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我想，因为读到这一段开头而买《情人》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尤其是女人。假如现实中女人们明知道文字里的男人不大可能会出现，她们仍可以在小说里寻找一种精神的慰藉，看看女主人公的个人魅力是否真的大到风烛残年的时候还会有一个男人那样爱她，更想知道最后的结果以及其中的原因。

可惜，杜拉斯在第二段就转到了当前，说“这个形象，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这种写作手法（包括后面很多，比如现实与过去分段穿插等）在让人感叹其巧妙回转的同时，却多了几分嘲讽，仿佛一面镜子，让读者（或者只是我）看到了他人的幻想和自己的受骗。

也许，幻想是女人的通病。不知道有多少女人的幻想真的成为了现实。不知道是不是幻想也是某些人的特权。

故事还没有看多少，所以不知道杜拉斯是如何想的。但是，这本书的译文实在不敢恭维。虽然很多人评价说译文很好，虽然原文是法语，我无法对照着详细说出哪里不好。只是从中文来看，译文啰嗦而冗余，也许译者用了一些翻译技巧，重复了一些地方，但是过多的重复让人觉得没有任何一点诗意，像个老太婆在絮絮叨叨的。须知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呵。

译文的第二个问题是，有些语句意义不明，篇章关系给人以混乱的感觉。我知道杜拉斯有意不写通篇连贯的篇章，但我感觉到的混乱往往是在一个段落内。没有逻辑关系，个别分句给人以突兀感。其实，一个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并不是看到一个个原语单词然后写成另一种语言的单词和句子，他是在根据原语的意义构建新的篇章，这个篇章同样也要前后连贯，成为意义的载体。

第三个问题，也是近期考虑起来的，那就是，译者的性别是否应该和原作者一致起来。虽然肯定的答案甚至会让自己也失去很多的机会，但是不可否认，男性和女性的语言有着不可避免的差异，我不知道自己在翻译物语时是不是抹杀了那个几乎一生都在野外探险的大胡子男人，但是《情人》这本书，从语言上感觉起来，仿佛那个译者应该是个年长的男学究，怀疑他是否真的能够表现出杜拉斯的语言特点，至少，女性的语言。

总起来说，这本书之所以现在还没读完，除了忙于赶稿之外，它确实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主要是语言上。

再次坐在Westin大厅里的水吧时，会想起上一个夏天，穿着乌鸦般的黑T恤羡慕地看着那个口译，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成为她的样子，一年后，同一个季节，同一个地点，我成为了她的样子，可能日薪比她当时还要多。上天给了我答案，让我不由得感觉这是一个轮回，仅一年的时间。其实，没有人知道自己一年后会在那里，会是什么样子，命运，总是泛溢着奇迹。

又是同一个季节，像去年的九月，兴冲冲地开始办公室生活，仍记得第一天的地铁上，临下车有个女孩子突然对我说，你的嘴角有个芝麻——早餐的痕迹，还记得忘记带正装，于是穿着运动衣在办公室坐了一天。九月，会好起来的，我对自己说。挣脱开从前所有的阴霾，满是精神地大步向着明天的未知挺进。即使，虽然，间或会有往日的记忆，让自己泪流满面。

经历过一些事情后，才开始明白幻想是幻想现实是现实，才开始理解从前所不理解的人和不理解的事，就像从前嗤之以鼻的《老友记》，现在每天都会看，不仅是因为它会让我暂时忘掉失落，更是因为从那些相似的年轻人的生活中，我可以反思、可以共鸣。比方说钱德表现的一个男人宁可一直撑着不承认自己说谎，麦克对菲比求婚时说的平常但让人感动的话，菲比最终拥有了一个她一直不曾拥有但希望拥有的家庭。

而从前喜欢的动画，现在觉得无法忍受起来。《辛普森一家》对现实的嘲讽是那么冰冷，不留任何一点温暖，完全的残酷，而且因果关系情节也让人觉得过于天马行空了。《老友记》也讽刺现实，讽刺了学术界，连演艺界自己也在其中，可是其中还透着至少一点点温暖和希望。总之，动画也许显得不够现实起来，终于，不会再被父亲说，你什么时候能长大呢。

