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与失恋者的谈话

出自《对话录》

苏格拉底：“孩子，为什么悲伤？”

失恋者：  “我失恋了。”

苏格拉底：“哦，这很正常。如果失恋了没有悲伤，恋爱大概也就没有什么味道了。可是，

            年轻人，我怎么发现你对失恋的投入甚至比你对恋爱的投入还要倾心呢？”

失恋者：  “到手的葡萄给丢了，这份遗憾，这份失落，您非个中人，怎知其中的酸楚啊。”

苏格拉底：“丢了就丢了，何不继续向前走去，鲜美的葡萄还有很多。”  

失恋者：  “我要等到海枯石烂，直到他回心转意向我走来。”  

苏格拉底：“但这一天也许永远不会到来。”  

失恋者：  “那我就用自杀来表示我的诚心。”  

苏格拉底：“如果这样，你不但失去了你的恋人，同时还失去了自己，你会蒙受双倍

            损失。”  

失恋者：  “您说我该怎么办？我真的很爱他。”  

苏格拉底：“真的很爱他？那你当然希望你所爱的人幸福？”  

失恋者：  “那是自然。”  

苏格拉底：“如果他认为离开你是一种幸福呢？”  

失恋者：  “不会的！他曾经跟我说，只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才感到幸福！”  

苏格拉底：“那是曾经，是过去，可他现在并不这么认为。”  

失恋者：  “这就是说，他一直在骗我？”  

苏格拉底：“不，他一直对你很忠诚的了。当他爱你的时候，他和你在一起，现在他不爱你，

            他就离去了，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忠诚。如果他不再爱你，却要装着对

            你很有感情， 甚至跟你结婚、生子，那才是真正的欺骗呢。”  

失恋者：  “可是，他现在不爱我了，我却还苦苦地爱着他，这是多么不公平啊！”  

苏格拉底：“的确不公平，我是说你对所爱的那个人不公平。本来，爱他是你的权利，但爱不

            爱你则是他的权利，而你想在自己行使权利的时候剥夺别人行使权利的自由，

            这是何等的不公平！”  

失恋者：  “依您的说法，这一切倒成了我的错？”  

苏格拉底：“是的，从一开始你就犯错。如果你能给他带来幸福，他是不会从你的生活中离开的，要知道，没有人会逃避幸福。”  

失恋者：“可他连机会都不给我，您说可恶不可恶？”  

苏格拉底：“当然可恶。好在你现在已经摆脱了这个可恶的人，你应该感到高兴，孩子。”  

失恋者：“高兴？怎么可能呢，不管怎么说，我是被人给抛弃了。”  

苏格拉底：“时间会抚平你心灵的创伤。”  

失恋者：“但愿我也有这一天，可我第一步应该从哪里做起呢？”  

苏格拉底：“去感谢那个抛弃你的人，为他祝福。”  

失恋者：“为什么？”  

苏格拉底：“因为他给了你忠诚，给了你重新寻找幸福的机会。”

    朋友买来纸笔砚台，请我题几个字挂在新居客厅墙壁上。我便在朋友面前展纸、磨墨，写了四个字：“常想一二”。

    朋友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俗语说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但扣除八九成的不如意，至少还有一二成是如意的、快乐的、欣慰的事情，我们如果要过快乐人生，就要常想那一二成好事，这样就会感到庆幸、懂得珍惜，不致被八九成的不如意所打倒了。”朋友听了，非常欢喜，抱着“常想一二”回家了。

    几个月之后，他来探视我，又来向我求字，说是：“每天在办公室里劳累受气，一回家之后看见那幅‘常想一二’就很开心，但是墙壁太大，字显得太小，你再写几个字吧！”对于好朋友，我一向有求必应，于是为“常想一二”写了下联“不思八九”，上面又写了“如意”的横批，中间随手画一幅写意的瓶花。

