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传统：放牛班的课堂

民族志：科学与实证

尹虎彬

“口头传统”这个词有两个含义。首先，它指的是一个过程，其次，它指的是这个过程的产物。

田野作业本来是民族志学的看家本领，这一手段被人文学、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所应用。民族志学和语言学一样，它们的实证性、科学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们尤其克服了古典学从书本到书本这一做法的局限，克服了形而上学的先验论观点。中国古典诗歌中赋比兴问题，从朱熹到清儒凡一千年，所探讨的问题也止于书斋经典，因此它遗留至今的也只是个古典修辞学的问题。现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它在百年间的突飞猛进，主要是新材料和新的实验提供的。以诗治诗也最终止步于诗。对口头诗歌来说，民族志的意义是提供了文本之外的可以观察的诗的现实。

牛郎织女传说的时代命运

刘锡诚

    俗称中国“四大传说”的孟姜女传说、梁山伯祝英台传说、白蛇传传说，以及在民众中也流传非常广泛的董永传说、西施传说、济公传说，于2006年5月20日被纳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在我国文化史上开了民间传说受到国家保护的先河。但公众对于“四大传说”之一的牛郎织女传说竟然没有一个地方申报、故而未能进入第一批国家名录感到非常遗憾和失望，自然也成为我们这些多年来从事民间文学搜集、研究与保护工作的学人的心头之痛。好在，等待了两年之后，2008年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公示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名单中，终于载入了牛郎织女传说，而且确认山东省沂源县、陕西省长安县、山西省和顺县为该传说的第一批保护地。（2008年6月15日国务院正式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牛郎织女传说”已被批准纳入，编号为：Ⅰ—36。保护地只批准了山东沂源县与山西和顺县两地。）对此，我和同行们无不感到欣慰，额手称庆。

牛郎织女研究简史

施爱东

  一

关于牛郎织女的载录或介绍，以及歌咏、鉴赏，代有人在，自古迄今未尝断绝。关于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则是发韧于海外。1886年，法国人JJM De Groot就在他的Les Fêtes Annuellement Célébrées à Emoui一书中对牛郎织女与七夕风俗展开过讨论。1917年，长井金风《天风姤原义（牵牛织女由来）》对牛郎织女进行了专题研究。国内的牛郎织女研究起步略晚，较早的有钟敬文1925年的《陆安传说》、1928年的《七夕风俗考略》等。

1925－2008年间，国内的牛郎织女传说研究论文不少于120篇（不含七夕风俗类专题以及相关诗词研究），其中1955年范宁的《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是文献资料梳理较为完备的一篇，而王孝廉始发于1974年的《牵牛织女的传说》、洪淑苓完成于1987年的硕士学位论

古代民间故事的魅力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祁连休

             
     记者：去年，您撰写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民间文学界得到好评。请您谈谈有关方面的情况。
     祁连休：我对中国民间故事类型有较多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编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的节译本（1985年）和全译本（1986年）相继出版后，丁先生多次来华作学术报告并与中国学者座谈，引起了我和学界同仁的极大兴趣。与此同时，臼田甚五郎、小泽俊夫等日本

从“我们和他们”到“我与你”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吕微

               
     记者：目前，抢救、保护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很是普遍，据我理解，“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文化”关系密切，您能谈谈“民间文化”这门学问或学科吗？
     吕微：在我国现有的学科体制中，有“民间文学”学科，有“民俗

用学科和国情的视角看民间文学 
 
刘守华

     我50年代初参加民间文学工作，从1951年在《说说唱唱》上发表洪湖歌谣起步，1958年参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这个领域里奋斗了几十年。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走过了百年的道路，但过去没有一本书来描述这一历程。最近读到了刘锡诚先生《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感到非常亲切。我们这里有博士点，硕士点，研究生看到这本书后也很高兴，但书店里买不到书，他们就用邮购的办法向出版社直接购买了这本书，买了几十本，差不多每人一本，大部分学生都看了。这本书的出版是非常有意义的。

     刘锡诚先生古稀之年，花费数年心血研究撰写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用百万字的巨大篇幅，展现了中国民间文艺学这一学科的百年历程，资料丰富，持论公允，视野开阔，气势宏博，我初读一遍，即不禁涌起对作者的赞佩之情，并引发出对这项文化事业和这门学科的许多感

故事类型研究的中国意义 
高丙中

    
    
    表述事实是一项基础性的学术活动。对于规模上超过熟人圈子的社会，表述事实是一项让共同体存续的知识保障：因为有关于社会的事实被呈现，社会本身才能够被感知，被认同，被维护，被传承。学术活动中的事实不是现成的，对事实的表述不是现成之物的随意累积；事实需要有专门修养的人借助概念工具去发现，对事实的表述是一种创造性的智力劳动。

     现代学术是围绕民族国家而建立起来的，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单位，以民族国家的知识需求为服务的对象，当然也得到国家的各种支持和资助。纠结着国家对象、国家使命、国家资源，西方所代表的现代学术实际上是国家的学术。对于中国来说，作为国家学术的基本工作，学者要用事实让一系列概念如中国社会、中国宗教、中国艺术乃至不断细分的概念如中国民间文学、中国故事等等成为可以辨识的实体，从而保证“中国”这个大概念能够成立

民间故事的记录史和生命史 
陈泳超

      近些年来，有两部民间文学研究专著的出版，实在让我感觉很受震动：一部是刘锡诚先生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另一部是祁连休先生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以下简称《类型研究》）。它们都有扎实的文献根基，凝聚了作者多年来孜孜矻矻、穷达以之的心血，呈现出分外厚重的成果。这样的厚重，首先从它们的物理性上一望可知，刘先生的著作一册，计860页，祁先生的三册，计1364页。重要的是，它们的学术蕴涵是真正配得上这样的物理厚重的。在认真读完这两部著作后，我发了很长时间的感慨，觉得进入新世纪以来，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似乎新人辈出、新意迭现，显得颇有生气，但真正可以藏诸名山、留待后人的新作，到底出现了多少呢？而看上去似乎思维比较定型、甚或已经退出学术一线的前辈们，甫一出手便风生水起，气象大是不同。好比武林中情事，后起俊彦们总自认为十八般武艺无所不能、外道内宗尽皆知晓，一边打熬气力，一边整日阶畅谈着武艺的至高境

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
──确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两种思路

陈连山

   
     目前，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体系的著作已经出现了四种，分别是艾伯华（WolframEberhard）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金荣华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和最新出版的祁连休先生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这些著作确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方法大致分为两种：丁乃通、金荣华大致采用国际通行的AT分类法，而艾伯华、祁连休则完全依照中国故事本身的情况另行分类。一方强调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世界普遍性，一方强调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特殊性。整个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看法也未取得一致。由此看来，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延续了七十年，迄今仍未平息。我把这两种观点简单概括为普遍论和中国特殊论。本文将以故事类型的概念为核心，对上述两种观点所代表的分类思路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