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为旷世英雄，一七五九年，攻意破奥；继又侵埃，灭回教国。一七九九年，归国组新政府，任首席执政，独揽大权，外则再破奥军；内则厉精图治，制拿破仑法典。一八○二年，被选为终身执政；越两年，称帝，并兼意大利王；纵横欧陆，无攻不克。一八一一年，攻俄不利，其势始衰。一八一四年，败于联军，被放逐于厄尔巴岛(Elba)——旋又遁归。迨滑铁卢之役，一蹶不振，终身被囚于圣赫勒拿岛(St
Helena)。
拿破仑乃生在十八世纪，正在无神思想猖獗的时代，他一生只是充满了军事胜利和政治独霸的野心，毫无虔诚的宗教信仰；只是和他的侄儿拿破仑第三一样，迷信于命运和星象之说。仅仅知道宗教乃是维系社会风气与秩序的要素，所以当他征埃之时，他曾携带一本新约和可兰经，作为他一种政治上的借助。
但是，待他被囚于圣赫勒拿岛，惨败之余，开始感悟到世事之虚空，他便常常读经，并和他随从人员谈论宗教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和他的部下柏特郎将军(Genral
Bertrand)论耶稣基督之神性，大致说：
“主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凡人’，一般人拿祂比拟建立王朝的君王及创立宗教的教主，乃是一种肤浅的见解；因为耶稣和他们是不能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不同，其距离实在不可以道理计。我们可以对其它宗教的创教主说：‘你们既不是神，也不是神的代表，你们只是虚谎的教士，你们同你们的邪情恶欲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你们的结局只是和凡人一样同归于尽。’外邦的宗教，从未为希腊哲人认为是真理，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Fenelon)、亚拿萨哥拉(Anaxagoras)、伯理克理斯(Pericles)，都不相信这些宗教。但是有最高智慧的人，都信奉基督教福音里面的奥秘与道理，不仅薄修爱(Boussuer)、范纳隆(Fenelon)他们献身传道，还有笛卡儿、牛顿、莱布尼兹(Leibnitz)、巴斯噶(Racine)、查理曼(Charlenagne)、路易十四(Louis
XIV)，亦都是信徒。”
“外邦宗教，乃是人的作品，正如我们一样的平庸，试问那些自夸自负的邪神和教主，希腊罗马的立法垂教者，如努玛(Numa
Pompilius 715-672 B.C. 按：努氏相传为罗马第二君王)、莱克古思(Lycurgus 396-325 B.C.
按：莱氏为政治家，出身祭司家，相传为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之门徒，死后人民奉之为神)，以及印度教的祭司、孔子、默罕默得，他们会比必死的凡人知道得更多吗？他们关于人类的灵魂、将来的命运、上帝的属性，以及宇宙的创造，都和我们一样的茫然无知。”
“这些宗教，这些邪神，能和基督教相比吗？我敢说，绝对不能。希腊、罗马、印度、中国的立法创教者，没有可令我折服之外，我并非藐视他们，我实是尊敬他们。只是他们仅仅提出一些解决社会问题的道理，但绝不能把真神启示于我们！他们所成就的，和我没有不同；他们不但不是超凡的神，而且正和我一样，有许多弱点和错误。”
“但主耶稣基督便完全不同。祂每一点都令我惊奇！祂的精神使我折服；祂的意志，令我羞愧；祂和世界上无论何人，绝无可以相比之处。真理，及其感人的力量，不是人的能力所能理解的。祂的降生、祂的生活、祂的教训、祂的福音、祂的神奇、祂的国度……都是使我无法解答，但又是使我无可否认的奥秘。由此而观，我深知祂绝非‘凡人’。”
