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社会有需求，官场小说就不会绝迹
——兼与长武白杨先生商榷
16号早晨起来上网浏览，看到光明网博客里，有一篇长武白杨先生写的《“官场小说”何日亡？》一文，仔细读过后，觉得除赞同他的“官场小说泛滥的危害，”和“官场小说要尽快绝迹”的观点外，还有话想说。尤其是他说的：“就“官场小说”这一帮派中的写手们的现实身份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不属草根阶层，也不是秩序之外的旁观者，他们在文化属性方面的最大特征，就是与官场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严格地讲，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经历了权力之梦破灭的官场失败者。就目的而言，写作“官场小说”，一是试图在权力的保护和扶助下实现自我的市场愿景，二是在权力享受的虚构中隐秘而间接地实现官场失意者的权力之瘾。通过权力叙事中的权力自恋对现实处境中的权力自卑的崭时遮蔽，局部消解和遗忘权力场上自我实现的严重缺失所造成的生存体验中痛苦和绝望，使有着强烈的权力之瘾的他们在残酷的权力等级秩序中实现自我拯救的一种方式。套用佛洛依德的观点，这样一帮人，若不写“官场小说”，要么将沦为一辈子都巴望着权力开恩的底层草民，要么会成为被权力之瘾折磨得非傻即癫的废物。”把“官场小说”为什么写？归咎于是作者“被权力之瘾折磨得非傻即癫的废物。”和写官场小说的很多人都是“经历了权力之梦破灭的官场失败者”，并说其写作的目的是“试图在权力的保护和扶助下实现自我的市场愿景，二是在权力享受的虚构中隐秘而间接地实现官场失意者的权力之瘾。”的说法这就有点失之偏颇了。本着“求真务实”的理念，和虚心学习的态度，我想以就事论事的方式和先生探讨一下，如文中有不恭的词语，还望见谅。因有些观点并不是针对您个人的。
众所周知：文学作品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官场小说作为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如不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官场感兴趣，那就不可能有这类小说的滋生，更不可能会“泛滥”。当然也不可能在广大读者心中有着很重要的位置，无论是关注度还是市场占有率以及读者的好评数，在近年来一直都是书市上的佼佼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一方面说明了这类作品本身就有可读性，另一方面就是有一定的社会指导性，正如有网友所说：“官场小说用尽笔墨描写了行走于官场的各项潜规则，是机关工作者处理人际关系的指南针，是初涉社会者了解领导阶层的多棱镜，是官场中人寻求自身价值寄托和情感的枕边书。”而写作这类小说的人，很大一部分是对社会有着深刻认识的专业作家。
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由市场来决定一切。既然官场小说有一定的市场，那为什么作家就不能关注呢？
看看某网站在官场小说推荐条目下的引言：
入仕必读书目
作为底层公务员来说既是小市民又是小官僚，如何在机关重重的单位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第一步尤为重要，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当你苦心经营的事业按照自己的设想发展后，一切都自然而然了。
晋升必读书目
在现实官场中，资历、学历、职称都是晋升的充分条件，但却不是必要条件，学过数学的人都知道，充分条件对一个定理的证明是不够，必须要有必要条件，而很多时候“跟对人，做对事”就是官场潜规则里的必要条件。
守位必读书目
很多情况下，官场中人往往在不自觉中陷入到种种倾轧之中，我们无法以君子和小人之分来衡量机关漩涡之中的是非，心不设防那肯定是举步维艰，古语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如何保护好自己就是一个很深的学问了，其中比较流行的“不害人，只防人”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方式，也希望你能从下面的书里找到更佳答案。
洁身必读书目
如何在诱惑重重、尔虞我诈的官场上保持一颗淡定的心和自嘲自乐的境界？看似简单，其实很难。
……
这就是市场的需求。有这种需求，自然就会有投资人。文学是为谁服务的？还不是为大众服务的嘛！一个作家，不能写出大众所喜爱的作品，那他还是一个成熟的作家吗？
有人说，文学在审美写作与现实世界之间应始终保持一种张力关系。特别是在当下时代语境所形成的意义空虚化的生存境遇中，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不在于写出一种生活的真实，而在于要写出这种真实的可能。
正是在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的感召下，一些有良知的作家才将笔转向了官场这个特殊的阶层，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手法写出反映现实生活的“官场小说”。如陆天明、肖仁福、高和、王跃文、王晓方等作家可谓是此中翘楚。他们的小说虽着眼于不同侧面，但都在试图为我们勾画出当下的官员生态图。在阅读完这些官场作品后，再和现实生活中一些因腐败而落马的官员联系起来，我们不能不慨叹：千古不变的官场，千古追求的权利，一时而来的荣华富贵，会是天长地久的存在吗？是坚守曾经的理想，还是放纵自己快意人生？更会对日益腐败的官场现状，对于大小官员的党性堕落，有种痛不足惜，哀其不争的心情。当然，或许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到领导干部处理各种棘手问题的方法与艺术。这对我们如何读懂官场？如何理解官员？我们该用什么角度去观察官员们的仕途与人生，用什么样的心情去看待他们的喜怒哀乐是很有帮助和启迪的。
当然，既然是小说，虚构的成分必然有之，主观放大或者放小都应是创作自由一种，读者尽可轻轻读之、静静思之，因为说到底，阅读不过一种感悟。喜欢就多瞧几眼，不喜欢，也就不必翻看了，至于声嘶力竭地喊：憎恶官场小说吗？记得我曾和几个作家朋友酒后探讨过这个问题，有人就说：“是看小说的这帮人被触动的神经，把自己的画皮让人给揭下来有痛感了，才跳出来反对。”当时还觉得他是危言耸听，现在，看了先生的文字，我才意识到他的前瞻性。因为有人在“权力场上自我实现的严重缺失所造成的生存体验中痛苦和绝望”，所以才反对官场小说。呵呵，不打自招。
对文学感兴趣的人都知道：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意识形式，其作用不能超越物质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当然也不能和政治理论或其它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相比。从这点上，我们就可以下定义：目前书市上的官场小说大多都是很揭露现实，并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的。试举几例：
高和先生的《官方车祸》是在公车腐败，令老百姓深恶痛绝的情况下写成的。一场车祸，引出了一桩贪腐大案，引发了一场官场震动。作品不仅揭露了公车腐败的真相，还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官场的原生态，并粉碎了那些苍白虚弱的口号，鞭挞了某些权力者的灵魂……表述了作家身处当下文艺环境、面对这种题材的一种复杂心境。小说增加了都市底层人这条线，不仅加大了小说的色调的反差对比，还使这部长篇的社会关怀、人文关怀更加浓郁了。这在唯利是图、良知消解的当下，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而这恰恰是知识分子的灵魂，也是文艺家的本分。
王晓方先生的《驻京办主任》，作者敏感地抓住“驻京办”这个耐人寻味的机构切入，展开，本身就是一个看点。因为“驻京办主任”这个官儿，既贵为官员，又像个商人，很有琢磨头，于是与东州市诸高官的仕途甚至性命相关的种种信息，就由这个“驻京办”牵引而出，可以说它是聚结了种种社会矛盾和宦海浮沉的枢纽之地、神秘之所。“主任”丁能通，颇有柳下惠之风，懂得自省，是个知道沸汤缩手、悬崖勒马的人。他不是没有邪念躁动、技痒难耐，而是深谙游戏规则，又一心要向上爬，知道分寸；可叹时运不济，还是处处碰壁、半途而废。小说一头一尾写他在恭王府的人生感悟，颇能引人共鸣。作者文笔比较利落，叙事节奏掌握得尚好，各色人等的嘴脸，以及权、钱、色、法的多头矛盾，也都能大体顺着事件穿插得当。
陆天明的《命运》是一部被评价为“为官者必读，经商者必读，修史者必读”的书。陆天明在书中写了这样一句话：“中国的命运就是中国人的命运。”并称这是“举毕生之功力完成的”。
……
当这些作家们在签名售书时，有不少慕名参加签售会的读者都纷纷表示，如果“官场小说”只是一味地抒发不满、愤懑的情绪，他们未必喜欢看，“我们还是希望看到写得比较真实、细腻、客观的‘官场小说’”。对于读者的这番表态，《村选》的作者，作家杨少衡说：“大部分读者并不熟悉官场或机关生活，他们只能通过读‘官场小说’来了解，‘官场小说’就应提供给他们一个真实的‘官场’。”
看到没有？这些用心、用血来写作的作家，他们都有着对社会负责的使命和责任感，他们是在用他们的笔做匕首和枪，在同腐败战斗，怎么就会是“被权力之瘾折磨得非傻即癫的废物。”呢？您又是从哪儿看出的“官场小说是对文学的背叛。”之倾向呢？
古人说：文以载道，文章合为事而著，诗歌合为时而作。也就是说，文学的功能在于反映现实，传达感情和真理。
作为审美的社会意识形式，文学作用于社会生活，是通过陶冶人的性情，塑造人的灵魂的途径实现的，这种作用是精神的。在现实社会中，人们都痛恨贪官，痛恨腐败。但对官场的潜规则、内幕消息、玄机奥妙，其实并不十分了解，这就构成了一种看点、热点，恰恰，官场小说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神秘感。窥视之心人皆有之，正义之追求也人皆有之，当所有的人都想知道这“官场”的背景和内情，交易和兴替以及所谓的潜规则时，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腐败自然就会无处可逃。
