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08 17:10)
面目狰狞的东汉镇墓俑
“让这个家伙现形,我们至少花了20个工作日。”昨日下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保大楼一间办公室里,文物保护专家党国松仔细打量着角落里站立着的一尊“相貌丑陋”的陶俑。这个高约130厘米的镇墓俑足蹬草鞋,身穿双层铠甲,一条长蛇缠绕在他的左手小臂上。他头戴一个“长着”獠牙、猪耳、牛角的面具,龇牙咧嘴,表情凶狠。
2006年底,成都市文物考古所的考古人员对金堂赵镇沱源社区一座规格相当高的东汉古墓进行发掘,在墓室里发现了这个镇墓俑的头部。由于这座东汉墓多次遭遇盗墓贼光顾,墓室打开时,里面的随葬物品要么被盗,要么被破坏得支离破碎,镇墓俑的头部被埋没在一大堆碎陶片中。“这是具有典型巴蜀文化特色的镇墓俑,非常罕见,一定要
(2009-12-07 02:30) 拍卖是一个标的。市场衡量机制无疑是主要及重要的。不过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艺术家通过与材料媒介的合作,一种深层次的合作,传达、表现了艺术家自身足以影响他人(观赏者)情绪、情怀的根本。在以前,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会把这一切归为审美的必然,放到今天,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为艺术家与这个世界、社会、诸样媒介载体之间的沟通。积极主动的创造固然会带来很大的反响,然而最终决定的要素在于创造本身的魅力。换一个角度,它等同于一个人在周边环境中的特殊性。对于这样的一种状况,拍卖只是众多心声的独立又独特的传达方式。喊出价格的背后无疑潜藏着对这场完美沟通的期冀。
除了张扬着的艺术个性之外,没有艺术家签名的作
概述:对于人们来说,古墓总是充满了神秘和恐怖的色彩,传说当中,古墓里往往埋藏了大量宝藏,引起无数贪婪的人趋之若鹜。同时古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墓葬被盗墓贼侵扰,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设置巧妙的机关来保护墓中宝藏。在古书的记载中,中国古代的人们就采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防止盗墓,他们使用细沙代替土来填埋墓室,再在细沙当中掺杂石头,由于细沙具有很好的流动性,容易塌方,加上巨石的重力,因此盗墓者无法通过挖掘地道的方式进入墓室盗窃,这就是积石积沙墓。2005年4月,河南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们在上蔡县就遭遇了这样一个难得一见的墓葬。然而在考古专家们到来之前,这座墓葬已经遭受了盗墓贼轮番的轰炸,墓葬上盗洞累累。在考古专家们挖开墓室以后,还发现了几个汉代的盗洞,其中一个盗洞几乎挖空了墓室东半部分的积沙。但是另考古专家们没有想到的是,经历了这么多次被盗之后,这座古墓仍然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这得益于古墓匪夷所思的精巧的防盗设计。
主持人:对于人们来说,古墓总是充满了神秘和恐怖的色彩。在许多传说中,古墓里总是埋藏着数不尽的宝藏,同时为了保护这些宝藏不被偷盗,古人
(2009-12-05 13:11)

北京钟鼓楼坐落在北京南北中轴线的北端,是元、明、清都城的报时中心。鼓楼置鼓,鼓楼悬钟,“晨钟暮鼓”循律韵通。昔日文武百官上朝,百姓生息劳作均以此为度。清朝的衰亡,使钟鼓楼逐渐失去了为古都报时的功能,击鼓定更撞钟报时的方法,于1924年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离开紫禁城彻底废止。
钟楼外形朴实俊朗,通身是灰色的砖石,只在屋脊处饰有绿色琉璃瓦。虽朴实无华,但挺拔的姿态吸引着古今中外众多游人的视线。报时用的大钟悬挂于二层正中的八角形木框架上,两侧吊一根两米长的圆木,供撞钟使用。钟高5.4米,体厚0.27米,重约63吨,是中国最重的大钟。钟体全部由响铜铸成,撞击时声音纯厚绵长,圆润宏亮,京城内外方圆十数里
在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
植物硅酸体(phytolith),简称植硅体,是植物身体里的“结石”。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吸收到身体里的硅会沉淀在细胞或者细胞之间,形成植硅体。当植物死亡、腐烂以后,像小石头一样的植硅体便埋藏在土壤中保存起来。科学家可以把这些保存在土壤里的植硅体通过一系列实验流程提取出来。由于不同的植物具有不同的细胞形态,所以其产生的植硅体形态也不相同。科学家通过植硅体的形态,鉴定它们来自哪种植物,以此进行古气候重建或者植物考古方面的工作。当然,当这个方法应用在考古学中的时候,就不止是从土壤里提取植硅体,石器、陶器、牙齿等有可能接触过植物的遗存都是研究的对象。
在过去20多年里,植硅体分析对研究美洲农业起源与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人们改变了对美洲农业的传统认识。植硅体分析方法也在上世纪80年代末被吕厚远(现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介绍到中国。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吕厚远及其研究团队完成了中国大量的植硅体基础工作,但大部分应用都集中在古环境重建中,虽然早期有一些工作也涉及到陶范制作工艺。
(2009-12-03 01:48)