“祂的宗教，乃是一种启示，而不是人的智慧；祂的教训和道理，都是空前未有的，不是从人来的；祂的生活，祂的圣范，也是独一无二的，绝非他人所可比拟的。祂不是哲学家，因为祂能展示神迹；祂又接受信徒的敬拜；祂不是用论理的方法说服信徒，乃是人对祂心悦诚服；祂的宗教，不是理论，乃是信仰。”
“其实科学和哲学，根本不能使人得救。耶稣降世，乃是要启示天上的奥秘；祂乃是来拯救灵魂，这是祂福音的目的……物质与时间，乃世界的主人；但在祂前面，科学与哲学，便成次要，无足轻重；因为灵魂已经战胜，重获主权，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只有信心(参看约翰一5：4)。在信心之前，一切学者的讥笑，都象房子倒塌一样，成了废墟。”
“这真是一个空前的革命，祂是何等奇妙的主啊！祂的话是何等有力啊！谁能不信呢，谁能和祂敌对呢？祂的福音，不仅有最圣洁的道德，而且有最奥秘的道理；是眼未曾见，理不能测的真理，正如一经历万难千险的探险家，得胜回来以后，讲述他的奇妙、惊险的经历；若非身历其境的人，谁敢否认他的话呢？主耶稣的经历也是如此，我们固觉不可思义，但却无权否认。(按：主耶稣说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参看约翰福音第三章)
“基督教既非一种理想，也非什么玄学；因为圣经里面所载的都是历史的事实，不仅解释今生的事，而且指示永世的事，这是其它宗教绝对不能的。我研究历史，费尽心力，却绝对没找到一个人如耶稣基督，也没有一件事是像福音的。无论是历史、自然现象、人文现象，都不能给我一件事，可以拿来比拟，拿来解释。因为那是非常的，我越是研究，我愈是坚信，这超乎一切寻常的事理，绝非人知所能窥测的。甚至不敬虔的人，亦不敢否认那崇高的道理，因为这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上帝赐的，谁能信爱，实为无上的福乐。”
“主耶稣为救赎世人，祂曾预先告诉祂的门徒，祂要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但是祂还要复活、升天、差遣圣灵，众信徒不但明白福音，且要到处传扬福音，改变世界。这些保罗所谓十字架愚拙的道理，乃一一应验，没有落空；不但此也，这所谓愚拙的十字架道理，乃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至今仍在率领并支持信徒与世界争战。这乃是一个神秘的战争，乃是一个道义对强暴，良善对罪恶的战争。一方面是世界，有军队、武器、财势；一方面是教会，既无一兵一卒，亦无财无势。一方面是仇恨与强暴；一方面则温和与谦逊，完全靠一种道德的属灵力量。信徒为道殉难，不但视死如归，而且始终表现基督的爱，临刑之时，还要为那杀他之人代祷。所以教会遭遇逼害，反而得到复兴；教会在何时失败，便在何时得胜。”
“亚力山大、凯撒，只靠他们的热民威力，号召士兵，为其用命；但是一旦死后，他们的军队，还能为其效忠致胜吗？我现在虽尚活在人间，但是我的军队早已忘记我了。我们作战，往往可以一蹶不振，朋友往往畏难而退，这便可证我们力量之有穷。我们读史，看到有多少朝代倾复，有多少国家灭亡；但基督教会，不借一兵一卒，却能抵御强暴，历经艰危，不仅屹立不憾，而且愈战愈强，这到底是什么力量呢？”
“真理必定弥漫全球，放之四海四皆准，这乃是基督教的特点。基督教没有种族地域偏见，她是一视同仁的，完全属灵的，因为她的国度乃是上帝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而主耶稣乃是永生的神子；祂的教训，是没有时间性的，乃是关乎永世的事，所以祂能公然宣称我就是上帝，假如祂不是上帝，那是何等大的僭妄亵渎，正可予无神论者以理由来反对。”
“人生乃是一个迷。我初竟是谁，究从何来，将往何去？宇宙也是一迷，它是怎样造成的，它的结局要怎样？都无法可以解释。但是基督教对于这些奥秘的事，绝不逃避不谈，而均予以明确的答案，使一切信她的都得到圆满的解答。圣经里有无穷的宝藏，有天上的宝训，有奥秘的力量；能感人之心，能慰人之灵。圣经不是死书，乃是活物；且有一种大能，顺之者生，逆之者亡；这乃是一部胜过万书之书。”
