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漆黑，地狱漆黑。

    亮，贼亮，天堂贼亮。

    最近听过的一个关于地狱和天堂的故事应该是无数人奉之为人生哲理并且以自己能够感悟而深深被自己感动的。大概是说，一张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好吃的，有小米、叉烧包、牛肉丸、姜葱蟹、白灼虾、酥皮双皮奶之类的，每个人都有一双长长的筷子，地狱里的每个人因为筷子太长而吃不到，天堂里的每个人喂坐在对面的人吃。

    其实，地狱和天堂的问题困扰已久。前一阵子去惠州巽寮湾的时候，坐在海边的船上，颇有些烟波浩渺楚天阔的感觉，于是想起了，东坡兄当年被贬惠州，除了西湖之外，独爱到鸭寮湾看海，东坡兄到的地方几乎都成了名胜古迹，我想，像他这么洒脱的人，在困境中能够欣赏各种美，无论到哪个地方，就算是天涯海角这当时来说是旮旯的地方，他也能如在天堂，怡然自得。我发了个信息给朋友，跟他说我在东坡兄当年流连的鸭寮湾之后被东坡兄改名巽寮湾的地方游

    中国电影在编剧上向来处于弱势，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一个编剧奖项是王二同志的《东宫西宫》，然后有了王小帅的《左右》，主要原因不是中国的编剧太弱，而是有些邯郸学步的困境。中国的戏剧讲究的是起承转合，西方的戏剧侧重于矛盾冲突，身兼东西于一身的李安在创作《卧虎藏龙》时就说过，编剧的时候中国的手法不够用，就用西方的戏剧来弥补，所以《卧》给人的感觉跟以前中国的功夫片截然不同，当时有人批评说这不是正宗的功夫片，其实，从更深层次来说，如果看过《卧》原著的朋友就知道，李安改编的手法是从人物入手的，不是从情节着手，原著中最重要的主线被删除了，每个人物出场时矛盾就很纠结，由此展开层层冲突，最后冲突化解，这本身就不是中国戏剧的处理手法，而是西方戏剧的典型笔触，看过《哈姆雷特》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多一点。因此，中国电影的编剧手法，先吸收自中国戏剧，后浸润于苏联电影，属于国际上的非主流，而看惯了欧洲片或者美国片的朋友，怎么看怎么觉得中国的电影特别土，简直土得浑身掉渣，这就好像嫁了一美国

    一般来说，看电视剧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空，另一种是没有空，本来有空的，结果因为电视剧长篇累牍的特性，加上我是属于一口要吃个大胖子的类型，非一口气看完不可，像《士兵突击》，看到整个人摇摇欲坠生不如死，连上厕所都得掐点，更别说其他事了，所以智力和情绪在正常情况下，不会看连续剧。

    《我的团长我的团》、《士兵突击》和《我的兄弟叫顺溜》，加上《亮剑》，总算是都看过了，要说最喜欢的，没有，要说不喜欢，骗人，连续剧要不喜欢鬼看啊，之所以写几句，就是希望中国的编剧和导演和剪辑能够稍微敬业一点，不要浪费了大家晚上下班后的黄金时光。

     最佳编剧：《亮剑》

     《士兵突击》讲的是郭靖成为兵王的故事，整个故事围绕许三多展开，层层递进，但是说实话，故事性不强，上一集看完，下一集也基本了解了。《团长》这片子有点怪异，他用的手法非常罕见，偏离了多年连续剧套路，给自己下了个鹿套，不但观众看得死去活来，而且估计连导演自己也经常午夜梦回，绕梁三日。《顺溜》的编剧最差，颠三倒四，背景时间基本没有，故事情节基本靠

     冯小刚早在《甲方乙方》借傅彪之口说了“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中国电影无论是五代六代傻呆麻袋，有一本书不能错过，那就是西奥迪尼的《影响力》。此书被号为“营销第一书”，就如当年江湖中传闻的某某宝典秘笈，小弟不服，纵观全书，果有过人之处，趁现在夕阳西下月朗星稀，且把这中国导演必看的秘笈一一剖析，说得好，给个彩声，说得不好，给个名声，江湖中人，多多关照。

