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万三简介

 

     沈万三，名富，字仲荣，祖籍浙江省湖州南浔沈庄洋，生于大德十年春正月(1306年) ，系元末明初时江南第一富豪，即全国首富和世界首富。

    元朝时，沈万三随父沈祐迁徒到江苏苏州长洲东蔡村（即现在的江苏昆山周庄东垞），朱元璋称帝后要求沈万三资助修建南京城，沈万三又举家迁至南京出巨资帮助朱元璋修建南京城（南京城一半是沈万三修筑的）和中华门等城墙。朱元璋封沈万三为“兴国公”（相当于宰相级别），封沈万三次子沈茂为“广积库提举”职务（相当于国家建设部部长），封沈万三三子沈旺为“户部员外郎”职务（相当于国家财政部部长或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尽管沈万三为帮助朱元璋兴都城建城墙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猜疑心重的朱元璋，记恨沈万三曾帮助张士诚大周政权抵抗过自己的进攻，又忌妒沈万三富可敌国，借口沈万三犒赏军队和修筑苏州街道铺茅山石，有谋反心想杀他。由于沈万三富而仁，商德佳，大众口碑好，经马皇后苦苦劝谏，朱元璋将时年68岁的他在明洪武六年(1373年)家产充公后发配云贵充军。幸亏得到沐英及地方许多行政升官的关照，才使他躲过重重灾难。贵州是他的人生福地，度过快乐晚年，滇黔古道流传有他多种版本关于发展马帮贸易的故事。明洪武二十六年农历八月十二(1393年7月) 仙逝于贵州平越福泉山，享年88岁。明弘治十年(1498年)由其五世孙沈廷礼（又名沈安），率子沈博及女沈琼莲迁葬江苏长州周庄银子滨，名水底墓。

    沈万三有多妻，生有沈金，沈茂，沈旺，沈春鸿，沈香保共五儿四女。沈万三的后裔九世前主要分布在贵州的平坝天龙屯堡、毕节乌蒙山、遵义团溪和野彪，云南的镇雄、大理、泸江、宣威和江苏的苏州周庄，其中，贵州的天龙、乌蒙山、团溪和野彪最为集中，后族系越来越庞大，遍及滇、黔、川等地，现已无法统计。（在江苏、浙江等地的沈万三后裔由于资料不全，暂无法考证）

     现在居住于遵义县团溪镇金子堰的沈家模、沈家纪、沈维康、沈维良，遵义市的沈维友，道真县的沈家详、沈家强、沈家伟，贵阳市的沈家庆、沈谷丰及平坝县的沈维平等相关沈氏亲人，均是沈万三的嫡系后裔。   

     文坛巨人鲁迅3兄弟、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分别是沈万三的第18代和第19代旁系后裔。（鲁迅和周恩来的祖辈周篪，是入赘沈万三家的孙女婿）。

    《元史演义》里，将沈万三称为“财神爷”。明史专家吴晗明确指出：“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海外贸易。”

   著名道仙张三丰书赠沈万三诗曰：“浪里财宝水底藏，江湖英明空荡荡，平生为仁不为富，舍却红粉入蛮荒”。

    文化名人余秋雨先生对沈万三一生的评价是：“中国十四世纪杰出的理财大师”。

    沈万三是海外贸易先驱，被誉为“国际贸易之父”，他的聚宝盆是资本增值的象征，又被誉为“中国金融之父”。他慷慨捐巨资于国家，又被誉为“中国第一爱国商人”，他卓越的商业智慧和超人的理念，被商界誉为“中国经营之神”。他在民间是财神的符号、吉祥的象征、长寿的化身。

   

沈万三，这位江苏省昆山市周庄历史上杰出的贸易家，作为中国14世纪最大的商业资本代表，最后的下场却是“戍云南”。这并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的悲剧。马克思曾指出：“商业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