讲到这里，拿破仑便以手按在圣经上说：“我没有一天不读这经。”
太空人葛兰.约翰氏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据其牧师爱云氏(Frank
A.Erwin)称，葛氏于每逢主日必到教堂参加崇拜聚会，从不缺席；在冬季大雪之时，还提早来会，协助铲雪，使会众均可乘车直达教堂门口，足证其乐道爱人之精神。
葛氏在其所著：《我为何信神》(Why I Know There Is a God)一文中称：
“当我被征召受太空训练之时，我首先须读一本小册，便令我想见太空之伟大。其中有一个名词，称为‘光年’。光的速度一秒钟能行十八万六千英里，换言之，在一秒钟之内，则一个‘光年’，其发射距离的直径之辽远，实令人不可思议。而天河众星距离的直径，乃有十万‘光年’。则其伟大更令：无限体系中，众行星都能各按其位，各循其轨旋转运行，井然有序，准确无误，这绝对不能出于偶然，必定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亦必有一个伟大的力量——就是我们敬拜的上帝。我们凭人的官感，虽不能够看见祂，摸到祂；但是借着祂所表现的不可思议的大能，及其精细奇妙的设计，便使我们不能否认上帝的存在(参阅罗马书1：19、20)。
就飞行空中的飞机来说，它必须有精微巧妙的设计，亦必须有强大有力的发动机，但却另需要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力量，方能发挥其功能，完成其航行的使命——那便是指南针。但是谁在那里指挥那指南针呢？这虽超乎人的官感，我们不能触摸，不能目睹；但由于其所生的实际效果，却令人无可推诿，不能否认，不可违抗。我们要航行安全，我们要达成使命，必须时时刻刻注视那‘指南针’。
这便使我们领会到一个属灵的真理，那便是人类生活至高无上，不可须臾或离基督圣道。”
(参看《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July,1962)
史坦利爵士为英国著名的非洲探险家，亦为李文斯顿(Livingstone)的承继者。史氏原名约翰.罗兰治(John
Rowlands)，早岁赴美，南北战时，服务同盟军，旋入新闻界。一八六九年，奉命赴菲，一八七四年，又赴菲作二次探险，绕维多利亚湖航行一周，发现希米约河(Shimeeyr
River)。一八七八年，他奉命赴菲主持刚果自由国之兴建事工。史氏自述其归依基督的经过说：
“一八七一年，我在伦敦初见李文斯顿之时，我乃是一个最大无神论者。我一见这位孤独的老人家，我便在心中起了一个问题，自己问自己说：‘他为啥会这样活在世上呢？’
相处了几个月，常常听他讲圣经里面的道理，渐渐地他那种爱人的心，便把我给潜移默化，结果我也得到了这种爱人之心，从他的敬虔、温和、热心、诚恳，以及其处理圣工之从容安详，人虽然没有劝我归主，我却情不自禁的被他的人格感化，归依了救主。”
英国南极探险家沙科尔顿爵士，在其所著《南文》(Sorth)一书中描写他的惊险的事迹，真令读者触目惊心，有永不磨灭的印象。其中有一段说：
“当我回想以往种种危险紧张的经过，实在不能不令我相信的是：人的探险队，竟然确有上帝在领导，这才使我们能够渡过冰天雪地、狂风凛厉的大海。尤其那一次当我们翻越过南乔治亚(Southern
Georgia)重重冰山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们同伴三人中，似乎另有一位同在，不是三人，仿佛有四个人。我对于这点从未向同伴们提及，但是有天，我的同伴华斯来(Worsley)对我说：‘船长，我有一个奇妙的感应，在我这次南极长征中，乃有另外一位(Another