没想到过几个月，我再婚的消息披露报端，引起许多离奇的传说与流言的困扰，朋友有一天打电话来，说他正坐在客厅我写的字前面，他说“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你，念你自己写的字给你听：常想一二、不思八九，事事如意。”接到朋友的电话使我很感动，我常觉得在别人的喜庆中锦上添花容易，在别人的苦难里雪中送炭却很困 难，那种比例，大约也是八九与一二之比。不能雪中送炭的不是真朋友，当然更甭说那些落井下石的人了。

    不过，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后，在生活中大概都锻炼出宠辱不惊的本事，也不会在乎锦上添花、雪中送炭或落井下石了。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历过生命的痛苦与挫折，也经验了许多情感的相逢与离散，慢慢地寻索出生命中积极的、快乐的、正向的理念，这种理念，正是“常想一二”。 “常想一二”的理念，乃是在重重乌云中寻觅一丝黎明的曙光，乃是在滚滚红尘中开启一些宁静的消息，乃是在濒临窒息时，有一次深长的呼吸。生命已经够苦了， 如果我们把几十年的不如意事总和起来，一定会使我们举步维艰。生活与感情陷入苦境，有时是无可奈何的，但是如果连思想和心情都陷入苦境，那就是自讨苦吃，苦上加苦了。

    我从小喜欢阅读大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慢慢归纳出一个公式：凡是大人物都是受苦受难的，他们的生命几乎就是“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的真实证言，但他们在面对苦难时也都能保持正向的思考，能“常想一二”，最后他们超越苦难，苦难便化成生命中最肥沃的养料。使我深受感动的不是他们的苦难，因为苦难到处都有，使我感动的是：他们面对苦难时的坚持、乐观与勇气。

    原来如意或不如意，并不是决定于人生的际遇，而是取决于思想的瞬间。

    原来，决定生命品质的不是八九，而是一二。

    近日北京闷热，心情也辗转难安。想起两年前的此时，同样的湿热高温，我每天去朝阳医院照顾姥姥。

    两年前的8月15日，闷热难耐，姥姥夜里起床，摸着黑去拿冰棍吃，不小心摔倒，竟然没叫同住的大姨和保姆把她扶起来。直到天亮才被发现送进医院，一诊断就是老人中常见的髋部骨折，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再做手术。

    刚开始医院病床很紧张，姥姥暂时被安置在狭窄的楼道栖身，病人、家属过来过去，护工推着病床高声喊着“借光”，楼道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我们待一会儿都难忍受。姥姥无奈地叹了几次，“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遭这份罪。”平时挑剔讲究、一不顺心就爱发脾气的姥姥，在这里静静地躺了两天两夜，才搬进病房。

    在医院只有保姆每天陪着她，当时请的那位保姆脾气暴躁，照顾老人很没耐心。姥姥向我们诉苦，可是我们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都劝姥姥“别那么多事儿”。姥姥颇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苦处，只好天天盼着我去。每天中午11点，我自己顾不上吃午饭，先得顶着烈日去医院给姥姥送点可口的。其实我去了她也不像往日那么爱聊天，总是吃完饭，说一会儿话就沉沉入睡，只有精神好的时候聊聊电视剧、背几首诗给我听。

    姥姥每次都问我：“萌萌，去看你爷爷奶奶了吗？”我如实说：“很少去，一个月去看一次。”姥姥总是埋怨我说，“你应该多去看看你爷爷奶奶”。我心想，您现在躺在医院里，管好自己就够了，还关心我身体硬朗的爷爷奶奶，可真够累的。姥姥在世时，我很少用心去想她说每句话的心思。后来细心想来，其实老人的心理是很细腻的。出于善良的愿望，她真心希望我多去看看爷爷奶奶。但是她从不说出来的骄傲是，我陪着她的时间更多。姥爷在世时，常说姥姥性格太直，说话不会拐弯，我看也不尽然。