长文说：““官场小说”以揭示权、财、色三位一体的动态平衡中的权力快感为中心内容，以确证权势阶层作为权力的操纵者而具有的身份优越感为最高使命，可以说，这是一种由压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发的小说种类，它既缺乏对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怀，并且缺乏艺术创造的热情。这样一种不能生发出人文激情和道德痛感、从根本上抛弃了“文学何为”的神圣使命的小说样式在消费文化潮流中的泛滥，无疑会把中国的小说创作，甚至是整个的中国文学引向绝境。”
我说，您这绝对是杞人忧天，我们都知道，文学应该分成两类：一类是作为形态的文学，另一类是作为生命的文学，前者指文学作品，后者指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作为生命的文学，通俗地讲，也就是人的文学情怀。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每个人都有。你见到美的事物，内心受到感动，那就是你拥有文学情怀的缘故。文学作品来源于你的文学情怀，有了文学情怀，才能创造有血有肉、有生命活力的文学。文学的生命力其实就是来自于人的生命力。
谁都知道官场就是个深渊，可却仍然有人为了深渊里的名利而奋不顾身，即便志在两袖清风，也得建立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前提下。因为，无论古今中外，“官”都是令人艳羡的社会分工角色，有了官位，自然就有相应的权力和利益取得，就意味着作为一个社会意义存在的人的绝对价值的体现。所以无论是禅让还是选举，多少人都趋之若鹜，而最终能够取得一席之地的总是极少数，他不想成为关注的焦点都不行。自古踏入仕途、从政为民就是所有知识分子内心经久不息的理想抱负和政治人生。这谁也不能否认，若不是这样，也就不可能会有博客或论坛上的各种各样的牢骚和指责、谩骂了。也正因为此，官场百态才成为文学创作中长盛不衰的话题之一。因为，既然是少数人取得了公共利益的支配权，那公众自然就要关注，就要热切盼望什么有利于自己的好结果。于是，他们总会去试图探寻所谓“背后的故事”，都想知道所有“真实的谎言”的本来面目。除却猎奇，更多的是发泄、释放和心有不甘。
有评论家说：“中国的官场文化、官场生态，决不自现当代始，它根深蒂固、积淀厚重，想起“事君八术”，想起“厚黑”之论，便不免令人发怵或者发笑，其“场效应”深沉难测。知识分子一般口头上是鄙视官本位文化的，但内心深处，却又艳羡官本位文化。在批判过程中，满足着替代性的需要。中国的士子，从古到今，离不开学而优则仕，包括大学问家，也都摆脱不了当官的潜在渴望。想当官，却羞于承认，找借口掩饰。试想，如果当官没任何好处，只有苦累，现在的某些人又何必去争、去跑、去买呢？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官场的一动一静，无不兴趣浓厚，爱屋及乌，惠及官场小说。”
还有人说：“历史之厚积，使国人形成了一种权力崇拜和迷信官场的“集体无意识”，这就涉及到价值评估问题，它是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的展示平台。不管我们如何赞扬大科学家、大学者、英雄模范，其最终价值似乎必须用“官”来体现，来肯定，来兑现。所以，官场小说的风行，一方面是反腐倡廉的需要，一方面则是官本位文化心理的艺术外化。可以说不懂官本位文化生态就不懂中国的政治，就不懂中国的国情、社情。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官本位文化才是支撑官场小说或反腐小说的深厚土壤，所以文学性很不怎么样的作品，也照样热销。事实上，好多出了大名的作家作品，不少皆是因暗中抓住了官本位文化魅力这根筋，而走上红途的。随便举例，如二月河的“帝王系列”，成就固然多方面，但扣中了皇权文化———官本位文化的极致，擅写夺嫡、争宠、血疑、权术，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易中天说三国，说帝国终结，说官僚体系“黑洞”，之所以叫得响，与发官本位文化之隐大有关系。有一出戏叫《曹操与杨修》，描写既延揽人才，又忌刻人才；既“非道德化”，又用道德来杀人，表现了曹操极端复杂的内心隐秘活动，其实也离不开官本位文化。”
看了上边的分析，我们就该知道：文学的价值在于审美，在于对人的思想感情的潜移默化，这是一项缓慢的、内在的灵魂改造的工程，只有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才能使这种精神影响化为实际效果。文学艺术形象作为文学传达内容的基本方式，使文学在说明和评判生活时对社会生活的描写就变成了用笔来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干预。虽然这是文学无力负担的任务，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他就不能无动于衷，因为，谁也不能忽视文学对人们思想感情的巨大影响力。
当下官场小说之不断发热且持续高热的现象与权力运行的非公开透明应该说是紧密相连的。这也就是我赞同先生说的“官场小说要尽快绝迹”的观点之所在。但能否让官场小说尽快绝迹，真的不是我们所能左右得了的。试想：越是权力运行轨迹不公开透明，传说就越加泛滥，对于掌握权力的那个具体的“人”的各类猜测、杜撰乃至于攻击就会越多。所以，当“官们”都真正恢复公仆的本质时，那个无处不在的“场”才会消失，母体没有了，那“官场小说”不也就寿终正寝了嘛。热衷于写此类小说的各方大家们也才会去写其他的热门文学。正如写出《官运》、《心腹》、《位置》、《待遇》等多部震惊四座的现实主义力作的作家肖仁福所说：“官场小说”自然要对官场有所体现和反映，“有人写‘官场小说’，有人读‘官场小说’，说明官场的体制还需要改善，我们必须抱着改善的想法来写、来读。如果有一天，读‘官场小说’的人越来越少了，甚至没有人看它了，那才好！就间接说明官场的体制越来越完善了”。
所以，这里我很坦然地告诉先生，您：忧心中国文学前途人们的一声泣血的呐喊——“官场小说”何日亡？完全没有必要。没有市场，他自然就会亡了，何至于要对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样式——小说来“泣血呐喊”啊？没有现实生活，哪有文学小说？
1942年5月23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说：为什么人的问题决定文艺的性质问题，并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到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时，他代表党中央明确指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
看到没有，伟人都说了，只要是有受众接受的东西，就一定有市场。因为现在的官场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对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机制上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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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视搞垄断经营合适吗？
目前，哈尔滨市正大张旗鼓地搞数字电视转换，规定：居民用户第一终端的机顶盒和智能卡由元申广电公司免费配置，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标准为每月26元；居民用户其余终端(与第一终端同名、同地址、同账户)收费标准为每月8元，对暂时不愿意整体转换的有线电视用户，保留6套模拟电视频道(中央1套、中央新闻频道、中央教育1套、黑龙江卫视、哈尔滨新闻综合、哈尔滨都市资讯) 据悉：今年哈市将完成20万户(终端)有线电视用户的数字化整体转换；2010年基本实现全市城区及县(市)城区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2013年完成乡镇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2015年完成全市所有村屯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在全市范围内关闭模拟信号。也就是说，整个哈尔滨市城乡近987.4万人，300余万户的收看电视的命运，都要被这个“元申广电有限公司”主宰着。
近距离体验新科技，这无疑是老百姓的一大福音。我个人早在2005年，他们刚宣传时，我就换了这个所谓的数字电视，可看了还不到一年，就把港澳台的信号取消了，尽管这样，我也始终不离不弃，每年都交比有线电视多得多的钱（刚开始是每年468元，2007年改为312元）看着这个所谓的数字电视。
像我这样的用户，是属于愿打愿挨型的，自然不想（当然也不能）就这个事情予以纠缠。可现在这一强制性的整体转换，问题就出来了——据已转换过的地区的居民们反映：这个“数字电视”很是不方便。①再好再多功能的电视也没用了，一切都听机顶盒的，也就是说你买一台几千元的电视机和买一台几百元的电视机效果是一样的，只要有AV口就行。②那个机顶盒的遥控器用起来很麻烦，年轻人用还可以，上了岁数的人用着就费劲了。③切换电台速度太慢，需要2——3秒时间，为了躲广告频繁换台就更是不方便了。④为了怕用户占便宜、多收钱而设置了一机一盒制，用机顶盒绑住了电视，也就是说你在客厅里看一个节目，如果想回到卧室用另一台电视接着看这个节目就得另花钱了，机顶盒也不能总拽着跑。