Person)在我们中间。’”(按参阅但以理书三章。那另一位，即主耶稣！)
当他最后一次离英探险之时，他还是述说他每次探险航程中，上帝同在的经历，他引诗篇139：9、10说：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袮的手必引我，袮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篇诗，正是确切描写我们探险的情况。”
罗利爵士乃是英国一位著名的人物，性好冒险，探卫赴美。罗氏深信灵命永生之道，曾说：“我敬拜上帝，因为我们是照祂的形象造的。凡是奉上帝的人，死后必得善报。”
后罗氏被人诬下狱，在狱中十三年写了一本《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d)。罗氏在临刑之前，写信给他的妻子说：
“要及时敬拜上帝，不要蹉跎，你必从祂得到永世的无究尽的安乐；教你的儿子趁年幼之时，就敬爱上帝，事奉上帝；让上帝作你的丈夫，作儿子的父亲。这一位丈夫，这一位父亲，是永不会离开你们的。”
“余即离世，不能多说，全能永在的、无量无限、不可思议、至圣至善的天父上帝，祂乃是真光，乃是生命，愿祂保佑你们，怜悯我，赦免诬告我，逼害我的仇人；带领我们在祂天国的荣耀里相见……”
英国北极探险家约翰.富兰克林一八○○年入海军，参加哥本哈根及特拉法加海战，著有功勋，嗣后屡赴北冰洋及哈德逊湾深险。一八四五年五月十九日，再赴北极探寻西北航路，一去不返；两年以后，始觅得其尸体，世称约氏为自大西洋至太平洋西北航路之发现者。
约氏乃为一个酷爱圣经，相信基督的虔诚信徒。当一八二○年，约氏年三十四岁，被派赴北极探险，他被困在“探险堡”(Fort
Enterprising)，这乃是在介于大熊湖(Great Bear Lake)和大奴湖(Great Slave
Lake)之间的一个冰天雪地的荒僻之区。他长期困守，便与圣经为伴，得到了天上的快乐与益处，并且发现圣经中前所未悟的真理和妙处。在这个时候，他又写信给他的姊妹：
“倘人承认自己有罪，便应追问如何得救之。然其一旦了悟福音，明白得救之道，其乐而言宣。主耶稣基督，为罪人得救而死，乃是道路、真理与生命(约14：6)；凡是到祂前的人，祂必不丢弃(约6：37)；世界上还什么东西比这种允许与保证更为宝贵，更可快乐呢？还有什么比这天上的景象，更能深印人心？我们还不用感恩之心来敬拜上帝吗？”
约氏自一八二○归依救主，二十余年之间，常常深感与主同在的喜乐，无论航行到天涯地，他深深感应到有上帝在护佑着他。他的船员在其家中提到约翰.富兰克林，说他在船上俨然是一位主教，我们在主日，朝晚两次，必举行崇拜会，早晨值班不能礼拜的，常在晚上参加。我们则两个都参加，船员们都敬爱他，常常说：纵有全英国一半的牧师，还不如这一位“主教”！
哥伦布氏深信地圆之说，欲向西行，探寻亚洲航路。一四九二年，得西班牙王斐迪南第五及五后之赞助，率舰三艘，出国远征，乘风破，历经艰险，终渡大西洋，抵达北美洲巴哈马群岛(Bahamas)，后又继续探航，西印度群岛及南美沿岸，亦次第发现。
哥氏不仅有深入独到的观察/百折不挠的勇气、崇高伟大的人格，并且有对真神上帝坚定的信仰。华盛顿.爱文(Washimgton
Irving)在其为哥氏所作的传记中，有一段说：
“哥伦布乃是一位敬仰耶稣基督，极富宗教精神的人。他到美洲探险，不是为寻找宝藏；其主要动机，乃为传扬福音，带领失丧者成为被拣选的器皿，要借着神的手达成一个崇高的目的。世界将来的结局，乃是要万族万邦都团结在救主的旌旗之下；一切异教国家，都要脱离黑暗，进入真光，在圣教会之中，合而为一。他所以要冒险出发，寻找新陆，其主要目的即在传扬福音，他开始此一伟大事工，乃是奉三一真神之圣名而作，所以他在登轮起程之前，他先领受圣餐。等到他发现了新大陆，他先向上帝感恩赞美；他登陆以后第一事，便是匍匐在地，屈身敬拜上帝。到了新大陆，他并不急急建寻求财富，而先研究地理，计划开化土人，使其亦能信奉圣道。”
