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都事件——共产党县级政权第一个集体腐败案
作者:于建嵘（北京）

　　■党史笔记
　　近日到赣南调查，在中央工农红军长征起点地的于都市，查阅了七十年前“于都事件”的一些历史资料。
　　所谓“于都事件”，是指1934年苏维埃时期查处的共产党县级政权第一个集体腐败案。
    当时，于都县县委书记刘洪清与城市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刘福元、城市党总支书记余当文、贫农团主任易林合伙与他人开酒店。后因亏损，刘福元等人又合伙贩卖食盐。因获得暴利，已调军区任职的前任县委书记李国盛、原区妇委书记曾发元等人也入股经营。在他们的影响下，于都党政干部经商、贪污挪用之风盛行。其中，作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县苏维埃主席熊仙璧，利用职权，强借公款经商，牟取私利；县委组织部部长高兴赞挪用保险金做私人生意；县互济会主任、县合作社主任等都以组织互济会或合作社名义入股经商。另外，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部长刘仕祥勾结科员李其采等人造假账冒领动员费；少共县委书记腾琼、县政府总务长、县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城市区委书记、多个乡主席等贪污公款和群众的捐款或捐物。1934年3月，中华苏维

    “真不错！这种农民公寓比法国农村的农民待遇还要好。”8月26日，法国总领事章泰年参观东莞市塘厦镇林村公寓后如是赞叹。
    这种赞叹或许是由衷的，你只要看看东道主为他们安排的考察路线就知道了。24国领事当天考察了景湖花园、松山湖、塘厦观澜湖高尔夫球场、塘厦镇新城区等场所。无一例外，这都是些代表了东莞财富与美丽的标志性地方。
    这是一次炫富之旅。贫穷、肮脏、污染、混乱都在视野之外，他们所见是真实的，但绝非真实的东莞。
    他们所去的地方，都是富人居住或娱乐的高档场所。即便是林村农民公寓，奢侈程度远非东莞一般平民所及，7万多平方米的湖面、环湖跑道、公寓广场、游泳池、联排复式、多层式、高层式及别墅一应俱全。
    不过，法国总领事显然误会了。
    法国的农民，准确说是法国的农业生产者，只是从事农业工作的工人，职业分工不同而非身份象征。但是，对中国来说，农民是职业分工，更是在二元户口结构下的一种身份象征。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1964年出版名著

黑诊所让红医院为之羞愧的地方

   
    8月12日和14日，媒体连续报道东莞卫生局打击黑诊所的新闻。黑诊所固然有可恨之处，也必须加以规范管理，但通观两日报道，黑诊所实在有颇多让正规大医院羞愧的地方。而黑诊所这些优点，恰恰同样是红医院大可恨之处。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厚街三屯一家不法卫生站内部员工培训有如何宰人的内容，其中颇有奸诈可恶的地方。但是，要说引导患者小病大看以及多用贵重药物之类的奸诈办法，可能只有大医院才是当之无愧的祖师爷。因此，如果片面地以为只有非法小诊所才如何可恶那就错了。
    而宰人教程中亦有服务态度方面的规定，比如接线工作人员必须“在电话铃声响三声之前拿起电话，语气轻柔”。相信，此类规定足以让那些公立的正规大医院无地自容。相反，公立大医院不仅宰你没商量，还要恶言恶语宰得你要么怒发冲冠要么干脆没脾气。
    另外，黑诊所在硬件服务设施多有豪华舒适之处，以至于东莞市人民医院自叹弗如。高大轩敞的空间，整洁亮丽的地板和墙面，不再让人对医院产生空间上的压抑感。
  &