所以，有细心的用户就开始在网上发帖子质疑：目前应该叫模拟电视信号数字传送，并没有提高收视质量，所以不应该提高收视费，改造的费用不应该转嫁到用户身上，待以后真正播放数字电视节目的时候再涨价也不迟。现在的基本包26元看70套节目没有什么新意，该播广告照播不误，至于想看超出的节目，就得另加钱。不愿意改造的原线路只给保留的6套节目是送空头人情，因为发射台也播放这6套节目。当初装有线电视的时候收了初装费，如果要退网这笔费用是否也该退回。那个机顶盒（数字解调器）的成本只值几十元钱，电视台解释说已经经过物价局的核定，那不是蒙人吗？不知是生产厂家挣了电视台的钱，还是厂家、电视台、物价局合伙挣了老百姓的钱？名义上为用户免费提供的机顶盒，实际上后增加的收视费几个月就赚了回来。
还有的网友说：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数字电视广播，只有北京、上海、广州个别台在试播。哈尔滨也不例外，只不过是将原来的模拟信号在播出前进行A/D转换一下，到了用户端再D/A转换过来，不会增加清晰度，反倒会增加插入损耗。
于是，不少用户心里不平衡，打起了安装卫星电视的主意，因为一套效果不错的卫星电视接收设备比有线台的机顶盒还便宜，而且是一次性投资。但是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装置，无线电委员会知道了还会干预。因为《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十一条明确规定：违反本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由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这就有问题了：广播电视资源该不该垄断？
随着社会的进步，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成为人们享受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早就被列入公用事业的范围。2007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答网友提问时明确表示：总局要求，在推进数字化进程中，要在确保公共服务的前提下大力开展市场服务，扎扎实实推进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促使其健康发展。因此，广电部门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确保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确保人民群众享受广播电视基本服务权益、、、、、、
不可否认，由于有线电视配套工程（管线预埋、设备安装、至用户终端），再加上上星频道越来越多，而广播电视网有固定带宽，可自主选择的空间小，以及开通服务等是会产生一些费用的，但让人心理不平衡的是：既然说要提高全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那干嘛国家不能免费让自己的国民享受呢？广播电视部门都是事业单位，国家财政每年都是要给他们拨款的，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人员工资都由国家来管，应该说他们是衣食无忧的。花着我们纳税人的钱，为我们服务好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可纳税人享受一下国家福利，看看电视为什么还要另外找我们要钱呢？再说了，他们的广告经营是要比国家拨款还多得多的收入，用这笔收入来做一些于人民有利的事为什么不可以？要知道，你利用国家的资源，纳税人的时间来为自己赚钱这本来就是一件不道德的事，现在居然堂而皇之地制度化了，这真的是很让人费解的。
是贪官多好色吗
今天的报纸，有篇文章说：逾95%的大案涉及用权力包养。文中说：“中纪委、中央组织部第二巡视组组长、原中纪委常委祁培文昨日在东莞作“三纪”教育报告时指出，“在中纪委查处的大案中，95%以上都有女人的问题。”他还提出，领导干部要一防老板、二防女色、三防黄赌毒。”
有人评论说：95%以上大案背后都有女人问题，这并不奇怪。早有媒体做过统计，从2002年至2007年间，中央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16位，这些巨贪的“落马”都大多与色、赌、洗钱三大基本方式有关，九成包养情妇，与地产商“权钱交易”以及“权色交易”最为突出。贪官们之所以喜欢养情妇玩女人，除却男人原始的冲动之外，也在于贪官耻感的消失。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这句官场的玩笑话，却道出了一些官员的真实心态。在这些官员看来，能保持“红旗”、“彩旗”同时飘扬，其实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
中国的古语中历来就有“自古贪官多好色”的说法。其实，不仅仅是贪官好色，英雄都难过美人关呢，何况手中有权的人？
人，谁敢说自己不好色？只要是有正常机能的人，谁也不会否认自己好色的。因为人都有动物的本能。人之所以是人，就因为人能控制住自己的欲望，在法律和道德的双规下，体现着高尚与卑贱而已。
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男人和女人。女娲比照自己用黄土造人，是为了男女相互婚配，繁衍后代。上帝给了女人天姿美丽的外表和纯朴温柔、内涵的气质，那就是要让男人们去欣赏的，于是乎，咱伟大的祖先就创造了很贴切的字‘好’，把女、子联合在一起，就有了一种血脉相连的意思，古人也因此而感悟出阴与阳的统一。
有人说，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养情妇、包“二奶”，侵害的不仅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更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背离传统道德观、价值观，这纯粹是没话逗话。俗话说得好，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连李自成、吕布这类大英雄都是难以抵抗美人的诱惑，拜倒在美人的脚下，那看来美色的力量足以颠倒乾坤，更何况芸芸众生的凡夫俗子。于是男人好色，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漂亮的美女谁都喜欢多看两眼，这说明爱美是人类的天性。美丽的女子如诗如画，如花如月，实在是让人赏心悦目，就像观望一幅画、一盆花。街上偶尔走来一位明眸皓齿、仪态万方的女子，回头的不会只是男人，女人也会驻足观望。况且路边“回头率”高，是女人骄傲的本钱，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自己的美丽无人欣赏，如花般寂寞于兰房。
我在这里啰嗦了这么半天，其实就是在说，好色不仅仅是贪官有，只要是人他就有这种渴望。尤其是官员，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力，他想不好色，他想党纪国法，可对权力感兴趣的女人们却不是这样想的，她们在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要把你拉下水，有些招术都是让你防不胜防的，只要你的世界观稍微有那么一点偏差，那你就肯定会被拿下。
吉林的小小说作家于德北曾在一次的酒后逗一位也是作家的官员说：“你不能只学会挂钩儿，像你们手中有权力的，挂几个女人那都是轻而易举的，这不是啥能力。但要学会摘钩儿，那才是你的功夫。”他还教这位官员说：“摘钩儿要摘得让她心甘情愿，要觉得你是为她好，是不得已才断的，而且以后一旦再有瓜葛，那就会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老实说，他说的真的是不无道理。看看现在在台上的官员们，有多少是风传有情人的？某个领导，当年要提拔他时，曾有多少大学教师给组织部写信举报他，可最终没有公示就上任了，现在不也经常在电视上露面吗？不也在大会小会上高喊要严惩腐败吗？
要知道，官员们私下里聊天有时比我们老百姓还龌龊。他们之间的攀比不仅比级别、住房、比汽车，还比谁的情妇更靓、更年轻。对领导干部养情妇、包“二奶”问题，纪检监察机关不是不知道，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纷纷出台文件控制官员的“八小时之外”。规定，严禁公务员与异性交往。但那有用吗？世俗的诱惑，侥幸心理作祟，加上执法执纪部门宽容处理的纵容，更由于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养情妇包“二奶”的现象才会愈演愈烈。
那色欲与贪欲是如何勾搭成奸的。为何情妇能成为官场腐败的一张“名片”？我很赞成一位网友所说：“对某些人来说，一旦道德栅栏难关满园春色，“饱暖思淫欲”根本无需诱惑，他们轻易掠得万金不义之财，必然要“购买”感官享受，寻找腐败收益的分享者，并借机炫耀权力资本。贪财的美色与变质的权力一拍即合，这才造就了凡有腐败处皆有情妇的社会奇观。惩治腐败，首先要“发现”腐败。官员情妇这张腐败“名片”早已泄露了很多秘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希望有关部门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以千万双火眼金睛识破腐败，透过美女画皮揪出背后的巨贪大蠹。”
还是别糟蹋二人转这门艺术了
昨晚，有友邀请我去看二人转。作为二人转艺术的爱好者，我当然是欣然前往。晚7点半开演，到午夜11点半结束，五对儿男女演员都上台表演了节目。老实说，虽然节目倒是很搞笑，但那不是二人转，准确一点说：是二人戏。因为舞台上的演员不是疯就是闹，不是骂就是跳，唱的是流行歌曲，却没有一点儿东北民间小调儿，就更别说那原汁原味的二人转了。五对儿男女演员的表演程序几乎都是一样的。男演员上来先是一段“逗口”，把自己一番贬低后，接着就把伺候他的乐队狠狠地“埋汰”了一番。随后穿着暴露的女演员就现身了。两人一碰面，便开始互相打情骂俏。个别男演员还在喝彩声中脱光上衣，或跪在地上给观众磕头，那怕是在唱歌曲，也始终是互相动手动脚，“黄嗑”、“荤嗑”不断。
作为一个地道的东北人对二人转这种地方戏是再熟悉不过了。