沈万三戍云南考 湘江月      沈万三，这位江苏省昆山市周庄历史上杰出的贸易家，作为中国14世纪最大的商业资本代表，最后的下场却是“戍云南”。这并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的悲剧。 马克思曾指出：“商业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1］沈万三在元代末年通过内外贸易积聚起来的“二十万万”的资财，远超明清两代的各式巨富，在合适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就是可以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当时的欧洲王权先后实行一系列保护工商业、鼓励海外贸易、支持海外殖民的政策，这对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处于同一时期的中国明皇朝从一开始就紧抱“贱商抑末”的封建主义旧传统，制订各种制度与法令，限制、禁止商业发展，严重窒息资本主义的胎动，最终滞迟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 虽然沈万三作为14世纪商业资本的代表是中国当时先进的社会发展因素，但与朱元璋这位皇帝“以农为本”的方针冲突，沈万三因此被朱元璋视为“乱民”，将处极刑，只是由于马皇后的苦谏——“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朱元璋“乃释秀，戍云南”。［2］ 沈万三是何时“戍云南”的?目前所能看到的不论是正统史书，还是笔记杂乘，大都未注明该事件发生的时间，即使记载了时间的，也只笼统地说“明初”。这个问题成了一个悬案。 弄清这个问题，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了解沈万三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大商业资本代表的发展过程，都是有益的。 一 目前研究沈万三的最大问题是相关史料比较匮乏，笔者迄今为止看到关于沈万三家族人员行状列出他何时“戍云南”的具体时间说明有以下三条： 一是沈万三家塾教师王行《半轩集》中《彝斋记》一文末注明撰文日期“洪武十四年(1381)冬”。该文主要介绍沈万三的孙子沈伯凝是古物书画的“知鉴家”。集中另一篇文章《清安堂记》虽未注明写作时间，但也是王行在沈万三家任教时所撰，说的是沈万三儿子沈茂卿事，文中对沈万三家族致富的说法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史料中时间最早的，值得关注。王行在文中既不说沈家是“垦殖致富”，也不说是“通蕃起家”，只是抽象地说“奕世以来，咸以勤慎敦愿处乡里，治生修业，日以优裕。至达卿，产益广，赀益饶。” 二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所作的《故沈伯熙墓志铭有序》。该墓志铭出土于清道光年间的周庄镇北的沈氏墓地。沈伯熙是沈万三的孙子，他是沈万三次子沈旺的次子。该墓志铭说，沈伯熙卒于洪武十九年，“春秋四十”。在目前所能看到的史料中，它是最早提到沈家“垦殖致富”的：“其先世以躬稼起家。曾大父祐，由南浔徙长洲，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 三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所作的《故处士沈汉杰墓志铭》，见于明刘三吾《坦斋刘先生文集·卷下》。沈汉杰是沈万三的亲侄、沈万三弟弟沈万四的次子，生于元延祐七年(1320)，卒于明洪武四年(1371)。该墓志铭在沈汉杰卒后20年所撰，属追记性纪念文章，其中说到了沈家的“垦殖致富”：“其大父祐，徙苏长洲之东蔡村，爱其水田膏沃，土俗忠仆，因家焉。人遂以所在污莱未田者归之，躬率子弟服劳其间，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此起富，埒于素封。” 在初步明了沈万三家族人员行状时间后，再来考察元代与明代两个朝代的社会经济情况，在对待商业、商人的立场上，这两者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元代较为开放，较为支持商业的发展，特别是支持海外贸易的发展，对商人也较为优待，所以有研究者指出，“元代发达的海外贸易直接促进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其历史地位应予肯定。”［3］ 明代则自朱元璋开始就对商业制订了一系列限制、破坏商业发展的政策，对海外贸易更是视为大敌，朱元璋提出了“片帆不许下海”的严格禁令；对商人也是非常卑视，最突出的事例是朱元璋甚至曾规定“商贾之家，只许穿布，不得穿着绸纱绢”。而当时朱元璋打击江南富户的办法，更令那时的人们感到恐惧。 元、明两代朝廷对商业的不同态度，特别是明初对江南富户的沉重打击，无疑会对当时人们的价值观产生极大影响。这种影响也渗透、反映到了沈万三家族文献的表达之中。 二 目前关于沈万三家族致富的史料记载版本很多，但大多是沈万三之后几十年或更晚时间的记载，其中最早的资料可能就是上文提到的洪武十四年的《半轩集》，王行在集中文章“中性”地说到沈万三的致富：“咸以勤慎敦愿处乡里，治生修业，日以优裕”。这种“中性”致富言语颇为抽象、模糊，但在明清两代家族文献中却是常见的，因为这种记载往往是“经商致富”的宛转替代说法。洪武二十一年及二十四年沈氏家族的两个墓志铭，都具体地强调了“躬稼起家”——这是朱元璋视为“正道”的致富方式。为什么同是说家族致富，前者与后两者会产生不一致的情况? 在朱元璋对海外贸易采取严格禁止的政策之后，加上千百年儒家“耻言利”传统思想压力，元代短短不到百年对商业宽容、优待的局面灰飞烟灭后，谁还敢触及“通蕃致富”这样的敏感话题!不论是自己，还是别人，谁都会避开这样的“烫手山芋”!所以沈万三家的这两个墓志铭，都说自己先世“躬稼起家”，这无疑是迎合当时的“贱商抑末”的“时代精神”，为自己涂上的“保护色”，是人之常情。墓志铭虽说是写逝者之事，但主要还是给生者看的。这种隐藏自己先世“经商致富”的事情，在明清两代的墓志铭中，是屡见不鲜的。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变化，还应联系到沈万三的“戍云南”。 从史料看，沈万三“戍云南”的大概时间是在他个人出资赞助朱元璋筑南京城的三分之一后，又提出要“犒军”后才“倒霉”而导致他“戍云南”的。但并无确切时间。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 先看朱元璋筑南京城是在何时。朱元璋先是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秋八月“改筑应天城，作新宫钟山之阳”，［4］接着是“洪武二年(1369)九月始建新城，六年(1373)八月成。……皇城之外曰京城，周九十六里，门十三：……南曰正阳，南之西曰通济，又西曰聚宝……”［5］ 沈万三捐资建南京城的三分之一，其中一门是“聚宝门”，这说明沈万三捐资助建的是朱元璋第二次的“建新城”。该工程完成于洪武六年，那末沈万三“犒军”“出事”时间最早应是在洪武六年当年或之后。这该是哪一年呢? 据《明史》载，在洪武十四年秋朱元璋派傅友德平云南之前，统治云南的元代梁王一直臣服元朝，就是在朱元璋做了皇帝后，还继续效忠逃到外蒙的“北元”。