     话说当年二次华山论剑，老顽童周伯通心中无名，夺得天下第一的名号，至此江湖传奇告一段落，各路大侠学电脑的学电脑，跑业务的跑业务，唯独周伯通起了童心，非要搞清楚自己为什么是天下第一，论智慧，东邪黄蓉摆在那里，皑皑白雪，无人匹敌；论经历，杨过站在那里，潇潇落木，唯我独尊；论天分？周伯通这厮要是知道自己天分才情乃是天下一等一的话，就不至于成为顽童，早就是大三阳了，惟其不知，故而大智若愚，这点连郭靖都只好装作是路过的。于是，周伯通穷三年之功，写出天下第一奇书——《疯天鹅神功》，并且注明，此乃后世中国电影振兴之典籍，留待有缘人云云，就此撒手西去。

    说时

    坦白说，春节那几天，我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下子就像被拔苗助长的麦穗看到了自己轻飘飘的，上不着天，下不落地，环顾四周，一片枯黄。

    按理说，日子过着过着变成过了过了，忙碌的时候总像在战场上厮杀的赤膊，等到歇下来时才发觉自己百人斩的骄傲已经随着战场的清理灰烟的升空化为追忆。一段时间过后，总会厌倦某个战场，于是重整旗鼓，披挂上阵，总觉得，壮士酬志多悲歌，一辈子，过的就是前面三四十年，接下来就是不断地收拾自己，或者混得不好，到时候就会不断地被人收拾，无非如此。

    我经常会灵魂出窍，骑车穿过午后的林间小路，没来由地忘了自己怎么到了这个地方，又没来由地想到自己怎么待在这个地方，说起心中的向往，多了去了，总觉得自己缺点什么，直到春节那几天，我忽然就明白了，我知道自己活在原始社会，几千年的人类文明我不知道，以前看的书总有种把自己吊在半空的感觉，不上不下，我不知道下面踩着什么，也不清楚前面躺着什么，只知道软绵绵的，有风。

    几千年啊，我才活了二十多年，就想几千年的事儿，有病，但是不想着这几千年，我接下来的年头估计活

    理想中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七点起来洗个澡，然后吃早餐抽根烟散散步，九点开始工作，忙到下午四点，睡个午觉，五点去运动，跑两到五圈，控制在十圈以内，然后压腿，开始踢毽子，六点半回来吃饭，然后洗澡，八点开始冲茶看电影，看完吹吹水，到了十点，拿出书，接着昨天晚上结束的地方看下去，十二点在床上躺着看，慢慢就困了，书签一戳，两眼一翻白，睡着了，又一天过去了。

    今天就是这样过的，只不过爬起来写这篇玩意儿。一个星期大概有两天这样过，有时候这样过半个月，就会有种解放第三世界的冲动，爬爬山，骑骑车，挺好的。

     一整天这么安排，有点像是倒吃甘蔗，吃到甘蔗头，入心入肺，读书时要是来点《东邪西毒》终极版的音乐，就会有穿梭时空的感觉。林语堂在《读书的乐趣》中提到，没有阅读习惯的人，被时空所禁锢，而另一些人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打开了书，跟着作者徜徉在各种时空之中。

    有个朋友很喜欢书，经常讨论近来看什么书新出什么书，但是在我看来，他嫂子更是不得了，几乎手不离书，让人艳羡。有一次在他那里宿醉，两人喝得死去活来，第二天一行人

    英语向来不是我强项，除了初一的时候听写26个字母拿过满分之外，其他高中六年大学四年一直是拖后腿，高考更是糟不可言，大学四级也是考了两次才过。毕业后看了几部电影，觉得翻译不好，有时候会查一下资料，后来可以直接看英语字幕，毫无障碍，至于其他，还是一无长进。了解我的朋友必定知道我在瞎掰，我觉得挺好的，和谐社会，瞎掰有理，你看看两会出席的那些玩意儿，动不动就提让人耳目一新的方案，可惜我的耳目从初中开始早就无法再新了，党算是白培养我了。