老实说，二人转这门草根艺术从百年前诞生时起，就备受官府的歧视，只能在乡间角落以说学逗唱和低俗表演，为社会最底层人消愁解闷，从而导致一些自以为是很高雅的人从骨子里就瞧不起这门艺术。但由于社会的构成元素大多是“下里巴人”的平民，有市场，自然就有生存的动力。于是一批文化闲人便开始将一些民间故事撰写成二人转段子。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大西厢》、《包公断后》、《二大妈探病》、《回杯记》、《马前泼水》、《梁赛金擀面》、《包公赔情》、《张郎休妻》、《红月娥做梦》、《打龙袍》、《密建游宫》、《刘金定探病》、《罗成算卦》、《韩琪杀庙》、《杨八姐游春》、《锯大缸》、《包公吊孝》、《冯奎卖妻》、《楼台会》等。雅俗共赏，寓教于乐。新中国成立后，新编二人转得以政府鼓励和扶持，为配合各时期政治运动起到了宣传鼓舞作用，在全国地方戏曲表演中，二人转成为东北的地方戏种，倍受欢迎。如《小鹰展翅》、《处处有亲人》、《丰收桥》等。
由于流传的二人转，都是大段大段的唱词，要想完整的听完一段故事，那最起码也的一个多小时，很少有年轻的观众买帐，因而在快节奏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二人转也在改良，先有男演员，行话称为逗丑的，上台故意出糗，讲笑话翻跟头，展示绝活，然后再喊女演员行话叫包头的上来，两人闹一阵，讲讲笑话，调侃逗闷子，然后再唱几段流行歌曲或二人转小冒，表演便结束了。这就很让观众喜欢，因为来这里，就是为了放松心情，不是受传统教育的。所以演员在台上便极尽所能，其目的就是把观众逗笑，这便泥沙俱下，良莠不分，荤词浪调全出来了，以前艺人们都说唠点黄磕儿，唱点儿粉词儿。现在是以说为主了。且多半都是男女性事为噱头，故而，有人便称之为黄色二人转。于是表演艺术家赵本山便提出绿色二人转的说法。其实他们的表演已超出了二人转的范畴，变成了小品表演，说的也多半都是一些老百姓生活中的流行的口语和段子。由于贴近生活又搞笑，自然很受人们的喜欢。
然而，在今天红红火火的“刘老根大舞台”上，别说看到一台完整的传统二人转了，就连那风趣幽默的小帽都不唱了，而把二人转中的“垫戏”和“说口”及其杂耍当成“正戏”。这种表演以黄色段子、打情骂俏、肢体语言等等，篡改了二人转本质艺术，成为猾稽可笑的“感官刺激”，岂能登上大雅之堂？又怎能不让人诟病“低俗”？
近日网上流传有专家质疑赵本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资格的消息，实际上是在说他对二人转的传承并未作出什么贡献。我倒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是赵本山及其弟子才使东北地方戏二人转这门草根艺术走出东北名震中国的，这贡献是非常巨大的，（虽说内容不伦不类，但名义毕竟是叫“二人转”）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否认的。所以说，给赵本山“大师”的名讳都不为过。
但正如他在自己的小品《不差钱》中嘲笑小沈阳所说；“跑偏了。”早在2006年，我就在一篇博文中说过这个问题，题目就叫《向赵本山拍砖》，因为他在改良中，过于强调“逗”，把二人转表演变成了小品，或是杂耍、脱口秀、模仿秀、流行歌曲的大杂烩，这就有些过了。用搞笑的动作、诙谐的自嘲及荤笑话等完全与二人转不搭边的表演内容来表演。怎能不让人打上“庸俗”的标签？这倒不是我这个人如何高雅，也不是想把二人转抬到怎样的高度，因为二人转就是在田间地头表演的平民草根艺术，是一种娱乐大众的曲艺表演形式，你让他像歌剧那样高雅那不是难为他吗？社会在发展进步，作为一个艺术门类，二人转也不可能停止不前。赵本山老师是二人转演员出身，可能在他的身上有极强的二人转情结。他也想把二人转搞好搞大。但把大家喜欢的杂耍、脱口秀、模仿秀、荤笑话愣是与二人转捆绑在一起，用二人转的名义表演与二人转不相关的东西，就有点欺世盗名了，这不是光大二人转而是拆二人转的台。有人说赵本山救了二人转演员却糟蹋了二人转历史，这话是真的不为过。
我是在浓浓的东北文化侵染下，吃着东北菜、说着东北话长大，自然像很多东北人那样喜欢二人转，年轻时，常在收音机里听吉林省民间艺术团演员表演的那些优秀剧目，现在想起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演员如：秦志平、郑淑云、关长荣、高茹、韩子平、董孝芳、孙晓丽、、、、、这些非常优秀的二人转表演艺术家，他们唱得是那么好听，哪么的字正腔圆、珠圆玉润，嗓音、唱功都是绝对的一流，他们的表演绝不夹带什么脱口秀、模仿秀，更没有荤词浪语，可老百姓就是喜欢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二人转表演艺术家啊！让他们担当二人转的传承者应该是众望所归。
其实所有的艺术种类是都有它的独特之处和精华所在的，如果真有专业过硬的同时，对时代文艺有极高的认识和分析能力的人来对之加以改革和引导，是不愁不能打开市场和吸引新的变革社会的。你看，赵本山先生的二人转，之所以红火，就在于创新，内容由乡土转为都市；形式由单纯唱加入大量“说”和“学”；受众由农民转为都市中青年，这是这种曲艺形式重新红火的重要原因。很多没落门类都应借鉴，比如京剧等。但话说回来，传统的二人转曲目和为了宣传造势而起到“文艺轻骑兵”作用的现代二人转作品，也不该摈弃。
要想让这门艺术真正做到雅俗共赏，我以为，首先，二人转这个形式本身要有创新，这得益于要有优秀的创作者。包括作家和作曲家。还要由政府出面搞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呈现更多的优秀本子。要知道，有优秀的本子才是这种戏曲形式的载体和基础。再有就是要要求演员专业化。有了优秀的本子必须还得有优秀的演员来表演才行。一个演员的好坏，演技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这个本子的最终效果。三要尽量贴近群众，要短小精悍，要与时俱进，在尊重传统的同时，要有所发展和创新。这才是这门草根艺术的发展方向。
拉来金庸这杆大旗，中国作协挺有才
前几天刚刚在博客里发牢骚说“作协是给真正作家准备的吗？”，这两天就在中国作家协会爆出新闻：中国作协2009年新发展的会员中，居然有金庸老先生，而且还针对网友的诟病解释说：“是老先生自己申请的，而且可能金庸出任名誉副主席”。这不害臊的药，真是让中国作家协会吃涨肚了，居然和我等开了这么大个玩笑——敢情为弘扬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金庸先生，在见证着他八十余年的快意人生所著武侠小说书名之首串成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之后，又一次展现了侠者风范，为日渐失去权威性的中国作协，提升自身影响力奉献了一把。
我们不能忘记：有“最后一个30年代的‘海派’作家”之称的章克标先生，曾经是金庸的老师。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无可非议的价值和地位。但就是这样一位曾名噪一时、一生笔耕不辍的文学老人，在105岁的时候、在生命的最后旅程，才得以实现自己的夙愿，被中国作协吸纳为会员。那一刻，他泪流满面。
有网友调侃说：金庸不具备中国作家最基本的素质。他会抄袭吗？他会炒作吗？他敢当众脱裤子吟诗吗？他会发启事跪求女富豪包养吗？他会像条疯狗一样骂人吗？他会写“纵做鬼、也幸福”的千古名句吗？他会“含泪劝告”吗？要知道，这些都是在中国当作家的基本功啊，如果他不具备胆大心细脸皮厚的本事，想当中国作家呀？门都没有！
1949年7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也就是中国作家协会在北平成立。一直到1996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涌现出很多知名的作家，看看进入到作协领导班子中的那些声名显赫大作家就让人眼睛亮如：茅盾、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冯至、冯牧、艾青、刘白羽、沙汀、李季、张光年、陈荒煤、欧阳山、贺敬之、刘宾雁，马烽、王蒙、韦其麟、邓友梅、叶辛、刘绍棠、李准、张炯、张锲、陆文夫、唐达成、鲍昌、铁凝、徐怀中、蒋子龙、翟泰丰、叶辛、李存葆、张平、张炯、陈忠实、陈建功等。
有这么多的耀眼明星作家支撑着，使中国作协这个“名门正派”，越发的声望显赫。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文学没人看了，作家也越来越不值钱了，从而导致中国作协在江湖上一天比一天势弱，加上韩寒炮轰“作协一直是可笑的存在”，以及中国作协“降低门槛”接纳网络作家，郭敬明等80后作家加入作协引发争议后，就有人说 “中国作协越来越鱼龙混杂”， 作协只是政府包养的“二奶”。究其根本，这完全归咎于作协的落后体制和观念上的排斥。中国的作家协会（包括下属的协会）除少数有良知的作家在潜心创作外，大多数人就在这个幌子下搞论资排辈，搞政治斗争，无事生非、相互倾轧，拿着纳税人交给国家的钱，安度他们国家官员式的晚年。原本很有才华或创作势头正劲的人，一旦被作协收编，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就会神奇般的萎缩，而且官做的越大，萎缩的就越快。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向金庸老人抛出橄榄枝儿，吸纳这个虽然已经宣布封笔但却是里程碑式的老人为中国作协会员，可见其象征意义是要大于实际意义的。
金庸两字，在中国真可谓家喻户晓，其作品的魅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抵挡。正如有网友所说：他老人家的每部作品都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从《书剑恩仇录》到《天龙八部》，从陈家洛乔峰，一部部荡气回肠的武侠小说，一个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无一不是在书写着中国传奇。他把特定的人物置身于历史长河中，让侠者仁义之心、恻隐之心、民族之心尽现，作品对人性的探索、对人生苦难的揭示，表现得淋漓尽致，让所有读者捧起书来就放不下，废寝忘食地看完后，掩卷深思，我们就能看到隐藏在江湖恩仇文字背后的深意，这远远超越了武侠小说本身的范畴。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文学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射雕英雄传》被节选入选，更是权威地说明了金庸在中国文学界那无以撼动的崇高地位。