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曾派“侍制王祎使云南，诏谕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祎至，不屈死。”［6］由于云南方面忠于元朝，把明朝使臣王祎杀了。后来朱元璋还派过一次使臣到云南招降，但还是没成功，直到洪武十四年(1381)秋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步骑大军讨伐云南，方才一举解决云南问题——“洪武十五年(1382)二月平云南，置云南都指挥使司。领府五十八，州七十五，县五十五，蛮部六。”［7］ 对上述这段历史分析后，沈万三“戍云南”的时间，似乎已可以考定是在洪武十五年。为什么这样说? 一是在洪武十五年前，明皇朝与云南尚还处于割裂局面，连朱元璋派去的使臣都给云南方面杀了，双方处于对立状态，明皇朝当然不可能还有把犯人流放到那里的条件； 二是朱元璋的“正宫娘娘”马皇后崩于洪武十五年八月。所以沈万三在洪武十五年八月之前“出事”，马皇后才有可能为他缓颊，使他免于一死，“戍云南”； 三是洪武十五年云南已经平定，沐英镇守云南，为巩固边防，大力推广“屯田”政策，非常需要内地的劳动力与各种经济人才。 所以，几百年来语焉不详的沈万三“犒军”的原因也可浮出水面了：洪武十四年(1381)秋朝廷30万大军出师讨伐云南，沈万三因此提出“犒军”，也是出于希望国家统一的热忱，但朱元璋大怒，斥之“乱民”，最终将沈万三下狱并拟处死，由于马皇后的劝说，洪武十五年(1382)，可以较为精确地说是在洪武十五年上半年——据沈氏家族两个墓志铭中列出的时间推算——当时尽管沈万三已是年届八旬的老人，还是被朱元璋“戍云南”了。 从历史角度分析，朱元璋对沈万三的不满与打击，主要不是个人恩怨，而是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皇权的既定方针。江、浙豪富大力支持张士诚政权，使得朱元璋南下攻战时，军队遭受很大损失，这给行伍出身、熟悉军事、爱惜兵力的朱元璋非常深的印象，这当然激起了他的仇恨。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当然要铲除张士诚政权的社会基础，打击江、浙豪富势在必行。徙迁、籍没这些江、浙豪富，是朱元璋常用的手段。事实上沈万三并不是“倒霉”的唯一巨富，其他富豪也是遭遇打击的：“苏、松、嘉、湖又以籍没沈万三、史有为、黄旭、纪定……”。［8］ 正是慑于朱元璋的这种高压政策，在沈万三洪武十五年“戍云南”受到迫害后，沈氏家族文献中开始强调自己先世的“躬耕起家”，以昭示自己的“清白”家世，力图让自己家族尽可能少地遭受朱元璋的类似迫害，但是这种表白最终并没有让沈氏家族避开此后一个又一个的打击……                                               三      考察明代刑法，并无“戍”的惩罚，而有笞、杖、徒、流、死五种“等级”。其中的“流”有数种不同处置办法：一是“安置”，二是“迁徙”，三是“口外为民”，四是“其重者为充军”，“充军者，明初唯边方屯种”。［9］很明显，沈万三“戍云南”，就是到云南“屯种”，虽是“充军”，但还不算是十足的囚徒，尚能从事“经济工作”，可视作是让他及他的家族去边疆“发挥余热”。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对沈万三这样从元末走来的巨富还是有所了解的，他的用人才能还是很好的。 由于沈万三“戍云南”时已年届八旬，他一个人到云南是不可能的。据目前所能看到的史料统计，他有2个儿子，至少3个孙子和5个曾孙子，所以沈万三“戍云南”，是由部分儿孙小辈伴随着去那万里边陲的。 有论者称，沈万三到云南之后，还从事了茶马古道的贸易。从沈万三作为成功创业者的经历和他的与时俱进精神看，完全有这种可能，但从年龄看，他不可能亲身“下海”的了，很可能是沈万三创意策划，他的儿孙后辈们运作。     由于沈万三对儿孙教育很重视，沈氏家族的“发展后劲”绵绵不绝。据王行《半轩集》中所撰《佳声楼记》载，沈万三的大儿子沈达卿“志于教孙；其子伯凝，也勤于教子……”可见沈万三家族历代对教育都很重视，沈氏的教育确也出了“成果”，后裔都善于把知识转化为财富。沈万三“出事”100余年后，还有人说沈万三后裔相当出色：“至今传二家(沈万三、沈万四——引者注)子孙之在流所者，尚富足……”［10］这里虽然没有说出“流所”的具体地方，但足以充分说明沈万三家族屡遭打击后，总是能顽强地站起来。所以，沈万三到云南后，沈氏家族因地制宜，开展自己熟悉的内外贸易，是完全可能的。就是现今周庄旅游著名的名胜古迹沈厅，也是清乾隆时沈万三后裔“浪子回头”，发了财之后，才建起来的。 另一方面，从云南历史看，沈氏家族在“流”到云南后，从事贸易活动，也具备必要的社会经济的基础。著名的“西南丝绸之路”早在西汉初年时就已存在。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国(今阿富汗)发现由印度输入的四川蜀布、邛竹杖，是四川商人经由云南到缅甸而至印度的。 有关这一古代贸易，至今还有“青衣道”、“五尺道”记载。是从成都—西昌—会理—大理—保山—腾冲—瑞丽—缅甸—印度，后者更为古老，始于秦代从成都起，经武阳(今彭山)、宜宾、昭通、昆明、大理，然后再走保山、腾冲一线出国至缅甸、印度。  至于“茶马古道”，则是唐代云南南诏国与西藏吐蕃之间传统的政治、经济通道。它的起点可由昆明开始，经大理、丽江、德钦、林芝至拉萨，作为进出口贸易线路，则可再经日喀则等地，至尼泊尔、印度。现在“茶马古道”的德钦、察隅段已成为澜沧江、怒江、金沙江等三江并流的川、滇、藏地区的交通要道，并已是探险旅游者们向往的“圣地”。      从物产方面考察，云南也是开展贸易的好地方，所产黄金、白铜、光珠、琥珀、翡翠、绵绢、文绣、水晶等蜚声中外。云南马或称“川马”、“西南马”，包括大理马、丽江马在内，均为中国名马，特点是体小蹄坚，驮负耐力颇强，善于爬山越岭，有记载说云南马“涉峻奔泉如履平地”。由于这些优点，当时内地的一些地区也相当欢迎云南马。云南又是世界茶叶的主要原产地，全世界用于制茶的茶叶品种有380种，云南就有260种。云南著名的普洱茶，至明代才载入书籍，这明显是明代由于内地汉人到云南的日益增多，虽然茶叶流通当时还是政府专卖的，但人们还是对云南的这种特色茶很感兴趣而记载了下来。所以，沈万三到云南后，沈氏家族从事内外贸易非但可能，而且其空间也是非常广阔的。   注：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5页。 ［2］《明史》卷一百十三《后妃》，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506页。 ［3］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页。［4］［6］《明史》卷一《太祖》，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页、第26页。［5］《明史》卷四十《地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10页。 ［7］《明史》卷四十六《地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71页。 ［8］ 明史仲彬：《致身录》。 ［9］《明史》卷九十三《刑法》，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2页。 ［10］明田艺衡：《留青日札》卷三十五《沈万三秀》。