二十一、二岁的时候，迫于外界的压力，对自己说如果廿八岁结婚的话，那么还有七年的时间，七年是个很长的时间呢。转眼间，时间已经用完了，我没有实现那时的安排。小时候想让自己成为老师，成为文学翻译，那些愿望魔咒一样应验在了自己身上，可是，另外一些，却越发直觉到那是不可能的事，于是，只能怀着下一个愿望：父母离世之后、自己中年之后意外死亡。这样，就不用去面对老之将至的苍凉，不用担心自己老去走向死亡的处境，不用想没有劳动能力之后吃什么住那里，一场意外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我知道，仍然会有思念，仍会去想想不清楚的问题，可是，那些真的已经不重要了，至少，那些幸福感曾经是真实的，这就够了。打开柔缓的钢琴曲，在一首叫做《怀旧》的曲子中，伸展四肢做着瑜伽，抬起后仰都有些困难的脑袋，深深地吸进雨的气息。是的，我会自己去面对我的生活，不再像一年前，当一个人即将要回到那个棚屋的时候，是多么不希望帮我搬家的朋友离开。越来越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有什么职业倾向，适合过什么样的生活，从前那些被压抑的、被遗忘的，会在不经意中发散出来，无法逃避，只能去面对。我会的，面对真切的残酷，微笑地活着。

离发出最后一批译稿大约一周已经过去，直到现在才陆续想清楚，打算好，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毕竟，这种白天坐办公室翻译现实，夜晚和周末坐床边翻译文学的日子，已经告一段落。

我曾对R说，我要和文学生活在一起。我做到了，但很累，这就是坚持抑或是执拗的代价。有什么办法呢。面对一本文学书籍的前景，一本以自己的理解和发挥最终诞生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无法拒绝，更何况是从很多人中被挑选出来，从陌生到建立起合作的关系，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如果真的还有下一本，无论有各种犹豫的理由，最终还是会接受的，我知道自己。

完全靠自己的生存。这也是书中的故事所记叙的。一个年轻的未婚母亲，带着儿子在大篷车里生活，她总是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熨得整整齐齐，拒绝失去尊严；她在弥留之际仍为家人准备好饭菜，对做饭尤其精通；她喜欢园艺，喜欢恬淡散适的生活；这些，都自然而然地融进了我的生活，尤其是潮湿、闷热、狭小、黑暗、燥乱的小棚里与各种家虫共生的日子。

其实，文学即人生。只不过文学的棱镜把现实折射成各种样子，而翻译，则有点像解构这种折射，把文字的描述还原到印象中的形象，而后表达出来，至于没见过、没接触过的东西，则大量用了google的图片搜索，另外，对于里面提到的一些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歌手和歌曲，也趁机听了一些。

其实，文学本身就是现实的记录。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品牌，那么多产品，各行各业的，出现在书中呢。而且，单身母亲、同性恋、外遇……这些现象放在二三十年前估计也是新鲜事儿，现在则似乎见多不怪了。当然，这种完全意义上单纯的记录毕竟是少的，没有一点棱镜的折射，那应该是报告，或报告文学。

总觉得身边经历的一切都有一种莫名的联系，比如没有工作时去过的华润，和有工作后的长安大戏院离得如此之近。这本书试译时，就让我想起了伍尔芙，以及在论文中专门探讨的片段化句式。也许，正如作者在书的后半部分提及的，她希望自己的《家庭死亡指南》足够后现代，所以除了这种片段化句式之外，整本书的叙事线索也大致呈现为双线叙事，即前后两章时间和地点完全不连贯，成跳跃状发展。另外，也是译到最后感觉到的，似乎整本书呈中心对称状，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的叙事似乎是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一个状态，虽然在逻辑上有些混乱。

至于翻译中的难点，总是不期而遇。往往是在一个一开始学英文就认识的小词上，但是就是无法立刻找到合适的词来表达。最突出的就拿dying来说，它是一种状态，是在生病后，咽气前的一种状态，濒死，将死，弥留，临终，似乎都只是描述即将死去的时刻，而不是离死亡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延续的状态，走向死亡的人，其实人从一出生就在走向死亡，因而也不怎么合适。另外就是很多人物、地点以及其它名称在文中出现不只一次，但章节跨度很大，于是在第二次遇到时则要在前面找到自己译的名字，与之对应起来，由此也得出结论，以后一定要留意做好人名地名表。至于利用英语的音韵、字形特点而产生出的上下文，在中文处理中，自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翻译的过程里，时常会想起写论文时采访《达洛维夫人》的译者王家湘老师。问她为什么原文片段化句式没有完全体现在中文译文中，虽然几个译本里最欣赏的还是她的，因为风格上她的译文保留得很好。如果没记错的话，她的解释是说，这里面有中文的特点，而且全文的风格并不局限于每一个句子。合上自己的译文，我现在完全同意并理解她的看法。而且，还要卡起胳膊，对以从前的自己为代表的“学院派”数落一下：别闲着没事儿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个做实务的译者要是像你们这样抠来抠去，早就饿死了；翻译任务里永远有时限的压力。