中国作家协会章程在总则的第一条就说明：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群众性的专业团体。第七条：中国作家协会广泛团结一切新老作家，包括台湾省作家、港澳作家和海外华侨作家，不断扩大和加强文学界的爱国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接着，在会员要求时这样说：凡赞成本会章程，发表和出版过具有一定水平的文学作品、理论批评、研究著作者，或从事文学的翻译、编辑、教学和组织工作有显著成绩者，由本人申请，本会会员二人介绍或本会地方分会推荐，经本会主席团批准，即为本会会员。
按照条款要求，金庸和他的精彩小说，完全够会员资格，那为什么以前不入哩？这就是“戏眼”，因为对中国作协来说，金庸的加入，自然有了提升吸引力的筹码，中国作协正需要这样的人物来壮大门面。要不然，岂不是早晚要让人给解散了？所以说，吸引金庸老人入作协，最大的赢家是中国作协。
为敢说真话的“公仆”鼓掌！
今天上网，在新华网论坛居然看到这样让人捧腹喷饭但又不能不深思的事：河南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被开发商建了别墅和楼中楼，记者对郑州市规划局进行采访时遭到副局长质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记者在他的文字里叙述：众所周知，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党和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党和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可为什么在逯军副局长眼里，党和百姓却成了对立的双方？
听到这位局长大人的话，我感到很似曾相识，想起以前做记者时，多次碰到这样的基层领导，尤其是在和领导同志闲聊，扯到采写揭露新闻时，经常有领导同志这样倒苦水：“你们媒体咋总相信老百姓的话，就不理解一下我们这些为党工作而殚精竭虑的人哩？你们要知道，凡是聚众闹事来上访的人都是刁民啊！”这也就是每次开大会时一般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会提到一句“保持社会稳定”或者“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问题”的主要原因。当时就在心里犯嘀咕：这些领导大人心里党和老百姓啥时变成了对立面了？难道说为了老百姓说话就是违背党的原则和立场？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如果坚持党的立场和原则就是要牺牲老百姓的权利和利益？也曾就这个事写过杂文，发过牢骚。
现在，看到网上爆出的这个局长的实话实说，我只想说：对如此说实话的局长应该“挺”，为这位敢说真话的“公仆”鼓掌！因为一句脱口而出的官场的真话，道出了某些干部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实则被人民服务惯了的本质和素质，也给我们的党和社会敲响了警钟！
有网友说：09年又一网络红人横空出世。逯军，你想不火都不行。逯军，将党和人民对立起来的，你是第一个，猛！
也有网友说：一看就是个没有实权的炮筒子，想表现一下结果把事情弄砸了。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恨得牙痒痒。跟要命的是，把原本是个局外人的自己，一下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干啥都离不了素质啊！
还有网友说：许宗衡在位时誓言“不漂浮、不作秀、不忽悠”的誓言，并承诺“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不留骂名”。-------许宗衡倒台了，才知道他是在说假话。说假话的被人民追捧。现在郑州副局长说了句真话，又被大肆批判。-------官员们很迷惑，到底是说真话呢，还是说假话呢？
揭露出来的贪官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开会高调猛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会后全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小团体利益谋福利；‘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他们那里全是欺骗人的鬼话！
“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虽是脱口而出，但却提出了当今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实问题。类似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还很多比如：在群众选举或投票评比中失利时说：“你们不信任我，党信任我”；“我是党的人，党了解（信任）我。”在工作中出现严重失误，或者有严重经济问题败露受到同级或下级监督机构查处（质询）的时候说：“党按排我在这里我只向党负责。”“我向党检查。”不可否认，出现这类问题与舆论和教育有关，也和官员们的传统习惯有关。因为这种人的官位是花钱买来的，叫他执政为民那不是天方夜谭吗？
我曾亲眼见到这样一幕；当我去某市采访时，和市长一同出行，在大门口，碰见上访群众，拦住小车问市长：“我们找市长”市长却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回答：“市长今天没来上班，他出去考察了。”尔后，自嘲地对我说：“这些老百姓都是刁民，整天价地上访、上访，弄得人不得不躲着他们，防着他们，对这些无知的老百姓，我真的怕了。”
姑且不该市长的政绩如何，仅此一个“怕”字，就让俺顿生疑惑：身为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仆人”。因为工作的不慎，导致“主人”的责任心唤醒，来找他理论，可他竟躲着、搪塞着、欺骗着，这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本色?哪还像是一个人民的公仆?伟大领袖曾说过：“害怕人民的政府，就是反动的政府。”可现在为啥有的“公仆”就害怕人民了呢?原因不怪乎只有一个：不想陷进这纠缠不清的“官司”里去。因为所有上访的，反映的都是属实的事情，只要真的一查，责任自然就会明白。可问题就出在“明白”上，因为查出来的有问题的人，可能就是自己的亲戚或朋友或要好的同事，或是自己的上级或是比较要好的人，或是和自己有点牵连……于是乎，这简单的事就一下子复杂了起来。又于是，就导致了所有各级政府的官员都怕上访，都在抓“稳定压倒一切。”
正如这位逯副局长问记者的话，很显然，他把自己做为党的化身，把老百姓做为党的对立面，你新闻记者只有两个立场，一个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老百姓的事不要管，一个就是站在老百姓立场上，跟党对立。一句话反映出目前地方官员普遍存在的政治错位现象，也解释了这两年全国各地频繁的群众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在指责这位逯副局长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成了水和火对立的双方？
逯副局长问记者话的事件，应该说是一个悲剧，一群官员的悲剧，也活脱脱地向群众说明了在他们心目中广大百姓的地位，他们彻底地把党和人民分清了界限，他们所维护的只是少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充分暴露了某些官员根本没把为人民服务放在心里，这样的官员在西方肯定是要被广大百姓罢免了，但目前，我们必须挺他，因为他能说真话，他能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这几天，QQ群里总在转这样的话：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不查，问题都在前三排；一查，根子全在主席台。不查，个个人模狗样；一查，全都男盗女娼。不查，都是官兵；一查，都是贼寇。不查，都戴三块普通表；一查，每块的价值可不小。不查，学习心得个个发自肺腑；一查，原来全部来自百度。不查，处处鲜花；一查，原来都是豆腐渣。不查，都是秘书；一查，都是二奶。不查，都是科学法展；一查，原来是要树碑立传。不查，都是平民奋斗成功史；一查，都是官员拐弯抹角的七大姑八大姨。不查，都在为革命辛勤站岗；一查，原来人家早已怀揣绿卡。不查，都要为人民服务；一查，全都在被人民服务。不查，是天灾；一查，是人祸。不查，都是代表；一查，全是领导。不查，是在为人民服务；一查，是要人民的女儿为他提供特殊服务。不查，在喊人民万岁；一查，结果人命万碎。不查，全是优越性；一查，都是性优越。不查，知道他上面有人；一查，原来他下面（女）人更多。不查，他是公仆；一查，原来他更喜欢女仆。不查，是人民的儿子；一查，是人民的罪犯。不查，人人坚挺；一查，个个疲软。不查，领导个个都是博士；一查，学习期间都在日理万鸡，根本就没时间听课。不查，都是领导的脑子，一查，全是秘书的稿子。不能不佩服网民中真有高人，现在的领导干部谁敢说不怕查？只要一查，十个当中要是说九个有问题，那纯属正常，因为还有一个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去的。一边是声势浩大的“三讲”、“先进性”、“发展观”的培训与教育，一边是官员的“不经查”，一查则必然落马。这难道仅仅就是一个简单的幽默与讽刺吗？逯副局长问记者的话难道不该让人提高警惕吗？“治国就是治吏”可不是说着玩儿的啊！
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刻不容缓
因为在农村老家的弟弟受伤住院，睡不着，早晨起来就很早，没事就上网浏览，居然看到这样一个配发照片的帖子：抗日女英雄为何遭遇无知大学生的猥亵？说的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烈士的塑像被3个年轻人轻薄的叙述和感慨。看后，我真的是怒了，忍不住骂了一声：混蛋！