走进天龙屯堡，处处感受到的是江南的气息：小桥流水、别致的庭院，雕花的的门楼。也无怪乎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于江南一带。街上随处可以见到穿着明时服装的老人。他们的打扮并不是刻意迎合游客而故意这样穿著，自从屯田驻军，他们的祖先从江南迁来之后，他们的服饰就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仍然是朱元璋时妇女的正统装束。山外面的汉族装束随着改朝换代也跟着变了，只有“处于偏僻之地”的屯堡人依然固我，把明朝的装束一直延续了下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天龙屯堡里竟然生活过一位明初商界传奇人物，他原生活于江南一带的周庄，晚年曾经在历史上一度失去了具体的行踪，不成想，他竟然躲到了这里，让我们在天龙不期而遇。他就是沈万三。因为修城墙、包军饷而惹怒了朱元璋，最终被找了个罪名发配到了云南，不成想竟然是在这贵州的大山里。天龙屯堡里有沈万三的故居，还有万三祠。记者在感到万分讶异的同时，查阅了相关资料，了解到：沈万三发配云南后，那时贵州未建省，安顺一带属云南版图，沈万三随大将沐英20万大军屯兵天龙，从此安定下来。这也仅是天龙沈万三后代发现人扎西的大胆推论，具体历史无从得知，也许这更给天龙屯堡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面纱。(胶东在线）