    这部《贫民富翁》挺好看的，很好莱坞，可以写的地方挺多，今天要说的是shooter里那个五星翻译，上面有些评论说“翻译得很好”，是“行家”等等，反正我的英文水平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瞎掰正是这一阶段的唯一特征，姑且听我乱说，如果我弄错了，也不要大惊小怪，没什么，和谐社会嘛，至少要搞搞黑社会以和为贵那一套。

    一下排名不按笔划，按盗版碟播放顺序。

    shooter上的版本是Slumdog_Millionaire_DVDSCR_XviD_NoGrp_cn_cuk

    网址链接：

    这几年来，由网络发起的追杀令时有发生，陷入“名烟门”的周久耕就是“无辜”的一员，本来贪得好好的，上下该打点的从不含糊，过年过节没少尊老爱幼，就差跟《洪熙官之少林五祖》里的陈松勇那样“以德服人”、“日行一善”，最后却因为“乌鸦乌鸦真能抽”被网民立斩马下。当然，对我这样一个经常为官员落马而抚掌会心一笑的没有同情心的人来说，不管他事实上是否够得上贪污的“内部标准”，只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在位官员，二是在中国当官，只要被判刑被枪毙或者免费送安乐椅体验券一张，就足以让我花五块钱买串鞭炮。晚清志士崇尚游侠之风，著述立言，推崇“敢死之气，尚义之风”，有不少人更是慷慨赴死，现在虽不是人人悍不畏死勃然行刺的好时代，但是网络却提供了宣泄的途径，从网络游戏到网络暴力，无不让生活在“三个代表”之下的老百姓有了新的娱乐。

    传播学中对集合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的定义是“在某种刺激条件下发生的非常态社会集合现象”，其特点是群体暗示，群体感染，群体模仿和匿名性。在电视上经常看到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游行示威，而五四更是此中集大成者，不但游出了气

    早死

    有个朋友，性喜四处游玩，立志游遍世界，缺钱，经常买南粤风采彩票。高二时某天上午，上课未几，大呼而出，从此退学。后来听说是中了彩票，拿钱后去了很多地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两年后，自杀，遗言只有一句，“早死是一种幸福”。

    失业

    今年工作特别难找，有朋友四处投简历，不断复试，不断被刷，前几天在在天河北面试，囊空如洗，想找一在附近上班的同学借钱，于是假装经过，等他下班一起吃饭。朋友在广告公司上班，恰逢加班。他从七点等到八点半，寒风瑟瑟，饥寒交迫，终盼来下班，见广告人鱼贯而出，面黄肌瘦，满脸菜色，比之自己更加不堪，忽感“失业也是一种幸福”。

    从来没有一样艺术像电影这样，一方面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另一方面是民间声音的呐喊利器，很难想像其他的艺术形式例如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建筑等能够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

    电影从西方传到中国之后，一开始并没有上升到“文以载道”的境界，任景丰拍摄的《定军山》，郑正秋、张石川等人的创作由于受到文明戏和戏曲影响，他们所拍的电影基本可以划分为“戏人电影”。

    1928年，左联人士夏衍、聂耳、沈西苓“当时为了革命，为了搞左翼文化运动，为了让一些新文艺工作者打进电影界，运用电影来为斗争服务”（夏衍语），受命于党渗透到上海电影界，一致号召进步电影，与当时信奉电影就是“眼睛吃冰淇淋，心灵坐沙发椅”（黄嘉谟语）的右翼软性电影针锋相对，中国电影进入了“文人电影”时期，中国影坛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尖锐的分裂和对立。1932年，日本大肆轰炸上海，16家戏院被毁，电影人发起抵制日货行动，并且拍摄了一些爱国电影。左派影人的作品以描述城乡人民的日常生活为主，在意识形态上强调阶级剥削，例如夏衍编剧的《春蚕》（改编自矛盾的小说，1933），影片以蚕农一家破产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