仔细想一下，也许这几个孩子是一时的冲动，为了张扬自己想恶搞一下。应该说这可能是一次无意识的行为，但这表面看是恶搞，其实恰恰说明他们是无知的，也许骨子里就是丑陋的，灵魂纯粹是扭曲了的。古人说莫谓善小而不为，莫谓恶小而为之，这人生的第一课可以说他们沒上过，也可能没人给他们上过？莫说是英雄雕像，就是一个小小的公共的雕塑，也不能这样啊！
引几段网友在下边的跟帖：这三个人太过分了，是败类中的败类，由他们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的父母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从小不注重对后代思想道德的培养，从溺爱到放纵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惯，致使他们干出了猥亵祖先的蠢事。什么大学生，狗屁不通，猪狗不如。
中国的教育家们，你们的脑袋就完全钻到钱堆里去了么，看看你们教育出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下三滥次品？你们教育出来的只是会赚钱的精英，还是彻头彻尾的叛国者？
估计这3孩子，是享受享福习惯了，不知道社会的深浅，英雄先烈们在抗日的年代，洒热血，不畏牺牲的保卫祖国，坚持真理。这3个小子估计生在战争年代也就是汉奸之类的卖国贼，肯定会给日本鬼子跪下求饶的东西，对这样的败类，见之杀之。
如今这社会，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其实越是学历高的人呢？道理越大条，但往往那些让人不耻的出格的事也是出自他们！！
所谓“恶搞”，就是庸俗的无聊取闹。对抗日英雄猥亵“恶搞”的“大学生”为什么不去猥亵“恶搞”他母亲、姐妹？！（也真有恬不知耻的傻冒，能干出这样的荒唐事）。无知到，不懂猥亵“恶搞”抗日英雄会被世人臭骂，甚至被狠狠臭揍的傻冒也配叫大学生？！是这几个傻冒“大学生”的悲哀，也是那个“大学”的悲哀。这样的“大学”是废品。农民种地间苗时，看见这样的苗，一把揪下来，远远的扔了！
现在的小孩游戏人生，没有他们尊重的任何事，没看见网上经常出现的一片骂人话吗？什么道理也不讲只是骂人，稍微有一点深度的文章就发不出声了，没跟帖了，所以网管们净拿些适合他们的文章放在首页。
看来中国真的该经历一次战争了，要不然这男人都不知道男人该怎么当了！
这些人，都是解放初期，为逃避当年国内各种政治运动，千方百计叛国外逃的汉奸、反革命分子的后代子孙。其下流程度超越了任何流氓最淫邪的想象，让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是人怎么会如此的卑鄙无耻，如此的龌龊肮脏，如此的污秽下流，如此的阴暗变态。他们的肮脏行为，不但受到了广大网友们的愤然怦击，也污染了网络环境，更是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
子不教父之过，民风不古，谁之罪？
网友们的气愤可以理解，他们也的确说到了点子上：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因为爱国主义教育不能只是在口头上体现！民族感情教育应该从小抓起！现在的大学生，包括所有青少年的素质参差不齐。学生不知道爱国，是教育的彻底失败！现在的大学生教育，注重英文教育多过于母语教育，多过于爱国主义教育，难道教育部门和我们的决策部门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吗？
前些日子，网上爆出有一女大学生骑在毛泽东塑像的脖子上照相，今日又有大学生猥亵抗日英雄赵一曼。这个社会怎么了？
我想起了几年前看过的一本书《中国问题报告》，上网一搜，还真找到了,让我引几段书中所说：
自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以来，其“和平演变”的手段颇多，包括利用新闻媒介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攻心战”，利用“人员往来”和书报影视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以经济援助为名，实施“鼓励改革”的策略，力图将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大力扶持亲西方的下一代。
美国新闻署发表文章公开声称：“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他们认为，在这方面花点钱是值得的，对西方来说，这是一笔明智的投资，“我们决不要忽视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意义。”
1982年里根得知中国在美国有6500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当即表示有“6.5万人更好，这是长期投资”。一位美国极右翼参议员公开宣称：“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慈善心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的不断增强，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和所谓的政治“精英”，日益把中国视为对美国霸权利益的巨大挑战和最大的潜在敌人。为了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制定了《十条诫令》。据有关媒体和文章介绍，《十条诫令》中对我国青少年进行西化和分化的主要内容有三条：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为他们制造对色情产生兴趣的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一定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让中国的青少年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除以上三条外，《十条诫令》还指出：“要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中国人民公开讨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要不断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记者应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利用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要尽量鼓励中国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发生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要利用所有的资源，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看看，人家为了“西化”、“分化”中国，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陶。注意把留学生中的高干子弟和学习尖子确定为重点对象，同他们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期望他们回国以后能够担任要职。“等到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栋梁，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逐步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变”。
可我们的教育呢？现在的小孩子为何会丧失分辨善恶美丑的能力？什么样的现象反应什么样的本质，这不能完全怪到现在的年轻人头上。现在的教育太商业化了。我们每天对年轻一辈灌输的是什么？把“狼牙山五壮士”和“刘胡兰”等这样的英雄居然从学生的教科书里扫地出门了；将传统的“四大名著”和“红色经典”进行乱搞，非要给英雄人物贴上“人性”的标签，让他们滥清；媒体不弘扬英雄人物，且总关注娱乐明星，不是这个闹绯闻，就是那个醉酒乱性，说什么要“吃好、喝好、玩好”、、、、、、现在社会上有多少人在关心着年轻人的思想教育？又有多少青年人知道中华传统的“四书五经”？还有谁能背下来《增广贤文》、《朱子家训》、《幼学琼林》、《三字经》、《女儿经》、《千字文》这些从修身养性、为人处世、言谈举止、交友待人等多方面，为人们提供极富启迪意义的人生哲理、名言警句的古时幼儿启蒙读物？这些蒙学读物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为主，我们小时候，父母是常常要求背诵这些的，虽说背不全，但起码能知道一二。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人生最高的境界是立德有德、实现道德理想，其次是事业追求、建功立业，再次是有知识有思想、著书立说。这三者是人生不朽的表现。把“立德”摆在第一位，是因为万事需从做人开始。
改革开放改善了经济，但却把道德教育改没了。爱国主义教育是现在从小必须做的大事。国家的发展应是全面科学的发展。而现在大多数人，只认识两个字“权”和“钱”，除此之外什么都可以不要。在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的长期教育之下，只有可能一代不如一代！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须知：人活着，总要有点精神的，要有点坚持的东西，不然与兽何异？
作协是给真正作家准备的吗？
昨天参加一个聚会，其中一个出过书的朋友想让我帮忙，推荐他加入省作家协会。因为我不在作协工作了，且这年头，一找人办事，不论大小，都是要有人情跟着的，我就推辞。话又不能明说，便信口开河：“这年头有出息的作家谁还入作协啊？不算职称，也不多挣工资，更没啥社会地位，你看现在市场上哪些畅销书作家，有几个是作协会员？再说了，等你写出名了，他们就主动来找你了。”