    内容摘要：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以商品跨国界自由流通为基础的商业全球化。没有本土自主商业文化的强劲支持，外来商业文化必然会对各国本土传统商业文化造成巨大的排异或同化冲击。　　

　　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但经济全球化的实践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回顾二十多年来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践，我们在直接感受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快速发展体验的同时，也同样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浪潮冲击，这包括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具有深远影响的外来文化冲击。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外电子产品到现在我们随时接触到的外国餐饮、娱乐服务，以及逐渐普及化的国际影视和文艺等外来文化消费；无不因渗透有域外国际商业资本的足迹，被打上经济全球化的烙印。　　

    究其根本，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以商品（包括有形的物质商品和无形的精神商品）跨国界自由流通为基础的商业全球化。我们可以看出，经济范畴内的各种跨国界经济要素资源的世界范围配置，无不是通过商业贸易的全球化方式得以实现的。这种商业全球化全方位交往所导致的外来商业文化的纵深渗透与交流碰撞，如果没有本土自主商业文化的强劲支持，则外来商业文化必然会对各国本土传统商业文化造成巨大的排异或同化冲击，其后果是在造成本土民族文化萧条的背后，影响和制约本土民族实体产业的发展。　　 　　

    中国商业文化的早期繁荣 　　　　在17、18世纪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在世界商业历史上长期拥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是世界商业文化文明诞生和发展的摇篮。中国商业可以溯源到夏王朝前的先公时期，战国前就有工商管理政策的史叙记载；战国时期便有了齐鲁临淄“挥汗成雨、举袂成幕”的城市商业繁荣景象；汉唐时期建立了连通亚欧的古丝绸商路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朝贡贸易体系；15世纪初，明初开始了中国与亚非的政治、商贸与文化交流，而此时郑和船队的所到之处，大多国家依然处于原始部落或奴隶社会时期，有的甚至还处在尚未开化的原始生存状态；18世纪中叶，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占世界总量60％；即使到18世纪末，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巨额顺差，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一。直到19世纪中叶后，英、法等列强通过非法武力入侵手段和鸦片、军火等不正当贸易，才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主导的对外商品贸易状况。

　　随着世界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西方国家对商品和资本输出的迫切渴求与扩张实践，推动了西方商业文化的域外传播，而我国所崇尚和推行的自然经济自给性，客观上制约了我国商业文化对外的主动传播。然而，我国传统商业文化的优秀因子在与中外商业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不仅没有失去其价值内涵，且依然具有它明显的文化核心优势，东方文明五千年来所孕育的“兼容并蓄、勤俭内敛、重德尚义、商道济世”的商业文化内涵，决非西方五百年近现代商业历史可以比拟，这也是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得以对抗和抵御外来同化与冲击的文化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代商业文化在我国范围内得到了迅速传播，呈现出了中外商业文化的交流冲撞和多元融合的趋势。同时，西方商业文化的渗透培育出了一批本土崇洋西化的“文化使者”，甚至有人主张全盘否定本土商业文化的价值。出现这种怪现象并不难理解，因为我国现阶段是处在以对外开放市场和吸收外来资本的全球化阶段，外来商业文化在其经济扩张中对本土商业文化形成冲击影响在所难免，是我们必须面对而被动接受的结果。对此，我们应当相信本土商业文化完全具有抵御外来商业文化渗透的能力，关键在于我们需要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积极弘扬和创新我国自主商业文化，借鉴和吸纳西方现代商业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促进我国传统商业文化的现代升级转型，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主动进行传播推广。

　　 　　东西方商业文化的基础差异及发展趋向

　　　　进入近代经济社会以来，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科技革命带来的工业化成功，使得其商品生产的规模、效率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并建立起了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现代商品经济体系，相比我国以血缘宗族和邻里帮带为特点的传统简单商品经济的组织结构，更需要科学管理和制度规范的支持。体现在商业文化的构成中，西方商品经济体系重在对商品的生产、工艺、储运、流通、销售、服务、消费等过程的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注重商业实体产业的现代企业组织管理和制度文化建设；而我国传统商业体系的形成长期依附并受制于主流农业经济的发展，相比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商品生产，规模与组织程度较低的传统手工业生产缺乏系统的法律制度机制和量化的行业标准管理，本土商业文化中渗透有较多的行规道义约束的成分，因而这种具有抽象性的行规道义也是我国传统商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在参与世界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经济全球化推动着不同商业文化的较量和竞争。特定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当然也包括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商业价值取向的不同，中外商业文化之间存在客观差异是不容质疑的。中西方商业文化之间的差异形成具有传统的社会历史渊源：西方商业文化的核心和基础是建立在意思自治之上的商业契约，契约的内容决定着商业合作的权利义务关系，除此之外往往并不涉及契约内容之外的经济与情感关系，利益目标和商业行为明确具体，商业关系统一受制于其完善的市场法制体系进行调整；而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商业文化作为东方商业文明的代表，其核心和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特定社会关系之上的商业信用，信用的程度决定着商业合作的内容和形式，并在商业合作之外往往会产生新的经济和情感关系，形式较为灵活务实，利益目标和商业行为涵盖性强，商业关系在受制于法律调整的同时，存在着较多的道德约束因素。

　　事实上，中外商业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融合是不同商业文化竞争中的一种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对立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而统一的融合是一种发展趋势，这是适应未来经贸交往全球化的必然要求。面对中外商业文化在交流碰撞中的融合趋势，我们必须培育和依托自己国家的强势经济产业的国际地位，在国际商贸交往中积极弘扬和创新我们自己的商业文化，并使之在这种文化融合的趋势中逐渐成为世界商业文化的主流。毕竟，未来世界商业的主流文化必定将由经济强者来创造。　　 　　中国商业文化的全球竞争定位

　　　　一直以来，我国传统的商业文化都是在非主流商品经济社会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商品的生产、流通、销售和消费等许多方面，依附和受制于当时在社会经济中处于主流地位的传统农业经济。在中国五千年的农业文明中，虽然商品交换现象最早出现并始终存在，而商品流通经济却一直是作为一个非独立的产业部门而承担着“调节多寡、互通有无”的商业职能。与这种依附于自然经济非主流的产业部门的简单商品生产、以及传统商业自身在协调与社会政治和其他主流经济部门关系的需要相适应，由此而产生的中国传统商业文化自古就带有一种压抑和谦卑的情节，正因为这种附属的商业产业地位和艰难的生存发展条件，从而也磨砺出我国传统商业文化中“德义为先、义利并举、柔刚相济、兼容并蓄”的文化内涵。

