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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安”及其他(2009-12-04 09:24)

文/冬牧

 

对于“招安”问题的争论不能脱离中国的当代语境,尤其是中国的当代政治语境,因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史如果不去考虑其生成过程中的政治语境,只考虑其美学意义,我相信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会大打折扣。虽然,中国当代艺术本身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如何摆脱后殖民文化不以西方话语为主导建立起自身的价值体系和摆正自己和艺术市场的关系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仍旧要追究中国当代艺术的意义何在的时候,无可回避的只有一个问题即中国的政治环境。

 

诚然,今天的中国政治环境相对于上世纪宽松了许多,但这并不代表是语境的置换。社会上新近出现的一连串社会事件不得不让我们保持警醒。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谈谈约瑟夫致吕澎发表在艺术国际网上的信,虽说是“它山之石”,让我们了解到一位西方藏家的对于“当代艺术院”看法,但是这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他的看法能否代表西方?何况他是以一个藏家的身份,从西方文化体制的角度来谈论中国的当代艺术。虽然他的意见并非全无参考可言,但是脱离了具体的社会环境来谈论一件事情的好坏显然显得草率。我不知道西方人是否对他们的政府怀有怨恨和不信任,但是我相信西方的大多数

作者: 韩东

 

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趋向于一致,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传统的人在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上越来越相似、雷同、不分彼此。这乃是大势所趋。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这种一致的倾向是有方向性的,西方当代文明以其经济和科技的优势为后盾,成为非西方传统的国家、个人竞相模仿和认同的对象。如今的河流自东向西流去,条条大 道、小路通向罗马。在此趋于一致的图景中,东、西方的处境、作用是不尽相同的。西方的中心地位导致了它在交流中的相对被动、守成和稳固不变。全球化的另一 个更为确切的说法,就是西化。
       
       中国是东方大国,但在这一背景下被逐渐边缘化了,中国的文学和诗歌亦然,只有谋取和西方中心的某种联系,才可能获得世界性的或世界范围内的意义。否则便是 自说自话、自生自灭。苦涩由此产生。因此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写作中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倾向,一便是彻底的西化,试图嫁接于西方的传统之上,二是民族化的呼 吁,回归中国古代传统。前者直接,后者迂回,但就其实质而言,都是相对于西方中心而采取的写作策略。

“招安”再谈(2009-11-27 09:39)

“招安”再谈

 

文/冬牧

 

围绕着“当代艺术院”言论愈演愈烈,现在更多人把问题集中在了“招安”说的争论上。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二者中不乏当今艺术界重量级人物。这反倒说明这次争论是有意义的,以此为试金石,我们看到了很多人批评的立场,批评的角度,批评的方法,这其实有足于批评的建设。

 

当代艺术院招安也好,不是招安也罢,这不过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部分。成立当代艺术院闹得比较大,就是因为收罗了中国当代艺术最具代表的几大艺术人物,至少是现在最具市场代表的几大人物。但是我相信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美术馆”、“ 当代艺术推广中心”、“当代艺术研究所”等等相关机构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行政科研单位的挂牌剪彩当代艺术最终成为和谐的一部分,并有希望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甚至是“建国六十年”国家文艺政策指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伟大的一项文化工程,从此当代艺术有可能成为名正言顺的一项政绩

作者简介:塔哈•穆罕默德•阿里是当代巴勒斯坦文坛的最主要的诗人之一。于1931年出生于巴勒斯坦北部山区加利利,当他的村庄在1948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中被摧毁后,同村里的大多数居民一起逃往黎巴嫩。一年后,他同家人越过边境线溜回巴勒斯坦的拿撒勒,并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2005年出世。他是通过自学而走上诗歌之路的,他的作品直接而有力、幽默而坚定、疼痛而诚实,将经典的阿拉伯语与日常生活的口语融为一体,揭示了当代巴勒斯坦的复杂的政治现实,并闪烁着深刻的人性的光辉。除了诗歌,他还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



■记忆提取后的手术并发症

 

在古代吉普赛人的

梦幻字典里

有我名字的说明

以及许多

我所有作品的阐释。

 

当我偶遇这样一部字典,

是怎样的恐怖

贯穿我全身呵!

可在那里我是:

一头逃离屠宰场的骆驼,

朝着东方飞驰,

被成群的刀子、估价员、

容易上当的女人、

阿多尼斯是当代阿拉伯世界最杰出的诗人、思想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本刊曾于4月15日、6月3日分别刊发了《“用诗歌,他想超越诗歌”——阿多尼斯访谈录》和阿多尼斯访华观感文章《北京与上海之行: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11月12日,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阿多尼斯获奖并到场致词。本刊得到阿多尼斯授权,特别刊发其受奖词《诗歌的意义在于撄犯》。(中华读书报编者)

    
  在当今,许多人都在谈论诗歌之死;然而,真正的死亡在于附和或相信类似言论。问题不是诗歌之死,而是在这个文化上只生产死亡的社会里,或是被死亡文化消费的社会里,我们如何写作?
    