一个也是作家的朋友马上接着说：“是的，老齐说的对。你看人家高满堂，没加入中国作协，可却全国人民都知道；韩寒公开抵制中国作协，可他书能发行上百万。而入了作协的那些人，除了那些有后劲儿的寥寥几个人外，有几个是出名的？他们写出来的书全都是自费出版，送人都没人要。”
朋友的话有些偏激，但却不能不让人思考：因为，我在2003年出版了小说、戏剧、散文3本文集后，就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可在当年我没有被评上，以为自己的水平差，就没大在意。当名单出来后，我看到我熟悉的一位女士，仅写过两篇替人吹牛的广告类的报告文学，居然被通过了。我曾很气愤地打电话给中国作协组联处质问，他们的回答让我很是啼笑皆非：“你当时来北京一趟就好了。”
04年，到一家杂志社当总编，行政上的事一多，就很少写东西了，于是就把这事耽搁了下来。后来，当我拍了两部电视剧及又出版了两本书后，有朋友和老师便让我再申报，可随着和文学圈里的人打交道渐次的增多，对这里的“猫腻”就多少明白了一二：敢情就加入这么个群团组织也是要有“潜规则”的。一本书没出过，甚至连一篇真正文学作品都没写过的人，现在在中国作协的会员中是大有人在。您说，就这样的一个组织，怎能不让年轻气盛的韩寒说出：“如果我当作协主席，下一秒钟就解散作协”的话。因为：“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作品的情怀、作品的文采和说真话。”所以，我现在也不报了，专心向学写自己的，用我劝人家的话：等写出名了，他们就主动来找你了。
现任作协主席铁凝曾说过：作家协会存在的最重要的一个理由，那就是，这个协会应该为中国当代作家创造一个更和畅、更有自由探讨艺术的风气，更活跃、更和谐的氛围，我们都应该为创造这样一个氛围而努力，为不断地激发更多作家的创造力而营造好环境。这些应该是大家的共识。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正是风光十足的年代，当个作家是多少人的梦想，不论男女老幼，只要认识字，能划拉出几行四、六句式的，就想投稿写点啥，于是，加入作家协会就成了所有写字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幸运的是，俺居然混进了省级会员的系列，当时颇有自豪感，往履历表上填简历时，都要注明“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那年月，你出门去外地，若是钱包被小偷给顺去了也不怕，拿着“会员证”去当地的文联、作协或文化馆，他们准会热情地接待。因为“作家”的光环是很耀眼的。
也正因为此，中国作家协会才敢起妖娥子，不甘心蛰伏于中国文联的麾下，分庭抗礼单拉出来，成了和中国文联平起平坐的正部级单位，紧接着，各省市也活学活用，也都拉了出来，变成正厅级单位，昔日靠卖弄文笔的高雅称号一下子让官本位给腐蚀了，不去潜心研究写作，反倒对种种现实利益，包括工资，福利保障，行政级别，出版支持，话语权等等感兴趣了。这样一来，作家的耀眼光环一下子就黯淡了，老百姓怎会喜欢表里不一的人啊！今日之中国，最让人诟病的是两个“协”：一个是“足协”，另一个就是“作协”。老百姓当中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话：“当什么都不要当作家”，“做人不要太作家”，“作家两个字好恶心”!作协是什么？作协只是政府包养的“二奶”罢了。短短的十几年光景，就有如此大的反差，这是为什么呢？
作家协会从本质上说，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群众团体，他完全不应该具备由纳税人来供养的权利。当初成立时，是基于政治需要而存在的不伦不类的畸形组织。成立后，一直在“双百方针”正确道路的指引下，的确生产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可在市场经济冲击中国大地的今天，中国的作家协会（包括下属的协会）除少数有良知的作家在潜心创作外，大多数人就在这个幌子下搞论资排辈，搞政治斗争，无事生非、相互倾轧，拿着纳税人交给国家的钱，安度他们国家官员式的晚年。世界上还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不写文章的人也能在作协里优哉悠哉地被“豢养”着，幸福啊！也就难怪那位王副主席，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死伤无数，哀鸿遍野之时，竟然可以跟“鬼”做换位思考，作出“纵做鬼，也幸福”这样旷古绝今的词句来。
更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怪现象：在中国，能写作品的作家不仅拿着国家的工资，还赚取丰厚的稿酬。搞什么所谓的评奖时，也不管作品是不是老百姓喜欢看的，在市场上走俏的，只要作者是年轻的女性，或是熟悉朋友，那就入围，以至许多获奖的作品以公布就让人诟病。而不会写作品的作家（在中国依然叫他们为作家）仍然忝列在作家的行列中，拿纳税人的钱来吃喝玩乐。
按说，作协应是一个很崇高的地方，应该是作家们相聚的家园，组织者是应该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为作家鼓而呼的。而作协的会员也都应该有很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不辜负这个组织的崇高荣誉。可现在的作家有很多，挂着“作协会员”头衔的更不少，但真正对得起这个头衔和荣誉的人却少得可怜。梁丁先生说的非常好：原本很有才华或创作势头正劲的人，一旦被作协收编，其卓越的文学才华，竟神奇般的萎缩，而且官做的越大，萎缩的就越快，以至于不得不让人“膜拜”于作协体制扼杀作家创造力的威力。纵览中国当代文学史，不得不遗憾的说，举凡取得些许成就的作家们，大抵是远离作协体制或者是在作协体制中处于边缘的，可一旦当官了，成了某某主席，副主席，那基本上就等于“文学自杀”。
由此看来：中国，实在应该让那些不为文学发展的作家协会，和寄生在作家协会上的官员们早日走进垃圾箱！给他们断奶，甚至“彻底的解散”！
历史不是可以玩的
上网浏览时，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洪承畴纪念园在福建南安建成。新闻中说：“承畴纪念园举行隆重的揭牌开园仪式。多名清史专家从北京赶来参加开园仪式。专家们表示，应该给洪承畴一个公正的评价，前来参加开园仪式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王宏志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前朝的臣民到后朝当官是很多的，但明朝的官员“降清”后被称为“贰臣”、被认定是“气节”问题这是不公平的。这主要是一个民族的问题，没有很好地将满族放到中华民族中的一员来看待。她认为，要让史学界和人们对洪承畴有更深的了解，还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学术界要更进一步研究洪承畴的历史；二是要进一步宣传洪承畴的事迹。”
看了这则新闻，我先是惊讶，继而气愤，最后我笑了——呵呵，原来历史是可以让王宏志们这类专家们拿来玩儿的。
古语说：仗义每多屠狗辈，失节偏是读书人。看来这话不虚。在中国，稍微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要是没有洪承畴、范文程、吴三桂的降清，满人入关是不会那么快就实现的。
史载：洪承畴本是明朝能臣，位高权重，口碑也不错，既为皇帝倚重，也受同僚和部下的推崇和爱戴。松山抗清兵败后，举朝大震，都以为洪承畴必死无疑，崇祯皇帝更是极为痛悼，辍朝3日，以王侯规格“予祭十六坛”，还御制“悼洪经略文”明昭天下。祭到第九坛时，消息传来：洪承畴降清了！
原来皇太极得知洪承畴好色，便每日派10多个美女陪伴，还让自己的妃子携人参汤到洪承畴的居所娇嗔地劝说。好色的洪承畴望着这迷人秀色，听着这温柔软语，闻着这诱人香味，顿时心神激荡。在美人不断劝饮，同时以壶承其唇时，洪承畴便出乎意料地喝了一口。庄妃又再劝，这洪承畴便只觉下腹燥热难当，忍不住便胡天胡地起来。后来，当得知那天夜里把壶劝饮的丽人是当今皇上最宠爱的庄妃博尔济吉特氏时，洪承畴不胜惶恐，道德、理想、信念全扔到了脑后，从此便死心踏地为满清效劳了。
清兵入京后，顺治帝对洪承畴十分器重，以洪承畴仕明时的原职衔任命他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入内院佐理军务，授秘书院大学士，成为清朝首位汉人宰相。洪承畴受命招抚江南，镇压屠杀许多江南抗清义军，斩杀了拥护明王室内的义士，如左佥都御史金声、大学士黄道周、明宗室长乐王朱谊石、瑞安王朱谊防、金华王朱由产、高安王朱常淇、瑞昌王朱谊贵等人领导的抗清武装。于是乎，洪承畴遭到抗清人士的一致唾骂和谴责，金声、黄道周被俘时都痛斥他无耻变节，连他的母亲和亲弟弟洪承畯也面责他不忠。
是的，身为明朝的将领，也曾在厅堂挂出过这样的一副对联：“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可胜败乃兵家常事，输就输，死就死。干嘛要投降啊？所以说洪承畴的问题不是在选择，而是在变节。
从站在历史客观的角度，平等对待明和清两个王朝来看：洪承畴作为派往辽西抗击入侵的最高领军统帅，失败后投降，再引清兵入关的行径，对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他的做法则是不可以宣扬的，因为宣扬洪承畴就是宣扬投降主义。在清朝，康熙和乾隆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尽管洪承畴为清朝立了功，但还是被列入了《贰臣传》中。相反，对抗清名将史可法等人，康熙和乾隆都亲自拜谒，乾隆更是经常挪揄某些汉臣：“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所以，我想问问王宏志研究员：明朝的官员“降清”后被称为“贰臣”、被认定是“气节”问题怎么就是不公平的？这不是气节问题又是啥？我不否认这里有“民族的问题之因素。”但更深刻的我想还是个人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的问题