大接访应该解决大问题

    8月7日，东莞市32镇街再次统一开展党委书记大接访。与上次接访一样，相关领导都强调，来访群众反映的事情，虽然有些是小事，但一定要给予重视，能解决的要抓紧解决。
    确实，很多秋菊打官司类型的人之所以选择上访，事情本身并不大，其动因往往是为了“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他们在乎的是“理”，是一种对纯自然正义的执着追求。
    当然，“民生利益无小事”，关注小事解决小事也是大接访活动的应有之义。两场大接访几乎集中大权在握的东莞政治精英，他们所能释放的政治能量是不言而喻的。联系此前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目标，我们不难发现，大接访就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大具体行政行为。
    和谐社会就是要消解官民冲突、贫富冲突以及人与自然的冲突等矛盾，大接访就是要给这些洪水般的冲突打开一个和缓平稳的泄洪闸口，防止民间积怨过深造成难以控制的群体冲突。刚刚过去的“6.28”瓮安事件就是一大警示。
    因此，如果再以为大接访只是作秀而敷衍了事，就等于放任洪水无视防汛。解决大问题应当是大接访官

该死的“高考状元”

    再没有任何一个词能比“高考状元”更淋漓尽致地揭露中国人对科举制度的虚伪批判和人格分裂症！
    7月26日上午，广东德庆孔庙上演第七场“状元礼”。 这些所谓的高考状元着古装，骑着高头大马，按照所谓的古礼敬拜孔子。
 
 
状元已死
    真正的状元是什么？这就不得不对科举制度有个起码的介绍。
    一般来说，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定型于唐朝。武则天时代增设了武举考试一科。
    各朝科举制度有所差异，但状元的产生过程却是一致的。明清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殿试最优秀的10人被推荐给皇帝亲自过目，第一名为状元。状元和榜眼、探花同列一甲，称“进士及第”；二甲占录取者三分之一，称“进士出身”；三甲占录取者三分之二，称“同进士出身”。
    一甲三人立即授职，状元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进士如欲授职入官，还要再经朝考一次，综合前后考试成绩，择优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即俗称的“点翰林”，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赴外地任职。
    也

文明执法才是最好的防暴装备

    7月23日，东莞媒体披露，城管队伍尝试建立应急分队，接受特警训练并试点配备部分防暴装备。 此举立刻引起全国范围内的高度关注，这种城管特警化的做法令人担忧会对摊贩人身财产安全带来更多不利的压制。
    东莞城管尝试特警化的理由何在？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赖源顺表示是为了针对少数暴力阻碍执法的行为。
    城市摊贩占道经营是普遍性的难题，客观上也导致了城管和摊贩的严重对抗格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对抗格局的根源主要在于，摊贩的正当经营诉求得不到解决，而城管执法的作风粗暴甚至无视摊贩人身财产的合法权益。
    城管作风粗暴已成积弊。2008年4月，300名全国各地城管局长公开承诺文明执法，不过，此后各地城管暴力执法（是否还属于执法范畴笔者存疑）的事件依然不绝于耳。
    东莞城管作风如何？我们不便妄下结论，但要说在文明执法方面没有欠缺则恐怕难以服众。有意思的是，东莞城管方面也坦承“在很多地方，城管的信誉很差，被骂成是土匪。”
    举例来说，6月18日，

    7月21日，新华社报道说，东莞市对穷人发放1000元的临时生活补贴估计不足。以前估算是12.2万人，但至7月16日已上报16万多人，还有15个镇没有上报，估计最后总支出可能超出1倍多。
    有民政工作人员表示，应该纳入的群众一个也不能少，不符合条件的一个也不能进，否则补贴就变了味。但做起来并不容易，低保边缘户很难界定，审核工作量很大，时常还有村民来吵架，很难按要求及时上报。由于工作繁难，除7月初向低保等人群发放了临时生活补贴3000多万元之外，其他群体的补贴发放工作被迫延后。
    派发红包之举消息甫一传出，即博得外界广泛赞誉。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随之而来的发放工作将更为艰巨，如何防止滥发同时又保证该补贴的家庭一个不落，这需要深入细致的调查与甄别。事实上，发放之前，主政者对此也保持了必要的警醒，为防范少数不符合申领条件的家庭混水摸鱼，也做出了一些不许申领的刚性规定。
    但是，怎么样才能有效认准穷人？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需要耐心调查，既要严格把关，也不能死认教条，更不能怕麻烦而拒绝执行。
    防止政府偷懒，滥