　　伴随着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商业文化，其本质适应了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和自由贸易的要求，体现了资本主义极力拓展海外市场的利益动机。由于我国传统商业文化先天缺乏资本主义实践的熏陶和洗礼，而面对世界经济与市场一体化的国际商业竞争，我国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刚刚建立且依然尚处体制转型阶段，相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商品经济文化积累而存在的巨大差距，决定了中外现代商业文化竞争的历史不公性和已经逃避不了的现实必要性。　　　　内容摘要：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以商品跨国界自由流通为基础的商业全球化。没有本土自主商业文化的强劲支持，外来商业文化必然会对各国本土传统商业文化造成巨大的排异或同化冲击。　　关键词：全球化 商品文化 　　　　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但经济全球化的实践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回顾二十多年来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践，我们在直接感受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快速发展体验的同时，也同样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浪潮冲击，这包括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具有深远影响的外来文化冲击。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外电子产品到现在我们随时接触到的外国餐饮、娱乐服务，以及逐渐普及化的国际影视和文艺等外来文化消费；无不因渗透有域外国际商业资本的足迹，被打上经济全球化的烙印。　　究其根本，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以商品（包括有形的物质商品和无形的精神商品）跨国界自由流通为基础的商业全球化。我们可以看出，经济范畴内的各种跨国界经济要素资源的世界范围配置，无不是通过商业贸易的全球化方式得以实现的。这种商业全球化全方位交往所导致的外来商业文化的纵深渗透与交流碰撞，如果没有本土自主商业文化的强劲支持，则外来商业文化必然会对各国本土传统商业文化造成巨大的排异或同化冲击，其后果是在造成本土民族文化萧条的背后，影响和制约本土民族实体产业的发展。　　 　　中国商业文化的早期繁荣 　　　　在17、18世纪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在世界商业历史上长期拥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是世界商业文化文明诞生和发展的摇篮。中国商业可以溯源到夏王朝前的先公时期，战国前就有工商管理政策的史叙记载；战国时期便有了齐鲁临淄“挥汗成雨、举袂成幕”的城市商业繁荣景象；汉唐时期建立了连通亚欧的古丝绸商路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朝贡贸易体系；15世纪初，明初开始了中国与亚非的政治、商贸与文化交流，而此时郑和船队的所到之处，大多国家依然处于原始部落或奴隶社会时期，有的甚至还处在尚未开化的原始生存状态；18世纪中叶，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占世界总量60％；即使到18世纪末，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巨额顺差，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一。直到19世纪中叶后，英、法等列强通过非法武力入侵手段和鸦片、军火等不正当贸易，才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主导的对外商品贸易状况。　　随着世界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西方国家对商品和资本输出的迫切渴求与扩张实践，推动了西方商业文化的域外传播，而我国所崇尚和推行的自然经济自给性，客观上制约了我国商业文化对外的主动传播。然而，我国传统商业文化的优秀因子在与中外商业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不仅没有失去其价值内涵，且依然具有它明显的文化核心优势，东方文明五千年来所孕育的“兼容并蓄、勤俭内敛、重德尚义、商道济世”的商业文化内涵，决非西方五百年近现代商业历史可以比拟，这也是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得以对抗和抵御外来同化与冲击的文化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代商业文化在我国范围内得到了迅速传播，呈现出了中外商业文化的交流冲撞和多元融合的趋势。同时，西方商业文化的渗透培育出了一批本土崇洋西化的“文化使者”，甚至有人主张全盘否定本土商业文化的价值。出现这种怪现象并不难理解，因为我国现阶段是处在以对外开放市场和吸收外来资本的全球化阶段，外来商业文化在其经济扩张中对本土商业文化形成冲击影响在所难免，是我们必须面对而被动接受的结果。对此，我们应当相信本土商业文化完全具有抵御外来商业文化渗透的能力，关键在于我们需要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积极弘扬和创新我国自主商业文化，借鉴和吸纳西方现代商业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促进我国传统商业文化的现代升级转型，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主动进行传播推广。　　 　　东西方商业文化的基础差异及发展趋向 　　　　进入近代经济社会以来，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科技革命带来的工业化成功，使得其商品生产的规模、效率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并建立起了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现代商品经济体系，相比我国以血缘宗族和邻里帮带为特点的传统简单商品经济的组织结构，更需要科学管理和制度规范的支持。体现在商业文化的构成中，西方商品经济体系重在对商品的生产、工艺、储运、流通、销售、服务、消费等过程的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注重商业实体产业的现代企业组织管理和制度文化建设；而我国传统商业体系的形成长期依附并受制于主流农业经济的发展，相比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商品生产，规模与组织程度较低的传统手工业生产缺乏系统的法律制度机制和量化的行业标准管理，本土商业文化中渗透有较多的行规道义约束的成分，因而这种具有抽象性的行规道义也是我国传统商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在参与世界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经济全球化推动着不同商业文化的较量和竞争。特定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当然也包括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商业价值取向的不同，中外商业文化之间存在客观差异是不容质疑的。中西方商业文化之间的差异形成具有传统的社会历史渊源：西方商业文化的核心和基础是建立在意思自治之上的商业契约，契约的内容决定着商业合作的权利义务关系，除此之外往往并不涉及契约内容之外的经济与情感关系，利益目标和商业行为明确具体，商业关系统一受制于其完善的市场法制体系进行调整；而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商业文化作为东方商业文明的代表，其核心和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特定社会关系之上的商业信用，信用的程度决定着商业合作的内容和形式，并在商业合作之外往往会产生新的经济和情感关系，形式较为灵活务实，利益目标和商业行为涵盖性强，商业关系在受制于法律调整的同时，存在着较多的道德约束因素。　　事实上，中外商业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融合是不同商业文化竞争中的一种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对立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而统一的融合是一种发展趋势，这是适应未来经贸交往全球化的必然要求。面对中外商业文化在交流碰撞中的融合趋势，我们必须培育和依托自己国家的强势经济产业的国际地位，在国际商贸交往中积极弘扬和创新我们自己的商业文化，并使之在这种文化融合的趋势中逐渐成为世界商业文化的主流。毕竟，未来世界商业的主流文化必定将由经济强者来创造。　　 　　中国商业文化的全球竞争定位 　　　　一直以来，我国传统的商业文化都是在非主流商品经济社会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商品的生产、流通、销售和消费等许多方面，依附和受制于当时在社会经济中处于主流地位的传统农业经济。在中国五千年的农业文明中，虽然商品交换现象最早出现并始终存在，而商品流通经济却一直是作为一个非独立的产业部门而承担着“调节多寡、互通有无”的商业职能。与这种依附于自然经济非主流的产业部门的简单商品生产、以及传统商业自身在协调与社会政治和其他主流经济部门关系的需要相适应，由此而产生的中国传统商业文化自古就带有一种压抑和谦卑的情节，正因为这种附属的商业产业地位和艰难的生存发展条件，从而也磨砺出我国传统商业文化中“德义为先、义利并举、柔刚相济、兼容并蓄”的文化内涵。　　伴随着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商业文化，其本质适应了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和自由贸易的要求，体现了资本主义极力拓展海外市场的利益动机。由于我国传统商业文化先天缺乏资本主义实践的熏陶和洗礼，而面对世界经济与市场一体化的国际商业竞争，我国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刚刚建立且依然尚处体制转型阶段，相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商品经济文化积累而存在的巨大差距，决定了中外现代商业文化竞争的历史不公性和已经逃避不了的现实必要性。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的冲击下，世界商业文化的主导者也就是全球商业规则的制定者。我国的传统商业文化在和域外商业文化的冲击与反冲击博弈中，既存在着同化衰落的风险，又面临有融合升华的机遇。虽然代表现代商业文明的西方商业文化在对外扩张中，初步显现出了它具有爆发性的渗透能力，但我国五千年悠久历史培育出来的传统商业文明和现代市场经济实践成果，对域外文化的侵袭同样具有强大的抵御力和包容性。　　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环境中自主发展我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商业文化文明，关键在于利用好全球化为我国商业实体产业和商业文化发展升华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充分挖掘我国传统商业文化的优秀资源，借鉴和兼容世界现代商业文明的优秀成果，与时俱进、自主发展，培育和再造我国先进的现代商业文化文明，使之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发挥出应有的主导作用。　　 　　中国自主构建全球性商业文化的历史机遇 　　　　我国传统商业文化文明为世界商业文化文明创造出了早期的繁荣和辉煌，虽然在近、现代历史中我国商业文化的发展因商品经济的滞后而出现了放缓和停滞的现象，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现代商业文化复兴和自主构建全球性商业文化创造了历史机遇。截止2005年底，中国经济总量达到2.26万亿美元，超过英国而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产业经济规模和实力快速上升，加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对外经济交往日益频繁，为传扬我国传统商业文化文明和构建自主的现代商业文化文明提供了良好的实体产业与市场空间条件。同时，培育和打造我国自主的商业文化品牌，并发挥其有效引导和促进市场消费的功能，有利于我国实体产业国际竞争实力的提升和我国商业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对提高我国实体产业经济的质量、水平、效益和国民经济的长远稳健发展均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中国入世后，我国国内的商品市场正快速与国际接轨，关税、配额、许可及市场准入等保护性措施逐渐弱化或取消，国内商业活动被纳入了世贸组织规则框架内的全球商贸交往范围，我国与世界其它各国与地区间的经济活动将更加频繁，经济关系也将更加密切。目前，全球性的商业文化形成正处在各区域国家和民族之间不同商业文化的磨合之中，“求同存异、彼此认同”是当前中外各种商业文化磨合妥协的主流；或者可以说，未来真正的全球性商业文化正在创建和重造之中，而构成这种可能约束和影响未来世界商业发展的文化因子的渊源，将只能是来自那些未来商业文明发达国家的商业文化。　　从全球化商业实践的角度分析，一国商业文化的域外传播并得到域外认同，总是以相随于该国经济的域外扩张为前提。各国在域外经济扩张中，竭力将本国商业活动的习俗、礼仪、规则、惯例和价值观念等文化因子，通过涉外商贸交往的形式对外传播；当经过长期反复地适用而获得各国认可接受时，本国商业文化的影响效力就会突破本土的地域限制，并最终成为主导全球商贸关系交往与发展的主流文化。　　鉴于此，我国应当抓住国力发展逐渐强大的历史性机遇，大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产业优势，提高相关优势产业的国际经济地位，提升和发挥我国优势经济在国际商贸交往中的主导地位与作用；同时，积极寻求我国传统商业文化与现代商业文明的融合切入途径，使之在与世界经济交流合作的过程中，有效地传播和凸显中国优秀的商业文化价值，并使其逐渐成为未来世界商业文化的主流。　　 　　（本文作者系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秘书长）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商业文化的自主发展 刘建湖