    关于姥姥的回忆很多，铭刻在记忆深处的也就几件。住院期间，她有几分怒气地对我说，“萌萌，我都在这儿住了两天了，你大舅也没来看看我”。我注意到她愠色中的哀婉，彷佛看到她深深的眼眶里充盈的泪水，实在令人心酸，我安慰道：“他可能最近生意忙，过两天就来了”。姥姥似乎看到了希望，点点头说，“是，他那儿也忙”。大舅只来看望过姥姥两次，后来姥姥总是主动对我说：“萌萌，你大舅那儿也难啊。” 我心酸地迎合着她说“是啊”。其实姥姥埋藏着心底的失落，是怕人说她大儿子不孝顺，主动替他解释，维护着他在自己心里和别人眼中的形象。一个患病的老人，还要费这样的心思，想来太难为她了。

    两年了，那双深深的眼睛，那依然可现年轻时美丽的眼睛，依然在我脑中挥之不去。眼中读出老人难言的孤独，也饱含母爱的宽容。

回望企业60年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但至今仍然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清晰地辨认。

    回望这样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对企业的属性不断再认识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营企业，纯粹的国有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顶梁柱。这段时间的国民经济建设，仰仗于那一代企业人的艰辛努力，国民经济基础的建立，乃至后来很多企业赖以成就基业的基础，都建立于这样一个时期。

    不过历史总是在轮回中不断地校正自己的位置。如果站在私营经济的角度去看，那么过去60年是私营经济死而复生的60年，是被消灭，到重新萌芽，乃至不断正名的60年。而国有企业在这样的历程中，也在争取一样东西，那就是对企业本身属性的认同。无论最早的呼吁松绑，让利放权，到大规模的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管我们现在还存有怎样的困惑，至少，将企业的归于企业，已经成为共识。即使我们仍然认为，一些企业因为行政力量或者垄断力量仍然享有一些其他企业难以获得的特权，这多少让人们对这些企业的企业认知有一种困惑，但不管怎样，即使这些企业在争取利益时，也宣称自己是企业，而不再像旧时代那样，将自己作为官僚体制的一部分。

    如果说我们有能力回望这60年，是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有能力去辨析企业和企业家，我们知道企业是怎样的一种组织，确信企业家是这个社会中的怎样一种力量。我们不再避讳这样一些字眼，当我们以这样一种标准去辨析企业的时候，我们的坐标会变得相当明确。

    回望60年，对于成就的仰望或者尊崇，绝非我们的唯一目标甚至主要目标。我们对过去60年为中国经济的成长而付出，为中国企业的成长而奋争，为那些因为自己的努力，而使企业最终获得认同的企业怀有高度的敬意，不管这些企业是国有、民营或者外资。实际上，当1978年之后的一段岁月里，私营企业这样的字眼重新进入我们的视线，外资以一种前途模糊的心态再度踏上这片古老大陆的时候，中国企业的生态环境就已经开始发生了裂变。

    这可能是过去激荡的30年中最令人震撼的历史画卷。我们是否真的理解了这样的轮回背后的一切？过去60年中国企业的演进史，在更大程度上，也浓缩了这个国家对自身方向的探寻，对过去的否定之否定，和对被否定的很多东西的重新接受。

    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对历史的敬仰中，我们可能会失去前行的动力。在这样一个大时代，我们现在面对着几乎没有边界的经济竞争，当国家崛起成为一种主旋律的时候，企业和企业家势必成为这种崛起的标志性力量。我们需要了解，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从未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回望60年，其实更希望从这60年的绵延中，发现通往未来的路径。

    我们都知道这并非容易的事。现在的企业格局，跟过去绝不相同。我们看到国有经济在一场经济复苏中借势狂奔，进入财富500强名单的中国企业中，他们占了绝大多数，而民营企业仅有一家上榜。同时，几乎所有财富500强的上榜外资企业，都将触角伸展到了中国。无论深浅，他们都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道风景线。

    角力仍在继续，改变正在发生。

供销合作社 1949-2009  心系“三农” 情暖“三农”

