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16 20:06)
“邀舞女孩”胡菀清的出现无疑给这个灰暗的冬日街头增添了一抹亮色。她是个普通人,是个无名之辈,没有粉丝,没有媒体的聚焦,有的只是对舞蹈的热爱,对梦想执着的追求。于是,在这个冬日,她出发了,冒着严寒,去街头邀舞——不管在哪里,地铁站,商场,郭沫若故居、恭王府……也不管你是谁,热情的牛仔大哥,害羞的卖楼大叔,绅士的外国友人……只要你愿意,那么请来和我跳一支舞。


“以街道为舞台,以路人为舞伴,不图钱,不图利,就想伸张自己一个梦…
昨天上午又开了一刀,真棒,我梅开二度了,我好事成双了。打麻药的时候我就知道,几个小时之后我就该倒霉了,果然麻药劲儿一下去,我就跟一濒死的狗一样哼哼唧唧的,疼的一晚上没睡着,到今天上午换了药才稍微好点儿。这帮孙子,一刀一刀的割的我一点儿脾气没有。当医生真好,可以名正言顺地拿刀子划拉别人,都不用进局子。
动手术的时候,那帮孙子医生看我无聊,就和我聊天,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写东西的,他们就很惊奇地说是吗是吗,写过什么呀,我说您甭问了,说了您也不知道,您还是安心给我动手术吧,看准了,别割歪了,割歪了我跟你没完。他们就不吱声了,我闲的无聊就看旁边一台连着我身体的莫名其妙的仪器,上面有两排数字,下面一排是红色的字,一直显示99,半天不动弹,上面一排是绿色的字,来回跳,一开始显示是80多,后来是70多,60多,50多,我说这绿的是啥,怎么越来越少啊,医生头都没抬,说那是心跳,我说我操,别让它往下走了,都快不跳了。我一激动,那数字呱唧呱唧又上去了。还是别看了,瘆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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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想上来和大家说几句,无奈手术之后疼痛难忍,体力难以支撑,只好拖到现在。
二十六周岁的生日通过各种方式收到了很多祝福,无法一一回复,但由衷的感谢大家还记得我。过去的这一年,很惭愧没有取得什么拿的出手的成绩,希望下一年能有所长进。
很多平时不舍得放下的工作,由于这次手术,都被迫搁置了,因此心理上也获得了难得的轻松。
现在最痛苦的,就是每天换药的时候。不过没关系,我能顶得住,因为我和李宇春一样,都是纯爷们儿。
从1996年开始,我在这座房子里生活过四年。
算是个小型的别墅吧,两层,一个院子,院子里种了葡萄树,石榴树,柿子树,还养了狗。到了夏天,一派生机盎然。
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太多活动,最喜欢做的事是在院子里或者房顶上玩火。玩火自焚,玩火尿炕,总之玩火不是什么高雅的事情,但我乐此不疲。我从外面收集来各种各样的小木头块,堆积在一起,点着,看它们燃烧,看它们发出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光。
再就是盯着那几棵树,从春天开始,从发芽开始,眼睁睁看着它们抽叶,开花,结果,然后搬个凳子摘下来,一年就过去了。
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后来狗把石榴树啃死了,世事变迁,我也跟着家人离开了那所旧宅,一把铁锁封存了过去。幸存的葡萄树和柿子树每年还会照例发芽抽叶开花结果,不过已经无人采摘了,熟透了会自己落下来,摔在地上化作肥料。房顶还有没烧完的木头块,就那么放着吧。
这十年间,有几次路过那个房子,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并没有进去看看。十年前的生活痕迹在如今的自己身上早已荡然无存,
上次写了多雨之秋,想想很有必要定期露面,否则很容易让人认为我冻死在了瑟瑟秋风里。其实我的抗寒能力还是很强的,知了都不叫了我还能叫。现代人虽然大多数想象力匮乏,但是在八卦方面的想象力一向是登峰造极的,由此也可以推断这是由一群无聊的人组成的时代。
我因在签名上写了一句“忠于理想,面对现实”,又加上我长时间没在网上露面,就被人先猜测后构思最后传播为我目前已经处于饥寒交迫失意潦倒穷途末路山穷水尽的绝境了。这种猜测太恶毒了,是蓄意给六十周年抹黑,撤和谐社会的后腿,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胜利果实的否定。我不是蜘蛛,不需要每天挂在网上,我不在这里,就一定在别处,都别瞎猜了,过节了,你妈妈喊你回家吃月饼呢。
前天晚上和同事喝了两瓶啤酒,走路回家的时候感觉有点儿小飘,真是不比当年了,当年喝啤酒都论桶,喝完啤酒去酒吧,续白的,续红的,续洋的,唱歌蹦迪大喊大叫,完了出去找人打一架,后半夜在局子里过;现在只能是瓶,还得分解到杯子里一口一口蹭,蹭完就回家,哪都不想去,路上看见喝多的,还得骂一声傻逼,一身浩然正气
这是我印象中雨最多的一个秋天,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问题的话——像是一个逛商场的女人,从瓢泼大雨到神经质的阵雨再到缠绵的雨丝,都要尝试一遍,最后仍然意犹未尽。
每个季节都有雨,但春天的雨总是夹杂着一丝烦躁的气息,那是炎夏的前奏;夏天的雨又太过暴躁,总是挟着狂风雷电,倾盆而至;冬天的雨还好些,虽然总是伴着凄凄的岁暮风,掺杂了几许悲凉,但至少是安静的。而秋天的雨无疑是最好的,温柔而又冷静,无声地落下,洗却一整个夏天的浮华,让整个人都沉静了下来。