 

http://internal.dbw.cn/　　 2008-07-10 14:39:42

最近，美国微软帝国创办人盖茨“散尽家财”，将五百八十亿个人资产悉数捐给其创办的慈善基金会；又“退出权位”，从微软公司完全隐退，将全力从事慈善事业，继续充当“财富管理人”的职责。出乎意料的是，“盖茨裸捐”在中国的轰动效应，竟然比在大洋彼岸盖茨的祖国更大。 　　诚然，“盖茨裸捐”，善于放弃，所折射的人生境界，令人钦佩，给人启迪。然而，国人不必为此而大惊小怪，因为“富而好行其德”，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和人生境界。正如中国软件业的企业家所说，最能体现人生境界的是面对巨额财富的态度，盖茨此举符合中国人的人生最高境界标准，有着李白“千金散去还复来”的洒脱。 　　“为富且仁”，用现代的话说，其实是一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而这种社会责任，在中国古已有之。两千五百多年前，商圣范蠡三致千金，留芳百世；六百多年前，周庄的江南首富沈万三扶济民众，并助明太祖朱元璋修都城城墙三分之一；一百年前，张謇居南通创办近代工业，富而有德，慈善济民…… 　　盖茨不仅在借势经营上与范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生意成功=他人头脑+他人金钱，而且在对待财富上与范蠡也如出一辙：“散尽家财，退出权位”。 　　范蠡的一生非常完美：从政兴一国灭一国，放弃高官；经商富甲天下，三聚三散，真正达到了“人富而仁义附”的境界。他的化名陶朱公成了富商的代名词，被后人誉为中华儒商的鼻祖。太史公在《史记》中赞曰：“十九年中三至千金，再分散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好其德也，故言富者必称陶朱公。” 　　从小靠听故事解读事象的李嘉诚，讲述了范蠡的故事：在他身上，都能找到李嘉诚自己的影子，都传递着他在这样一个时刻最想与公众倾诉的情怀。 　　李嘉诚这位当代全球华人首富，他说过华人商人都要像范蠡那样，时时刻刻想着成功之后怎么办？李嘉诚无疑是华人世界当之无愧的慈善先锋，他宣布将自己三分之一的财产归入李嘉诚基金会名下，致力于全世界的慈善事业，令全球商界为之震惊。据权威部门评估，此笔捐赠财产总价值超过一百亿美元，仅次于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和福特慈善基金，位列全球第三位。 　　如今，中国的企业家继承了“富而好行其德”的传统美德，四川地震带来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慈善运动，“企业公民”大批亮相，企业捐款总额达到五十二亿多，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勃兴的企业和公民意识。