像洪承畴这样屈膝投降后，就去残杀昔日的战友的人也值得宣扬的话，那以后中国再遇到外来侵略，还会有人冲锋吗？还会有侠甘义士吗？捧洪承畴、施琅，贬岳飞、史可法，彻底颠覆原有的价值观，对后代将是什么影响？如此，一旦国家有难，个个正当识时务的俊杰，还有谁来保家卫国？今天，洪承畴纪念园建成，那是不是意味着很快就会有秦桧、袁世凯，汪精卫的纪念园也跟着出来？昔日的抗日英雄们是不是也很快就会被这些“精英”批判为破坏世界民族团结的罪人了？
最近一个时期，受市场经济因素的冲击，人们思想解放得是物欲横流、世风日下，做人的道德底线也一步步被突破，甚至在某些捧洋人臭脚的精英们推波助澜下，把民族的立场气节都可以不要，追求所谓的人性，发展到没有罪人和叛徒，做人只图今生快活就可以，甚至叫嚣着要全盘否定颇具民族气节，让我们过上扬眉吐气好日子的毛泽东，这种丑恶不分、以耻为荣、黑白颠倒的现状，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时代的耻辱！
我觉得：历史学家们首先应该搞清楚一个问题：所谓功绩与道德是两码事，有历史功绩的人不一定是道德楷模。要知道：清军在扬州、嘉定屠杀汉人达80多万，这都是洪承畴投清后发生的事件。现在宣扬洪承畴，为汉奸卖国贼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这到底是想干什么？是不是想说，人性是相通的，站在普世价值或什么什么的角度，今后再受侵略时，就没必要抵抗血战到底？如此，那可真如有网友所说：林则徐真是不识时务，要是早把洋大人扶上龙椅，中国今天这些盼望被殖的精英们会多么纪念他啊。
有个叫jay08的网友说：美国里根总统汲取了越南战争的教训，把输出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大任，由中央情报局转交给了美国民间，此后这个民主运动招致了前苏联的崩溃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崩离析。从其过程来看，都是从思想舆论入手，形成多重价值观念碰撞的局面；并结合经济利益的诱惑和渗透，逐渐控制目的国高层政治精英。在伊拉克战争中，就是通过舆论入手再加以对高层军官的金钱收买使军队放弃抵抗。
如真如他所说，那这些可恶的精英们是不是该让他们多接受一下道德教育啊！
众所周知：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中国传统道德基本概念是四维和五常，四维：礼、仪、廉、耻，五常：仁、义、礼、智、信。仁和义是儒家文化中两大根本性的道德元素，可谓是总体价值观中的核心价值观。离开了仁、义，忠、孝、礼、乐等等都失去意义。而忠、孝在中国社会是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观。子曰：“君子之所谓义者，贵贱皆有事于天下。”从真理的概念来理解，信仰就是正确的意识，道德就是正确的行为，是在信仰支配下的行为。
你可以不高尚，但是不能无耻。一个歌颂变节的民族就是可耻的。做人，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必须要遵循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这是人的道德底线。可现在居然将背信弃义的变节投敌分子作为英雄来歌颂，真的是让人很不舒服。种什么样的种子就会结什么样的果子，不重视道德、理想、信念教育，很难想象我们的下一代会怎样的浑浑噩噩。若任由这种颠倒黑白、篡改历史的现象继续下去，有良知的人是都会杞人忧天的。
既然是要“应以历史发展的趋势来评判历史人物”，那就不能颠倒黑白啊。须知：历史不是让人来游戏的。
必须要让儿孙做官
看了今天的《生活报》上的一条新闻，我对正在吃早饭的老伴说：有孙子也要让他做官。并将我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记者站长》中的一段话念了出来：中国的官，十分好做，成绩永远都是你拿，工作永远都是别人做，收入永远都是你最高。因为当了国家的干部就是党的人了，是党的人，就有国家来给你安排一切，生老病死，吃喝拉撒，全由国家来管，不用自己操任何心。
为啥说这句话，是因为这样的一条新闻：哈尔滨6月全面推行公车改革，将减少大笔财政支出。真能减少财政支出吗？我看不尽然，看看新闻中所说：哈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去年6月，哈市首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试点，今年4月，哈市第二批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试点进行，截至目前，哈市已有多家单位完成了车改，车改试点均采用按职位和级别直接发放补贴的方式进行。其中，局级每月补助2100—2500元不等，处级每月补助为650—1050元不等，科级及一般干部每月补助150—350元不等。
呵呵，好家伙，工资以外居然又有了大笔的收入，难怪有人说：人生最高境界：拿沙特工资，住英国房子，用瑞典手机，戴瑞士手表，娶韩国女人，包日本二奶，做泰国按摩，开德国轿车，坐美国飞机，喝法国红酒，吃澳洲海鲜，抽古巴雪茄，穿意大利皮鞋，玩西班牙女郎，看奥地利歌剧，买俄罗斯别墅，雇菲律宾女佣，配以色列保镖，洗土耳其桑拿，当中国干部，做到最后一点，前面皆可实现……
“屁股底下一座楼”是某些地方百姓对官员“坐骑”的一个形象比喻。由于相关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公务车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激化政府官员与普通百姓之间矛盾的“导火线”。以致“公务车改革”成为近几年各地政府都在喊和做的大事之一。可他们纷纷出台改革措施后，令人喝彩者却很鲜见。为啥？因为这类“方案”的制订和实施都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而这些所谓的“改革”又都是以确保公务员阶层的既得利益为出发点的。就是他们想让公车变成“货币化”，这样的方案要是不引起了民众的质疑和非议，可真就怪了。作为改革支付成本的纳税人，却没有任何的话语权。这样的“改革”怎么能“公正、公平”？
我在去年看长篇小说《官方车祸》时，曾在博客里写过《荒唐，如此公车改革真成了公开的腐败》这样一篇东西，就曾引用了哈尔滨车补这个例子。也痛陈了一些地方打着“公务车改革”而干着公开腐败的的现象。前些日子，在新华网论坛还曾看到海军张召中将军说过在中国公车腐败让人触目惊心的帖子。我就想，各级政府和领导人也是都知道这些事情的，但他们的改革是想通过公车改革来谋取更多的好处，那这样的改革就很值得商榷了——
公务用车的经费如果进入私人口袋，就会有很多说不清的问题，这笔钱算什么？交不交税？用货币来进行分配，显然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从经济学和法律角度上讲，也没有任何依据。按职权的高低来分配，谁有权利，谁的职位高，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补助。这更是一种不合理和不合法的分配。国外，一般只有国家部长级以上的官员才能配专车，为防止公车私用，芬兰还要求每次出车都要严格登记起始时间、地点、里程表。交通补贴是没有的，以杜绝腐败漏洞。可在中国，一个小小的普通干部（有的可能连科级都不是）就配有专车，真没有天理啊！
据说：国外对公务车的管理是很有办法的。如瑞典用电脑帮忙遏制公车私用，车载的“公务”、“私车”按钮，必须按下一个汽车才能启动；博茨瓦纳的公务车为“红底白字”以与民用车区分，使用另类的粉红色汽油，在休息日提供这种汽油的加油站都休息，公务车无法加油，总统也不能例外，如果遇到节假日那就只能使用自己的车，从制度上避免了腐败的发生。芬兰的赫尔辛基市政府，则干脆只有一人即市长享有使用固定公务车的权利。还有些国家通过立法来规范公车的管理和使用，意大利曾经有一位市长，因其妻子使用了公车，该市长被判刑监禁半年……
我在去年写《荒唐，如此公车改革真成了公开的腐败》的结尾时就这样说：公车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非改不可。但是怎样改，如何改出干部的新形象，干群之间的新关系，党风的新转变？我觉得：首先应该反官僚，反特权，反懒惰、反腐败。要提倡勤政和艰苦奋斗。具体落实下来就是一句话，那就是一个单位仅留几辆必用的公车，其余的小车全部卖掉，卖车的钱上缴财政，公务员（不管你是不是官儿，多大的官儿）上下班不再用公车接送，一律坐公交或骑自行车，也不发车补。这就简单多了，还至于改了十几年也不见成效吗？如果有当官的反对，那好办，让他下岗，补充新人。你看他还反对不？治国就是治吏。不把当官儿的治理明白，不让老百姓说了算，那关于特权方面的改革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做过官的人都知道，每有一次任命，组织部门或上级领导找谈话时，除了交待工作嘱咐应该注意的事项外，总要就待遇问题说一下，或征求被任命者的意见，这时，你就可以提一些比如带司机或秘书一同赴任的要求，当然也可以提一下“坐骑”的问题，更可以提一下原单位自己的心腹是不是请领导考虑该升一格，或换一个比较有“实权”的单位。这已经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了。那怕你去的单位穷得尿血，但给你配备小车的待遇是绝对不会变的。记得我在一次调动时，去的那个单位车比较旧，领导就告诉我，可以打报告申请换。呵呵，这就是做官的好处。
党纪国法有明确要求，为官者不要滥用权力谋一己之私，这是公务人员行使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本的要求，可为什么要利用“公车改革”的契机，假公共财政之手予以额外的奖励呢？
谁都知道，货币化改革其实就是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这样的改革就是在为公务员变相谋取着福利。据说此类型改革在有些地方有的已经实行几年了。这些领导们拿着高薪补贴，可在需要因公外出时，单位照样派车接送。您说这种改革多实惠啊。干嘛不让自己的子孙做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