农  情  记

　   ●合作经济发展史 《农情记》记录的是合作经济发展的纵横脉络，折射的是农村经济大潮涌动的历史。

　　●合作人物奉献史  跌宕起伏的合作经济如何造就了一批无私奉献的人物，这群优秀的人又如何把一个助推农村经济发展的伟大事业与时代融合。

　　●未来备忘录     《农情记》是对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史的全面记录，它会为将来合作经济的历史叙述提供一份媒体资料，为当今更详尽的当代合作经济发展史书提供一份索引。

　　               ——中华合作时报社正式启动“60年60人·60年60事·60年60社”大型主题宣传活动

开篇语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叶击浪飘摇的轻舟，它承载着亿万华夏儿女富民强国的梦，穿越了灰色幽长的历史，在红色之都开启新的里程，沐浴着纷飞战火的洗礼，迎来了祖国的黎明。60年扬帆搏浪，无论是潜流激荡，波涛暗涌，还是风静流平，它载满了东方这块炽热土地上和谐发展的梦想，去开创新的历史征程……

　　我们同在历史长河的轻舟之上，寻着先人的航向，用我们的文字、影像追溯长河中闪亮的时刻，璀璨的珠贝和那些“艄工”汗水下感人的“足印”，于河岸立下一座永久的丰碑，记述那些泛舟勇进的人们，记述那些搏浪进取的鲜活故事，记下那叶朴实无华的轻舟名字——供销合作社。

　　中华合作时报社本着“展示改革辉煌成就、荟萃业界领袖丰采、直击政策科技前沿、构架战略合作平台”的宗旨于2009年6月全面启动中国合作经济60年辉煌庆典活动。

　　这是一次中国合作经济60年发展的全镜像展示；一次智者与智者的高端对话，一次论题与论题的正面交锋；一次历史上数量最多,涵盖面最广的合作经济精英的聚会；一次前所未有的行业盛典，名符其实的合作经济“达沃斯” ！

    站在历史又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心怀遥想：云烟中那些尘封的往事、那些前方的开拓者给予了我们太多太多……肩负继往开来历史重任的新一代中国合作经济人，如何使中国合作经济走向大而强，如何才能在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高擎起民族合作经济大旗，使中国合作经济的发展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告诉我们：轻舟直上白云间，众诚击浪万刃穿，归途莫说无险阻，浩然风光从头观。

逻辑：纵横并进 述评结合

    “60年60人·60年60事·60年60社”大型主题宣传活动，顾名思义，就是以人、事、社为基本脉络，报社将分批派出骨干记者奔赴基层深入采访60名与供销合作社有过不解之缘的人物、60件影响中国供销合作社历史的大事、60个曾经或正耳熟能详、影响深远的供销合作社。

    总体思路上，采取时间的纵轴与地域的横轴交错式呈现。纵向突出60年历史的风云变幻，衔接历史的沧桑与时代的脉搏；横向则突出重点省份，兼顾全国。在河北、河南、江苏、浙江等自古就广有美誉的农业大省，又是我国供销合作事业的排头兵的几大省份上做足文章，求新求深。

    记述方式上，我们秉承新闻真实性原则，对供销合作经济发展中的事件、人物、重要会议、重大变革作客观记述，此外试图处在当今的眼光，就其历史意义和重大贡献，作出相对客观的评价。同时注重可读性、故事性、感染性、前瞻性。

    报道纵深上，由各省各地区在长期合作社发展中的先进经验，探寻规律，得出启示，上升到合作经济理论探索的高度，并激励合作经济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大幕下继续前人未完成的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的实践。

    我们期待以此为逻辑框架，展开一部六十年中国供销合作事业几起几落的编年史卷，一部可供借鉴的合作经济发展启示录，一部我国几代合作经济人呕心沥血铸就的篇章。

内容形式：三位互动 各尽所长

    6月起，《中华合作时报》、《中国合作经济》杂志及总社门户网站开辟专版、专刊、专页，以撰述、专访、主题图片等形式连续、滚动、集中展现国庆六十周年的重大主题。报、刊、网三位一体全面互动，报纸的时效性、厚重感无可比拟，杂志以调查解释性报道、深入探寻见长，网站则是文字、音频、视频等各种表现形式的集大成者，三种形态相得益彰，通过多维度的立体展现，使活动主题得以最大化的彰显，以期收到良好效果。