一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1998-2000),英国剑桥大学麦克唐纳研究所连续举办了三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内容涉及欧亚大陆的史前人类、语言和文化。第一次大会的主题为“历史语言学的时间深度”,内容涉及世界几大语系的起源、分化与发展等。第二次大会的主题为“欧洲及以外地区人类的多样性:回顾与展望”,集中讨论如何将分子生物学的遗传基因技术应用于远古人类学研究,特别是欧洲旧石器人类的迁徙问题。第三次大会的主题为“史前后期欧亚草原的开发”。这三次会议的召开集中展示了西方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动向和新的进展。特别是最后这次大会议题广泛,涉及欧亚大草原新石器至铁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
人骨同位素鉴定将揭开中国羌族历史之谜
研究人员正通过对殷墟王陵区祭祀坑人骨的同位素鉴定等方法,推断商代甲骨文中的“羌”与今天“羌民族”的关系。
在日前召开的“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唐际根表示,商代甲骨卜辞中,人祭卜辞有2000余条,记载“人牲”总数14000余人,其中近8000为“羌”。但学术界对“羌”是专指羌族地区的一个方国或“羌族”,还是商土以西各部族的泛称,一直存在争议。
唐际根说,殷墟的考古发现证明,卜辞中的“人牲”主要埋藏在西北冈王陵区,研究人员正在采集上述地区若干次商代“祭祀活动”的人骨,对其进行锶同位素和氧同位素试验,观察这些人骨的同位素水平是否有“聚类”的特性。
“如果‘羌’是专指,占‘人牲’一半以上的‘羌’人骨会有‘聚类’的相似性;如果不聚类,那么‘羌’就是泛指商土西部各族。”唐际根说。
此外,由于考古研究已经证实甘肃省境内的寺洼文化、卡约文化为羌人文化,他们还计划采集两地出土的人骨标本进行试验,观察人骨同位素水平的差异。
我国学者考证北魏童子像
(2009-12-01 02:28)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王世襄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11月28日9时2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11月22日,文物鉴定专家曹静楼还在接受《海峡都市报》采访时表示:“老人家96岁高龄了,精神还好,就是行走不便,得坐轮椅了。”

依王世襄先生本人生前愿望及家属意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家中不设灵堂。
王世襄先生遗体已于2009年11月29日上午火化。
王世襄先生的追思会于12月4日在京举行。
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出生,北京市人,九三学社社员。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3年冬,赴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学。抗日战
——民族考古与实验考古的一点心得
中国史前和三代考古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刀具,多矩形和半月形,有单孔、双孔和两侧带缺口等多种形式,质料多石,也有不少是陶和蚌做的;把它们作为收割工具,自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以来很少疑义。但是,这些刀具是如何使用的,却很少讨论。李仰松和李京华两位先生,根据他们对洛阳王湾和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发现标本的观察,曾做过石刀使用方法的复原研究(参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35页;《李京华文物考古论集》,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1-68页)。
李仰松先生复原的两种方法,很可能被古人采用过。但是一种是把拇指之外的四指套在从两侧缺口穿过绑缚在石刀长轴的绳套里,只有大拇指是灵活机动的;另外一种是把大拇指套在石刀穿过单孔绑缚在石刀背部的绳套里,四个指头虽是灵活的,但是因为没有大拇指配合,任何割穗的动作都不灵活且都必须借助另外一只手完成收割。
目前所知,陶器大多带有微孔、且具有吸水的特性,因此它们具有一定程度的渗水性。但同时,陶器主要作为盛放物质的一种容器,对于防渗水能力又有着较高的要求。这就意味着,陶器制作者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获取不渗水的效果或降低陶器的渗水率。就目前的认识来看,提高烧制火候,使其达到一定温度就可以获得不渗水的效果。但范黛华教授等人在临淄附近所做的实验表明,此时的烧制火候必须“高于1100度、摩氏硬度达到5度”(范黛华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龙山文化陶器的初步研究》,《考古》2005年8期)。而中国新石器时代普通陶器的烧成温度一般只有600~900度,最高者不超过1000度(张宏彦:《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也就是说当时的陶器制作者采取提高烧制火候的方式使陶器不渗水是很困难的。因此,他们只能通过其他方法来降低陶器的渗水率,如拍压、加厚器壁、加固结合部位、磨压器表、湿手抹泥、抛光等,也有可能采取施加有机物质(如树脂、植物汁液、食物及相关物质、动物脂肪等)的方法。这些方法中的大多数在陶器上或多或少都能留下明显的痕迹,所以我们很容易对其进行直接的观察。唯有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