作者： 韩胜宝 　　　来源： 中新网 　　　 编辑： 邵春英

点评：要让外面的人认识贵州，首先也要认识几个贵州人，沈万三就是让外面人认识贵州人的一个极好的通道。在酒桌上、在闲谈中、在侃大山时、在摆谱中。   中国处于“文化孤立”之中吗

2006-10-13    余秋雨    乌有之乡 2006-10-10    点击: 1926

来源：《环球时报》国际论坛          ●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碍 　　●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经济发展中作出这种奇怪判断的，但在文化上我敢肯定：不会 　　●要直率地告诉国内，国际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国际间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兵法、武打、变脸、权谋或唐装 　　●在今后，文化交流主要不是以国家话语、行政活动的方式，而是以有魅力的桥梁式人物为中心来开展的   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展示出应有的魅力 　　我曾听一位对华友好的美国音乐人说：“每个初次来华的西方人都会有点吃惊，为什么没来之前对你们有那么多误会。有可能，你们的宣传方式造成了某种文化孤立。” 　　“文化孤立”的说法显然是过头了。因为世界上很少有人否认中华文化的悠久辉煌，也很少有人拒绝中国的器物文化和餐饮文化，现在“中文热”也在逐渐兴起。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在主流文化的外部沟通上，虽然近几年有所改进，放弃了一系列极“左”的、自以为是的单向灌输习惯，但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国际间对我们的文化话语，在整体上仍然处于不乐于接受的状态。 　　这是出于政治偏见吗？其实不是，拿中国参加两次世界博览会来说吧，2001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开幕前，据民意测验，中国馆在“最想去看的馆”一项中排在第二位。但问题出在哪呢？ 　　我去看过汉诺威世博会的中国馆，印象最深的是万里长城和京剧脸谱的图片，还有一些中国风景名胜的照片灯箱，再是一座不大的长江三峡的塑料模型，一个中国人登上月球的幻想式模型，最后是一具标注着针灸穴位的人体模具，边上放了一些中药。所有排队进来的外国观众，很少有人在某一个角落停步，都是用几分钟时间匆匆走过，就直奔出口。 　　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的中国馆，显然是做了努力，但在理念上还是没有多大改观。当时，世博会大门口有一个电脑屏幕，上面标示出此时此刻到哪一个国家馆需要在门口等候多少时间，那块屏幕，几乎成了各国文化魅力的一块比赛牌，譬如，法国三小时，韩国三个半小时，日本四小时。而中国馆门口却基本不需要等待。 两次世博会的窘境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时的几个重大弊病：一、自以为很懂中华文化，却找不到中华文化的任何一个真正能吸引人的象征图像，找出来的都那么枯燥和简陋；二、几乎不知道当代国际间的高层审美趋向，把各国观众都幻想成了“爱国老华侨”；三、连那些最发达的国家也小心翼翼地请出了全国一流的文化智者来设计自己国家的文化窗口，而我们显然变成了某政府部门下属的一个行政行为，越是层层审查就越是平庸刻板；四、盲目高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现代魅力，以为展馆的主体内容———满壁浮雕、四大发明、先秦诸子、珠算和出土文物会让各国观众停步仰望。与德国馆相比，中国馆缺少智慧的巧思。与法国馆相比，中国馆缺少自嘲的幽默。与日本馆相比，中国馆缺少面对未来的创新。与韩国馆相比，中国馆缺少通俗的亲切和美丽……加在一起，中国馆严重地欠缺智慧，欠缺创新，欠缺想像，欠缺亲切，欠缺互动。   不能过度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借着两届世博会中国馆的教训，引申开来，证明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时还存在着一系列观念问题。这是文化交流的起点，必须认真面对。 　　第一，文化在至高的精神层面上，是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碍。中国文化确实伟大，但并不具有全人类终极意义上的特殊性。许多人都在说，中国文化独创了许多东西，比如，“己之不欲，勿施于人”、“以人为本”等等，其实，这些原则在人类别的文明中也提出过，并不是我们的独创。另外，像“和平”、“科学”、“和谐”、“平衡”、“与时俱进”这些概念，也一直是全人类的智者所共同坚持的，我们常常会赋予它们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含义，但不宜在文化意义上说成是中国文化的独创独有。 　　反过来，我们又常常有一个误会，把许多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看成是西方文化，而一说西方文化又立即产生民族主义的防范心理。结果，明明置身在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之中，却偏说民族主义的话语，硬把自己降低了，又被别人陌生化了。 　　如果我们更多地承认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不是口头上承认而是心底里承认，情况就会大大改观。比如，前不久，一些加拿大华裔学者成功地把南京大屠杀写进了教科书，他们说，以前我们中国人往往在申诉中国的苦难。外国学生会觉得在过去的战争中世界上受苦受难的民族很多啊，不会太在意，我们把这件事提升为现代世界公民必须遵守的人道底线，那就可以被广泛接受了。 在汉诺威世博会上，德国馆大厅是一大堆德国伟人的未完成塑像，贝多芬、黑格尔、马克思等等，告示牌上说，德国伟人都无法在自己国家完成，都走向了全世界，因此有理由让世界各国观众在心中去完成。而且，还请世界各国观众在黑板上补充在自己国家出名的德国人。德国人那么骄傲，却把民族性放在世界性和互动性之中。法国馆的主题是法国走在十字路口，不知往哪里去，希望世界各国观众出主意，它们都突出了文化的向外互动价值。   文化的差异未必导致冲突 　　第二、既然文化在至高精神价值上承认人类共通，那么，在具体呈现形态上则要承认差异互赏。在这两方面，我们常常搞颠倒了，一方面对可以共通的精神价值心存疑虑，另一方面又对不可能趋同的文化形态进行着趋同式的误导。例如，常见这样的报道和评论：“京剧征服了世界！”、“美国好莱坞和日本动漫争夺中国青年”，等等，把文化形态的问题上升为国家化、民族化的统一思维，幻想着文化形态上你死我活的冲突。 　　文化在呈现形态上，以差异为第一特征，以差异间的互相欣赏为第二特征。李白和杜甫是好朋友，但是如果他们因为友情而产生了写作上的趋同，则是唐代文化的悲剧，幸好没有发生。这还只是在说一个民族的一个朝代，如果把事情扩大到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文明背景的文化之间，差异就更重要了。 　　我们在外交上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叫“求同存异”，但在文化形态上不能随便地搬用此概念，因为在那里最怕“求同”。好莱坞“征服”不了世界，发行量并不是“征服”的证据。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他们没有自己的电影业，看的全是好莱坞，连当时的伊拉克都是这样，但说到底，他们根本没有成为美国文化的俘虏。正如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所说，难道吃牛羊肉就会变成牛羊？同样的道理，京剧也不会征服世界，《红楼梦》也不会征服世界。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经济发展中作出这种奇怪判断的，但在文化上我敢肯定：不会。如果哪一天，南非、冰岛、拉丁美洲的学校中都被迫响起了背诵楚辞和唐诗的琅琅书声，那么，屈原和李白在天之灵也会痛哭失声。因为这对中国文化来说，也绝非吉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征服亚洲而半途夭折，反而造成希腊文明衰落的教训，便是例证。 　　文化以差异并存为美，以消除差异为丑。文化上的差异，绝大多数构不成冲突，正如我心中的欧几里德、黑格尔、康德，遇到我心中的孔子、苏东坡、王阳明，是互相欣赏、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冲突、互相取消。小小的灵魂能这样，大大的世界为什么不能这样？因此，我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赞成南非大主教图图所说的那句话：我们为差异而欣喜。 在当今世界，中国文化在传播中要做的，不应该再频频发布强加于人的信号，而应该崇尚文化差异，并从中争取中国文化的话语权。   中国文化必须在现代世界寻找新的支点 　　第三个观念性障碍，是对自身文化的认知。我们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长期身处其中，哪会不知道中国文化？因此产生了一种目空一切的文化自傲，还把别人的文化反思批判成了文化自卑。其实，中国的古人言谈，并不等于中国的文化实践；中国的文化历史，并不等于今天的文化实力；中国的文化优势，并不能掩盖它的严重缺憾，而身处文化之中，更不等于获得了文化自觉。这就像我们天天呼吸，却并不一定熟知自己的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更不一定熟知城市的空气质量。 　　中国文化在今天正处于重新选择、自主创新的关口之上，而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对话和融合，正是中国文化选择和创新的重要契机。 　　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把经济放在前面，把文化放在后面，这是一个聪明而又无奈的设计。没有想到的是，经济大发展所产生的震荡需要由文化来平衡，尚未转型的文化却成了大家索求的对象，于是文化更加变得怪异。把大话、空话当作文化话语，把伪饰、琐碎当作文化格调，把嫉恨、互伤当作文化行为，出现了“处处是文化却找不到文化”的现象。两次世博会中国馆的境况，正局部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失语状态。 我诚恳地希望，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人，一方面，需要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要以国际坐标来筛选和重组中国文化。要直率地告诉国内，国际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许多文艺演出在国外的所谓“轰动”，主要是那些在国外的中国新移民一解乡愁罢了。国际间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兵法、武打、变脸、权谋或唐装。中国文化必须找到在现代世界堂皇存身的支点，既不是经济支点，也不是地理支点，而是文化本身的支点。这就需要不少醇静的中外文化学者一起来深思切磋，然后逐渐普及，再在普及中不断调整。现在离目标还相距甚远。   文化交流主要通过感性形象来实现 　　第四，文化交流的结果，是普通人对某种文化的自然喜爱和寻常好感，既不是国家话语，也不是概念话语。形象大于思维，感性大于概念，行为大于口号。最近几年不少官员和文人越来越喜欢用一大堆朗朗上口的成语、古话、形容词、排比句来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其中不少概念翻译成外语后，很难让别人搞明白其中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变成一种捉摸不透的“语言流”和“概念团”，成了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障碍。  　　我记得，德国诗人歌德对中国人情感方式的惊喜发现，是通过中国古代一部三流小说《风月好逑传》，而不是通过他早年就读过的《论语》和其他中国经典。其实，我们对德国文化的感受，也不是通过什么官方话语，而是通过歌德、贝多芬、巴赫。 　　在当代传媒间，连篇累牍的概念式话语，常常比不过一张照片的反作用，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此外，概念式话语由概念式人物说出来，更难感动普通人。政府官员、发言人固然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物，但他们的职务带有一定的概念性，人们更容易想到他们的职务所包含的背景，因此比不上街头的随意采访更有说服力。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文化交流也必须选择真正具有国际说服力的感性形象。一个泰戈尔，就让印度文化纳入了西方主流文化。一个海明威，让欧洲文化接受了美国文化。在中国古代，玄奘、鉴真、朱舜水、利玛窦、汤若望、徐光启，都是这样的文化桥梁人物。在中国近代，胡适、赵元任、林语堂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物，可惜兵荒马乱间都不得不中断了文化纽带的作用。现在中国的姚明、郎朗和几位具有国际号召力的电影演员，倒是实实在在起到了积极的文化纽带作用。我相信，在今后，文化交流主要不是以国家话语、行政活动的方式，而是以有魅力的桥梁式人物为中心来开展的。这种桥梁式人物，可能是艺术家、运动员、学者、慈善家、宗教家，但大多不会是官员。对此，我们要期待，要发现，要守护。   ▲（作者是中国著名文化学者。）   责任编辑: ecoadmin