   《中华合作时报》特辟每周二第4版为固定宣传版面，采用彩色专版。主要栏目内容以合作史话、聚焦、人物专访为主，辅以趣闻、新闻链接等点缀其间，庄重大气而不失活力地突出60年发展历程中经典的人、事、社。“合作史话”作为核心栏目，记叙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省份地区的有典型性的人、事、社，突出典型性，注重可读性。“聚焦”首届合作经济发展大会筹备过程的实时动态，突出动态性。“亲历专访”，专注于对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及农业部等相关部委现任及历任领导进行专访，对各地供销合作发展的亲历者的访谈，突出权威性。“史海拾零”则是供销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的小插曲，短小活泼，突出趣味性。

    《中国合作经济》、《中国农资》杂志开辟专栏，每期4—6版。发挥杂志以解释性、调查性报道见长的优势，将一些经典的人与事向纵深挖掘。“合作先锋”，介绍各省各地合作经济的先进人物、合作社的典型经验；“合作者说”为合作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观点交流的平台，突出学术性；“今读史典”则摘编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合作经济的历史文献及著述，引导读者进行当下思考。

    网站发挥互动性的先天优势，开辟六十年庆典专页，作为活动综合互动平台，综合快速报道60年庆典活动进程及相关互动信息。

格式风格：历史变革 时代主题

    六十周年主题宣传活动始终把握历史与当下的对接，历史沧桑与现时发展的互现与融合。相应的在版面风格上体现为以红、黄两色为主色调，用简约凝练的过渡，既凸显宏大主题，又引发强烈的视觉震撼与冲击。

    沧桑感与时代感的交融，集中体现在主题图片的运用上。泛黄的老照片，引领我们回到那个如火如荼的时代。照片上的一群年轻人热情洋溢，在贫瘠的小山村开天辟地，挥洒着他们无悔的青春。而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乡村，播种收割实现全机械化，产供销一体化变得高效快捷。一幅幅生动的景象演绎着广袤土地上的沧桑巨变，展现出我国供销合作事业的划时代变迁。

主题活动：聚焦盛典 领略巅峰

    作为六十周年活动的重中之重，中华合作时报社将在京隆重主办“纪念建国60周年首届合作经济发展大会”。大会以“展示改革辉煌成就、荟萃业界领袖丰采、直击政策科技前沿、构架战略合作平台”为宗旨，以“辉煌60年，合作经济颠峰时期的战略选择”为主题，届时邀请有关领导、企业家、知名合作经济企业和设备供应商、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汇聚全球合作经济精英，总结60年合作经济发展经验，研讨中国合作经济成功之道，探究新环境下新的发展机遇，共论合作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大会由“60年60人·60年60事·60年60社”颁奖盛典、“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峰会”、建国60年中国合作经济成就图片展等部分组成。

    议题重大，权威汇聚，前沿聚焦，影响深远。

    再过一个小时从家出发，开始职业记者生涯的第一次出外采访，目的地是江西，行程七天。南方的湿热和暴雨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一心只想此行顺利，圆满完成采访任务，不负老师们的厚望。

　  7月11日，一个哀恸的早晨。

　　4时30分，北京医院，93岁的任继愈先生静静地合上了双眼；4个半小时后，在301医院，98岁的季羡林先生驾鹤西去。

　　“风雨百年，铸造的是品格；大浪淘沙，沉淀的是真金。”两天来，在国家图书馆报告厅，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两位先师的灵前，浩瀚的花海、无言的泪水倾诉着人们的追思。在网上、在手机短信里，国人以自发的形式表达对逝者的哀悼。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半个多世纪前，臧克家曾以诗歌道破生命的真谛。今天，两位大儒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襟怀与器识，再次印证了生命的力量和价值。

学问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征程中，偶或相遇，偶或偕行，在不同的轨道上，他们奋力“向前走，向前走”

