儿。在严刑拷打仍然不投降之后，他们通过重庆市长、参议长等高官给军统说情。并送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但刘国鋕坚决不愿在退党声明书上签字。后其兄从香港来贿赂特务头子徐远举，空白支票任徐填写，条件是刘国鋕在他哥代写的悔过书上上签名就可以走人，刘兄已经跪下求其弟，“保住性命，出去干什么都可以”，然而其弟说，要释放必须无条件，然后他一句话没说，只是看着其哥，两行热泪留下但仍摇头坚决不投降。刘国鋕在被叫出牢房处死的时候，豪迈地说等老子写首诗再走！诗中有“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这是一个28岁的共产党员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声呐喊。

     离开渣滓洞很久，我的沉重的感叹依然很难散去。

    看到这三个字，情感凝重起来

         拍马屁水平很高

     刑具多么残酷

         这面五星红旗啊，您该怎么形容啊

             难友受刑地方

     这老头好人啊！

                         那股潜流

                                              王祖文

       未回B地前，一位同城的故乡人告诉我，他回了趟家乡，说他们那里一些年轻人以吸毒品为时髦、为荣光,谁不吸，反而好像谁身上短块肉一样。听他当时说话的语气，我在电话这头，心里咯噔震了一下。人说人穷出怪，现在那里的人不穷了，应该说相对富裕了，富裕也出怪？我纳闷。

      恰巧，我有了去B地的机会，晚上8:30自己独自在那个出美男子的县城街头等车，我要赶回另一个县。没有第二个同行者，我非常焦急甚至有些无奈。说好了一辆过路车，可那车到别处拉客去，急忙过不来。此时，姚师傅出现了，姚师傅的车是私家车，但肯定也是出租车，搭上了他的车，得知他和我的老家离的不远，于是，我们之间的对话就这样在他没有任何提防的情况下开始了。

     我说：我有个同学叫顿，听说前些年吸毒，现在怎么样？他笑答：早先顿吸毒，多次坐班房，出来了、进去了，进去了、又出来了，已经不奇怪。前年，让车碰了，现在失去劳动能力，只能拄双拐一晃一晃走路，现在已经有了孙子。顿现在依然吸那东西，我问：那资金从何而来？姚师傅慢腾腾答：身体残了，不影响赚钱，可以贩卖啊！他身体消瘦的很厉害，瘦成干胳肢。

     顿和他的妻子都是我的同学，顿的妻子当时是学校的校花，顿今天落到这种地步，他的妻子恐怕只能感叹自己的命运了。顿吸的毒品究竟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是白粉。

     我说：这个地方吸那玩意的多吗？他说：离城近的周围村庄的年轻人吸的有的是。俄庄几十个，妙村几十个，耀庄有一些，皋庄二十几个。皋庄吸的很厉害，有个年轻人因贩毒坐了六年牢，出来继续吸。有一家人丈夫吸毒坐牢了，妻子已经四十多了，也有毒瘾。那次，这女人坐上我的车上烟瘾一下犯了，好像活不成似的。我说：资金从何而来？他说：卖！我说：卖什么？他说：卖身! 啊一声，我睁大了眼睛。

   “不瞒你说。咱们这里吸毒的，毒瘾发作经常搞静脉注射，经常自己给自己打针，每年都死几个人啊!”姚师傅给我说的有板有眼，让我睁大了眼睛。

    我有个远方亲属，找了个城里的对象，身体消瘦，前些年听说也吸毒。我就纳闷：年轻人为什么染上了这种东西？40年前，家乡很苦难，那时，县城周边有一个有名的说书艺人，身体很消瘦，说经常要打杜冷丁，当时知道这种药里好像含有麻醉性的东西，那时，我第一次知道吸毒一词，没有想到，40年后今天，那个地方年轻人吸毒的那么多。

    乡人在饭桌上告诉我：有一位亲戚的亲属从西边那个知名的城市用警车贩毒，车上坐4--5个同伙，车子每到一处，上级公安人员了如指掌，当车子刚过一个高速路收费站，前面的交警便挡住了车，理由很简单，前面车堵路了，案犯刚下车，手铐便烤住了他们。案犯坐牢了，案犯的妻子便找亲戚帮忙看能否早点出狱，她找人办事的方式很特别，一见面就嚎哭，亲戚说嚎也没用，帮不了就是帮不了。

   我在去那个小城时，听说公安一次就抓了10余人。我在当地的一条新闻中看到一毒贩一次就给200多人下线供货，当地吸毒者究竟有多少，真是说不清楚。乡人告诉我，在B地那个现在富裕了的城市，一些街面的商家多的是吸毒的，一些大车司机也是吸毒的。

    更让我吃惊的是这样的场面：一位熟人告诉我，他回北面另一个县参加一个婚礼，头天晚上对方好酒招待，临睡前，对方端上来一小盘白粉，也叫白面，说是让客人解解乏。

    如果说B地那些现在富裕了的城市的商家吸毒是让富裕害得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一些并不富裕的小县城周围村庄的年轻人那样热衷吸毒就让我有些不解了。对于富裕而言，一夜暴富后、钱不知如何花的人有的是，吸毒也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消费方式而已，这不过是我自己的简单猜测。但是对于并不是真正富裕的地方的人而言，吸毒的人像得了传染病一样，人数在不断增多，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一直在思考着。素质低下、不懂法律、不求上进、精神空虚是主要原因，但难道社会越发展，人们素质越低下吗？我在自问。

   我没有在官方机构详细了解过吸毒的总人数，我更不可能知道这种犯罪的详细内幕，但在小城的一次客车上的对话让我刻苦铭心：一个说：B地这些年大的变化有一条是吸毒，一个说：因为吸毒，我们这里的人的声誉都坏了，住店都不让住。

   我有时走路都思考这个问题的缘由，我突然脑海里冒出一句话：黄、赌、毒往往是互相牵连的。这个地方的赌博我是清楚的，有两个小年轻人，一年辛辛苦苦挣了6000--7000元，一夜之间赌博就没有了。至于黄，也有的是：一些老汉70岁，照样进包厢......

   如果将原因归咎执法机关打击不力，那应该是冤枉的不轻。那么是什么深层原因造成这些地方吸毒的人数越来越多呢？是不是与我们社会的信仰的垮塌和流失有关系？是不是与那个地方山高皇帝远，年轻人将此作为一种人生享乐有关系？是不是如同有钱人有权人找情人包二奶三奶N奶大概是一个道理？

  我的脑海里经常盘旋熟人讲过的用白粉招待客人解乏的那个典型的场面。

                                      （文中地名人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