也会想到那些翻译理论，虽然几乎已经要忘记了。并且，庆幸自己学了文体学，这是对文学欣赏最有裨益的一部分，文字如何叙事、如何阐释风格，只有接触过这方面，才能更好的理解，而后更好的表达。

还记得，似乎是翻译《名利场》的那个译者曾写到，她的父亲说要练习翻译，就翻本小说吧。是呵，里面会遇到各种等待译者用心和智慧去处理的问题。也不知道自己最后处理成了什么样子，技艺有没有长进。在搜索《致羞怯的情人》，看到最后写着“著名诗人陈黎翻译”时，不禁有了答案：我会像这个完全没听说过的人一样，默默地期待着这本书出版发行，在某个书店的某个书架上，有人因为好奇买了下来，睡觉前随便翻翻，消遣一下，而后便丢在了时间的纸篓。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没工作了，如果做不了翻译了，就开个花店。

迎接春天。虽然周围没有可以照的花和烟柳了。

涂鸦有缓解身心的效果。

定下了搬走的时间，还有地点，只是还没有跟房东说。明天吧。

应该对其说再见的，不只是这个窝棚，也不只是二零零八年，可能，也不只是和文学在一起的日子。

应该还有壁虎，屎壳郎，蜈蚣，蟑螂，老鼠，大雨敲打塑料棚巨大的水声，停电时冰窖一样的空气，游戏枪战的噪音，食堂里无味的饭菜，还有什么，无论是什么，都想遗忘了。

但是要记着的是城铁上透过窗玻璃看到的天边红色的霞光映衬着灰黑模糊的高楼，还有三环和四环上一边是红红的尾灯，一边是淡黄的前车灯，繁星一样，几乎把整条路都照亮的夜晚。因为它们是想拍而不再可能有机会、有技术记录的风景。

不知道新的环境是否会更好，亦如不知道新的一年是否会更好。

有些可惜的是，这么长的时间里，却不曾去那几个上镜频率颇高的地方，还不如四、五年前拖着疲惫在烈日里旅游时看的多。毕竟，我不属于这里，这里也不属于我。

也许是因为别的事，放弃了闲逛的机会。放弃的东西太多了。甚至，有可能是梦想。我是固执的，他们总是这么说，所以也有可能不会。

然而，正像《天堂电影院》里面那个男主角离开自己的小城时失明的放映师对他说的，永远不要回头。

这是零八年遇到的第一个最寒冷的天气，所以，把这一天叫做冬至。

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下午，突然想起《都柏林人》，并且在当当上订购了下来，没有太多的犹豫。也许，一不小心，它又会像夏天过后的衣物，长上黑糊糊的霉斑；或者，几天后邮递员来到办公室要找一个叫H的人时，我会大感意外，不知道这个人要干什么。

也许是因为，乔伊斯笔下都柏林的环境，总是那样冰冷而晦涩，迷雾一样的都市，掩盖着无法泯灭的人性，脆弱的，无奈的，龌龊的，正可以契合这样冬日的冰冷，把浓黑暮色下，地铁窗玻璃上面庞的映像臆想做伊芙琳，像她一样无法割舍定格在骨子里的情愫。

她双手紧紧抓住冰冷的栏杆，看着那条船离开，上面有可以拯救她摆脱惨烈生活的男人，然而，她只是随着船的滑动，慢慢不由自主地跪在栏杆旁。

也许，我只想紧紧抱在文学的怀中，在几日拼命读艰涩的经济分析、狂塞陌生的术语、顶着过重的心理压力后，可以安然闭上眼睛入睡，或是随便掉莫名的眼泪，而不必在说出“有人觉得我不值那么多钱”后，有点禁不住想哭，却一直要微笑。

我是谁，要走向何方。

信仰，在开篇第一个故事里，就随着教区牧师的葬礼，一起埋进了土地。而埋葬它的，正是世俗的众手。很想知道，那种无法释怀的情愫，是否最终也会被窒息。答案，只在未来。

H要在那个时代恐怕得是女革命者了。

对啊，那么愤世嫉俗……

我不做革命者，我要做女特务。

你要做女特务早就把秘密泄露光了。

那我就做鲁迅或徐志摩的情人。

 