　　“仿佛一转瞬间，我竟活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又进入了耄耋的境界，要向期颐进军了。”8年前，季羡林在《九十述怀》中感慨：“我现在一方面眷恋人生，一方面又觉得我活得太久了，活得太累了，我也真想休息一下了。但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一位过客那样，我的任务就是向前走，向前走。”

　　“我身体很好，能吃饭，能工作，精神好，还能给国家做事”，季羡林乐呵呵地说。任继愈年轻时喜欢运动，晚年依然身体健朗、精神矍铄。然而，岁月不饶人，2005年，因长年俯首书海，任继愈患了严重的眼疾。几乎是同时，季羡林安装了心脏起搏器;2006年，又做了左腿骨髓炎手术。

　　但这都没有让他们“向前走”的速度有丝毫减慢。“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种以使命和责任为发端、以严谨求实为阶梯的学术追求，决定了两位大师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的品格和风格。在喧嚷浮嚣的世风中，两位年过九旬的大师愈加散发出陈酿的芬芳和人格的魅力。

　　“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作为哲学大师熊十力的弟子，任继愈坚信，学问的生命与理想来自浩浩汤汤的文化传统，“从熊先生和许多良师益友的身上，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何去走。”

　　“沙滩银闸忆旧游，挥斥古今负壮猷，履霜坚冰人未老，天风海浪自悠悠。”这首诗是任继愈与大学同窗胡绳共怀昔日往事的唱和之作，磅礴之气跃然纸上。几十年来，他始终如一地为少年时所负“壮猷”孜孜矻矻，不懈努力。

　　“我现在目标是要活到150岁。因为中国国富了，民也强了，经济、科技都发达了，‘神五’、‘神六’也上天了，我要再多活几十年，活到150岁!”季羡林乐观地说。

　　九旬以后，任继愈的眼疾愈发严重，医生嘱咐他为了保持目力，夜间不能看书和写字，但是他仍然将每天的时间花在读书和写作上，“现在正是政通人和的好时光，应该多做些事情，以此弥补在十年动乱失去的光阴。”他说。为此，他幽默地将自己的书房由“潜斋”改称“眼科病房”。

　　正是因着这种勤奋，十年浩劫中被发落到学生宿舍看大门的间隙里，季羡林翻译出了闻名世界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9万余椎心泣血的诗行，写下中国文化史浓重的一笔，树起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丰碑。正是因着这种勤奋，1983年，70多岁的季羡林从一本《弥勒会见记》残卷开始，以10年时间一个人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吐火罗文研究，以中、英文写成专著，并把世界吐火罗文的研究提高了一个台阶。

　　20世纪90年代，80多岁的季羡林的婶母、女儿、夫人、女婿相继离开了他。他变得更加沉默，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中国蔗糖史》的研究和写作上。这是寂寞的10年，“在80岁到90岁这个10年内……颇有一些情节值得回忆，值得玩味。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我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无碍。燕园风光旖旎，四时景物不同。春天姹紫嫣红，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红染霜叶，冬天六出蔽空。称之为人间仙境，也不为过。在这两年中，我几乎天天都在这样瑰丽的风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视而不见，甚至不视不见。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称为奇观的胜景，也未能逃过我的漠然、懵然、无动于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的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有那里的书香。”

在不同的轨道上，他们心心相印;在相同的追求中，他们携手向前。乐观、顽强，一次次逼退苦难，一次次与病魔对峙，与20世纪的风风雨雨相比，他们强硬得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渔翁。“生也有涯，学无止境”，在一幅法书作品中，任继愈写道，正是在这无涯的学海中，他首次提出“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从而打破了国内外思想界认为“中国古代无宗教”的普遍观念。“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季羡林曾这样答问。“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他如此形容自己的苦苦求索、精益求精的漫长学术岁月。正是在这精进的求索中，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