    5月3日，66名凉山童工黯然返乡。
    此前，他们以凉山童工被买卖事件的主角突然进入媒体曝光的光环之下。报道把他们的遭遇，描述成充满了被贩卖被侮辱被损害的罪恶之旅。于是，从国务院、广东省、四川省到广东东莞和四川凉山，朝野震动，人神共愤。
    但是，截至5月3日21时，经东莞和凉山双方公安机关调查核查，尚未发现贩卖拐卖童工现象，尚未发现黑中介操纵贩卖童工利益链现象，尚未发现救助人员被强奸现象，尚未发现被救助人员有被殴打现象。
    换句话说，这个貌似严重的劳工事件回归成非法中介的普通现象。而这些孩子的命运却开始了新的波折，他们被强大的警察、劳动、教育等部门组成的救助队伍以圆满胜利的姿态带回老家。
    不过，我们必须反思的是，对于这些凉山童工来说，回去是一种最好或者说比较好的选择吗？两名被解救的女孩就不领情，以哭泣的方式表达对这场变故的无奈，她们满脸泪花地跟着警察走了。
    就我们可以想象的美好情感和理想认知来说，无疑，这些童工应该回去继续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法

　　中毒的坤叔　　
　　----东莞人张坤及其助学伙伴在湖南凤凰、广西
　　宁明等地资助1800多名山里穷娃
　　
　　
　　有人说：“他是中了爱的毒。”
　　爱,是什么样的毒啊
　　没有解药的毒
　　竟然让他一个人的痛
　　为孩子们挡住了生活最冷酷的刀锋
　　坤叔,腊尔山的坤叔
　　湖南凤凰的坤叔,广西宁明的坤叔
　　1800多名山里穷娃儿的坤叔
　　我要代表所有报春花,鱼腥草,长青藤,山茶树
　　叫他一声坤叔啊

 
　　
　　他带来的春雨
　　没有被十多年的时间稀释
　　爱,是什么样的毒啊
　　扩散那么快,让我血管里的江河
　　出现决堤的征兆
　　爱的毒不需要把脉
　　把脉就摸到山里随时会冻结的未来
　　未来不只属于坤叔
　　未来属于挺起胸的国家,自由飞翔的民族
　　可是,我一定要证实
　　所有的爱都是扶贫济困,救死扶伤的毒
　　这样的毒
　　相当于无形的果汁机
　　榨出了躲藏在伤感里边的温馨
　　还有暗地里的芬芳　

    12日，东莞一被偷女孩当街跪求小偷还包，包里有银行卡和身份证等重要物品。而且，三天前，就在下跪的同一个地方，她刚被抢过。
    跪求小偷的新闻时有发生，只不过大多是当面跪求小偷而得以拿回财物。而且，这样的行为还是被冠以次道德而得到“盗亦有道”的赞许。不过，东莞女孩没有这么幸运，最终小偷并没有亲自或者委托代理人出现。盗就是盗，指望“盗亦有道”终归不是太现实。
    其实，对东莞在内的珠三角城市来说，被偷被抢似乎是家常便饭，只不过这个女孩的眼泪和下跪为这道便饭添加了些许辛辣呛鼻的芥末。
    指望通过跪求这样的感化方式是过于相信人性的美好。多起新闻事件中的小偷，固然对失主送回财物，但也未必就是因为响应内心的次道德召唤的结果，或许更多的是出于被发现的恐惧以及突然被跪求的不适。
    那么，对这个女孩来说，当街跪求小偷主要还是出于功利性考虑，因为办证很麻烦，成本甚至高过现金损失。而这样的功利性考虑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如果能够奏效当然最好，但是，事实说明我们还是必须仰赖于一个更美好的治本愿景——天下无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