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晚，针对媒体报道“重庆原司法局局长文强弟媳包养16个情人”，重庆警方正式回应称，谢才萍包养一名26岁的同案组织成员属实，其包养16个情人的说法则无事实依据。

 

重庆打黑中这个闹剧般的插曲，真让人哭笑不得。谈论文强弟媳的男宠数量，意义在于何处？当今社会，金屋藏娇、红杏出墙，已经不算什么新鲜的事情。16个情人或1个情人，只能证明当事人道德败坏的程度而已，不是法律范畴的事情。媒体不去矿难现场数尸体，反而跟随民间传言数男宠数量，这样的报道实际意义在哪里？

 

媒体对重庆打黑的报道，很明显已经走偏了。近日重庆涉黑案开审，引发报道热潮不断升温，请欣赏如下新闻标题：“文强弟媳所包养男子曝光男宠比她小20岁”“女赌王罪五宗承认包养司机”“三个女人上演三出丑剧”“谢才萍涉黑团体覆灭记：赌字当道陷无底深渊”。还有重庆当地媒体，大概得到了警方提供的材料，得以将侦办过程以小说般的语言详细报道，黑道之强凶极恶、警方之智勇双全，跃然纸上。

 

抛开格调问题不谈，这些新闻，首先不符合平衡报道的原则。按理说，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应当以法院最终认定的事实为准，并不是警方、

6月25日，内地高考成绩发布，据南方周末报道，四川北川中学2009届高三只有四分之一强学生上了本科线，只比去年多了9人，“一本”只有5人。尽管学校采取了种种措施，北川中学连续两年高考成绩均未出现奇迹。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源问题，正如北川中学教师唐高平所说的，“生源的基础不好。”

有很多人关心着北川中学，希望北川中学能够出成绩。2008年9月1日,总理温家宝亲自参加北川中学开学典礼并指示:“一定要办好北川中学”。绵阳市一位市委领导对此的理解是，北川中学必须要有明显的改变，首先是高考成绩，“必须以高考成绩来证明学校在发展，学校在变化，学校在进步”。

还有一些人希望孩子们考个好成绩，不过是基于别的理由。今年4月底，我在四川采访时，遇到的一位长期关注灾区残疾儿童的志愿者。谈起当时媒体记者蜂拥而至做地震周年报道的情景，这位志愿者评论说，媒体的关注、外界的帮助都是暂时的，对于孩子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好好读书，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这样即使外界的热情降温了，孩子们还是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现在北川中学的高考成绩不好，“一本”上线只有区区5人，对于官员们来说，这到哪里都是摆不上台面的

请大家看陕西省林业厅网站的这篇新闻。难道被免职的朱巨龙、孙承骞已经官复原职？

 

省林业厅乒乓球队参加省直机关乒乓球赛 

2009年04月24日   

4月16日至4月18日，省林业厅乒乓球队参加了省直机关“信心、力量、奋进”纪念建国60周年系列文体活动--省直机关“水利杯”乒乓球比赛。比赛在陕西亚特体育俱乐部举行。来自省直机关的66支代表队600多名队员参加了这次乒乓球比赛。

省林业厅领导张社年、唐周怀、朱巨龙、孙承骞、赵钰莹、闫宏和其他8名运动员一起参加了团体和个人六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队员积极备战、勇于拼搏，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加强了友谊、增进了交流、增强了体质，充分展示了我厅干部职工积极向上、勇于进取、争先创优的精神风貌。经过三天的激烈比赛，我厅女子代表队连玉红获得女子乙组单打第四名的好成绩。

随着这次比赛的展开，省直机关纪念建国60周年系列文体活动也拉开了帷幕，我厅将积极参与，争取好成绩，以更好推动我厅和谐机关、文明机关建设和全民健身活动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教育部近期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教师补充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结合国家或地方“特岗计划”的实施，统筹考虑本行政区域内教师岗位需求情况，合理安排中小学教师自然减员补充，统一组织教师公开招聘考试，按规定程序择优聘用。

对于这句话，有着不同的解读。北京有媒体将其解读为“中小学新任教师将由省级部门统一招聘”，这个消息经过网络转载，引起很多读者关注。但接下来出现的声音推翻了这一说法：广东省教育厅官员认为，通知所针对的范围是到农村任教的“特岗教师”，并不是城镇的教师；此外，省级教育部门统筹安排的是减员之后的补充部分。还有官员直接说，省里统一招考教师不可能，因为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只是掌握区域内中小学教师编制情况,并不具体到某个岗位。

从字面上推敲，该北京媒体的解读，似乎也没什么问题。但教育系统官员言之凿凿，作为行内人士，他们的说法也不容忽视。对一个通知的解读，出现了不同的说法，教育部的真实意思是什么，谁也猜不透。

而教育部也及时地发话了。30日下午，教育部网站出现了《教育部师范教育司负责人就中小学教师队伍补充有关工作答记者问》一文，文中专门提

每一篇关于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新闻报道，几乎都将呼唤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作为结尾。随着央视315晚会的曝光，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工作的追问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人们知道，尽管中国目前的法律中，零星地散布着一些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条文，但它们难以应付越来越多的人们被个人信息遭泄露所困扰的严峻现实。

 

然而个人信息保护法千呼万唤仍不出，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工作，必须从更深层次的逻辑去追问。

 

一直以来，对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揭露，往往偏重于针对个人、企业对信息的滥用和泄露。央视315晚会所揭露的山东移动，影响范围不能说不大，但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行为。人们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关注，往往止步于对无良商人的痛斥，殊不知，更加严重的问题已经被默默掩盖了。事实上，随着政府管治触角的无孔不入，公权力已经成为公众个人信息的最大收集者、使用者、存储者、修改者、传输者、删除者。公权力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理应是关注焦点。

 

科技手段的进步提高了政府的管治水平和效率，也使得个人信息保护所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近年来，关于警方以“技术手段”协助侦破案件的报道屡

中国人拍下圆明园兽首不付款一事，经过媒体两天的报道，特别是蔡先生的现身说法，事件的脉络已大致清晰。外界的看法，也在这两天的时间里充分表达。根据某网站的一项调查，七成网友对蔡先生的行为表示认可。结合这个数据，再浏览网民的评论，一个结论是，大家从蔡先生的举动获得了“精神胜利”的满足感，似乎是爽爽地“出了一口气”，而并不真正在乎流失海外的文物的前途。

 

蔡先生3日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坦诚，是国家文物局的相关规定，让他有不付款的理由。也就是说，不付款这件事，并非蔡先生在参加拍卖前就打算好的。蔡先生担心拍卖之后文物的下落无从追寻，这个出发点是好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国家文物局的这项声明，蔡先生是打算自己付钱呢，还是找别的理由不付钱？舆论已经就反对重金回购流失文物形成共识，如果蔡先生自己付钱，一经披露，必定为外界所诟病。如果蔡先生以别的理由不付钱，那他能找到什么理由呢？难道他要说，为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个钱我不能付？假如这是真的，则外界的观感，恐怕又会不同吧。

窗户纸并未被捅破。国家文物局的表态给了蔡先生脱困的机会，并让他给外界留下“巧妙利用规则”的印象。人们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