爱国

　　以学问报效祖国是两位大儒不约而同的人生目标，这是他们勤勉治学、勤谨做人的动力所在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任继愈曾以此句总结20世纪中西文化接触之后，中国有识之士对社会变革与国家命运的深刻反省。

　　“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曾被认为是个大变革，它与‘五四’以后的变革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任继愈说，“西方侵略国家挟其船坚炮利的余威，给中国的经济生活以破坏，连带引起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的变革。”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两位大儒的履历中，有着太多的不同，又有着数不清的相似，以学问报效祖国则是他们不约而同的人生目标，这是他们勤勉治学、勤谨做人的动力所在。“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这句话是任继愈的“口头禅”。“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这是缠绵病榻的季羡林的铮铮话语。

　　1991年，季羡林曾写过一篇《八十述怀》。在这篇文章里，他深情地“回头看”——“在灰蒙蒙的一团中，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路，路极长，是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这条路的顶端是在清平县的官庄。我看到了一片灰黄的土房，中间闪着苇塘里的水光，还有我大奶奶和母亲的面影。这条路延伸出来，我看到了泉城的大明湖。这条路又延伸出去，我看到了水木清华，接着又看到德国小城哥廷根斑斓的秋色，上面飘动着我那母亲似的女房东和祖父似的老教授的面影。路陡然又从万里之外折回到神州大地，我看到了红楼，看到了燕园的湖光塔影。令人泄气而且大煞风景的是，我竟又看到了牛棚的牢头禁子那一副牛头马面似的狞恶的面孔。再看下去，路就缩住了，一直缩到我的脚下。”

　　20世纪初叶，齐鲁大地的共同成长背景，为季羡林和任继愈生命最初历程剪出相似的轮廓。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于山东西部最穷的临清县中最穷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最穷的人家。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小康之家。那时正值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知识分子在沧桑时代背景下试图寻找中华民族命运的最新答案。从识字到上小学，任继愈换过很多地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季羡林说。

　1930年，季羡林同时考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是德文。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也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两所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治学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风气，为他们的学术道路夯下坚实的基础。1935年，季羡林以交换研究生的身份到德国留学，开始学习他所热爱的梵文、佛学、印度学。“我要走的路终于找到了，”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而随着北大南迁的任继愈，则在风餐露宿的迁徙中，“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竭力地思考将自身的人生归宿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面对破碎的山河，年轻的任继愈如此自问。

　　求学背景不同，人生轨迹不约而同地相合。新中国成立之际，两位年轻学子便投身到塑造中华民族思想的大业中。1942年，任继愈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45年10月，季羡林经瑞士东归，1946年到北京大学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说，“他们像是不知疲倦的导读者，以自己对祖国的思考、对民族的期待、对生命的真诚，在一个世纪的漫长征程中，引领人们打开了中国文化通向世界的大门。”

修身

　　他们学贯中西、享誉中外、德高望重，却始终保持着宽厚、谦卑、平和的秉性

　　“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曾有学生问任继愈。他沉思良久，缓缓答道：“只讲自己弄明白了的话。”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任先生在80岁时，却特地请人治了一枚印章，只六个字：“不敢从心所欲”。

　　6年前，季羡林住进北京301医院。6年多的时间里，季羡林经历了心肌衰竭、左腿骨髓炎、心脏病的考验。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写下了20多万字的《病榻杂记》。在这部书中，96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第一次阐明了他对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请人们把“头顶上的这三顶桂冠摘下来”。

　　“不敢从心所欲”，不是虚伪；“三辞桂冠”，不是作秀。这是任继愈、季羡林自谦和清醒的体现。勤勉治学半个多世纪，学贯中西，融会古今，德高望重，任继愈与季羡林堪称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却都对自己有着谦逊的评价。

　　“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 季羡林说。在“大师”汹涌的年代，这种清晰的自省弥足珍贵。