    
  在此,我侧重谈谈与阿拉伯诗歌有关的问题。我把问题的形式变动一下,即:在一个没有创作自由的社会里,我们如何写诗? 
  无论诗歌在形式上、内容上如何与社会格格不入,它在本质上总是与社会的语言相关,即在政治、宗教和文化层面上与社会的历史相关。在诗歌面前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是作为消费品(Consommation)而写,要么是作

“当代艺术” 早就该被招安了

 

文/冬牧

 

对于日前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当代艺术院一事褒贬不一,而我的看法是这种事情只是早晚的事,根本不值得欢欣鼓舞抑或义愤填膺,我的看法是他们早就该被招安了。

 

我不愿意把这件事看成是国家招安,因为国家这个词在今天的语境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词,是一个失焦的词,是一个需要重新被定义的概念,所以把他看成是体制招安于中国的国情自然合情合理。

 

按照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历史,区别于体制内的先锋艺术被约定俗成的统称为“当代艺术”,所以中国当代艺术的显著特征就是反体制和先锋性,它需要一方面对抗社会制度以下的种种弊端和社会的不公正,争取公平、正义、人权等中国内部存在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艺术作品的展示达到呼吁、警醒的作用,将社会的问题提出来,推进民众的思想革新。从这两方面来看,当代艺术自然和现阶段的体制格格不入,显然,从过去和目前的社会环境来看,艺术家也只有在体制之外才可能构成“当代艺术”的作用。然而,他们被收编了,请注意,并不是体制发生了价值观上的变化,也不是对

杨芳/文(中国青年报)
    当你刚见到阿多尼斯时,外表会欺骗你。他身材矮小而举止优雅,熨烫精致的咖啡色西服中间,总是搭配条橘红色的长围巾。和人聊天时,他常常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并且面带微笑。

    但如果你在诗歌里遇到他,那副惬意舒适的形象就不见了。这位轻声细语的绅士一下子变成了愤世嫉俗的斗士:批评自己的祖国叙利亚没有创作自由,批评阿拉伯传统文化被西方文化侵蚀,甚至批评整个世界卷入技术至上

    “一个真正的诗人别无选择,只有走上撄犯之路。”11月12日,在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的颁奖典礼上,阿多尼斯这样发表自己的受奖词。这个中国民间诗歌奖向阿多尼斯颁发了为母语非中文的诗人而设立的B奖。

    据诗人欧阳江河透露,包括唐晓渡、西川、翟永明和他在内的7名终评委,无一例外将选票投给了这位叙利亚裔的黎巴嫩诗人,意在表彰这位思想家诗人的风骨、持守和卓见。

    这份卓见最早来自他家乡的人民。在那座位于叙利亚海边的小镇上,这个出身贫

来源:京华时报    卜昌伟

 

张伟/摄

 

>>关于获奖

  昨天,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中国诗人北岛、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中国翻译家赵振江分别获得A、B、C三个奖项。今年79岁的阿多尼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各个奖项本身并没有什么兴趣,但获得中坤国际诗歌奖的意义不可小觑,“因为它昭示着我的诗歌得到了中国读者的认可。”

  看重获奖象征意义

  由高兴、欧阳江河、树才、唐晓渡、西川、谢冕、翟永明组成的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终评委会,经过投票评选出了A、B、C三个奖项,分别颁给北岛、阿多尼斯、赵振江。评委会对阿多尼斯诗歌

南方人物周刊专访——北岛:此刻离故土最近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发自香港


按大陆的标准,北岛的家显然算不上宽敞。狭长的客厅,摆着书架、餐桌、沙发、茶几和电视机,像一首意象过于密集的诗。诗人身材高大,再加上两位记者,房间就显得有些局促。拉开窗帘,诗境才开阔起来,墨色的海水带着香港的万家灯火一齐涌入,让人猝不及防。北岛招呼我们坐下,然后去厨房打开一瓶红酒。

妻子甘琦加班还没回家,5岁的儿子却已睡熟。北岛轻轻带上门,回到我们身边。

他显然对品酒颇有研究:斟,看颜色,晃杯子,闻,这才抿上一口。他家里存着不少好酒,那是多年漂泊养成的习惯。按他的说法,漂泊海外,酒是他最忠实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许愿,从不背叛你,最多让你头疼两天——开个玩笑而已。他向我们讲述在欧洲4年,换7个国家,搬迁15次的故事。在北欧的那些年,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诗和酒,陪他度过漫漫长夜。

20年前,北岛开始了漂泊之旅。他先在欧洲呆了4年,然后定居美国。那时,他面临很多压力:父亲病重,孩子要上大学,美国经济不好,教职也并不稳定。他做过许

顾彬:“他们最怕1979年以后的中国”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夏榆 发自北京 2009-11-11 14:38:50 来源:南方周末 相关新闻反方向

 在1985年以前,民主德国不允许他们的人民关心中国,看有关中国的消息。“在东德基本不能学汉语,他们只允许几个人学现代汉语。”顾彬说。他生活在联邦德国,1966年他的学术志向由神学转为汉学,因为神学里看不到人,他需要跟人在一起。顾彬熟悉远在东方的中国,也熟悉邻邦民主德国。他认为民主德国害怕中国,尤其怕1979年以后的中国:“他们采取的是禁锢的政策,就像他们修建的柏林墙。” 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开始修建的时候,顾彬15岁,在故乡敕勒,德国北方一个古老的小镇:“我跟祖母听到修建柏林墙,非常难过。” 顾彬真正看到柏林墙是在1977年搬到柏林以后。他住在离柏林墙很近的一幢房子里,属于当时的一个工厂区,非常破败,当时没有人想住在那里。“但是知识分子、文学家、作家、学生很喜欢那个地方。”顾彬回忆道。

2009年11月4日上午,在柏林墙倒

《12号》封面展示

 

 

 

   (子禾题字)

 

(《12号》2007年第一辑)

 

(《12号》2008年第二辑)

 

《12号》诗刊编委
主编:子禾
编委:杜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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