在哥氏遗嘱之中，他嘱咐他的儿子迪果(Diego)与任何愿继承他的事业之人：“要尽力设法聘请四位好的神学教授，照着上帝的旨意，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递增教授和热心传道人员的名额。由于这些神学教授研究与工作，使整个西印度群岛的居民能归依基督，信奉真道。”
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为世袭伯爵、幼孤，与兄妹寄养叔母家。年十五，入卡山大学(University of
Kazan)，因厌恶学课，借故退学；二十三岁，入高加索炮兵队；二十四岁，发表其处女作《幼年》(Childhood)。一八五四年，参加克里米战股；战后漫游欧陆。归后于故乡办学，潜心著述；后又尽弃家产，过农民生活。著有：(一)战争与和平，(二)安娜.卡列妮娜，(三)忏悔录，(四)主与仆，(五)人生论，(六)艺术论，(七)我之宗教观书。托氏反对政府专制，提倡人道主义，主张土公有，为俄国著名思想家。
托尔斯泰是一个终身寻找上帝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原来对神有信仰，但后来却失去了，当他十八岁逃出卡山大学的时候，他把以往一所学所信的都丢弃了。
“到了成人的时代，他和一般世一样，把传统的宗教信仰，完全抛在脑后。但是，托尔斯泰和一般不信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便是他仍是深深感觉到：他虽已抛弃他固有的信仰，心里总觉得‘若有所失’，因他失去了以往那种敬虔和追求圣洁的生活，内心十分空虚。而这一空虚之感，正是他以后灵性复兴的转机。”(见J.A.Ha
TT，《on Pilgrims in Religion of Faith》第一一八页。)
到了他五十岁，经过了若干年的傍徨和怠丧，他的灵魂终于得了安慰；他对神的信心，失而复得，他的人生也完全改变了！从此时起，直到死时，托尔斯泰便成了一个文学布道家。他以住的生活，乃傍徨不安，无论何种学问，都不能令其满意；至此以后，他便锲而不舍，得着生命真道。从前在世上追求良善、圣洁、和平、仁爱的愿望，全都落空；现在从福音里得了启示的光亮，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圣容，才使他多年所渴慕的，具体呈现在他面前。
英国诗人兼戏剧家莎士比亚，早年失学，一五八六年赴伦敦为伶人，后替剧场译改古典。一五九二年起，创编剧本，自成杰作三十五篇，其中著称于世著，有四大悲剧；(一)Hamlet;(二)Macbeth;(三)Othello;(四)King
Lear。著名喜剧有：(一)威尼斯商人，(二)仲夏夜之梦，(三)皆大欢喜，(四)以尺报尺。诗集出版者，有：(一)Venus and
Adonis;(二)Lucrece;(三)短歌(Sdonis)等。
莎氏虽为一个文学家，但大家都承认他是一位最伟大的道学先生(Mora
teacher)。他于主日，必参加崇拜聚会，从不缺席，他研究圣经，终生不辍。在他的作品里常常谈到宗教问题，他虽未直接引用圣经，但是他却把圣经的教训，例如人类的原罪和悔改，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用高雅的诗文，间接地表达出来。在他的遗嘱里，他写着这样一段话：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我的造物主——上帝的手里，希望并且确信，靠着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使我可以得到永生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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