　　“一辈子不做挂名主编”，这9个字是任继愈的“任上宣言”。1987年，任继愈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在卷帙浩繁的学术长河中，他认定了古籍整理这项远离名利的苦差事。对于古籍文献整理，他有着自己的原则。从做选题、写提纲到审读点校，他总是亲力亲为，从不做“挂名主编”。107卷中国汉文佛教资料汇编《中华大藏经》花费了他10余年的宝贵光阴，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煌煌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任先生是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工作也已进行了10年。据他的学生、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申说，任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这项大典的编纂，有的人主编书只是挂个名，任先生却很认真，很多事都要自己负责、费心费力。

　　朴素的真理从朴素的生活开始，朴素的追求也一定会到达朴素的目标。北大的学子都知道，朴素的季先生常年一身旧中山装，一双布鞋，数十年如一日。因为这身打扮，他常常被误以为是学校的校工。一次，一位新入学的大学生把他当作校工，请他照看行李，他慨然答应，等到开学典礼上季羡林登台讲话，那位大学生才如梦初醒。

　　“我做人的标准是朴实、真实，一个人不要天天耍花腔，也不要一天愁衣服少了，一天愁好东西吃得太少了，我不要一个人这样子，人活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饭、穿衣，一个人为了吃饭穿衣而活着，这个人格儿不高。”一生信奉朴素、对自己过于苛刻的季羡林，对于别人却从不吝啬。2003年末，在301医院住院的季羡林把爬格子所得的15万美元稿酬捐给了母校清华大学。在此之前，他把自己的图书、手稿以及所收藏的宋代名人绘画等个人收藏品捐给了北京大学。“摆在国家手里最放心。”

　　季羡林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季羡林先生和任继愈先生深受大家热爱的原因在于，他们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古典文学家、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韩经太说。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化在他们身上。韩经太说：“所以，他们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他们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旗帜和榜样。”

　  我国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7月11日上午9时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

　　季羡林辞世。一条大新闻。问周围的人，季羡林是谁?很多人回答不知。或知其名，不知其事。知其名，也多是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温家宝的几次拜访，让公众知晓“季羡林”这三个字。季羡林所从何事？多半并非文盲的人，也难以回答一二。的确，季羡林尽管译著甚广，但毕竟都是学术之作。

　　但是，我们能因此说季羡林对我们没有影响吗?不能。季羡林力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等称号，是季羡林所有传说中传播最广的。这不仅是因为相比他为人知之甚少的专业学术知识，人们更容易认知，还在于其力辞行为所折射出的可贵的人品、学品在当今学人身上日渐成为稀缺品质。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季羡林力辞“国学大师”头衔时如是说。的确，术业有专攻。面对知识的海洋，任何人都不能通吃。季羡林是谦虚，也是实话。但问题是，既然很多在所属领域略有成就的人，都可以把自己扮演成多面手，走穴圈钱，季羡林为何不能“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季羡林力辞，正是他的可贵之处。

　　当年，钱锺书因《围城》而声名大噪，如果按照现在一些作家的“市场意识”，钱老一定会搞个《围城2》、《围城3》来，但钱锺书转身把精力放在古代中国和传统诗话的研究上来，故而有《谈艺录》、《管锥编》等不朽之作。

　　无论是钱锺书，还是季羡林，这些文化老人的人品、学品都为当世学人之楷模。但现实中，这样的人品、学品渐行渐远。随着文化老人们的仙逝，靠什么挽救日益变味的人品、学品?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些文化老人的人品、学品，是因为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罢，要强起来，不仅要强在经济、军事、科技上，更要强在文化、思想、制度上。环视全球，凡是强大的国家和民族，无不是文化、制度受尊敬的、被模仿的。而这些实力的培养，就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多少优秀的学人。假如我们的学人都忙于学识变现，忙于走穴圈钱，不安于书斋，耐不住寂寞，那么，我们的学术和文化谈何强大?

　　的确，季羡林、钱锺书这样的文化老人，不能够直接影响我们每一个人，但他们的人品、学品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需要的;那些还在学术圈、文化圈的学者，那些正在公共讲台上为公众指点迷津的学人，需要向这些文化老人看齐。从这一点看，季羡林这样的文化老人，又何尝不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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