一层秋雨一层凉。本不想用这个老生常谈的句子,可是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字眼。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是中学课本里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面写到的,当时只以为是街坊邻居们一句随意的搭腔,如今体会起来,却是最真切的感受。
古人写秋,总是和梧桐树联系起来,不知道是因为当时树种太少还是因为叫不出别的树的名字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不过好像梧桐树在古代地位不低,《魏书·王勰传》里似乎是有“凤凰非梧桐不栖”这样的句子,传说凤凰涅槃的时候也是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半了,没有开灯,就把自己扔在床上,累。
今天下班回家的公车上,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拿着电话用不是很标准的普通话夹杂着带有强烈托马斯回旋味道的英语明知故问地追究对方一些绯闻。对方大约是她的丈夫,从这女人的话语里能够听出来,这男人不仅丧失了底线,还丧失了底裤。对方大约是反击了,提了这女人之前的一些情史,招致她抓狂。
或许是审美疲劳了,人们并没有太在意她,因此她的咆哮在车厢里显得很孤独。这种女人其实挺没劲的,三十岁之前通奸,三十岁之后捉奸,自以为人生精彩纷呈,其实不过是一场寂寞的独角戏。现在太多的女人生命只有三十年——在自己年轻漂亮的时候扒本似的挥霍,放荡,三十岁之后,随便抓住一根稻草把自己处理掉,剩下的半生用来对付丈夫和孩子,这不能不说是女人的悲哀。难怪尼采会说,女人是上帝犯的第二个错误。不过也许这句话不是尼采说的,谁知道呢。
前几天和朱殊喝酒的时候,重点接受了他关于消失,隐匿,消亡的论调:消失就是突然不见了,隐匿就是主动把自
舅舅的葬礼上,我尽量让自己不去看那一张张表情各异的脸,只是任由那些嘈杂的声音包围着我,游荡着,穿越我的身体,好像穿越一堵隐形的墙壁,而那声音之于我,就像是引领我回到过往的路标。
大约是1996年,或者更早,总之那段时间他寄宿在我家,我和他睡一张床。那时候他很瘦,瘦到如今我很难想象他那时候的准确模样,当然也很年轻,只有二十八九岁的样子,抽着一两元一包的香烟。似乎是刚出来混点小生意,不过赔了钱,以致于到处躲债,终日无所事事,便租来一些破旧的武侠书看。我对这些书是没有兴趣的,因此,即使他像藏宝一样把它们压在被褥下面,我也懒得去翻,现在想来,那或许是些有着色情描写的劣质小说,但他喜欢,并且看得津津有味。
当然,他也并非终日一言不发地看书,有时候也会和我说话,中心思想就是我准备如何如何去赚一笔大钱以及赚了钱之后我会怎么怎么样。不过由于我年纪还小,他的话听起来更像是自言自语或者自我鼓励——那是一个年轻人的宣言。
今天上午,偶然和一个低我四届的小师妹聊天,自然就说起了我们一位共同的老师——郑传洋。
他是教网络新闻学的老师。大学的前三年,我基本上都是在打架泡妞喝酒玩游戏中度过的,每天把自己整的黑白颠倒天昏地暗,直到大四开了这门课,他要求每个人开一个博客,如果到毕业的时候点击量能够达到一千就算及格——说实话,当时我并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什么博客,但是既然这是及格的唯一途径,那就去写吧,于是最终我及格了,带着几百万的博客,没等成绩下来就自己给自己毕业了。我那灰暗的,百无聊赖的大学时光,一秒钟都不愿意留恋。
离开之后,几乎没有再联系过任何人。我对大学的情感淡薄的有些诡异,反感的有些夸张:当年一个人孤单单背着书包坐上火车从石家庄奔走到武汉,最后又是一个人孤单单背着书包从武汉回到石家庄,一来一去之间,四年的青春就这么流逝了,轻柔的如同秋天的夜晚里悄然飘落的一片黄叶,掺杂在一地的缤纷里,无声无息,而自己的年轮上面,平添了四个圆圈。
其实我从小就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很缜密的规划:先当个小贩或者渔夫或者邮递员,等赚够一定的钱就去开个废品收购站,因为我很喜欢垃圾分类这项工作。曾经在小学作文课上把自己宏伟的人生规划写出来,却遭到老师一顿痛批,沦为笑料。从此之后这个理想只敢埋在心里,因为我知道只要一说出来就会被人看不起,说我胸无大志不思进取鼠目寸光井底之蛙烂泥扶不上墙,总之一脸沉痛一脸惋惜一脸哀伤。
我当然会认为任何事只要自己喜欢只要不犯法不伤天害理就可以去做,不过有资格管制我的人不这么认为,他们会如临大敌并且视矫正我这种邪恶想法为己任,这让我十分不爽。虽然明知道各有各的苦衷,但仍然难以放弃这种想法,因为按照我的逻辑来说,这些理想都是很脚踏实地的:只需要一点点本钱就可以在夜市上摆个拉风的小摊儿当个骄傲的小贩儿,每天和各种各样的人打着交道,有精神了吆喝两声,没精神了就缩在一旁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过往的路人,勾引他们过来消费一下,唯一风险就是城管,不过自己年纪轻反应快眼神儿好,城管露个头我就卷铺盖跑了。大富大贵不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