——即兴曲 

闭上眼睛，拒绝一切刺激进入大脑，停止分析任何信息，这已经成了返程车上的习惯。

他的琴声乍一听会让人误以为是又一个乞讨，而不经意的一眼发现，这是个不过二十岁的男孩子，卷毛头发，胖乎乎的，身上挂着的袋子非但不脏，而且似乎质量还很好。他身体没有残疾，歌曲新鲜而活泼。他并没有利用人的同情心来乞讨，因为一曲结束，车厢的几个女孩子还为他鼓起了掌。

我给了他一元钱。在他微笑着谦恭地接受掌声时，和他一起微笑。

除了嗓音已经有些沙哑，我听不出他唱得好坏。所以这算不上对他技艺的肯定。虽然我竭力告诫自己艺术无法当作混饭吃的工具，但仍然支持了别人的这种行动，毕竟，上层建筑……或是仅仅处于良好的意愿，希望他不要挣扎得过于痛苦。

他让我想起一些人，一些事，还有龙应台的《在海德堡坠入情网》。

和很多人一样，他消失在人群中，歌声也淹没了。再也无处找寻。仿佛从未出现过。可是，在不经意的时刻，那些不知名的音符会从空气里袭来，毫无防备地，跌落在往日的晦涩记忆中，或产生幻觉，似乎他就在身边，还有未曾离去的踪影，或疯癫地摇摇头把懵懂的尴尬晃出记忆。而后，继续一个人行走。

不知道以后的岁月是否会看到他。看到他是否可以比照记忆的相片认出他。也许，相见真的是要靠缘分的，那么，每天千百的人拂面而过，相见了，却不相识，是算作有缘呢还是没有。也许，想见着想见着，就把一个相似的面孔当作了记忆里故事里的男主人公，从此彻底尘封起记忆，也有可能。

偶然决定要找点pizza吃。那份逐渐被夜幕包裹起来的自由，在拥挤而杂乱的人群里有些无所适从的惘然，享受也好，哽噎也罢，总会倾向于把一个微弱的愿望无限放大，像是在安抚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隐约记得，在一个站牌边，有这样一个做pizza的小店。那是在一条安宁的路上，安宁得让人有些吃惊：从地铁口前行不远，从商业中心前行不远，都可以立刻走到那条路上，如果一个转弯就可以完全摆脱耳边的噪音和堵路的人群，不是魔术的话，也差不多只有电影的魔幻才可以办到。

我只是想五分钟内进门、交钱、走人，脑袋里几乎永远压着千万件做不完的事情，时间，永远是我唯一拥有却日渐减少的财富。

坐吧。他很随意地说。其实我想站着等他拿出pizza就走。

他是个很好看的男人，不得不承认；声音不洪亮，温温的，没有公式般客气但拒人之外的“您好！点餐吗，来点儿什么”。室内并不明亮的灯光里，他仍然带着一个有遮沿的帽子。像个“有型的”电影演员。

店里没有客人，只有大约五六个人围在一起吃晚饭。有老年的，中年的，还有年轻的。我点过pizza后，他便离开，估计是现做的pizza。

我被迫坐下来等着。红色的硬垫沙发，格子桌布，木栅栏样的围栏，靠墙的一边有长长一串风景模型，一个小火车模型正要穿过白色的山洞；墙上挂着几张蒸汽火车的小照片，大部分的空间被一个发黄的屏幕占据，过道的另一边上方，是一个很大的投影仪。店的另一头是一个小型吧台样的地方，靠着操作间。

舒缓的爵士乐，并不聒噪，却清楚地听得到它的存在，空气中淡淡的香味儿，随乐曲一起飘荡，缠绕在上方紫色幔纱的叠峦中。这一切似乎都希望向你讲述一个故事，让你不得不耐下心来，慢慢地一点一点的听。

“你是老师吗？”

我吃惊地转头寻找发出问题的人。是饭桌前那个年轻的伙计问另一个女孩子，她背对着我，穿着黑衣服。

没有心思去听答案。

旁边的老者不断地用眼睛打量那个女孩子，一直没有开口说话。

下意识地觉得，这怎么那么像领女朋友回家见父母的味道呢。也许是那个温和的男人的女朋友。有这样一个人为她做pizza，做好吃的东西，应该是一种幸福。

现烤的吗？等了那么长时间呵。

你们这儿放电影吗？还是做装饰？店里装饰不错。

有时候他们包场，看世界杯什么的，也有包场放电影的。

客人不是很多啊。

要到九点以后。

是个bar吗？

嗯。住在附近吗？

嗯。

可以拿份菜单。

对啊对啊，事先打电话预定，直接来拿。

可以给你送过去。

……

他说话的样子和店面的氛围真的很像。几乎可以包容所有的压力和紧张，把随意轻松的情绪感染给每一根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