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低碳”成为政治家、企业家们的热频词汇？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商业竞争都围绕“能源”来展开？如果忽略了“环保”这个主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就可能是一句空话。

原载《21世纪商业评论》2009年11月号

我们在《冬吴相对论》节目中几次专门谈环保，反响都比较强烈。三年多前本人开始关注环保及其与政治、经济、商业的关系。渐渐发现这是一个重大的主题。在国际社会上，环保正在成为“最大的政治”，在商业和投资领域，“绿色”蕴含着巨大（如果不是最大）的商机。对中国企业来说，对于这个主题的怠慢，很可能是致命的怠慢。几年来本人写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会陆续贴出来供大家参考。我们正筹备关于环保和绿色经济的谈话节目（先做广播，再做电视）。我们希望大家通过听、看我们的节目，能感到：一、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二、这是一个相当有趣话题。

1984年，当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中国出版时，另一本书也在中国出版，那就是罗马俱乐部米都斯等人撰写的《增长的极限》（其实早在1972年，它就以报告的形式在西方发表了）。这本书在

    一转眼，又到了《21世纪商业评论》五周年了，

    21世纪报系《21世纪商业评论》年会——2009第五届中国商业思想论坛暨21世纪中国商业模式创新盛典，将于2009年11月19日在北京唐拉雅秀酒店三层宴会厅举行。（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复兴门外大街19号）。

     各位博友，可以前往http://bm2009.21cbr.com/ 在“嘉宾报名”“媒体报名”报名，参加11月19日（14：00-18：20）的“中国商业思想论坛”。将有我的同事确认后，给大家寄送邀请函。

     改革开放是中国企业产生的基本环境。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生产力首先是“解放”出来的，经济活力首先来自个人和组织受到的各种严格限制的解除（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给企业松绑”）。换言之，令人惊叹的增长主要来自资源存量的释放，而不是能力增量的驱动。短缺经济下的经营活动更接近于“捞浮财”，与之相比，“能力构筑型经营”就成为一种高成本低收益行为，在自然选择下被淘汰。
     在刚刚萌动的商业环境下，敢于犯规、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就是企业家精神，敢于出格就是创新，从大锅饭到承包就是商业化。办企业的目的和使命是不言而喻的：成为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所谓制造就是以低到不能再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生产

吴伯凡

                                         （原载《21世纪商业评论》）

“失败是成功之母”在很多时候，对于很多的人，与其说是一种信念，不如说是一种姑妄言之的安慰。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失败导致更大更多的失败，失败给失败的人贴上“失败者”的标签，从而使他们的信心彻底坍塌，陷入牢不可破的“噩运循环”中。反过来，成功导致的是对于更大成功的信心。当两支经常交锋的球队刚踏上赛场时，记分牌上显示的比分当然是0:0，但实际上两支球队都是带着过去的“心理积分”上场的。当这种“心理积分”过于悬殊时，比赛尚未开始，结局就早已注定。

对于“赢”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的球队来说，他们上场就像是“例行公事”——踢球，然后赢球。而对于被失败的阴影笼罩的球队（我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中国足球队）来说，比赛同样也是一种“例行公事”——踢球，然后输球。比赛过程中偶然会出现逆转的迹象，但不止一次的功亏一篑不仅让刚

（今天的《冬吴相对论》讲到了“合成谬误”。两个月前我在杂志的卷首语也谈到了“合成谬误”。现在将它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贯正确”怎么会导致一蹶不振甚至一败涂地？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成长战略怎么突然变得漏洞百出？反过来，那些曾经被认为是不开窍、不合群、自讨苦吃的企业，为什么在大家都认为大势不好的时候居然逆势成长？困惑的原因，也许首先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有“合成谬误”

关于中国企业的出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中国价格到中国价值”之类的说法不过是大而无当的答案。这如同对一群登山爱好者说，“那就是珠穆朗玛峰，登上去吧”。登上峰顶只是结果，重要的是过程，是路径图。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我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每一次我都选择了错的路，因为走对的路实在是太难了！”这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倒是可以用来形容很多曾经一路成功，眼下却深陷困境的中国企业的心态。

一边接受市场启蒙一边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常常是按成败而不是按对错来决定自己的经营策略的，或者干脆用成败来定义对错——能带来成功的就是对的，导致失败的就

当下的历史

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能给我们提供某种简便和痛快，但代价是既让我们不着边际地评判历史，更让我们不着边际地应对现实。省察60年历史中某些易于忽略的细节，或许能让我们找到消除或缓解眼前焦虑和困惑的思路，恢复应对当前困境所应有的沉着和自信。

叙述和评判新中国60年商业史该如何着笔？

商业史？60年？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只有30年，中国企业的历史更是不足30年（通常把1984年作为中国的“企业元年”）。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经历的是去市场化、反市场化的过程，显然无“商业”可言。从商业史的角度看，那是“失去的30年”，怎么可能把它与改革开放30年相提并论？

我们可以想象，几十年（比如说60年）后，一个细致思考中国商业化进程的人是不会轻易地把这60年“简化”为30年甚至更短的。历史说到底是没有空白的，有空白的是支配着我们观察角度的思维方式。正是由于我们思想维度的单一和简陋，才出现了观察的盲点和

前后“三十年”：

中国六十年“商业史”的回顾

吴伯凡

改革开放是中国企业产生的基本环境。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生产力首先是“解放”出来的，经济活力首先来自个人和组织受到的各种严格限制的解除（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给企业松绑”）。换言之，令人惊叹的增长主要来自资源存量的释放，而不是能力增量的驱动。短缺经济下的经营活动更接近于“捞浮财”，与之相比，“能力构筑型经营”就成为一种高成本低收益行为，在自然选择下被淘汰。

在刚刚萌动的商业环境下，敢于犯规、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就是企业家精神，敢于出格就是创新，从大锅饭到承包就是商业化。办企业的目的和使命是不言而喻的：成为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所谓制造就是以低到不能再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生产在质量和数量上勉强够用的产品。凭借特定的时间差和空间差带来的显而易见的比较优势，再加上独特的“人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大量弱势、

    看似对立的东西往往暗中遵循着同样的机理，商业与宗教在最终的逻辑上恰恰是一致的——投资与回报。不同的只是回报的种类、周期和大小。任何投资都面临着风险，即回报的不确定性，所以必须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相对的确定性，找到对于回报的最终承诺，即契约。基督教圣经（《新约》与《旧约》）里讲的，都是人神之间的这种“契约”。佛教也相信一种无时、无处不在的计算法则，人的任何行为都是一种“投资”，人的境况都是人此前行为的回报（善报或恶报）。

在现代社会中，基于宗教的价值观无一例外地遭到颠覆或挑战。种种看不见的投资回报体系都被认为是子虚乌有的。人们只相信“看不见的手”——市场。在市场中，得以通行的似乎只有看得见的、纯法律意义上的契约和纯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